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校园称谓语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范文

摘要：

不同的国家、民族，称谓语间的差异不只是语言层面上的，还与其文化间的差异有着直接、紧密、深刻的联系。中日两国校园称谓语间的差异归根结底应是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差异的体现。文章从职官称谓、拟亲属称谓、称谓语“老师”、绰号称谓四个方面入手，对中日校园称谓语间的差异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对比和剖析。留学生要想“地道”地使用目的语国家的校园称谓语，在学习其语言形式的同时，了解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必不可少。

关键词：

中日；校园称谓语；差异；原因

不同的国家、民族，因语言不同，各自的称谓语自然会以不同的文字、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不同的国家、民族称谓语的不同，其差异并不只是语言层面上的，还与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有着直接、紧密、深刻的联系。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和文化。称谓语的不同自然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间的差异。中日两国校园称谓语间的差异归根结底应是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差异的体现。

一、职官称谓

在中国校园中，老师和老师之间互相称呼对方的职务，如“许主任”、“董校长”等等再正常不过了。学生对老师有时也会以职务相称，如“系主任”、“班主任”等。更有甚者，学生间也会以官职相称，如“班长”、“支书”、“社长”之类的。可以看出，在中国校园内，职官称谓是相当普遍的。然日本却大不同，职官称谓在日本校园中相当罕见。究其原因，恐怕不得不从各自的文化说起。汉民族的职官文化早熟且发达，对中国历代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政府组织就已高度发展，各级官职设置周密，名目繁复。职官与个人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等都有直接关系，因而职官称谓的使用相当普遍。如我们熟知的“杜工部”和“韩吏部”实则就是对“杜甫”和“韩愈”的职官称谓。只因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韩愈曾任吏部侍郎。类似这样的称谓可谓数不胜数。后世流行的某些职业、职衔称谓，如“大夫”、“教授”、“博士”、“郎中”、“导师”等，实际上都是由职官称谓演变而来的。近现代社会以来，中国的职官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职官文化仍具广泛影响，职官称谓的使用依然普遍。除了政府机关、公务活动等必须使用职官称谓，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对担任一定职务的人，习惯上还是使用职官称谓居多，因为人们认为这样比其他任何称谓都显得更为尊敬礼貌。因此不难理解中国校园中，老师之间、学生对老师以及学生之间时常会出现的官职称谓了。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上下、尊卑”的观念也非常明显，这一点也会体现在官衔、职衔的称谓上。但日本并不只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很广泛，倡导自由、平等的思想就是其一。因此，日本校园当中，仅仅是老师对学校管理层的领导会用职官称谓，而老师之间、学生对老师以及学生之间并不使用。

二、拟亲属称谓

拟亲属称谓就是指对没有亲缘关系的交际对象使用亲属称谓来相互称呼，是汉语中普遍使用的一种称谓形式。在中国校园中，学生对后勤人员经常会以拟亲属称谓相称，如“楼管阿姨”、“看门大爷”、“食堂大妈”等等。这些称谓使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可以称得上是绝对的大众化称谓。其次，学生间的拟亲属称谓也是相当普遍，“师兄”、“学姐”、“X哥”、“老三”等等，都是这一称谓的具体表现形式。那日本校园呢？可以说此类称谓是几乎不用的。为何如此？也得从两国的社会文化入手探其究竟。拟亲属称谓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深层渊源还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它是家族意识的扩大和延伸，是宗子意识的泛化，是传统礼俗意识对人的交际行为规范的结果。它与我们的社会结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人们往往比照亲属之间的年龄、辈分，借用亲属称谓语来称呼对方，它被普遍应用于邻里、同事、同学、官民、主仆、师徒、朋友等各种关系的人群中。为了表示礼节，人们总是用拟亲属称谓称呼对方，即使知道对方的姓名和职业。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类称谓往往具有其他称谓所不具备的神奇功效，那就是它会显得彼此更亲切、亲近，具有缩小说话人和说话对象间距离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校园里，学生对后勤人员以及学生之间拟亲属称谓会频繁出现。相比较，日本则不然。日本人具有非常强烈的集体或集团意识，他们的集团意识不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是以他们赖以生存的公司、社会，甚至国家为核心，所以日本人的亲属意识相对较淡薄，不太重视旁系亲属。因此，在日语中可供使用的亲属称谓较少，在已知对方的姓名和职业时，日本人会选择使用姓名称谓和职业称谓。这也就是为何日本校园中拟亲属称谓使用并不广泛的原因之一。其次，日本是个有着强烈归属感的民族，但他们有着这种群体意识的同时，更渴望和追求在种种和谐统一的群体关系中合理的自我位置。所以，日本人注重自己和他人（包括家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并保持相对的距离。过远显得太冷漠，过近又显得太亲昵，二者均被认为是“失礼”行为。所以，这种不即不离、不远不近的交际原则使得拟亲属称谓的使用自然不会过于频繁。另外，日语的拟亲属称谓又具有绝对的年龄限定，有一个客观的社会标准。例如三十岁以上，已婚有小孩的可称为おじさん（叔叔）、おばさん（阿姨），而七十岁左右，已退休的才能称为おじいさん（爷爷）、おばあさん（奶奶）。如果贸然对陌生人、对年青的陌生人使用拟亲属称谓常常被看成是非常“失礼”的行为，甚至会导致交际失败。因此，日本人对陌生关系者使用拟亲属称谓是慎之又慎，所以校园中没有太多的拟亲属称谓实属自然。不同的是，汉语受宗法制度的影响，选择称谓语时，看重权利关系和上下关系。但是，如果这两种关系不明确时，汉语则注重拉近人与人的社会距离。邻里、朋友、同事，甚至于陌生人以及临时关系中都时常会使用拟亲属称谓。因此，这也可以算做中国校园中拟亲属称谓使用频繁的原因之一吧。甚至，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校园中老师间使用“‘老/小’+姓”，老师对学生使用“‘小’+姓”、“去姓称名”或是“昵称”，以及学生间的种种“昵称”等也都是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体现。

三、称谓语“老师”

无论是中国校园，还是日本校园，对于任课教师，称谓都是一致的，中国是“老师”，日本是“先生”。然在中国，“老师“也是对教辅人员最最主要的称谓方式。而日本则大不相同，日本学生只会称呼教学岗位上的人为“老师”，而对于教辅人员，“○○さん”、零称谓以及“事務室の人”才是恰当的称谓方式。在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老师”一词被定义为“教学生知识的人，尊称传授文化、科学和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于是，在大学校园中，对于教学人员“老师”是他们当仁不让的称呼。然在当今大学校园里，学生们不仅对教他们知识的教师称之以“老师”，对图书馆、实验室以及行政办公室等非教学人员也称之为“老师”。众多研究结果指出此现象是由于对非教学人员称谓语的缺失而造成的。然而，在日本大学校园，对非教学人员同样也是称谓语缺失的情况下，却未出现类似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礼貌原则具有普遍性，但不同文化在体现礼貌的方式、侧重点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都有所不同。中国人在交际的时候，对与自己有临时关系的人，一定要使用泛称后再进入话题，使用零称谓就不自然，有时就是不礼貌。且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指出，中国人在使用称谓语时一般遵循“尊人贬己”这一礼貌原则。于是，在校园中，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工作人员时，“老师”这一称谓便成为最稳妥最“合适”的称谓了。相反，日本人在进行交际的时候，对于与自己有临时关系的人，直接使用“挨拶言葉”（寒暄语），而不使用称谓语则是礼貌的。再加上日语中“先生”一词是对教师、医生、律师、政治家等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的尊称，因此绝不可能随意滥用。若是对某个本不该被称为“先生”的人使用了“先生”这一称谓，极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对对方的讽刺。另外，中日校园中对后勤人员称谓的差异也应是这一礼貌原则的体现吧。在中国，介于不称呼对方就会显得不礼貌，于是就会有“直呼岗位”、“直呼‘师傅’”或是使用拟亲属称谓。日本虽然也有像如“八百屋さん、本屋さん”之类的职业称呼，但一般不面对面直接使用，而同样也只是使用“挨拶言葉”。

四、绰号称谓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校园称谓语中的绰号问题。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日本学生，都会偶尔给老师起些绰号。所不同的是，中国学生给老师的绰号形式极其丰富，有体貌特征类的、有普通形式的、有詈语式的。如“秃头陶教授”、“灭绝师太”、“老处女”等。而相比较而言，日本学生给老师的绰号形式则比较单一。如“森下（もりした）→もりし”、“ドラえもん（又矮又胖的男老师）”。至于学生间的绰号，情况也类似。日本学生大多是根据对方的原名进行音节上的省略或变化，或者根据对方的外形特征来选取，相对保守。如“天パ”、“ひめ”、“ハゲ”等。而中国学生在此方面简直可以用极尽所能来形容，发挥想象和创造到了极致的地步，形式相当之丰富。如“哲人”、“少女杀手”、“忧郁小黄瓜”、“愤青”、“鲶鱼嘴”、“睡寒三友”等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绰号是一种特殊的称谓语，就是根据某人身上的一些特点，给其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称谓。绰号也叫外号，古已有之，并非新生事物。给人起外号一直都是世界性的言语交际现象。但外号如何起，如何叫，则因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年北大教授IssacTaylorHeadland(1859-1942)在他的“TheChineseBoyandGirl”一书中有点夸张地说，中国人性格中有给每个人起外号的倾向。那么校园中的大学生自也不例外。中国的大学生生活和学习都在校园之中，同学间互相熟悉彼此了解，于是互赠绰号自然在所难免。再加上大学生们善于幻想，勇于创造的性格特征，绰号种类千变万化也是情理之中。但绰号文化之所以能称之为校园文化的代表，归根结底还得归功于中国人活泼、随和的民族性格。在中国人看来，好友间互称绰号那是亲密的表示。日本虽与中国毗邻、两国自古往来频繁，但两国文化在似曾相识中又有质的不同。日本是所谓的“纵式社会结构”，上下等级尊卑较严，讲究礼仪谦恭，陌生人之间较难接近，即使是朋友同学之间也要分清长幼，需要使用敬语。因此，绰号的使用限制也就比中国多。一般只能在背地使用，当着本人的面叫，常常被视为无礼，甚至会惹怒对方。因此，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日本学生彼此间起绰号的概率较之中国学生自然要小很多，再加上日本学生都是校外住宿，彼此间接触熟悉的程度比起中国学生来说也要低很多，所以日本校园中绰号的种类稀少、使用不多自然合情合理。

综上所述，中日校园称谓语有诸多异处，究其原因，都能在两国社会、历史、文化中找到根源。丁夏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从某种意义上，对语言运用的‘地道’是比‘正确’、‘规范’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因此，为了力求“地道“，我们在学习对方国家语言的同时，究其根本，探其缘由就显得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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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之欣，张迈曾.汉语亲属语扩展用法调查[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2）.

作者：马华 单位：榆林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