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西方翻译的影响范文

摘要：

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发展至今，影响和声势日益扩大，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进入翻译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研究范围，给西方翻译实践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主义者在翻译中运用各种反常规的的方法来宣扬女性主义思想，强调翻译的政治性。弗洛图、哈伍德总结了几种翻译手段，比如增补法、加写前言和脚注、重新性话语言等实践方式。

关键词：

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政治性

20世纪60年代末，女性主义时代到来了。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初是反抗男权压迫，后来，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女性主义影响了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几乎对学术界的每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冲击了学术准则。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结合后，对西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者视翻译为生产，而不是再生产。女性主义翻译就是使阳性词在语言中隐匿，而阴性词得到显现。女性主义者在翻译中，运用各种反常规的方法来宣扬女性主义思想。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使用种种手段来干涉文本，使女性的身影得以在译文中显现。弗洛图、哈伍德均总结出几种常用的翻译实践手段，比如：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语言的中性化和减性化等。

一、弗洛图列举的三种实践方式

（一）增补

增补，也就是一些理论家所谓的补偿手段，一直被认为是译者经常使用的方法。译者翻译时，总会面对一些文化差异，为了弥补文化、语言间的差异，译者就要进行文本干预。而女性主义译者只是注目于补偿原文在表述性别意义上的差异。戈达尔德在翻译尼古拉•布罗萨尔的小说《L’Amèr》时，就运用了增补的手段。“Amèr”至少包含了三个词：mère（mother母亲），mer（sea大海），amer（bitter辛酸的）。原文标题即是一个文字游戏。戈达尔德的翻译是把三个词汇：“TheSeaOurMother”（大海母亲）和“Sea（S）mothers”（大海溺爱者）及“（S）ourMothers”（辛酸母亲）结合为一个围绕大写字母“S”而形成的文字游戏。她把The放在左边，把e、our和mothers放在右边，排成竖排，中间是大写的S。该标题成为：，组合成“TheseOur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或“TheseSourSmothers”（这些辛酸的溺爱者），把以上三个词的含义都包括进去，在原文女性主义表述的标题上又创新意。

（二）加写前言和脚注

加写前言和脚注是女性主义翻译的常规手段。女性主义译者在前言中通常会解释原文的意旨，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前言和脚注在给予意想中的读者形象以真实感的同时，也让人注意到了翻译的过程，借此发挥女性主义翻译的教喻作用。哈伍德在译作《她人的信》的前言解释说：“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因此我在一个译本上署名意味着：这一译本使用了所有的翻译策略，要使女性在语言中清晰可见。”哈伍德还经常用前言和脚注来标注她在译本中所做的女性化语言的改变。例如：她在法译英时，针对法语中阳性的词汇与语法，把男性化的语言全部改为女性化的英语，并在脚注中提醒读者注意她所做出的这一改变。

（三）劫持

劫持，是指女性主义译者对一些并不一定具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进行挪用，是最富争议的一种翻译方法。比如在原文中采用的阳性词，译者却变成了阴性词。这一变动虽然不会使原文的内容发生改变，但是却产生了新的意义，使译文更加具有女性主义色彩。哈伍德在翻译丽兹•高文的《她人的信》时，就使用了挪用这一女性主义化的翻译方法。作者在原文里使用的是全称阳性词，而译者对此进行了纠正，在译文借用法语形式的地方予以避免。作者经常用阳性复数“Québécois”来表示魁北克人，而哈伍德一律改为“Québécois－e－s”，此词包含了阳性复数和阴性复数。

二、哈伍德提出的“重新性化语言”的实践方式

按女性主义的方法来翻译，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语言活动，主要目的就是反对语言中的全男性化立场。要想重新性化语言，把女性包括在语言中，有很多种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中性化”和“减性化”。例如，用“flightattendant”代替“stewardess”是中性化方法，用“he／she”代替“he”是减性化方法。哈伍德认为，“中性化”和“减性化”经常用在翻译新闻报道或者男性作者所写的记实性文学作品方面，在对诗歌等其它类型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这两种方法就使用的少得多。语言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哈伍德自己也曾说过：“我的翻译和流行的做法不同，不是中性的，而是从来都没有中性过。”所以，“中性化”这种方法并不能永远使用。在女性主义译者看来，用一些中性词来代替那些男性概括词，这种做法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普通读者在阅读时，思维过程仍是以男性为中心，在看到诸如“Chairperson”之类的中性词时，还是首先会想到男性。为了让女性的身影和声音更加清晰可见，就要使“语言女性化”。哈伍德认为“语言女性化”是指，人们为了听到女性的声音、看到女性的身影，而在语言方面所做的性化标志。为了性化语言而运用的语言技巧是多种多样的，如以词源学为基础创造新词。尽量避免使用有贬低女性意义的后缀、运用印刷手段等等。女性主义者在翻译时，常常以词根为依据创造一些新词来表达她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哈伍德在法译英时，由于英语中没有可与法语“cyprine”相对应的词语，于是根据希腊词根“cyprine”，创造出了英语单词“cyprin”。还有女性主义译者从希腊词缀“hyst”，创造出“hystory”一词来对抗“history”；以“gyn”为根据，创造出“gyn－ecology”一词。在英语和法语的词缀中，有些包含着对女性的贬低和嘲笑，如“ess”“ette”等。法语中阳性词“cafetier”指的是经营咖啡店的男人，而相对应的阴性词“cafetière”却指的是咖啡壶。法语的阴性词缀“ette”也表示“渺小”的意思。在英语中，这一词缀也用来表示同样的意思，如：“cigarrette”“novelette”。女性主义者在翻译时，就应尽量避免这些包含对女性贬低、嘲笑意味的词缀。哈伍德在翻译时还通过印刷方法来实现语言的女性化。她在法译英时，把法语句子“Unemuetteparleàunsourd”译为“Amuteonespeakstoadeafone”。她用加重印刷的方法粗写“e”字母。因为，在法语中“e”是表示阴性的。这样，加在英文中特殊的印刷方法就把原文要表示的阴性含义传达了出来，“一个哑女对一个聋男讲话”。哈伍德还通过大写让人注意文本的信息，如“HuManRights”。哈伍德运用的这些翻译方法主要是针对法英这两种语言的，似乎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通过她的翻译实践，人们可以发掘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认识到她的翻译目的即是让女性的声音和身影清晰可见。

三、质疑语法性别

性别是从一个表示种或类的词发展而来，源于希腊语名词中阳性、阴性、中性的划分。语法性别指的是名词的归类不是按照它们的意义而是按照它们的形式。名词的语法性别决定了它与动词、代词、介词相配合的方式。语法性别是一个形式属性，与意义无关。有的语言有两种语法性别，有的有三种或更多。英语中存在“自然”的性别，而不是语法性别。这就意味着英语单词的性别不是归因于形式而是归因于意义。对于翻译来说，性别因素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语法性别通常是语言结构性约法，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雅各布森指出语法性别在某种情况下如诗歌和神话，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必须考虑语法性别。女性主义者从雅各布森的观点中受到启发，为性别标志重新赋予了意义。她们希望展示的意义既是诗学的又是意识形态的。语法学家把阳性当作“不标记”的形式，是词的简单形式，可以一般使用，具有相对中立的意义。而阴性却是有标记的形式，不能作为常规用法。英语虽然没有语法性别，但仍然隐含着性别意味。比如“国会议院和他们的夫人”，把国会议院直接等同了男人，女人总是成为男人的附属；如“mankind”“history”，都表示了男人的主导地位。这些说法显示，英语语法性别的缺乏足以被“心理的”或“隐喻的”性别弥补了。法语语法是阳性支配阴性，这样就会给女性造成侮辱性的后果：像“三百个女人和一只（雄性）猫走在街上”这样的句子将不得不在语法上按阳性处理。而英语也是充满了性别歧视的。当有三百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房间里时，说“Everyonepleasetakeoffhisboots”（请每个人脱下他的靴子）是合乎逻辑，合乎语法的。女性主义者在翻译时，面对这种语法的性别歧视，提出了抗议。贝尔西雅尼克的“L’Euguélionne”一书对法语的男权制度权威作出了严厉的批判。而译者斯科特在把这本批评性别化语言的书从法语翻译成英语时，证明了英语也存在顽固持久的性别标志。这部书在女性主义第二次高潮初期，对于男权制度做出了深刻猛烈的批判。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翻译就是用女权主义方式再改写，坚持要让世人看见并听见女人，所以在翻译实践中运用种种方法抵制父权语言，反对男权制度。而且，女性主义者的翻译经常是在文本、作者与译者之间存在着两厢情愿的共谋与合作。她们的翻译是对原文本意义的扩充和发展，而不是损害。女性主义者的翻译，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当原文违背了她们的政治思想，有轻视、贬低女性的意向时，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修正原文。她们认为自己有权利从女性主义视角去质疑原文，干预原文，按照女性主义思想去改写原文。她们要展示出当女性觉醒时，父权语言中蔑视女性的那方面是可以轻易被改变的。女性主义翻译的实质就是希望通过强调语言的政治性，达到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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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亚儒．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发展和现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3．

［5］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刘亚儒．语言的“重新性化”———谈女权主义的翻译观［J］．海南大学学报，2001，12．

作者:韩静 刘含颖 路卿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