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范文

［摘要］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对明代的政治活动、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等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进士登科录；社会；文化

作为明代人事档案和科举制度的实物例证，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文献。早在1969年台湾学生书局就把台湾中央图书馆及原北平图书馆所藏共六十余种明代各类登科录影印成《明代登科录汇编》一书。由于政治原因，此书直到上个世纪末，也就是数年前才在中国大陆发行。此时，美国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已利用台湾、美国所藏的诸多明清进士登科录出版了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1]。此后，另一位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艾尔曼也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撰成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China（《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考试文化史》）[2]。近年，这些明代进士登科录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然多限于作为文献资料的征引，而对于进士登科录本身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为此，笔者已撰“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3]、“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4]等拙文以抛砖引玉。令学术界雀跃的是，2006年11月，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汇编·登科录》已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天一阁的镇馆之宝——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大量影印出版，必将对中国科举制度史和明史的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进士登科录对明代政治活动、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等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因为明代《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等是记载登科者的名册，在当时具有政府档案性质，故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乡试结束后，皇帝御览山东所进《乡试录》，亲手批阅第五问“防边御敌策”：“此策内含讥讪，礼部其参看以闻。”结果，监察御史叶经被廷杖致死，布政使陈儒被降为陕西宜君县典史，对其他相关人员如考试官教授周矿等也俱严加究治。此外，该科贵州《乡试录》“亦以忤旨，御史为民，右参政等各降三级”[5]（卷82，P1572－1573）。皇上对各省《乡试录》，尚且如此关注，对礼部主持刊刻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的重视可想而知。

首先，《登科录》有时被拿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正德六年（1511），费宏为礼部尚书知贡举，指摘该科《会试录》中文字方面的疵谬，用白纸条粘于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武宗召见辅臣李东阳等并让他看那本《会试录》，于是考官刘忠闻风便请致仕[6]（卷6，P691）。正德九年，费宏因为梁储位在己上，而梁储是该科主考官，于是又将《会试录》旁“注贴说指摘以进，上察知之，置不问”[6]（卷6，P698）。一连两次费宏用《会试录》来打击和排斥自己的政敌。

万历四年（1576）正月，监察御史傅应桢上疏指责首辅张居正。一日，皇上在文华殿听讲完毕，就把这道奏疏拿出来让张居正看。疏中说傅应桢有八十老父，而取出《进士登科录》一查核，他登科时填写的是父亲已经亡故。前后矛盾，皇上以为欺君，盛怒之下想对傅应桢施以廷杖之刑，后赖张居正委婉解释乃得一免[7]（3编，卷14）。

据《明史·倪元璐传》记载，崇祯年间，辅臣温体仁唆使刘孔昭攻击倪元璐，说倪元璐之妻陈氏尚存，而妾王氏冒充继配得以再次敕封，败礼乱法，于是皇帝下诏命吏部核奏。倪元璐的同乡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倪元珙都说陈氏因过被休，王氏乃继娶，并非小妾。温体仁很失望，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等行勘，即票拟一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于是，倪元璐就糊里糊涂地被勒令落职闲住。作为对刘孔昭的奖赏，温体仁提拔他为南京操江[8］（卷265，P6840）。

其次，《登科录》有时还被当作“举荐之资”。《登科录》一个重要的作用是登科进士身份的证明。宋辽和议，宋朝人遣使馈送，辽国皇帝亲自查收。“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记》验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赐赉物则密令人体探”[9]（卷8，《本纪》第15，《圣宗》6）。宋代的寇准出将入相，历镇方面，地位尊崇。他曾告诉侍从人员，若有过客造访，应当把来访者的《同年小录》（即《进士登科录》）与参状一并转呈。若此人是其同年，且年龄又在己上，寇准便对他非常礼遇，“虽州县小官，亦展茵席以叙拜”，历来被传为佳话[10]（卷上）。

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进士家状”能提供出该科每个进士的很多重要信息。明人顾清《送余大尹序》载：“弘治丙辰，吾华亭尹以阙告。其八月，《进士登科录》成，邑人之在朝者聚观焉。曰择尹必于是，安得忧国爱民廉平而仁恕者为吾父母乎？旁有识者历指而议之曰：某也可，某也可，某也限以地，某也拘以资，某与某其可也，如是者数人，而余君端卿为首称。未数日，吏部拣堪县令者二十有五人，居浙西者四，而华亭果得君。”[11]（卷17，中集13，《北游稿》，《序》）说明在当时《进士登科录》作为政府人事档案，并且还是公开的档案，对于人事安排多少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再次，《进士登科录》与《同年录》一样，又是该科进士同年联系的纽带。作为同科进士的题名录，《进士登科录》虽不像《同年齿录》那样严格按照年齿排序，同样也起到该科同年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曾上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12]（卷44，《选举志》）他认为参谒座主，实际上就是“附党背公”，此后进士期集、参谒及各种题名活动尽行废止。这也证明题名本身也能起到增进同年之间、座主与门生之间感情的作用。明代，王守仁《书同门科举题名录后》载：“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观之，则文中子之门又奚足异乎……”[13]（卷28，《续编》3）这里“邃庵先生”也就是明代中期大臣杨一清。此外，东林党多进士出身者，他们还编录了一部《东林登科录》。

二

《登科录》在唐宋以后广为流传，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几个侧面加以说明。

在古代，人们可以通过《进士登科录》上的信息来了解一个人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字号、年甲、里居等等。宋人吕本中《轩渠录》载：“米元章喜洁。金陵人段拂，字去尘，登第。元章见其《小录》，喜曰：‘观此人名字，必洁人也’亟造议亲，以女妻之。”[14]（卷34上）正是在《小录》上看到了“段拂，字去尘”这个给人清洁印象的名、字，米芾才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元人李祁《龙子元书香世科序》载：“……予以元统癸酉及第，凡所受国朝官府文凭及程试文字、《登科小录》之类，遭乱荡无一存。每念一同年，欲记其年甲里居，无从征考，辄太息痛恨而止。乡里后生辈或来问向时程试文字，漫不复记，无一语可答，又太息痛恨而止。”[15]（卷3，《序》）明人蔡清《寄周黄门书》载：“南都别后，……既而得睹执事于《壬戌登科录》，继闻两县卓异政迹，虽音问两阔，而中情相爱如春矣。”[16]（卷2，《书》）这都说明作为进士花名册的《登科录》，是人们认识了解这些进士的一个途经。《进士登科录》“进士家状”中对母亲诸如“嫡母”、“前母”、“生母”、“继母”等称谓，在现实生活中也起到示范和准则作用。吕木木木《进士登科录》“进士家状”中祖、父母的存亡情况，与现实生活也休戚相关。明代根据祖、父母存亡情况可分为五种：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父母俱存曰“具庆”，父存母故曰“严侍”，父故母存曰“慈侍”，父母俱故曰“永感”[6]（卷1，P482）。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5月第1版，第2页，标点有误。当为：“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已有说明。进士登科是人生一大喜事，如果父母健在，即“具庆”，当然是全家皆大欢喜。反之，如果父母俱亡，也就是“永感”，即便是折桂蟾宫后一时的喜悦，也挡不住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凄楚。吴宽《永感诗后序》：“今礼部有《登科录》所以录登进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传于世也。……于其人曰具庆，则众必以为喜，至曰重庆，又喜之甚也，于其人曰严侍、慈侍，则众必以为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庆者视严侍慈侍固多，然重庆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宁吴君宪之其一也。宪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诗慰之。”[19]（卷40，《序》）这里说的是成化八年第二甲第六十五名进士吴文度，《成化八年进士登科录》载：“贯应天府江宁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宪之，行四，年三十二，十一月初八日生。曾祖昭；祖全；父靖，教谕；母钱氏。永感下。”[20]（第3册，P1181）他中进士时父母皆已作古，“宪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诗慰之”。诗虽可聊慰一时，但终究无法排解他失去父母的凄楚和无奈。另外，明成化年间，绩溪县有一姓胡的人家，延师教其三子，一日这位私塾先生说：或许会有个成才的。于是胡处士便把“具庆堂”三字，贴于门楣，“盖隐然有取于《进士登科录》中语也”。成化癸卯，老二文光果然领南畿乡荐，继登甲辰进士第，正符合“具庆”命名之说。第二年文光遇恩例，得赐归省于绩溪。“将与其兄弟称寿于斯堂，以昭其初命”，一家其乐融融，令人生羡。程敏政特作《具庆堂记》一文以记盛[21]（卷15，《记》）。文光，即成化二十年第三甲进士胡光，字文光，历官广州府推官、云南曲靖军民府同知等[22]（卷6，《选举·科第·国朝》）。可见，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形。

《进士登科录》中所署官衔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进士登科录》中有读卷官、提调官、监试官、受卷官、弥封官、掌卷官、巡绰官、印卷官、供给官等人员职衔、姓名及功名。如果列衔错误，是会闹笑话的。据《觚不觚录》载：“……偶阅《万历癸未登科录》，则倪银台光荐，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衔，皆可笑也。当时代言者亦误，只当称‘掌通政司事’，不当言‘管通政使事’也。”[23]通政使是通政司的最高长官，只能说“掌通政司事”。倪光荐在《万历十一年进士登科录》中的列衔确实可笑。又《菽园杂记》载：“近者有以都指挥掌锦衣卫事者以‘带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礼部于登科录列衔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权要之地，而贬制度以顺之也。使生杀予夺自己出者，以势临之礼仪制度，欲不紊乱得乎。”[24]（卷4）因易与军职犯私罪者“带俸差操”发生联想，所以以都指挥掌锦衣卫事者对“带俸”二字极其反感，在列衔时径直删去。“礼部于登科录列衔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是标明人物身份的官衔，作为一个小小的政治文化符号在《进士登科录》中也有所体现。

三

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明代进士登科录已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在明人的笔记、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皆有体现。

1-笔记

明代文人的笔记中多有关于进士登科录的记载。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关于进士登科录的记载多达十几处，足见他充分利用了当时存世的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卷二二《史乘考误》三：“《野记》言：永乐初状元本曰李马，……又谓是岁进士有林廷茭者，闽人，……考《戊戌登科录》，亦无所谓林廷茭者，其误可知。”[5]（P406－407）

卷八一《科试考》一：“（正统）十三年戊辰，命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高榖、侍讲杜宁为考试官，……是岁《登科录》，李泰书父永昌，司礼监太监。”[5]（P1554）

此外，另一部著名的明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多次提到进士登科录，例如：

卷一四《科场·薛文清主试》：“英宗天顺元年，南宫之试，阁臣许彬子名起，与忠国公石亨侄名俊者，同登进士。……但《登科录》刻许起书兄越奎文阁典籍，遍考列朝无此官，然刻录必不误。盖英宗时犹仍国初旧制设员，今《实录》、《会典》诸书俱不载，则旧官之不传多矣。”[25]（P374－375）

卷一六《科场·登科录父祖官》：“登科有录呈御览，其三世父祖爵秩，但直书某官，如尚书侍郎以至郎官及外僚，并不书所官何部分何地方，此例相沿已久。近日始有分析写某地者，最为失体。若曾削籍，则空白如庶民。曾降级，则书现任或所终之官。非若私行序齿录可以前衔混入者。近见今上丙戌科《登科录》，湖州人潘大复，父名季驯，以太子少保刑部尚书为民，时尚在家未复官，其名下竟空不书爵位，最为得之。然亦故事相传如此。至于二甲第四名查允元者，杭州人，其父查志立，名下书参政，余按志立虽曾为大参，以计典左官，后补参议，以事褫职。归田已久，从未牵复，安得仍称故官？君父之前，似不宜诡饰，而在事亦无纠正之者，其后纷纷不可胜纪矣。”[25]（P419）

由此可见：明代科举制度，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文体较为自由的笔记记载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进士身份证明的登科录已成为科举时代文人的一种情结，当然也就成了文人笔下的常客。

2-小说

把小说与科举联系起来，人们首先会想到清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想到范进中举后的疯癫。同样，明代小说也提到了科举，提到了进士登科录。

如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四载：“闻人生见姑娘说出一段大道理话，只等忍情与静观别了。进京会试，果然一举成名，中了二甲，礼部观政，《同年录》上刻了‘聘杨氏’，就起一本，给假归娶。……”[26]（P1526）这里所言“《同年录》”，实际上指的是礼部刊刻的《进士登科录》。作者用礼部刊刻登科录来进一步说明闻人生进士登科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并为下文埋下附笔。

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一《满少卿饥附饱，焦文姬生仇死报》也提到了登科录：“前日我见你《登科录》上有名，便已为你留心此事。”[27]（P586）满生一中进士，叔叔满枢密便想把朱从简的次女许配给他。

3-诗歌

中国是诗的国度。科举制度又在中国延续了十三个世纪。千百年来，蟾宫折桂是多少士子梦想的天堂。因此，历代文人也常把登科录歌之于诗，流露出他们对进士登科的憧憬和赞美。当然，人们观看、欣赏登科录时的心情，也往往因人、因时不同而各异。

一种情况是把登科录作为进士登科的代名词，“登科录”等字眼多在诗歌的内容中出现。唐代刘禹锡《赠致仕滕庶子先辈》：“朝服归来昼锦荣，《登科记》上更无名。”[28]（卷25，《杂体三十九首》）北宋强至《东阳吴氏昆仲并荐诣阙》：“来春早附《登科录》，甲乙应联旧姓名。”[29]（卷6，《七言律诗》）南宋陈藻《壬戌重午于潜李氏作》：“居然多仕版，壁列《登科录》。”[30]（卷1，《诗》）明代礼科都给事中张宁《何都宪重庆堂》：“阶下芝兰满屋香，庭前桥梓再重行。徽名早著《登科录》，盛事宜标世宅堂。敕诰定联云锦轴，儿孙齐著彩衣裳。只应万石君家似，世德相传福履长。”[31]（卷9，《七言律诗》下）作者用“徽名早著《登科录》”一句代言进士登科。

另一种情况是观《登科录》有感而兴，“小录”、“登科录”等字眼多在诗歌的题目中出现。当然，诗歌多因诗人的心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情调。宋人梅尧臣《依韵和梅龙图观<小录>》[32]（卷53）、王之道《书子莱<丙戌登科题名小录>后》[33]（卷14，《七言绝句》）、金人李俊民《题<登科记>后》[34]（卷8，《序》）等皆如此。明代于谦，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在土木之变后誓死保卫北京，堪称“救时宰相”，《明史》盛誉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8]（卷170，P4553）。他曾赋诗《观<登科录>感兴》一首：“圣主垂衣御九重，群贤汇进万方同。文明启运天垂象，豪杰乘时气吐虹。柳汁染衣新样绿，花枝映面醉颜红。当年我亦曾遭际，涂抹于今避下风。”[35]（卷11，《杂体》）流露出他时下的落魄抑郁以及对当年登科时的美好追忆。无独有偶，正是使于谦含冤而死的徐有贞，也有一首关于《登科录》的诗作——《谢沈司封中寄<登科录>》：“圣明天子龙飞日，豪杰人才豹变时。礼正不违天地道，乐和应见凤凰仪。怜君却寄《登科录》，笑我犹歌在涧诗。惟有仲舒三首策，对扬还欲向彤墀。”[36]（卷1，《蒙学稿》）这首诗写在他尚未登科之时，字里行间已窥见他不甘人下的雄心。他于宣德八年(1433)成进士，《明史》说他“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8]（卷171，P4561）。后来，他与石亨等人发动“南宫复辟”，拥立英宗复位，接着又陷害于谦、王文等人，为世人所不齿。

综上所述，明代进士登科录作为科举考试的原始记录、政府的人事档案、进士登科的象征，已完全融进了明代的政治活动、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之中，成为明代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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