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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学在人文精神重建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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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张欣为代表的岭南都市作家以岭南都市为背景,描写了岭南商业都市中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作品中展现出来的价值选择、人际温暖以及人文情怀对现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塑造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岭南;都市文学;张欣;价值选择;人际温暖;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既肯定人的价值追求的自由选择,也涵盖真正、自觉的“仁、善”理性意识,是世俗现实与理想信念、外在物质与内在精神、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在人的行为中的体现。以张欣为代表的岭南都市作家,以岭南都市为写作背景,不仅揭示出转型时期都市人性的缺失与变异,更显现出都市中人性的坚守与承担、心灵的美丽与善良。他们处于人生困境,却努力生存;他们务实,又敢于担当;他们功利,又相互关心,极具人情味。在他们身上,映射着作者对都市人的人生价值的思考,对美好人性的弘扬,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一、价值选择中人文精神的体现

人文精神的体现,既尊重人的多元化选择,也注重人的内在修养、道德责任,二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是人的价值选择向度,是为满足俗世物质需求与精神意义的结合而体现的效果。广东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理念在人们的思想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现代商业语境允许人的务实、肯定人对现实利益的把握,激励人对自我的解放,刺激着人实现自我价值,但也成为人类精神困境的根源。传统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价值逐渐被消解,人的价值选择出现错位,个人凌驾于集体,索取超越了奉献,本能替代了人格,利益取代了理想[1]109-121。长此以往,人的追求向形而下欲望倾斜,价值关系出现失衡,最终陷入精神的困境。《深喉》中的沈孤鸿,表现出的即是人性变化的过程。汤因比认为:“人类因为其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性,并感觉到必须维护它。”[1]126久任副职的沈孤鸿,确实具有着“人”的自觉意识,他明白官场之姿态,也能妥善处理物我的关系,自觉抵制诱惑,保持了自我的独立与清廉。然而随着权力的上升,他便工作中一意孤行,生活中与人攀比。功利的诱惑,让沈孤鸿价值的选择开始出现错位,一步步被权利与欲望奴役,尊严丧失,人之“非人”,“求生”之路被自己隔断。市场经济的主导、现代商品观念的影响、社会风气的浸染,慢慢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个人价值选择的风向标。

在各种不良理念的充斥下,芸芸众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凡事都讲利益,有用则做、无用则舍,最终因“缺乏支撑起意义和存在感的价值观”而成为“空心病”患者[2],陷入精神虚无状态。张欣的作品,承认人的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尊重人世俗的生活理念,肯定人正当功利的思想状态;但反对享受超越奉献的功利,批判异化人性的物质欲望,否定凌驾于群体之上的个人主义。她以不同的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向读者揭示:在当下社会,唯有把世俗价值与人文终极关怀相结合,把现实利益追求与内在精神相统一,人才能真正感觉充实。过度追求形而下的欲望是人文精神缺失的体现。陆弥(《为爱结婚》)、梅金(《不在梅边在柳边》)等都是因此而陷入精神困境的代表人物。在《为爱结婚》中,陆弥是一个孜孜追求家庭关怀的女性,然而家庭环境与社会功利背景的交互影响,注定了她人生的悲剧。在家里,父母重男轻女,陆弥处于边缘地带,哥哥陆征是她唯一的温暖来源。然而,陆征生病,让陆弥再次看清家庭背后的冷漠与自私:为了金钱,父母、嫂嫂威逼自己舍弃现有的爱情。陆征吞药自杀,陆弥便彻底成为“孤儿”。这时,陆弥的人性开始扭曲—金钱被异化为她的人生目的。为了金钱,她放弃原则,甘当狗仔队;为了金钱,她丢掉尊严,用自己的痛苦作秀,以换取同情;为了金钱,她泯灭人格,以无耻的行为获取并出卖别人的隐私。金钱的奴役,内心的扭曲,让陆弥一步一步走向人性的深渊,亲情成为梦魇、婚姻成为坟墓、爱情变为心魔,害人害己。作者通过叙述,揭示出深层的内涵:人性是否健康,与传统、与现实、与个人价值的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陆弥的悲剧,在于父母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在于社会金钱至上的主张与人性的冷漠,更在于她自己内心无法消解的价值追求。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与社会大背景相互交错的结果。与陆弥有着相似遭遇的梅金(《不在梅边在柳边》),虽同样因为儿时的遭遇,才产生了金钱、权利至上的价值选择,但根本原因,是她在金钱、权力面前不能守住自己,为追求金钱而把自己当成商品,才导致了她人文精神的失衡、人性的缺失,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作品中,作者对陆弥、梅金等人的选择给予了宽容,对她们的人生遭遇给予了同情,对她们价值选择的错位则给予了批判。对于钱、欲,她曾尖锐地指出:“钱这个东西或许没有缺点,但是一旦拥有,人生的秩序会戏剧化的重新排列,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有时候便成为悲剧的根源。所以对它始终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3]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金钱、物质虽可暂时满足人的存在感,但若没有理想信念,不能坚守自我底线,久而久之,人就会在物质或欲望中迷失自我、陷入困境。因此,张欣认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天平,如果一边是欲望、名利、金钱或者苦难,另一边便是灵魂、良知、自省、坚持或者感动。”[3]人性的发展,需要金钱等外在的生活内容,也要保持内心价值的道德选择。只有二者紧密结合,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终极底牌》中的江渭澜,即是金钱、苦难与灵魂、责任相结合的人物。音乐世家的出身,让他有了浪漫、超越现实利益的情怀;军人的经历又让他积淀了底蕴,保持了人性中的情义与责任。他的价值选择显示出与现代功利社会不符的悲悯气质:对待金钱,他不高尚,甚至承认“家庭关系就是金钱关系,没什么道理可讲”[4],但他又坦然、理性,不会产生过多欲望;对待家庭,他勇于承担;对待员工,他以身作则,也不拖欠工资;对待客户,他给予宽容,处处充满人情味;对待苦难,他挣扎,但踏实坚定,具有坚强的意志。江渭澜的人文精神,使他面临理想与现实冲突时,不以世俗物质为耻,比如苦难当头,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耍点小聪明,冒用别家公司名字;却也在浮躁现实中获得了少有的安详,与人为善,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态度,不搞砸别人的牌子。作者通过江渭澜告诉读者,人文精神不是镜花水月,它与现实紧密相连;也不是利益第一,而是隐含着灵魂的救赎与良知的传达。穆时英曾经说过,文学的终极意义在于为生存的斗争,而这个生存的斗争,不仅意味着活着,更意味着一种“正确的生活”[5]。张欣等岭南都市作家的作品,或从负面展示人生际遇、或从正面体现人生价值实践,向读者展示了人生应行走的方向和道路,虽非研究者公认的经典,但其中对现实的描绘、对人生价值的拷问、以及蕴含的文化关怀和人文价值更接地气,可以影响读者形成正确、理性价值观,有助于引导读者不断地抵御外来诱惑,坚守自我。这正是完成文学终极社会意义的所在。

二、人际温暖中深化人文精神

岭南地区,原本就有务实的特质,而经济浪潮的推动,更强化了人们的“实用”意识,即个人化、实用化、利益化勃兴。实用主义的驱使,使社会形成“他人即地狱”的模式,自私、冷漠、精神麻木现象成了常态,都市中的人逐渐陷入精神的迷茫。“当我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焦虑和迷惘时,便习惯性地埋怨物质世界的冰冷……即便是回到过去,同样会有其他的问题存在,这便是因为人的心灵是非常脆弱和焦渴的,也非常容易贫瘠和荒芜,这便是人始终都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原因之一。”[6]“文学中总有一些东西帮你宣泄掉了另一些东西,譬如说苦闷、困窘、无助和悲凉,同时它还能洒下甘露,滋润心田。”[7]艺术的目的,不仅在于重现现实之残酷、精神之迷茫、人生之困境,更在于探索人文精神,寻找救赎之出路。而人文精神除了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选择外,还有“善”的内涵。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就是真、善的统一,就是由真、善而达到美的效果。儒家讲究“仁者爱人”,道家推崇“上善若水”,现当代社会,人文精神更是体现为友善、和谐。张欣是写人性之善的作家之一,其作品虽反映出经济社会的无情,却又于无情商业关系中注入了人性之情,传达出人文精神中善的因子。她的作品最能令人感动的不是亲人之间的温馨画面,也不是朋友之间的深厚情义,而是普通人甚至陌生人之间的那点温情微光。一点微弱之光,却能带给人极大的温暖。作者借江渭澜之口告诉世人:“人这一辈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安置好了。”[8]唯有心安,人才会踏实。为追求心安,他放弃音乐梦、青梅竹马、家人,承担起战友王觉的责任,只为那一句承诺;为追求心安,要不到政府工程款,他便卖掉房子给工人发工资和还建材商货款;为追求心安,开发商跳楼,他则认为人死账死,要给孤儿寡母留下一条后路;为追求心安,他明知做一个好人没有什么用处,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做一个宽容、无私、勇于承担的好人,并且教育下一辈也要做一个好人。

在利己主义横行的社会,“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好似一种遥远的记忆,而人文精神的失落却比比皆是。江渭澜追求的心安,行为中表现为宽容与淡然,不仅仅体现出善之美好,更暗含了人文精神“以人文本”的核心本质,即尊重人生存的权利,包容他人选择的自由。也正因为追求“心安”,才更因陌生人的一丝相助,便在冷漠的都市中开出朵朵温情之花。正因如此,作为同事,槐凝总是在呼延鹏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支持和帮助(《深喉》);作为邻居,小美妈尽管世俗,但在紧要关头却成为如一的精神依赖(《对面是何人》);也因如此,本不相识的管净竹和焦阳虽承受都市人的压力,忍受着内心焦虑和痛苦,但内心的那份善良却让他们在物欲的社会中相互取暖,守护着彼此内心最为柔弱的部分(《依然是你》);富二代刘嘻哈,更是为无辜的何四季四处奔走(《用一生去忘记》)。“他们之间擦出的火花,是真正的人性关怀。是小人物安放灵魂的憩息方式。是我们心灵中最软弱的那个部分所期待的抚慰。更是冷雨飘零、举目无亲时出现的那把旧雨伞。”[7]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金钱、利益一旦成为关系纽带,总会使人陷入精神的虚妄之中,而江渭澜的包容、张豆崩的善良(《终极底牌》)、呼延鹏的正义(《深喉》)、李希特的追求(《对面是何人》)、槐凝的支持、曹虹的不离不弃(《依然是你》)则给冰冷的都市注入了一剂脉脉温情,成为都市“欲海里的诗情守望”[9]。文学的功用在于思想的引导,张欣小说中人文精神“善”的体现,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条宣泄内心苦闷的途径,更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股清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浸入读者的内心,从而带动读者向着振兴人文精神迈进。以此而言,岭南都市文学中展现出来的人性之善,在现代社会人文精神重塑中也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小结

都市化依然发展,都市人的观念在不断地变化与调整,无论是在都市中沉沦还是在都市中升华,其结果均来自于人内心价值的形成与影响。尤其是处于学习时期的青年学生,他们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现代高效却浮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他人即地狱”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疑可能成为他们现在或者未来精神的桎梏。钟晓毅对张欣如此评价:“人的心灵中也有一盏灯,点亮它,人的心灵空间就极为广阔,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标就会明朗,人就会走向高尚和美好;熄灭它,人则会在难以自拔的狭隘中,在阴晦不明的黑暗中迷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张欣可作这样的‘点灯人’。”[10]张欣如此,岭南其他作家亦是如此。他们“站在‘人’的立场上,弘扬‘人’的精神,确立‘人’的价值。”[9]作品中批判或宣扬的生存理念、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继承、岭南文化中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不仅可以让为生存而奔波的劳心劳力者看到生存的希望;更可以让校园中的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多一份人文关怀、少一分利益之争,在继承和创新的融合中不断成长、成熟,最终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就此意义而言,岭南都市文学虽非经典,但其对“人”的价值的确立、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寻觅,对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重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建华.趋善避恶论———道德价值的逆向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徐凯文.功利的教育、焦虑的家长、空心的孩子三败俱伤,我们还要继续愚蠢下去吗?[EB/OL].

[3]张欣.对面是何人:代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

[4]张欣.终极底牌[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89.

[5]穆时英.关于自己的话[M]//严家炎,李今.穆时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5.

[6]张欣.依然是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张欣.上善若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08.

[8]张欣.终极底牌[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92.

[9]程文超.欲海里的诗情守望———我读张欣的都市故事[J].文学评论,1996(3):71-75.

[10]钟晓毅.在红尘中安妥灵魂———素描张欣[J].北京文学,2015(8):67-69.

作者:李景云 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都市文学在人文精神重建中的意义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