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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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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打金钱杆”的审美特征是“打金钱杆”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打金钱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发展大于保持的现象,致使“打金钱杆”这一黔东北文化有丢失其原始风貌的危险。为了更好的继承与发展民间艺术,深入探讨其审美特征成了当务之急。“歌舞金钱杆”2007年成功申报非遗后,地方加大了对其保护的力度,学界也开始关注“打金钱杆”的发展,但大多集中在关注“打金钱杆”的教育功能的探讨,如:吴慧倩[1]、冯胜刚[2]均对“打金钱杆”的肢体语言在体育课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对“打金钱杆”的艺术审美特征没有进行研究,因而,致使“打金钱杆”有加速变异的趋向,为了更好的传承与保护地方艺术,本文对“打金钱杆”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旨在为进一步推动“打金钱杆”的良好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觉。

一、“打金钱杆”概述

“打金钱杆”是流传于黔东北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一般在节庆期间较常见。关于它的起源在黔东北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起源于军旅生活:传说在西楚霸王率领军队驻扎在黔东时期,常常与士兵同饮,酒后兴起而举鞭起舞;另一种说法是起源于乞丐生活:传说一对失去父母的姐弟,把乞讨得的铜钱挂在打狗棍两头制成一种响器,敲击响器来换取施舍者的同情,以换取食物。这两张说法都是只一种传说,其实与“打金钱杆”具有同样形式的民俗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民间流传,只是因地域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名称。这种民俗文化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中研究者邹晓春[3]认为可能与佛教的“散花落”有关,“散花落”是佛教的一种“唱导”,实为宣讲佛法的方式之一,散花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僧人募化的手段,即作为牟利的工具,不再是讲经说法,此手法被乞丐借用。金钱杆作为乞丐的乞食工具是不争的事实,但它起源与乞食却有待考证。当然,不管这种民俗文化起源于什么,它以具有广大的受众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且因地域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黔东北的“打金钱杆”在黔东的流传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与黔东北的地方习俗、语言腔调、宗教信仰、审美取向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独特艺术形式,且至今仍然流传于黔东北民间,是黔东北人民节庆期间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

二、金钱杆的审美特征

(一)变迁中形成的结合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逐步深化,社会分工也逐渐走向细化即专业化的道路,艺术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的分离出不同的种类,走向专业发展的道路,如唱与奏的分离,奏与舞的分离,然后逐渐形成不同的专业,如演唱、演奏、舞蹈等,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艺术发展的必须。但在以农耕为主的东方却产生了不同的发展趋向,我国具有崇尚以圆为美、天人合一的民族审美取向,因而在我国艺术领域保留了很多集唱、奏、舞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如:土家族金钱杆、安塞腰鼓、朝鲜长鼓舞、维吾尔族手鼓、凤阳花鼓、云南象脚鼓等,由于这种综合艺术的长期存在,逐渐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审美观。金钱杆正是这样一个把音乐、舞蹈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它和谐的结合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演唱与伴奏的完美结合: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既要打金钱杆又要唱,金钱杆作为一种打击乐始终没有脱离表演者的手,演唱与演奏从金钱杆诞生起就紧密结合在一起,金钱杆这一打击乐至始至终伴随着演唱、舞蹈,既承担伴奏又承担独奏角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音乐与舞蹈的完美结合:这个结合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节奏与独特的舞姿结合上。节奏、旋律、和声是音乐的三大要素,其中节奏是骨干,旋律是丰满,和声是色彩。“打金钱杆”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戏剧性的起伏旋律,只有用节奏的变化来呈现音乐,而“打钱杆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变化又是通过打击金钱杆的不同部位与用金钱杆敲击人身体的不同部位来区别的,在用金钱杆敲击身体不同部位时就演变出了不同的肢体语言,这些肢体语言既有打击乐器的特点,又有舞蹈的特性。如:雪花盖地、二龙抢宝等,舞姿由打击需要派生而成,同时,视角审美需求而提高的舞姿又提升金钱杆的节奏变化,舞姿与节奏相生相依,生生不息。从而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金钱杆用它独有的节奏型与独特的音色配合舞蹈动作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来表达思想、教育人民、娱乐受众。“打金钱杆”在发展过程中与舞蹈动作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器乐与舞蹈,甚至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音响、音色、节奏等音乐美学的范畴,具有更高规格的视(动作表演)、听(音乐表演)美感。金钱杆视、听的完美结合,使表演者能尽情宣泄,畅汗淋漓。

(二)贫穷中彰显的诙谐美黔东北是一个贫穷、闭塞之地,劳动人民极具贫乏的文化生活,他们有对幽默、诙谐、风趣、滑稽等有极大追求需求,他们需要用幽默、诙谐等来冲淡生活的单调乏味,金钱杆正是在这样一个土壤上繁育起来的。金钱杆的起源说之一源于贫穷人们的乞食生活,也证实了金钱杆与地方民情的关联。金钱杆来自于基层,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带着地方民俗特征。金钱杆表演的基本形态是双人对舞,在这个初级的艺术形态中,一般是分一旦一丑两个角色,旦、丑两角均由男性扮演,旦角是美的化身,是含蓄的美。旦角在金钱杆中是女性与美的代表,是人们心目中的崇高的形象追求,为了完善这个崇高的形象,人们不但在服饰上对其美化(具体体现在旦角着戏装)、剧情化,而且在舞蹈位置与动作上也进行强化,旦角在舞蹈中一直居于中央位置,且动作优美。这些都是古代女性崇拜的遗存。丑角则是人的原始性的代表,是人的本能性的释放,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具体表现在男性着装为当时之男性时装,表现了人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夸张的动作是人的本能性的释放的表现,是“自我”的释放,围绕旦角转则突出了对现实与精神的结合。但旦角由男性装扮,减少了女人特有的女性美,却增加了男性故作女态的丑相美,给人以诙谐的美感。丑角则是俗的代表,由男性直接承担,且不着戏装,其不修边胡的生活妆与旦角形成强烈对比,再加上极具挑逗的动作与夸张的神态,极具戏剧性的表演以此来激发观众的想象与联想,从而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旦、丑形成了鲜明的雅俗对比,强烈的对比造成较大的戏剧性,使这一艺术形态长久不衰,彰显了平穷中的诙谐美,在极度平穷的环境中,人们还不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用夸张的舞蹈动作去表现、模仿生活,凸显了“打金钱杆”以丑为美的审美特性。

(三)宣泄中体现的朴素美朴素的情绪:人生存的本能是为了繁衍后代,因而,造就了对性的崇拜,从而引发了对性的歌颂以及对性的向往,这是人的本能的体现,也是人的生存需求,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需求,是人类传承的基本,这种需求被土家族用“打金钱杆”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在“打金钱杆”中虚拟的舞蹈动作、简单的节奏、直白的语言、以及羽调式与徵调式相结合的旋律无不体现了两性的关系以及人类的性崇拜。它是土家族人的朴素情绪的直接体现,因而,它长久不衰。简单的形式:“打金钱杆”活动原生态下的表演者基本形式是一旦一丑,两个性别的结合,没有管弦乐伴奏,只有打击金钱杆的节奏为其伴奏,形式及其简单。也正是这种简单的形式方便其走进千家万户。单一的音乐、舞蹈元素:“打金钱杆”的音乐元素非常单一,只有节奏与简单的旋律,但其节奏却铿锵有力,古铜钱撞击所产生的特有音色使简单的节奏具有了独有的魅力。金钱杆的肢体语言也保持着古朴风貌,非常简单,简单到你甚至可以不把它的动作称为舞蹈,但它却有地方的烙印、有地方民族的情感。灵动的节奏、古朴的动作支撑了整个表演过程,朴实无华、令人在嬉笑中回味生活的真谛。

三、结语

“打金钱杆”作为黔东北民间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流传至今,在它的体系里既保留了黔东北的地方文化烙印,是研究黔东北民俗文化的最好资料,给当代金钱杆的发展、艺人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与源泉,又给黔东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是黔东北人民的精神食粮。金钱杆被广大群众所喜爱,正是金钱杆的审美性的客观反映。黔东北民俗文化“打金钱杆”的价值在于它的原始风貌至今任然以不可忽视的态势流传在民间,且同时还以顽强的生命力延伸出新的艺术形态,现在的广场健身舞、学校课间活动均是金钱杆的姊妹艺术。一个活化石般的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得到完好的保存,就在于它的审美特征符合民间人们的审美取向,因而,“打金钱杆”的审美特征是金钱杆得以保存的最大功臣,对“打金钱杆”的审美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更好的继承这个民间艺术,同时,还可以为发展金钱杆提供准确的方向。本文在这里只是对“打金钱杆”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希望笔者的观点能够引来更多的关注者,为黔东北民俗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作者:韦琴芬 单位:铜仁学院音乐系

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审美特征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