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体系变迁范文

一、权力与认同互动下的国家集团

现实建构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核，肯定权力和认同两大核心要素在解释国际关系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现实建构主义通过建构主义的观念、身份和规范等建构主义元素克服了现实主义在国际体系动态变迁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缺陷，强调国际权力斗争会因国际行为体的良性互动和国际规范的良性调整而逐渐减弱，国际体系会随着行为体的互动和国际规范的社会化作用而妥善建构。同时，现实建构主义接纳现实主义量化的物质性解释变量在解释国际体系变迁中行为体具体行为的“精确性”和解释结果的可移植性。另一方面，现实建构主义避免了建构主义厚规范和认同而轻权力的弊端，强化了对物质权力的认同。该理论始终认为，即使身处由高层级规范和认同建构的国际体系中，权力政治依然是不可超越的，权力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始终具有极大的影响力。②虽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基本是“基于利益考虑通过谈判约束性协议”，③但最终决定该协议方案及执行该方案的根据是行为体间的实力(权力)大小。换言之，虽然行为体间不同的认同引导甚至改变行为体的行为，但影响甚至决定行为效果的依然是权力，权力大小最终决定行为体间的博弈结果。

现实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对权力分配结果的认同，即对权力结构的认同。权力结构是国家权力斗争和权力分配的必然产物，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实力的阶段性成果，代表了当时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实力安排，得到权力结构内成员的普遍认同。得到认同的权力结构在下一个调整阶段前，因得到制度和观念上的认可而具有影响国家行为的规范性作用。当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严重改变时，在权力结构中处于高实力低层级的国家开始质疑自己的结构身份，进而质疑权力结构的规范性作用，致使权力结构协调权力和认同的规则功能减弱，权力结构因此再次进入周期性权力斗争和权力再分配阶段。其实，权力斗争构建了行为体所处外部生存环境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它们是权力斗争和权力再分配的阶段性成果，是行为体权力斗争妥协的表象，是行为体从量变到质变的身份建构结果，而国际体系通过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规范行为体的权力斗争行为。但是，当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异步发展难以调和时，两者将重建行为体的身份认同，迫使行为体推动权力结构进行破坏性重组，因为“不存在没有构成过程的结构”，①“在国际体系中，不管是从多极到两极的关系结构变迁，抑或是从中世纪到主权国家的规范变迁，社会结构总是处在一个实践活动不断展开的生成过程之中”。②基于权力与认同内涵的融合，以及“特定的权力结构可以影响特定规范结构的变动，反之，特定规范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特定权力结构的变迁”，③现实建构主义将权力与认同的关系研究应用于行为体在不同国际体系阶段的互动模式和国际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

行为体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分配建构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在由权力结构的和无政府状态建构的国际环境里，行为体主体间的认同决定行为体的行为策略组合，包括行为体间的合作和竞争方式。从认同的角度来看，当认同发展到高级阶段群体性认同时，其对内是一个共同体社会的凝聚力所在，对外则能够设立明确的边界，从而被外界认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⑤当然，群体性认同并非一定代表斗争。群体内认同与群体外认同的差异性决定了群体行为体内外行为的差异，也成为群体行为体竞争和合作的根源。在无政府状态和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下，行为体的对外行为都是由其对特定结构的认同所决定的。①斯特林－福尔克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权力结构下，群体内认同与群体外认同的互动是行为体制定行为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当各行为体之间的认同相互发生碰撞时，既可以导致行为体间的合作，也可以引发行为体间的冲突，这主要取决于认同被置于何种物质权力分配之下。②正如温特所言，群体性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它既可以表示为行为体间对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表示为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因此基于群体认同构建的主体间关系既可以是合作性的，也可以是冲突性的”。③从权力的角度来看，不同认同的形成基于主体间理解的差异性，尤其是出现在权力再分配阶段，旧权力分配受益者成为旧认同和旧规范的坚决拥护者，也成为新分配方案受益者的主要斗争对象。因为权力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再分配的权力资源必然来自旧权力分配受益者，其与新分配方案的拥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因为旧结构的物质基础已经发生改革，权力再分配具有历史必然性，否则无法协调权力与认同的关系，反而会招致负面认同的报复。当负面认同构成主体间共享的理解时，拥有群体性认同的新利益群体随之形成，新旧群体性认同作为竞争性观念形成竞争性群体，并最终通过不同群体间互动的形式推动国际体系的发展。在探讨国际体系的变迁时，总是将行为体互动放入特定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中分析。在此需指出，现实建构主义吸收并完善了建构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yofholism)，④结合“结构化理论”与“互动关系”的理论视角重塑了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结构论中的结构不一定是物质的、经济的，并且无法脱离行为体的互动而独立存在。在施动者的关系上，结构与施动者相互构成，任何一方都不存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温特就此曾呼吁，“应给予施动者和结构同等的本体论地位”，⑤并同时指出，结构所产生的最终作用总偏离施动者的意图，不可能还原到施动者层次。这意味着结构具有两种层次、两种作用。⑥这两种层次是指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虽然宏观结构是由微观结构组合而成，但该过程不可逆。温特指出，任何社会体系的结构都基于两种层次构建，两种层次间难以区分且可以相互使用。这意味着国际关系中一行为体的宏观结构可能成为另一行为体的微观结构，反之亦成立。

由此推导而出，结构可能成为施动者，施动者也可能成为结构。例如，群体行为体对于结构成员来说是结构，对于群体外行为体来说则是施动者。温特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也提出类似观点，群体行为体实际上也是一种结构，一种能使个人实施集体行为的共有话语或知识结构。①基于此，本文进而认为，包含众多个体行为体的群体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的变迁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群体行为体因其特殊的行为体构成而兼具两种层次的结构和施动者双重身份，并因此产生群体内与群体外双重互动行为，进而在行为体互动和体系变迁中具有双重作用。在具体作用方面，作为结构的群体行为体具有首先建构成员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并通过观念和规范等机制进一步建立群体性认同。同时，通过多种机制控制群体内负面互动，促进正向互动的规范作用。随后，群体行为体又因对结构的认同作用再通过互动改革和加强结构。基于此，本文认为，群体行为体应该是这样一种国际行为体:它指的是由个体行为体组成的，融微观结构(包括微观权力结构和微观观念结构等)于一体，具有结构和施动者双重身份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比如国家集团就是由国家行为体组成的，集文化结构、权力结构、规范结构等于一体的群体行为体。对于国际体系来说，国家集团是施动者;对于集团成员国来说，国家集团是结构。简言之，国家集团是包含国家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亚体系，即国际体系是由多个国家集团组成的。作为推动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国家集团间的互动是预测和分析国际体系变迁进程的核心要素。但在评估国家集团间的互动影响时，必须先解决国家集团的身份问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集团成员国的身份选择;二是国家集团的身份确认。

1．成员国身份的自我选择。集团身份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产生群众性认同。②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相互渗透和交融的过程，集团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视作自我利益的构成部分，即使行为体具有“利他性”。当集团成员国在良性的集团结构中因为本国利益得到满足或者未被侵犯时，其利他性增强且能够克服利己主义困境，并把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在内的程度，甚至让渡部分自利以达成集团利益。此时，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和政策偏好将表现出较明确的倾向性和稳定性，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因此淡化，集团对外行为能力呈上升态势。反之，成员国的行为偏好将产生利己主义倾向，包括国际体系变迁在内的外部环境调整将引导甚至改变集团成员国的对外行为。总之，集团成员的身份认定首先取决于成员国对集团利益分配的认同程度。成员国的身份选择还包括另一种情况，即多重成员身份的利益取舍。国家因其具备人的社会特性而拥有多重身份，其行为是被其多重身份所驱动的。①国家各身份之间存在合作或竞争的矛盾关系，身份选择的决定基于各自对身份利益的价值判断。当身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同集团的物质权力诱惑和集团间的建构主义影响因素将直接影响行为体的价值判断，促使行为体作出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最终决定，结果是弱化他集团的集团认同感，打击并影响他集团其他成员国的观念和认同。

2．明确国家集团身份的认定。国家集团身份认定的难点在于，如何统计和衡量国家集团的政治经济实力，并与其他行为体进行对比。集团成员国参差不齐的政治经济实力水平致使国家集团的统计方法面临科学性和准确性的难题，在形成独立权威的统计机构和科学有效的统计方法前，国家集团的统计数据始终存在被高估或低估的事实，即集团实力无法被准确认定，导致国家集团本身及外界对集团的身份界定存在基础性障碍。实力评估的难处主要来自“国家中心主义”的利己冲动和国际性的集团实力评估标准的缺失。前者导致集团成员国在提交评估数据时存在人为修改的利己主义倾向，即根据本国的内政和外交需要进行技术性修饰，以期本国在集团内部和国际体系中获得策略性优势;后者导致个体和集团行为体的身份认定被迫被少数几个经济政治指标所取代，国际体系中国家集团间实力的界定出现结构性混乱。集团身份的不确定性界定带来的后果是，集团对自身行为和国际形势误判的可能性增强，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动态调整的策略性应对行为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权力成本增加，达成调整目标的成功率降低。为解决身份问题，国家集团通过内部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包容、经济领域的交流和互补、对外行为的一致性等方式建构群体文化认同、群体成员身份认同和外部认同，从而构建一个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身份，统一国家集团的对外行为，以谋求国家集团的共同利益。以欧盟为例，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中，欧盟通过积极加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制度认同，以及经济、政治和军事等一体化实现欧洲一体化设想，并最终成为当前世界认同度最高、执行力最强的国家集团代表。在国际体系的变迁进程中，欧盟正成为主要行为体中最特殊的国家集团，并发挥重要的建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对于国际体系来说，国家集团是推动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行为体，这并非否认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大国对国际体系变迁的推动作用，但坚信大国会通过将本国意志转化为集团意志使其合法化、系统化和国际化，从而构建最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体系生存环境。因此，国际体系的变迁应是国际亚体系(国家集团)在特定时空下的互动结果，即亚体系间权力斗争的结果。进而，权力斗争的结果促使国家集团通过多种方式强化集团认同，社会化集团成员国，推动集团的一体化进程，最大程度影响国际体系的变迁走向。

二、国际金融体系的现实建构主义分析

现实建构主义关于在特定结构下国家集团互动决定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完善了国际体系的变迁研究，且本文认为该理论同样能应用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浪潮和全球化浪潮重塑了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改变了行为体互动模式，国家间互动由政治和军事互动为主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和政治为主，国际体系结构的主导权由霸权国逐渐转变为强国集团，国际社会也由此从国际政治体系转入国际金融体系主导的社会。在此过程中，探讨国家集团在新时期特定结构中的历史推动作用便充满现实意义，尤其是以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去，得益于科技和文化的广泛传播，国际体系结构越发朝扁平化发展，多数行为体均在争夺体系权力方面表现出极大热情。但是，由于结构的阶段稳定性和权力分配的不合理性，多数行为体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力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体系被少数核心大国及其领导的强国集团所主导。在强国集团形成的过程中，核心大国凭借权威吸引力，即由政治进步、经济领先和安全责任等产生的向心力，吸引其他国家加入核心大国主导的共同体之中。

冷战时期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简称“布雷顿”)和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下简称“经互会”)均是霸权国主导的典型，两者在建立之初正当性最为充分，都是用于战后重建、维护金融稳定，但深受冷战思维影响的产物。由这两大微观金融结构(国际金融亚体系)所构成的平行金融体系格局就是当时的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指出的是，经互会因其偏重协调生产分工和贸易职能而被质疑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身份，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对其国际金融亚体系的认定。所谓国际金融体系，“是指调节各国货币在国际支付、结算、汇兑与转移等方面所确定的规则、惯例、政策、机制和组织机构安排的总称。国际金融体系是国际货币关系的集中反映，它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总体框架”。①从这个意义上讲，经互会作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多边经济合作平台，即使与现代资本主义国际金融体系的定义存在差距，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区域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亚体系而存在。从整体上看，影响经互会和布雷顿的国际关系进程的是其所在的国际金融体系，它融合了国际金融物质结构和国际金融观念结构，建构作为对立关系的两大体系的身份和利益。从宏观结构来说，两大体系均是具有结构和施动者双重身份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对于两大体系的成员国来说，体系是成员国互动的结构环境，建构成员国的身份和利益，并调整和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对于体系外的其他行为体，确切地说对于两大体系相互而言，两者相互独立而竞争的互动关系不断地破坏和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从微观结构来说，两大体系各自成员国的内部互动不但建构了成员国的身份和利益，而且强化了对体系的结构认同，即增强了体系的群体性认同。得益于冷战思维非此即彼的结构性选择，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两大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对立更加明确。总之，在冷战结束前，经互会与布雷顿的根本性对立并未消除，两者内部因彼此存在外部性竞争关系而保持高度的群体性认同，并且强化了两者的外部竞争力，使两者始终处于相互独立又相互竞争的互动状态，高度紧张的外部环境还迫使两者的成员国对体系主导者的权威保持高度认同，进而稳固了体系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但是，两者在战后初期忙于国家和市场的重建工作，以及政治和军事实力大致相近的现实使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战胜对方，最终导致国际金融体系长期处于两大独立次体系平行运行的状态。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进程逐渐加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日益恢复，两大阵营的经济实力差距日益扩大，并最终导致次平行金融体系的格局被打破。苏联和经互会的解体改变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格局，布雷顿逐渐吸收经互会而融合成完整统一的国际金融体系，彻底改变了国际金融的结构和秩序。但是，经互会与布雷顿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注定其融合过程存在隐患，意味着两者从开始就埋下冲突和分离的可能。虽然资本主义浪潮在苏联解体后席卷全球，全世界对社会主义的观念认同以及由此构建的观念结构日益松动，但作为后来者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统一后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身份和利益待遇明显落后，且融合后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因整合不利，致使多数国家对体系的认同不高。尤其是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保证成员国利益的职能受到广泛质疑，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也因此面临认同危机，内部成员国因此分化成以7国集团(G7)为首的体系维护者和以金砖国家集团(BRICS)为代表的体系改革者。在改革进程推进迟缓的前提下，金砖国家通过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下称“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下称“应急储备”)，①试图在国际金融体系内部构建一个自己主导的类国际金融体系的微型金融体系———“金砖体系”。与经互会相比，金砖体系在规模、影响和作用等方面都只能算是区域金融体系。但是，它的结构设计和前景规划又符合一个完整国际金融体系的安排，因此本文大胆估计金砖体系会在未来发展成为另一个经互会，并与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维护者争夺国际金融权力。当然，与布雷顿和经互会的体系关系不同，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简称“旧体系”)与金砖体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行金融体系架构，旧体系的金融权力和影响力虽然大幅下降，但没有因此降格为国际金融亚体系，而当前金砖体系更相当于对旧体系的补充和修正。旧体系为金砖体系提供了与其他区域金融行为体互动的平台，并建构了其作为金砖国家合作平台的身份和利益。

金砖体系是一个群体行为体:对于旧体系来说，金砖体系是一个施动者，它与其他行为体互动共同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对于金砖国家来说，金砖体系为其提供了互动的次国际金融体系平台，并且对内建构其作为金砖国家和金砖体系成员国的身份，推动金砖国家对金砖体系的群体性认同，强化其作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施动者身份。在金砖体系变迁的过程中，对旧体系的不认同和金砖体系的观念转变过程将持续改变各国的认知，并在此过程中改造旧体系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旧体系因此不断面临被挑战和改革的压力。虽然金砖体系与旧体系的实力差距过于悬殊，但得益于和平浪潮、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金砖体系内部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格局，金砖体系遭遇经互会解体命运的机率极低。因此，即使在当前无法组建平行金融体系的前提下，金砖体系依然对国际金融体系变迁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将不断丰富国际社会的金融观念结构，调整体系维护者和体系改革者的权力分配，协调权力分配与认同分配的关系，影响相关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影响甚至推进体系的改革进程。

三、结语

现实建构主义融合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优势，强调权力、认同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塑造认同从而引导和改变行为体的行为，但行为体的行动力却受限于其权力。①在特定结构下，结构行为体间的互动决定国际体系的变迁。结构在构建国家集团认同和引导集团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集团行为效果却取决于集团的物质实力。因此，国际体系的变迁方向最终取决于体系内部集团间互动结果，而集团物质实力的强弱将最终决定何种认同取得决定性胜利。对于传统国际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来说，新旧国家集团的形成取决于集团成员国对集团身份的认同，并引导成员国为推动集团共同利益而改变对外行为，而体系的最终走向最终则取决于新旧集团在物质权力方面的最终博弈结果。

作者：李鞍钢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