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上奏文书的书法艺术范文

一、魏楷

魏楷书体此时在高昌流行，与历代高昌王所采取的政策是分不开的。高昌王国的这些上奏文书大都处于麴氏王国延昌年间，即麴乾固在位期间，也有义和和延寿年间的，所以这些上奏文书的书法艺术水平反映了麴乾固、麴伯雅和麴文泰在位期间书法艺术的发展水平。公元555年，突厥打败柔然，统一了漠北地区，在高昌王麴宝茂和麴乾固在位期间，几乎断绝了与中原的往来，所以中原的史籍中并没有与之相关的记载。地域上的隔绝导致了文化的交流不畅，也导致了高昌的书法艺术不能与中原内地的书法艺术演变保持一致，所以呈现出保守的特点。直到公元607年麴伯雅在位期间，麴伯雅携带世子麴文泰两次使隋，才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所以隋朝的魏楷书体传播到高昌地区，对该地区的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高昌王此时依附于大隋王朝，为了讨好隋朝，在政府的官方文书中使用隋朝流行的魏楷书体也在情理之中。

二、行楷

上奏文书中，除了两件魏楷书体之外，其他的上奏文书大都是行楷书体。行楷书体，是介于楷书与行书之间的一种书体。但是行楷书体并不是指文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行楷字体，而是纵观全篇，具有楷书和行书两种笔意，姑且称之为行楷。行楷字体，是以楷书笔法为基础，如字形偏长，左高右低，但比楷书书写自由，又比行书规正。如《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年)六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中的“将军”是规正的楷书写法，结体紧密，笔法规范，笔顺和行笔也不可以随便改变;《高昌民部残奏》的“将军”二字是行楷书体，结体灵活多样，书写自由潇洒，还可以根据个人书写习惯和笔画顺序呈现不同的书写形态，笔画的连结、替代和减省也会使字形变化多样，而且行楷书体的笔画字数也可以改变，如规正楷书的“将”有10画，“軍”有9画;而行楷书体的“将”是9画，“軍”是七画，笔画都有所减少。所以行楷书体是在楷书基础上简化笔画、增强连带以加快书写速度的一种书体。当然，在书写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如果只强调楷法，容易使字体僵化，不灵活，影响字体的结构和书写的节奏;但如果只强调速度，容易使字体杂乱无章，难以辨识。因此，行笔过程中，楷书笔法和行书笔意要保持适中，楷行兼顾，不可偏颇一方，遵循行楷书体的书写规则。

行楷书体此时在高昌地区非常流行，除了受内地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之外，西域独特的民族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西域一直是以汉族为主、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生，在西域地区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地域特色的书风。楷书形成于汉魏，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达到顶峰。此时高昌王国的楷书仅处于发展阶段，再加上当地少数民族追求自由的民族特性，因此受隋楷严谨法度的影响不大，所以不管是民间文书，还是官方文书，都以书写便捷、潇洒自由的行楷书风为主。西陲边境这种胸怀博大、潇洒自由的书风保持了楷书初兴阶段所具有的灵气和活力，自在奇肆的意态表现了边疆人民心灵的质朴和襟怀的坦荡。

三、行草

行草作为一种特殊的字体，形成于汉代。吐鲁番文书中的行草字体多出现在契约和官方文书最后的批文部分，如《高昌延昌年间兵部残奏》《高昌延昌廿七年(587)某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四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六月某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六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七月十五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七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八月十五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这些文书的批文部分所出现的“伯雅”“绍徽”“歡”“僧道”“奇乃”“佛图”“养生”“患”“樂”“慶儒”“友”，都属于行草书体，非常具有个性，倚侧多姿，形态多样。在吐鲁番所出土的文书中，除了上述字体以外，尚未发现甲骨文、金文、大篆等文字，就是小篆，由于难于辨识，不方便使用，也只是在一些官方文书的印鉴上使用。在这批上奏文书中也没有发现小篆字体，就连带有隶书意味的楷书也没有出现，或许由于出土文书的随机性，能证明这些的文书还未发现吧，这还有待考古专家们的进一步发掘。

这批上奏文书，有的保存比较完好，书法字体比较清晰，如《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六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四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六月某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廿七年(587)七月十五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等，这些兵部买马的上奏文书，虽然内容不完整，但整篇的字体和章法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有些文书残损比较严重，如《高昌延昌十四年(574)残奏一》《高昌延昌十四年(574)残奏二》《高昌时间不详都官残奏一》《高昌时间不详都官残奏二》等，虽然破损厉害，但从仅存的字体和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也可以判断出它们所处的年代。据孟宪实先生研究，这批上奏文书有的通过绾曹郎中和高昌令尹上奏给高昌王，有的直接上奏给高昌王，但从书法艺术的视角看，这批文书不管是否经过绾曹郎中和高昌令尹，最终都是要上呈给高昌王看的，所以书写这批文书的书写者的书法功底肯定不低，甚至代表着当时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所以通过研究这部分文书文本的书法艺术，可以看出当时在高昌官方文书中所使用的书法艺术水平。上至所好，下必行之，也可以说这部分上奏文书的书法艺术水平不但代表着当时书法艺术的官方通用水平，也直接影响着民间书法的价值取向。

从出土文书中的字体演变来看，不仅内地字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能迅速及时地影响和传播到西域地区，而且西域地区的书家所进行的笔法上的探索和创新的尝试也可能使内地书法家受到启发。如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王体书法历来是书法界的瑰宝，但是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我们看到，类似王体的书法字体在吐鲁番地区早已出现，只是后来被王羲之发现，并进一步提高升华而已。试想如果没有边疆书法的创新和探索，王羲之这种书体的出现可能还要往后拖延，“书圣”花落谁家，还未可知啊!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曾经在河西任职，河西距离高昌较近。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和墓砖中有很多与颜真卿书法风格相近的书法作品，尤其是行书作品，所以可以推断颜真卿也从高昌地区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高昌地区书法艺术的发展深受内地书法艺术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地书法艺术的发展，高昌地区与中原内地互相影响，共同发展。

在目前所出土的文书中，上奏文书虽然仅有18件，但足以证实行楷书体是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方通用的标准书体。除了这18件上奏文书，吐鲁番地区还出土了大量的其他文书、碑刻、墓砖和墓表，都保存了大量的有关书法艺术发展的珍贵资料，所以吐鲁番出土的具有书法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书是西域地区和我国各族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应该继续深入探寻其中蕴藏的奥秘，深掘它们的审美价值，弘扬我国优秀的书法传统文化。（本文作者：刘艺铭单位：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