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译论下译者主体性探究范文

传统上，翻译理论是否定译者主体性的存在的。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译者主体性中得到了承认。在女性主义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女性主义译者以对译者性别身份的关注为出发点，强调语言中的性别问题，指出传统序论译者同女性一样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她们努力建构译者主体性，希望通过译文语言来改变翻译及女性地位。

一、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是在性别或性别差异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于19世纪逐渐演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人们逐渐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地位不仅体现在社会层面，而且还体现在语言中。女性主体性被剥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没有掌握话语权。因此，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必须要建立一套真正属于女性并为女性说话的话语，重新阐释这个世界。历史上，女性主要只能依靠翻译来进入文学领域。因此，女性把翻译当做她们构筑反传统的文化的途径，从语言去解构父权话语中心。她们做了很多的翻译实践，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对女性主义意识文本的翻译；对不含女性主义意识的文本进行翻译；对历史上被“遗忘”的女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经过一批女性主义翻译的不懈努力，确立了女性主义翻译观（张舍茹，2009:70）。另外，传统上翻译和女性都是地位低下且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因此翻译被看做是女性的，也就促进了翻译与女性的结合。因此其目标是要批判将女性和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揭示将翻译女性化的过程，动摇维持这种状况的权威结构。

女性主义序论随着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发展逐步形成。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是女性主义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女性主义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翻译的主体，即女性，被看到、被听到，让其不再隐形。它与一般译者主体性研究不同，不是为了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不是强调译者的个人修养，而是将性别介绍进主体性研究，揭示性别在翻译中的作用和影响。女性主义译者公开宣布利用译者主体性这一因素，提倡将翻译作为重写的机会，凸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徐来，2004:16）。它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不满于将译者、译本以及女性看做低人一等，努力打破翻译和社会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主张通过翻译书写女性的身体并描写女性的经验。

女性主义译论对主体的强调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强调叛逆。“叛逆”这个命题在翻译界早就存在，但女性主义者对此的强调是绝无仅有的。为了在译文中显示女性话语权，她们要求理直气壮地叛逆原文。其次，强调平等。她们强调女性主义译者劳动的创造性。这为颠覆传统的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女性主义者还从解构立场出发,否认原文意义的单一性和绝对性(Flotow,1997:11）。因此,译文是对原文意义的补充和拓展。译文与原文一样,是一种意义生产行为,而不是仰原文鼻息的“意义再生产行为”(Flotow,1997:44）。在她们看来，原文与译文共同存在于一个文本连续体中，二者相互映衬补充，原来的“主仆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译者也变得与原作者同等重要。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是通过两种途径彰显的：翻译的派生文本和译者伴随翻译作品发表的评论和论文。通过派生文本，可以让人们注意到她们的个人历史和政治立场，关注她们个人经历对理解和翻译原文所造成的影响。她们还伴随翻译作品发表评论和论文，突出她们对意义创造和解释的权威及译者的翻译过程和策略，强调不同文化和语言间的差异性及女性主义翻译的非透明性。另外，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作的发展、调动和改动也充分体现了其主体性。总之，在女性主义译论中，翻译的主体和女性主义话语的主体享有同样的地位，她们都积极参与意义的创造，译者也是意义创造的主体。女性主义翻译要求译者对文本进行干预以显示其主体性。弗洛图列举了女性主义译者常用的三种干涉文本的方式：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增补类似于传统翻译中的“补译”(compensation).一般的译者也常用，但女性主义译者注重补偿原文在表述性别意义上的方式。比如将单词one中的字母e用粗体，来突出强调其词性，huMan中的字母M大写来揭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主义等等。

加写前言和脚注是一般译者也会采取的方式，但女性主义译者会在前言和脚注中解释原文的背景、意指和自己的翻译策略，以便发挥它的教育作用。在西蒙看来，重新阐释翻译主体有很大的力量，明确认识到了翻译关系的各种具体情况，其中之一就是文本和主体的性别特征(gendernature)。这就坚持维护了她在意义的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的作用。在理论文章、前言、脚注中，她强调了意义的临时性，让人注意到她自己的工作过程(Simon,1996:29）。此外，为让译作带上译者自身的标记，她们将自己的译者署名赋予重要含义，让自己拥有了主导地位。劫持是最有争议的一种方式：她们往往对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进行挪用(appropriation)。比如在原文采用全称阳性词的地方，在译文中却变成了包含阳性和阴性一起的词。这样原文意思虽未变，但却产生了全新的含义。这被很多人认为超出了译者的权限，但戈达尔德(BarbaraGodard)的话或许能够这种策略做出辩护：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根本性的差异、她那无穷尽的再阅读和改写的快乐，把自己对操纵文本的标记昭示天下(Simon,1996:13)。

二、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反思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序论有其自身发展过程和存在意义。其存在对翻译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存在着不足。在解构主义等理论影响下，女性主义者试图解构或至少引起人们注意去重新评价传统观念，并将这些理论影响带进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翻译观。从理论上看，女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立场进行阐发的，要为女性服务的。它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女性主义译者更加强调翻译主体，强调译者和原作者、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地位，提醒人们重新反思传统译者主体性等问题。

在研究译者主体性时，一般学者强调的是译者主体性的这一客观存在，或者译者个性、语言文化所造成的“创造性的不忠”。但女性主义译者是以争取女性平等和尊严为出发点，来消除将女性、翻译及译者放在次要位置做法。其次，她们十分强调译者主体性研究，并将性别介绍到主体性研究中来。她们试图证明性别，与译者的文化背景、性格和其他因素一样，会影响到翻译。女性主义者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更明显和大胆叛逆，因此，对传统的颠覆也更彻底。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掘过程中，女性主义者不仅进行了理论研究，还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大量翻译实践，在文本选择、理解、翻译策略以及对文本表达等方面都进行了尝试。这些都在同一目标指导下进行的，即体现女性译者的主体性，使译者不再处于隐形状态。他们倡导用多种方式对文本进行干预和改写，这并非要从根本上颠覆某种语言成规，或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和性别的平等问题（当然，这不是靠翻译就能达到的目标），而在于提出问题，引起社会对女性及其存在的重新思考。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其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分强调和研究也受到了很多质疑。

首先，他们的研究过于激进和理想化，过于强调对文本的干预和重写，认为译者也要参与译作的“写作”，对原作几乎没有“忠实”可言，翻译标准也有点混乱。这样的翻译标准会助长滥译之风。

其次，女性主义者引入了性别视角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但又过于强调生理性别这一因素。性别因素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但仅从译者的性别来判断译者翻译优劣是一种偏激的方法。因此，女性主义序论给人的印象好像是要完全采用女性译者。基于此种情况，许多女性译者在坚持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双性同体”的观点，认为译者应该从不同的性别角度考虑问题，有意培养自己双性视角的能力。这一视角也存在一定缺陷，但至少说明女性主义译论对译者主题性研究得到了关注并取得了进展。

最后，为强调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译者对原文操纵的痕迹过于明显，根本不考虑读者接受能力。例如，有译者在译本的前言和后记中用大量篇幅向读者揭示原文中也许并不存在的女性意识,甚至在正文中也使用大量注释,所有这些做法严重干扰了读者的阅读。

三、总结

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译者主体性问题也逐渐被“发现”。译者主体性在女性主义译论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在女性主义译者的努力下进入翻译理论。在为译论做出贡献的同时，其本身、包括其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都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有待进一步发展。在研究这一理论时，我们首先要学习其批判精神和创造性，同时也防止对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

作者：刘华青 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