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创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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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原则

从狭义的概念来说，企业文化创新就是企业对其他文化进行消化性融合，其目的是建设自身新的企业文化模式。企业文化创新并不是对各种文化简单地进行拼贴，也不是否定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矛盾，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将外来的文化要素纳入本己的、正在建构的新的文化框架之中，并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变革，赋予其在新的框架中的新的意义和本己的功能。因此，深层的企业文化创新，必定是在本已框架中对各种文化的深层沟通和融会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创新引导着企业文化发展的方向。

从全球化维度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企业文化竞争使保持着自身传统文化的民族面临着西方现代性的挑战，要想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须加强企业文化的创新，同时，这种创新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兴衰，全系于文化创新能力的高低。文化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文化竞争力的内核。对各企业文化而言，真正的成功传承也必然是以创新的形式对传统进行超越性发展。

企业文化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创新机制的实施。首先要冷静地反思自身文化的优点和缺陷，其次，要深刻认识外来文化和新产生的本土文化要素的精神品格，第三，要开通文化融合的中介渠道，避免对不同文化要素进行任意嫁接。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的，只有这样，新的文化要素的生命力才会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保留在新的文化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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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样性原则

从人类文化史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既存在着共性，又存在着差异性。这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性，这是各种文化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存在论前提；而另一方面，人类的民族差异、社会存在形式的差异和个体差异，以及各种文化产生的特定背景，决定着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当具有差异性的文化相互交流时，文化不适应、矛盾以至冲突会发生。文化的差异性和客观冲突，是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保证。在差异和对立之中，产生着文化发展的动力，丰富着整个世界文化图景。

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文化发展的负面现象，而正好表现进行文化创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必须辨证地对待全球化时代多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既不能因为文化多样性有积极的一面而对其不加限制和规范，也不能因其有消极作用而闭关自守、使民族文化处于封闭性的单一状态。正确的态度是在肯定合理的多样性的前提下，从文化多样性中寻求不同文化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一面，做到求同存异。求同，就是努力寻找和扩大各国文化共有的价值观，正视全球人民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上的共同性，争取在一些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存异，就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它们的地方性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容许多民族自身文化的丰富个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承认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的同时，对其他民族文化采取宽容、理解和学习其优点的态度，只有这样，全球各种文化才能呈现出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季羡林先生在《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一文中说：“人类必须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并且接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各种文化之间才能进一步寻求相互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的文化理解和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这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理想。

企业文化创新与社会文化建设是一致的。因此，企业文化创新决不意味着某一种文化能够“同化”世界上的其他多种文化而取得“王者至尊”的地位，或者不同的文化都放弃自身的生存特性而最终任意地融合成一种偶然的单一文化，企业文化创新强调各种文化都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文化模式的对峙，更多地关注多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所形成的仍然是多样性的系统。同时，企业文化创新也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实行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革命，建立起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份的多样性概念，使文化在本土与异域、现代与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灵活地穿越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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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化原则

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两个侧面而言，一般认为，全球化推动着各种文化间的认同潮流，使人类的共识越来越多，使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和交融越来越普遍；而本土化则推动着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路向有充分的认识和预料。事实上，全球化的确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文化语境，但是在这个语境中，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很容易造成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迷茫和失落，尤其是在世界各国文化实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同时它也负载着发达国家，即文化实力雄厚的国家的实际利益和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向第三世界推行其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来谋取其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在全球的全面垄断地位，从而强化沃伦斯坦所描画的“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疆、既联结又对立的模式结构。这对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一场苦难。

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基和发展动力，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民族的意义上说，真正统一的全球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意味着成千上万未曾谋面的同胞之间的一种文化上的深刻认同和情感纽结。任何民族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就都必须固守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在国际文化交往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文化或者说美国文化作为一种地区性文化，它从某些侧面也反映了人类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性特征；它提出、并回答了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它积累了现代科学在一定历史阶段管理的丰富经验；它取得的大量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积极意义。因此，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进步的环节，也是人类的成果。但是，企业文化创新不能以西方文化为轴心和摹本，这是因为西方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它的地域特征就说明它并不具有无条件的普遍性，如果再以东亚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为参照系，更能看出，它并没有包容全球文化的普遍性框架和整合能力。西方文化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掩盖它自身的文化缺陷，因而它并不能成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非得接受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在文化创新过程中的合理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则要保持民族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要强化民族文化自身的主体意识，要努力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可以使传统文化获得一种现代的阐发，这必然推动传统与现代性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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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秩序性原则

在全球化环境中，文化在力量上的强势与弱势、在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际文化关系中必然仍旧存在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美国当代哲学家路德·宾克莱在他的《理想的冲突一一西方社会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一书中写道，“在二十世纪，几乎人类努力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本世纪内，各种社会科学真正开始复苏了。由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结果，出现了对人类行为加以控制的许多可能性，这就使许多人感到困扰。甚至在宗教领域一一一般被认为变化相当缓慢，……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受到了攻击，攻击者不仅有先锋派艺术家，而且也有许多对我们富足的社会感到幻灭的青年人。……正当我们在关于核时代价值问题方面最需要某种基本一致的观点时，我们却发现，不仅在各个国家之间，而且还在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中间都存在着重大的分歧。”针对这种矛盾和分歧，我们必须强调建立公正的国际文化秩序，这包括国际文化交往秩序和经济中的理性秩序，以及国际社会的公共秩序等，如亨廷顿所言，“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但是这种秩序不是建立在武力或霸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对话基础上的，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具有较重要的思想意义。哈贝马斯提出西方“世俗化社会”与伊斯兰“宗教社会”应互相寻求文化——政治的理解，他说：“只有当世俗社会也能明白宗教语言的表述方式时，那种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释的努力，才不会导致将宗教不公平排挤出公共生活，世俗的社会也才不会与自己重要的思想源泉发生隔绝。世俗的解释与宗教的解释之间的分解本来是模糊的。因此，划定这个有争议的界限的这项工作应该被当作一种合作，呼吁双方也同时采用对方的视角观察世界。”相互的理解，才有可能创造出多样并存、共生互动的文化氛围，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文化创新作为对失范文化或曰转型期文化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的改善策略，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如希腊曾学习埃及，罗马曾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通过这种学习和借鉴，人类文化才得以代代相续，形成为丰富的历史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以经济学话语描述的人类文化整合过程。我们应该具体研究文化史上这些“学习”、“借鉴”、“参照”、“模仿”“仿效”等等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启我们进行当代企业文化创新的新思路。我们坚信，通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企业文化的创新，一定会形成具有新的生命力的21世纪的企业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