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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技艺的女性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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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伍尔夫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一)伍尔夫对语言资源的男性文化传统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强调这种资源的男性性别属性对女性从事文学创作产生了压力,形成了束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语言资源的男性特点进行过生动形象地描述:“女性走进房间,她还没来得及描述房中所发生的一切,英语的所有资源就已经用到了极限,成群的单词必须歪歪扭扭地非法形成。”[3]在《妇女与小说》中她对女性踏入文学创作这个历史上归属于男性的领域时会遭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明确揭示:“首先有个技术性问题———即,对她来说语句的形式不得心应手。这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极为棘手。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合女性使用。”[4伍尔夫所强调的“技术上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即语言资源的男性性别属性问题。女性不习惯使用“男人编造的语句”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一种对语言属性的根本认识,即“男人造语言”,语言是男性创造并服务于男权社会的一个工具。男性具有对语言的创造、使用、支配、解释等种种权利,这种语言对男性来说是得心应手的,它不是为女性创制的,因而并不适合女性表达自己情感、思想,也不可能使女性经验得以妥帖和真实的表达,女性居于其间总会处处受到牵扯和掣肘。因为男尊女卑的父权文化传统所确立的男女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使女性生活的世界、生存的方式以及情感的体验与男性截然不同,这种生活、思想、习俗、文化等差异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它当然也会体现在语言上。从事文学创作的艰难程度不是身处语言困境之中的女性作家是绝难感受和体会的。虽然她们可以从男性文学大师笔下学到一些创作技巧,但却解决不了女性作家创作中会碰到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如女性拘泥于家庭生活所造成的创作视野的局限问题;女性性欲、生育、哺乳、绝经等与男性的生理、心理体验差异问题;女性与男性性别差异所产生的角色分工、生活方式、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这诸多差异都是男性大师以往的“语言形式”中所未有之物,所以伍尔夫认为现有的男性语言“不适合于女性”。尤其是当女作家以杰出的男性作家为楷模并仿效他们写作时,潜移默化之中就会以男性的技术标准来内在地规范自己该写什么或该如何去写。从伍尔夫对语言资源的男性特点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个女作家有天赋,也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但要做到忠实地表达女性独特的经验也是异常困难的:首先,在几千年的男权统治下,女性自身的经验已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或者被男性的经验方式所同化,要将其重新发掘出来并加以认定并非易事;其次,长期以来的男权统治使文学创作几乎成为男性专享的领域,女性文学缺乏创作的历史和传统,要将自身的情感和生活经验以女性的声音予以表达,殊非易事;再次,即使找到了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女性独特的经验,能否承受男权文化标准和传统伦理习惯所施加的强大压力,更非易事。

(二)伍尔夫独具眼光、开创性地提出“女性语言”这个概念,将女性经验呈现和女性创造力联系起来伍尔夫有一句名言“当我写作时,我更是女人”,这句话鲜明地表达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立场,也暗含着对语言性别属性的一种认识。伍尔夫以作家对语言问题本能地关注,再加之她的女性主义立场,使其率先总结、提出了女性语言的概念,并对这种女性语言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追寻和探讨。这在她评论女作家多罗茜•理查森的语言特点时,表现得最为明确和清晰:“她发明了,或者说如果她没有发明,发展和使用了一种适合于她自己的句子,我们不妨称它为女性性别心理的句子。它比旧的句子更富有弹性,可以拉得很长很长,挂得住最细小的微粒,也容得下最模糊的形状。……它是一种妇女的句子,但只有在作家描写妇女的心灵时它才是妇女的,她既不得意也不用害怕她会在她的性别心理中发现任何东西。”[1]伍尔夫对女性语言的认识是用感性、形象的语言加以描述和界定的。她认为女作家应该拥有和追求自己的语言,因为女性要表达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与男性作家截然不同。在伍尔夫看来,传统的男性语言无法抵达女性微妙滑动的内心世界,也无法呈现女性若有若无的内心情感韵律,不能体验其妙与微,又如何能确切和恰当地达其意与韵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找到女性自己的语言,伍尔夫呼吁“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5]就像奥斯丁所做的那样:“这是男人的句子。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约翰逊•吉本和其他人也是如此。这种句子不适合妇女使用……简•奥斯丁看着这句话笑了笑,为自己设计了一种十分自然完美的句子,后来她就一直用那种语言创作。”[1]

(三)伍尔夫率先对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男性话语霸权进行揭示和批判,对判断文学价值高低的标准和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提出置疑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男性批评话语是女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时会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障碍,因为男性作家、批评家操持着文学批评生杀予夺的话语权,他们对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文学价值评判会直接影响或决定读者和社会对作家或作家的接受态度,而这种男性批评话语对女作家的创作会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从而限制和束缚女性的文学创造力。“妇女所谓的价值显然地异于男人所作成的价值。很自然就是这样的。但是总是男人的价值占优势……批评家断定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论到战争。这是一本毫无意义的书,因为它论到在客厅里的女人的情感。战场上的情景比一家铺子里的情景重要———比在实际生活里更微妙一点,可是到处都看得见价值的不同。”[2]当一名女性开始她的文学创作尝试时,她会发现自己对文学和生活的认识和看法总是与这些批评家所张扬的美学观、价值观处于对立和矛盾状态。如果从女性所熟悉的生活经验出发,她会认真地描写对于男人来说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情感或家庭之类的琐屑小事,而那些男人所喜欢的政治、战争、历史等宏大叙事则通常会被她们跳过或忽略。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遭致男性批评家的大肆挞伐。他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容忍女性作家来冲击和破坏这种传统、经典、崇高的文学宏大叙事,通常会借助于男性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权威地位,运用男尊女卑的父权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文学价值标准,对挑战其男性文学规范和权威地位的女作家进行打击和批判,逼迫她们改变女性独特的价值判断。伍尔夫曾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事例来揭示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作家的打压,并发出了自己的拷问:“那天L,最通达人情,最谦和的一个人。拿起一本瑞贝卡•维斯特写的书看了一段就嚷起来:‘这个坏得出名的论女权主义的人!她说男人都是势利眼!’……他这句话令我实在惊谔,因为为什么维斯特小姐就因为对男人下了一句可能是对的虽然是不中听的评语就会是一个坏得出名的论女权主义的人呢?他这句话不但是因为伤了他的虚荣心而发出的喊叫,而且是因为伤害了他对于自己的力量的信仰而发出的抗议。”[2]在伍尔夫看来,男人不能容忍女性对自己的不敬言论,并且固执己见地认为女人是低劣的,只是为了用女人来作镜子以反衬男人幻影的高大。这种男权文化标准不仅强制性地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而且它还潜移默化将这种强制的标准内化为女性自身的价值取向,使两性之间惟余一种标准———男性价值标准。通过对男权批评话语霸权的揭示和批判,伍尔夫使所有意欲表达女性独特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的女性作家认识到,要进行女性自己的文学言说,首先必须警惕男性这种批评话语伎俩,要认识其危害并努力挣脱其束缚,并且要敢于肯定和确立女性自己的文学价值观,才能创造出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二、伍尔夫的语言观辨析

通过梳理,伍尔夫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有了较为明晰的面貌。如果联系女权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伍尔夫与她之前的女权运动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开始具备了一种较为明确地自发的语言意识,在于她以拓荒者的身份开始涉足并探讨文学领域的语言与性别的关系问题。从前面所列举的材料来看,伍尔夫对语言的关注和思考还尚未受到索绪尔等现代语言理论的影响,她强调文学是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反映,认为女作家的文学成就高低与她们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有着必然和紧密地联系,总的来说,伍尔夫对语言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工具论语言观,这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第一,伍尔夫强调语言是表现女性情感和经验、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工具。成为一个作家(无论男女)的首要前提是能熟练地掌握语言工具的使用,这种使用技巧需要受到一定的创作传统的熏陶、培养和长期训练,才能得心应手、出巧创新。伍尔夫希望女作家都能自如地驾驭语言工具,更准确贴切地表达女性经验,创作出成功的文学作品。第二,在伍尔夫看来语言还是一种谋生和提升社会地位的工具。一个女性要写作,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和物质条件,这是创作自由也是女性独立的一个前提。小说为什么盛行,是因为许多女性可以以此为业,可以借此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用伍尔夫的话来说就是“用你的智力一年可以挣五百英镑”。掌握了语言艺术就等于掌握了谋生的一种工具,妇女也能以作家这种职业来取得经济上的收入和独立,并由此取得精神上的自由、平等和尊重。第三,伍尔夫认为语言是作家展示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的旗帜,是一种辨析、体认作家风格的途径和工具。她对女作家与男性同行语言差别的辨析,主要还是从作家所表现的题材、生活体验与文体或者语句形式的对应上来加以分析和判断。“无论是男是女,只要看一看开头的几句就足以判断。”这种探讨主要从作家行文的语言风格角度着眼,没有超越布封的“风格即人”的认识,基本上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文学摹仿说、文学反映论等西方传统文论思想。虽然伍尔夫生活的时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已经开始潮声阵阵,但主要还局限于语言学理论和哲学研究的一定范围之内,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将其视为一种沟通和交流的工具,缺乏普遍地关注,还没有形成自觉的现代语言意识。伍尔夫对语言的关注主要限于文学作品的文体、句式、句子等语言形式层面,还没有上升到对语言的宏观把握。在她看来,语言仍然只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传情达意的工具或媒介,一个作家追求创作个性、体现独特风格的载体或工具。

三、伍尔夫对语言的认识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

与女权运动的先驱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斯坦顿等相比,伍尔夫是最早关注语言问题并明确区分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的女性主义者,这是由文学问题的思考而引发的对语言性别问题的探讨和认识。受限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伍尔夫对语言的认识还是传统的工具论语言观,尚未完成语言认识上的“语言学转向”,但她对于语言的一系列认识和思考却对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伍尔夫首创的女性语言这个概念,为其后的女性美学、女性写作等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具有开创性地贡献伍尔夫所提出和探讨的“女性语言(Women’ssentence)”,是相对于男性传统的语言句式(Man’ssentence)而言的,这与后来女性主义批评所提出的“女性语言”(FemaleLanguage)存在很大差别。伍尔夫提出这个概念,是希望与男性全然不同的女性生活能有与之对应的语言表达,强调细腻、精微、敏感的女性经验呈现与独特的语言表达句式之间的吻合程度,关注的重心在文本之内的言语层面,体现出语言工具论意味;而女性主义批评提出的女性语言,是一个意蕴丰富复杂的概念,强调渗透着独特的女性经验,与女性隐秘深层的无意识相联系,与女性身体、本能相联系。这种对语言性别属性的强调关注的是文本之外的整个语言系统,其矛头所向是菲逻各斯中心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意图以此达到颠覆男权文化的目的,具有语言本体论(Languageontology)意味。伍尔夫所提出的“女性语言”虽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女性语言”概念有异,但伍尔夫率先将语言与性别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将语言与女性经验和性别意识呈现、与女性独特的创造力联系在一起。女性语言不再是男性批评权威讥笑、否定女作家的贬义词(等于啰嗦、感性、跳跃、词不达意……),而是成为衡量女作家文学价值高低的标准,使女作家能以独特的语言风格与男性大师并列在一起。伍尔夫对语言性别属性以及女性独特的语言创造力的关注,为女性主义批评张扬女性差异的“女性写作”、“女性美学”等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我们之所以并不回避将有特殊的内涵的‘女性写作’这一后世才有的术语用于伍尔夫,就是因为伍尔夫关于发展女性的创造力的思想在精神上与后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主张的‘女性美学’(FemaleAesthetics)有异曲同工之处。后世的女性美学……主张在批评话语中书写女性语言,以女性经验来界定女性主义批评文体。其实伍尔夫的主张实际上也是一种张扬女性美学,突出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6]从研究者对伍尔夫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之间的前后承继所作的分析也足以看出,伍尔夫的女性语言理论开启了现代批评审视文学的全新的女性主义视角,为女性主义批评树立自觉的语言意识进行启蒙,给女性主义批评挖掘女性文学传统以思想启迪,为肖瓦尔特的“女性美学”、法国学派的“女性写作”等女性主义概念提供了理论的生长点。

(二)伍尔夫致力于探讨和追寻代表女性创造力的女性语言,对其现代主义意识流创作产生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助推作用伍尔夫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伍尔夫的语言意识对其现代主义意识流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对语言的认识以及对切合于女性经验与情感表达的女性语言的追求,不只是在探讨女性作家作品时体现出来,而且促使她在文学创作中身体力行地寻找和创制这种女性语言。伍尔夫之所以成为意识流小说之母,除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伍尔夫内心始终有一种追寻完美的女性语言句式的冲动。她提倡“能有效地填平男人们造成的分裂和空隙”的“小语言”(LittleLanguage),它“由细小破碎的词语,短暂的、未完成的句子组成,回荡着呐喊、召唤和歌咏之声,也承载着沉默、眼神和手语表达”[7]。她之所以大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创作方法,运用意识流来表现人物的思绪、联想和意识的无序及跳跃,是因为这种形式非常适合女性经验的表达———不求题材的重大与场面的壮阔,不求阅历丰富和见闻之广,它不沉重、僵硬、凝滞,而是轻松随意,兴之所至、意之所随,像喃喃自语、像回忆,“挂得住最微小的颗粒”,能够把女性最细微、敏感的内在展示出来。这无疑是伍尔夫心中最理想的女性语言的表达式和承载体。伍尔夫的意识流创作实践可以说是她对女性语言的寻找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相融合的产物,是对传统文学样式的颠覆和突破,让女性意识象溪水奔流一样得以释放和表达,使女性经验世界得以去蔽、命名和新生。

(三)对女性主义语言批评的奠基作用伍尔夫以天才女作家的敏感和女性主义者对性别问题的敏锐触觉,开创性地将对女性生活和命运的思考与语言、与文学形象、与文学批评联系在一起。对文学语言资源的男性传统进行思考和研究,就女性语言提出自己独特的创见,对男性作家笔下“房间里的天使”等女性形象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对男性批评权威话语对女性创作的束缚和影响进行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为60年代开始兴起的女性主义批评开启了先河,起到了启蒙和示范作用。伍尔夫之后,西蒙•波娃开始对宗教领域和女性成长心理方面的语言问题予以关注,凯特•米利特开始向男性文本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吉尔伯特和苏姗•格巴开始研究“阁楼上的疯女人”和“莎士比亚的姐妹们”,而肖瓦尔特则在女性美学方面做出理论性地总结和探讨。在伍尔夫的影响之下,女性主义批评者开始对男性语言叙述的一切产生怀疑,开始对几千年来男性笔下“天使与巫女”两种对立形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对这类形象背后所潜在的性别压迫和歧视的真相予以审视和剖析,对其服务于男权统治的实质进行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同时,开始对男性文学批评貌似中立、客观、公正的权威话语进行置疑。这些批评关注的焦点、运用的概念、取得的成就,都建基于伍尔夫对语言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伍尔夫为女性主义批评颠覆和解构男权文化传统指出了方向,为其全面清算“菲逻各斯中心主义”拉开序幕,女性主义运动也由此开拓出了一片新的语言的疆域。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伊格尔顿将弗吉尼亚•伍尔夫视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奠基者:“从很大程度上讲,女性主义批评很难超越伍尔夫,她的思想预示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多元化,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后结构主义角度进行的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均以她的思想为出发点。”

这段话将伍尔夫对女性主义批评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作了精当的总结和极高的评价。但通过本文在伍尔夫对语言认识方面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这个评价和总结还存在某种疏漏和缺陷,因为她忽略了伍尔夫对语言的关注与思考对女性主义批评所产生的影响。所以,至少还应在伊格尔顿已列出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等角度之外,再加上“语言的角度”,才能更准确地体现出伍尔夫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才能对其在女性主义批评史上的地位做出更客观、公正、全面地定位和评价。

四、结语

虽然伍尔夫没有专门和集中论述语言问题的文章,没有完整或成体系的对语言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提升和概括,但她对语言问题的认识远远超越于她之前及同时期的女性主义者,具有拓荒者的价值和意义,也暗合了“语言学转向”在文论和批评领域的脉动频率。伍尔夫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和认识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昭示出新的性别方向和语言纬度,孕育出一种全新的批评样式———女性主义批评。她所思考的语言问题,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多元化发展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作者:黄柏刚刘惠玲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

语言表达技艺的女性主义论文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