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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古代中国名医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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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价值。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医学的人文精神正在逐渐丧失。学习中国古代医者身上闪耀的人文精神,如仁爱之心、命比金贵、不问贵贱等,有助于重振现代医学的人文精神,也有利于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人文精神;医者;仁爱之心;现实价值

一、人文精神与医学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成为我国学界广为关注的论题。何谓“人文精神”?说的直白一些,“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一切为了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医学的人文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在医学方面的体现,“则以求善、求美、关注人性和关注人的情感为特点,强调尊重患者的情感世界、尊重患者意愿、依循整体观念、遵照仁术的信条,强调临床的客观感受,追求医学的人性化,重视情感因素的注入,在整个医学过程中,生命的价值和人的感受被置于一个重要地位。”医学人文精神就是要以病人为本,尊重患者的生命和生命价值,关怀和同情病人,并给患者以亲人般的人道之爱。在钟南山院士看来,医学的人文精神不仅表现在医生对患者预测、忠告及规劝,也表现在医生对患者的关注、同情及尽力而为。

二、古代中国医者的人文精神

1.代医者人文精神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名医众多,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到东汉的张仲景、唐朝的孙思邈、明朝的李时珍、清朝的徐大椿,他们身上无一不洋溢着人文精神。这一人文精神从春秋战国至明清从未中断,并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历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第一次提出以人为贵,并且确立了医家将患者利益置于首位的道德准则。汉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确立独尊地位,这一主张实际上也成为医学的指导思想。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次强调了医者的基本伦理规范就是爱人知人。魏晋至隋唐时期,儒、佛、道思想并行,儒家的仁爱思想、佛教的无伤和普同一等的观念以及道家的肯定个体存在的思想都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这一时期“强调尊重患者、一视同仁的内容”在医德规范文献中逐渐增加,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便是其中主要的代表著作。宋元时期,理学盛行。理学把儒家的核心思想“仁”提高到“天理”的高度,医生的职责已经不仅仅是单纯治疗疾病,而是践行“仁术”。医者将医学实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糅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只有人民健康了,自己才实现了尊老爱幼、忠君尽孝、爱天下万物的抱负。明代王阳明“心学”盛行,医家普遍从“心”的层面理解“仁”,使得仁爱原则进一步深化。医家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出“不失人情”,强调治病不失人情。他认为人情有三种:“一曰病人之情;二曰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作为医生,应该首先做到不失病人之情。即,除了一般诊察外,还必须了解患者的禀赋、性格、心理特征等,只有针对病人“动静各有欣厌,饮食各有爱憎。”“性好吉者,危言见非,意多忧者,慰安云伪,”方能做到因势利导。

2.古代医者人文精神的体现

(1)认为“命比金贵”。古代医者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医者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雏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搏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扁鹊这种不为名利、随俗为变的治病救人的思想与行动,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东汉张仲景认为医生的诊断关乎病人的生死,所以,医者应将病人的利益放于首位,竭诚为群众治病,反对那种只知“惟名利是务”的不良风气。东晋葛洪认为:“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孙思邈发展了战国时期《黄帝内经》把生命贵于一切的医学传统,把爱护人的生命、救人于疾苦之中作为行医准则,批判那些不懂得爱惜生命的愚昧行为。孙思邈著《千金方》,将其名著冠以“千金”二字,就是认为人的生命比千金宝贵。在生命至重思想指导下,孙思邈认为医者必须用心精微,严谨勤奋,医术精良,如果以粗鄙之心对待医学,无异于杀人害己。李时珍《本草纲目》之排序——把人放在最后,可以看出其“以人为本、人最重要”的思想观点,体现了人在自然界中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

(2)医者有“仁爱之心”。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仁者爱人”,医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医术便是“仁术”。“医乃仁术”有四字精要,“一曰‘贵’,以人的生命为贵——满心为病人着想;二曰‘活’,要治病活人——根本宗旨;三曰‘仁’,慈爱为怀——将病人当作家人;四曰‘贤’,做贤良之士——注重医者的职业道德。”这四字精要中“贵”是前提,“活”是目的,“仁”是核心,“贤”是关键。古代许多习医箴言,都将“仁爱”置于首要。许多医著的名称,也有不少标有“仁”字,例如“《仁术便览》、《仁术志》、《仁斋小儿方论》、《仁斋直指》、《仁端录》、《体仁汇编》……”古代众多名医就以“仁爱”二字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且将这二字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自觉。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他指出医术是“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救贫贱之厄,中可保生长命”的人类共同需要的科学事业。他痛斥那些把生命与名利本末倒置的愚昧行为,呼吁社会有识之士应以“知人爱人”的精神,潜心研究医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也标志着儒家的“仁爱”思想成为医者行医的指导思想。东晋名医杨泉就是站在儒者的角度,对医者美德进行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衹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疫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杨泉在这里明确了从医者必须具备的一条标准就是“仁爱之士”。唐朝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大医精诚》中也屡次提到“仁”字,认为医者应有爱人之心。当时,麻疯病很流行,这种病一到晚期往往造成残肢等眉毛胡子脱落的丑形,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然而孙思邈却不怕传染,毅然把病人接到家中,或与病人同住深山为其精心治疗。这一故事充分反映了孙思邈的仁爱之心。明朝医者陈实功著《外科正宗》一书,书中提到“五戒十要”,其中有“施诊赠药,济贫扶危”,对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他认为对待生活窘迫的病人,不但不应该收取义诊费用,反而应酌情帮助他们,救命比治病更重要,否则“有药而无火食者,命亦难保也。”清朝名医徐大椿也坚持医者应有仁爱之心,他反对把行医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当,认为医者应该将行医视为神圣的职业。徐氏提出医者要正其心术,只有具备爱人救人之心,学医行医才会获取动力,才会在治病时处处为病人着想。

(3)医者兼顾病情与人情。在古代中国,医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医学。在没有现代先进的医疗器械的辅助下,医者从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提出诊断意见到实施治疗的整个过程,都是需要医者与病人的直接交流和密切配合,医者与患者在情感上联系比较紧密。中医传统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就体现了医生与患者的直接交流。看病方法虽古老,但却是医生了解病人病情最好的办法。只有医患之间直接交流,才有利于医生对病人病情的诊断,如《黄帝内经》中提到医生诊病的时候,必须询问病人的饮食起居等生活状况,尤其是病人的贵贱、贫富、苦乐三种情况先问清楚,这样才能对患者有一全面的了解,才能制定最有利于患者的医疗决策,才能使患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更能体现医学的真谛,即对人的关爱。金代名医张从正在为患者治疗时,既要注意倾听病人主诉,又注意分析病人的性格差异对疾病的影响,“疝气……或因号哭愤怒,则气郁之而胀”,对“水肿睾丸”认为“因惊恐得之”,“雀目不能夜视及内障,暴怒大忧之所致也”。他还指出患者的生活地位不同,其心理状态和疾病的影响也不同,“贫家之子,不得纵其欲,虽不如意不敢怒,怒少则肝病少。富家之子,得纵其欲,稍不如意则怒多,怒多则肝病多”,故“善治小儿者,当察其贫富贵贱治之。”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有“不失人情论”,认为医者不仅要看到病情的复杂,也要看到人情的复杂,人情有二:旁人之情与医人之情。只有兼顾病人之情、旁人之情、医人之情,才能更好的对病人救助。

(4)不问贵贱,一视同仁。古代医者行医时,虽然对患者的家庭情况做一详细了解,但是不因患者家庭贫贱的情况区别对待,他们不问贵贱,对患者一视同仁。三国时期,吴国有位名医董奉行医时不问贵贱、不计报酬,只要求患者在病愈之后在他住处周围栽种杏树:重病好了栽5课,病轻者好了栽1棵。长此以往,杏树多达10万株。等到收获季节,用杏子换作谷物以救济贫民。后来,“杏林”成为了中医学的代称,“杏林春暖”这一典故由此而来。唐代名医孙思邈对待病人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可见,孙思邈对待求治的病人,不管身份高低贵贱、年龄大小、容貌美丑,也不顾及恩怨亲疏、民族相同与否,都一视同仁,对待病人就像对待自己至亲一样。宋代著名儿科医生钱乙,为人治病,不分贵贱。一生从医,从不怠懈,年过古稀之时,患瘦症。但他依然回到故里,坚持为人治病。门庭若市,看病者仍络绎不绝,“扶携襁负,累累满前。近自邻井,远或百数十里,皆授之药,致谢而去。”明代名医缪希雍在《祝医五则》中认为医生不能舍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对待患者应该一视同仁,应该践行一心为病人服务的宗旨。他竭力反对那些在金钱至上的观念诱导下,企图为富贵病人看病来谋取高官厚禄的行为。

三、古代医者人文精神的现实价值

1.为现代医务工作者树立了学习典范。

古代医者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要求医生不仅具备精湛的医术,能够救死扶伤,而且具备崇高的医德,一切为病人着想。这两个要求合成一个词,就是“大医精诚”。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与西方的希波克里底誓言一样为现代医务工作者树立了学习典范。后人将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归纳为10个方面,“必须救死扶伤,以解除病人疾苦为唯一职责;对待患者必须一视同仁,不得因任何原因加以歧视;必须不怕困难,敢于承担责任;不能沽名钓誉;为患者治病,不能怕脏怕臭;诊病必须仔细准确;应当痛病人所痛,不能在病人痛苦时,自己安然愉快;必须为患者着想,尽量用便宜药替代贵重药;必须精研医术,切忌浮躁骄傲;应尊重同行,而不应该互相嫉妒”,这十个方面的要求既是孙思邈医德思想的核心,也是古代医者医德思想的核心,更是古代中国医者的人文精神核心体现。这十个方面为现代医务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典范,应当是医务工作者一生孜孜以求的方向。每一个从医者,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2.为重振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提供了思想动力。

古希腊有一句名言:“知道是谁生了病比知道他生了什么病更重要。”这句话是说医学若只有科学精神而无人文精神,那医学便不能成为医学。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医学自身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看病,更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解除人的病痛,它的落脚点和福祉在于关怀广大人民的健康。医学不仅仅要始终制服病魔,更要正视在痛苦中呻吟的病人。随着科技的进步,传统医生与患者的直接对话变成了医生与数字、图片、机器的对话,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元素在这个社会正在逐步减少。弘扬传统医学人文精神是当务之急,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重振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应当重新审视古代名医如扁鹊、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身上闪耀的人文情怀,应该重视和研究这些人文关怀对中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培育的深远影响以及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只有找寻和唤回中国古代医生的人文精神,“中国当代医德滑坡、医学领域缺少人文关怀的状况才能逐步改善,中国的医学、医德才能体现其历史性、继承性,才能真正地传承下去。”

3.为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提供了解决之道。

西格里说:“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医学技术变革为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和疾病诊治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医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近代医学中,医生大量采用物理、化学等诊疗设备,很少使用经验医学“望、闻、问、切”的治疗方法,医生对仪器设备也越来越依赖,医患双方直接交流的机会减少。“医患关系逐渐由古代相对和谐,到近代日益紧张,到现代冲突不断。”这种冲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何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呢?古代医生的行医之道提供了解决之方。学习古代医者的人文精神,医生多从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一切以病人为本,尊重病人的生命和尊严,对病人多些“仁爱之心”,多与病人沟通和交流,将大大有利于缓解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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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雪梅;温瑞 单位:河北医科大学

探究古代中国名医的人文精神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