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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的女性主义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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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批评起源于西方,它与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妇女们通过两次女权运动争取平等与自由,由此女性主义批评催生出来,并在后来为女权政治运动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批评模式,它关注的是女性形象、女性作家及其创作,女性话语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隐含在作品背后的政治、经济、性、种族等因素的深刻分析,企图对男性中心话语进行重新的解构,在争取男女平等的同时,真正寻求女性的独特价值。女性主义理论在20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从此女性批评、女性作家创作风起云涌。王安忆作为新时期女性作家中的一员,她以女性特有的笔触和独特的思想深度给我们创作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小说《桃之夭夭》是其中的一部,它讲述的是上海市井间的一位普通女子郁晓秋的半生历程。女主人公遭遇的冷漠亲情、友情和负心爱情以及周围人对她的种种流言蜚语,都使她处在艰难的境地中。然而,这样一个如桃花般美丽的女子,却有着单纯善良而又积极向上的旺盛生命力,让她“灼灼其华”。小说中的郁晓秋因为是个私生女,从小就遭到弄堂巷里人们的各种非议。她的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也对她很冷漠,仿佛她是个多余的人。她的青春美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都成了她被打压的理由。她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过早发育的身体曲线,便被母亲骂为骚货。“她走路有一种挺胸收腹的姿态,后臀微微翘起,脚尖着力,步态轻盈。”

这本是少女发育的正常体态,但是她的这种变化却满足了男人们的性幻想。不知不觉,她有了“S”、“猫眼”、“工厂女西施”这样的称谓。“自从男权中心秩序被确立以来,女性就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存在着,女性是男性的财富,供男性享乐。女性的身体是男性欲望的载体。”[2]所以她成为众多男人侧目的对象。在学校练习腰鼓的时候,她的“特殊”引发了工宣队领导的“关注”。他们把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女孩称为“女人”,她的举手投足成了焦点。在那个革命文化的背景下,禁欲传统时时刻刻压抑着人们。而她的身体一方面使男人的性压抑得到暂时的想象发泄,而另一方面她却成了人品不正、淫荡的代表。关于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首先,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便被认为是“祸水”。女性在这里不仅是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同时又承担了可怕的罪责。小说中工宣队的领导因此不让郁晓秋出现在游行方队中,理由是有不良行为记录,作风有失检点。当母亲笑明明去询问原因时,给出的却是“教育她艰苦朴素”。这其实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特别的压制与诋毁。这与她在下乡的时候,被当地人认为是“大地方人真是知晓人事晚”,认为她在性方面单纯率真,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其次,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革命的政治已经由于畸形的发展而演变成新的专制体系,这是一种严酷的异化。这种专制体系是对个体生命内涵的全面封锁。”

革命时期,个人作风问题被提上日程,保持低调朴素一致,是时代的大的趋势。郁晓秋注定是被时代所排挤的。女性除了要面对男性社会的规约,还要遭受来自同性的无声打击和诋毁。郁晓秋的妈妈笑明明因为生下了她,便被保姆排挤。在保姆看来,这家的男主人郁子涵虽然出轨在先,但是是正常的,仿佛已经在心底默认就应该是这样。但是笑明明的出轨却是不容原谅的。关于这点,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女人是男人用以确定自己存在的参照物,是一种补偿性事物,是男人的理想和神话,而唯一不是的便是她们自己。”“女人”是由后天“形成”的,在男性社会她们成为“他者”,成为“第二性”。同样还有郁晓秋的那些女同学,她们用犀利的目光和意味深长的笑容开始检视她,“你晚上穿的和白天不一样!这一突然的指出似是没头没脑,但女生们的神情却很可玩味,怀着一股故意的嫌恶,有心要揭露和刺伤什么的。”

市井间流传的流言蜚语,它们可以肆意诋毁一个人,甚至可以阻挡一个人的幸福。郁晓秋和初恋何民伟情投意合,却因为姐姐何民华听信外界的谗言,便也认为郁晓秋是放荡不洁的女人,从此就拼命阻止恋情直至最终拆散了他俩。是想,同样身为女人,她们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内心善良的女孩子进行打击呢?不排除的一点是内心深处的妒忌与艳羡。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受到男权社会根深蒂固地影响。在她们的观念里,女人应该是男性眼中的那种女人,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所倡导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下的贞洁女子。在古代,如果一个女人不是贞洁的,那是要被处死的。而在郁晓秋的时代,她被恶意地认为是个不洁的女人,这在人们心中是不能接受的。这些女人们受着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禁锢而不自知,反而成为男权社会的帮凶,去伤害她们的一位同胞。这是集体无意识下的群体悲哀,广大女性深受其害的同时又去伤害其他同胞,实在是可悲的。女主人公郁晓秋深知作为女性的辛酸与不易,所以在后来她结婚产下一名女婴后,“她的心里疼痛了一下”。她是女人在这个社会已经受到各种折磨与刁难,而一想到自己的女儿也许将来也要面临作为女性的种种痛苦而不能改变,她自己是难受的。虽然经受了命运的各种不公与折磨,但是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与生命力。在命运面前,郁晓秋展现出来的状态是平静的,顺其自然的,野性的,坚韧的。她没有刻意地去叛离去回避,反而在面对一次次命运的打击时去接受与面对,在残酷的生活面前,带给人的是真实善良的努力向上的女性形象。亲情虽然淡漠,但是她依然对他们不离不弃。母亲忙于戏剧,她从小便独自承担起家务活。虽然从小与姐姐不亲,但是姐姐生病住院,她省吃俭用,补贴家用的同时又想方设法地弄钱给姐姐买营养品;姐姐因为生孩子而死亡,留下的一个小生命,她每次都去悉心照顾。“当她接近婴儿时,婴儿竟像遇到熟人似地,朝她怀里一顶。郁晓秋心头一热,看着怀里的肉团,眉眼已可见出几道线,分明也是个人,有知觉的,不由搂了搂。”在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她有一颗始终善良真挚的心。姐姐的婆婆是个十分严厉的宁波老太太,而她的一系列举动却令这个老太太心里动容,孩子和老太太十分喜欢她。而姐夫最后能与她结婚相守,也证明了这样一个女孩子的人格魅力。在面对爱情时,她似乎是遗传母亲的心性的。在小说第一章便介绍了她的母亲笑明明。笑明明是个个性爽朗,敢作敢为的女子。这与她的丈夫郁子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郁子涵出场给人的印象是衰落门第下孱弱的书生形象。“可这少年,穿了洗白的毛蓝布长衫,藏在梨树的花影里,真像一个秀美的姑娘。”

他见到笑明明时是羞怯的,紧张不安的,从此以后笑明明便记住了这个清秀的男子。她心疼他,用她的母性包容他,支持他。郁子涵跟着她跑到剧团里,她养活他;送他去重庆读会计学校以便将来在上海有好的工作,她给他学费与生活接济;他把钱拿去与友人吃喝玩乐,读书不成,穷酸可怜地回来找她,她却放弃大好的结婚人选去与他结合。与笑明明高尚的无私的母性形象相比,作为男人的郁子涵是脆弱的、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甘于活在笑明明的保护伞之下,受尽呵护与疼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以至于后来在单位出轨女同事,惹上财务危机,最后还要笑明明来收拾烂摊子。而郁晓秋作为她的女儿,在爱情里对男人也是无私付出的。她与何民伟相恋,为了他一直在上海等待着他回来,然而他们俩的恋情却遭到了来自以何民华的家庭成员的反对。正当他们为了在一起而努力时,这个男人却经受不起外界的考验,没有坚持下来,最后怯弱自私地放弃了她而与别的女孩结婚。而郁晓秋虽然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他,可是,她并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去拿性去纠缠,这是她意识中的觉醒,也是心底里的善良。这两个男人的形象在两个女人的映衬下是矮小的,脆弱的,自私无用的。他们需要女人照顾,又经不起外界的风雨。刘慧英在《走出男性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一书中曾经说过,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人们对女性的形象要求就是应该是无私奉献的,不求回报的,她们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母性关怀,时刻照耀着男人,这样才是完美的,也就是传统道德标榜的“贤妻良母”。而这样的“贤妻良母”往往成为了男人最终抛弃的对象。当然,在这里也并不是主张女人变成“与男人一样的人”。女性应该要拥有自己独特的特性,但是也要追求两性关系的一种和谐。女性对男性,不论是从身体灵魂来说,都不应该是从属或者屈服,而应该如学者李小江所说,“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

回顾王安忆的一些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她塑造的男性形象有些是孱弱而矮小的。例如《长恨歌》里面与王琦瑶接触的一些男子,《荒山之恋》里面与两名女性有爱恨纠葛的那个“他”,本文所讨论的《桃之夭夭》里面的郁子涵和何民伟。相比之下,作家创作出来的女性却是独特而唯一的。她们都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去感悟作为女人的独特体验,或是经历时代变迁繁华落尽,或是处于两性的复杂情感纠结,或是面对平凡的生活中的流言蜚语,等等。这不仅仅是作者为了展现两性优劣而刻画的两性人物形象,更是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以自己的女性视角去感受笔下的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桃之夭夭》中,作家始终是以冷静而不饱含情绪色彩的心态去叙述,仿佛是让女主人公郁晓秋自己去经历她人生的悲欢离合。小说《桃之夭夭》不仅表现了在男权社会的控制下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和所承受的重负,也向人们刻画了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体现了女性的坚韧与伟大之处。正如小说结尾所描写的,在经历了如桃花般的年纪之后,女主人公那特别活跃的外在生命力逐渐向内延伸。“就像花,尽力绽放后,花瓣落下,结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于平常,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围。”这就是女性随着年龄增长的独特价值与魅力吧。

作者:吕莲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桃之夭夭》的女性主义思想分析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