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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语文学史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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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彼岸的台湾地区,现代主义文学流脉,却在暗中涌动,且不说自觉或不自觉,但是,处在世界潮流中的台湾地区,不如冷战格局中的大陆,闭关自守而沾沾自喜,确是不争的事实。隶属于思想、文化领域,并且总是十分敏感又活跃的文学,向外学习,吸取养料的积极性非常高。台湾大学外文系的一群青年学生创办纯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并以此为阵营,举夏济安等前辈为旗帜,激情地描画着他们的文学梦。当代名家叶维廉、刘绍铭等,其时,便是白先勇、欧阳子们依然在读的师兄。夏济安之外的幕后支持者,著名的还有黎烈文。他是留学归来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研究家,早在193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曾主持过《申报》副刊《自由谈》。执笔政期间,掀起一股改革旋风,大刀阔斧地改掉了《自由谈》的风花雪月和鸳蝴气息,支持左翼文学运动,旗帜鲜明,约请鲁迅、郁达夫、茅盾等新文学的先进,给《自由谈》撰稿,在文坛闹得风生水起。若论文学存在与生长的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大陆和台湾也大相径庭,而直接影响文学生产的各种思想文化元素、制度因子,诸如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机制,文学评价、评奖的标准和制度,文学传播的方式等,又大异奇趣。那时,台湾虽然远不及现在这么开放和自由,但是,《自由中国》还是准予出版、发行。文学生产和消费,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大陆则套在计划经济的牢里,缚住了手脚,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被当作物质产品一样,以行政的方式计划配置。在消费结构上,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大众的文学消费,在大陆,以白话文学作品为主,文言文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学/文化的消费和传播,在整个文化消费中占比很小,外国文学差不多就等同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少数几个。台湾大中小学校教育,传统文学/文化所占比例,明显高出大陆许多,外国文学/文化,也占有相当份额。在各层级的升学考试中,语文考试也以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为主,大学外语系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因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需要,反而不断被强化、力量不断增大。文学的多元态势,发育较为充分。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大陆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鲁迅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学生的每一个学习阶段,都会被强制要求阅读鲁迅作品,文学性的小说、散文,论说性的杂感、随笔,各种文类一应俱全。就中国内地的学生而言,若说,没有读过鲁迅的书,就等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国民教育,大概不算夸张。隔着窄窄海峡,浅浅海湾的台湾岛上,1980年代以前,一般市民大众,并不知道鲁迅何许人也,当然大陆赴台人员除外,正如张爱玲鲜为大陆读者所知一样。鲁迅为台湾大众所熟知,那是在1982年,鲁迅之孙周令飞,娶台湾女子张纯华为妻之后的事,因周令飞赴台,岛上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鲁迅热。两地文学/文化生态大相径庭,可见一斑。台湾和大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势如水火的阶级对垒,你死我活的正当意识形态,呈现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审美意识和文学趣味等等。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作家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生产,并制约着文学产品的质地,给20世纪文学史的著述增加了很大难度。为此,大陆学者撰写、编著的文学史,要么绕开台湾地区的文学状况,按下不表,要么在文学史叙述中生硬地划出一小块“自留地”,笼统地讨论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台湾文学”的那些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在叙述策略的定制和整体构架的设计上,则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评析,文学“史”的线索,似续实断,完整的文学面貌,大多一片模糊。类似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同样被用于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叙述。

现有文学史叙述不能完全覆盖中国新文学,已是不争的事实,纠偏补弊的措施,就是在许多高校中文系,单独开出“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等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的选修课,某些专业研究机构,则专设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研究中心之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研究室,就是一个代表。还有更加激进的做法,则努力争取在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单列台港澳文学,使之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架构,成为与之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类似强调台港澳文学的独立性和异质性的动议,现在,很有一批支持者。笔者认为,过分夸大、强化各地文学的异质性,实在大可不必。学科规划和分类的意图,重点主要不是给研究者圈定一个一成不变的疆域和边界,一流的研究者往往不受学科(或专业)的束缚、框范,相反,更热衷于在学科之间客串。便于现代大学的教学管理,恐怕才是学科细分的目的,换言之,削学术之足,是为适学术评价机制之履。而且,学科细化恰恰与现代社会呼唤通才的时代潮流相悖。话说回来。白先勇自196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此后长期居留国外,然而,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操用汉语,重要作品都发表、出版在中国内地或台湾、香港。创作主体预设的潜在的文学消费对象,也是汉语读者群体。小说《芝加哥之死》主人公的名字叫吴汉魂,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能品读出文字中淡淡的感伤和忧郁,创作者叹惋中国留学生客死异乡,漂泊异域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小说既含哀悼一种文化传统日渐式微的忧伤,也释放出作者努力想唤起人们力挽民族文化颓丧之势,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情。由于居住空间的地缘因素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难解的死结,白先勇文学文本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气质,始终未能引起读者和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他呕心沥血创作的,“献给先父先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的文学,被纳入“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叙述框架后,①两岸四地的文学,在文化上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特质,就可能遭遇淡化、消解的命运。近代以来,汉文化在西方文化夹击下苦苦呻吟,艰难求生的困窘,或许将被漠视。反之,接受主体受前理解的暗示,往往会顺理成章地对两岸四地的文学从阶级意识形态出发,做出种种想当然的读解。

在我看来,抛开国共两党间,你死我活的政治语境,而将白先勇的小说置于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读解,才更能够精准地诠释白先勇以海外游子姿态写作,并置身于异质文化环境的精神、情感及其文化体验,白先勇小说丰富的历史情感和文化内涵,因此才更具别种动人情怀。文学乃一个民族精神轨迹的记录,文学史研究的就是人的心灵史、精神史。以1949年为界,之前,国共之间杀了个你死我活,鸡飞狗跳;之后,形如冰炭,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同胞相残的悲剧、惨剧,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倘若视而不见,一任《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之类的“红色经典”,在哀鸿遍野的战争废墟上摇曳多姿,孤芳自赏,摒除白先勇小说《台北人》所代表的民族心灵巨大创伤的存照于文学史叙述之外,那么,支离破碎的就不只是我们的文学史,更将在另一个维度,成为中华民族自省乏力、精神残缺的耻辱印记。这样的文学史书写者,一如深知皇帝什么都没穿,却为了谀上和自保,跟着江湖骗子一遍又一遍地赞美皇上的衣服多么漂亮的弄臣!不同于白先勇的另一情形是,在中国内地早已声名卓著,因复杂的历史原因飘零异域,远走他乡的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等,我们现行的文学史著,一般也视之为异质,以去国出走为界,拦腰斩断。譬如,现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几乎都不述及这些作家在域外的文学实践。再有,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学,在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经常也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对象,随意处理。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罢,都未能涵盖中国新文学的全部,并整合成一部体系严密、结构合理,在纵横不同切面,思想和艺术不同维度都经得起质疑的中国新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多个名称同时出现,名实之间,经不起质疑和拷问,一方面,在对象、范畴上,有许多交叉、叠合,另一方面,研究者又罔顾对象的实际,在没能细致厘清学科内涵和外延之前,急于另立门户,想尽千方百计,要立海外华文文学为新的独立学科,抢占学术话语权的企图,非常突出,热衷此事的人们,竞逐的是外在于学术的名和利,并非内在于学术的义和理,带着超强的功利意识,乐在其中,侵蚀了学术的纯粹性。具体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及其所呈现的现代性,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旨在从地理空间上,限定学科疆域。按我的理解,它们也还没有超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的内在规定性,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子系统,或分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华文”与“汉语”被做同质化处理,几乎画了等号。然而,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完全重叠,一般研究者大多不加细致推敲,深入论析。考察学界现状可知,当下海外华文文学讨论、研究的对象,其实指的就是中国内地以外,包括台港澳地区及中国境外的汉语文学,即除中国内地以外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对象。[3]进入21世纪后,这个名称又更改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据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概念在学界最初被使用,始于台湾。

1949年以前,汉语文献没有华语的说法。1949年以后,大陆闭关自守的年月,台湾与国外的交往比大陆活跃得多,台岛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多半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华民国”,以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台湾人在国外(或海外)就自称或被称“华人”。殖民时期的上海,外国人称中国人“华人”。那时的上海,有“华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和“租界”(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的区别,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适用的是宗主国的法律条款,故被称为国中之国。外国人在租界修了公园,门口挂上“华人和犬,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若认为受了侮辱,只有按国际惯例来解决此类争议,本国法律不能提供有效的援助。可见,“华人”和“华文”的称谓,大概是清王朝终结之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指称。1949年后,由于国家政权分裂,这些称谓,反而被复杂化了。台湾人出境所持的护照,国籍栏上,写的依然还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汉语,理所当然就是国语。而在国际社会,还被称做华语,在广播、电视等传媒中,国语、汉语、华语常常不加区分地被广泛运用。“华文文学”或“华语文学”因此得名。很明显,中国内地当代学人在讨论20世纪以来文学版图地理空间的边界时,其实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界定标准。一是单纯以地理区域设定研究边界,二是在地理空间之外加入语言载体的限定。不管何种命名,都不谋而合地默认了汉语为中国语或华语。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国家,文化、语言、信仰的多样性特征十分鲜明,不同于世界上有些以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的情形。汉语虽是主要的官方语言,但不是唯一,清代以至于今,国家重要的官方文献常常有不同文种的版本并存。现在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活用语、工作用语以及出版、印刷、传播、交际等最主要的工具,依然是本民族语文。换言之,撇开政治、外交等需要之后,汉语其实就是汉族人的民族语言。但是,汉语并不是因为在中国使用的人最多,就理所当然地要升格为国语或官方语言。考察“汉语”成为“国语”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这一转换极为偶然和随意。

国语的称谓,近世才出现。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后,“国语”一名,逐渐为大众和官方所接受。我认为,在新文化浪潮中,倡导国语的宏伟构想,核心目标在于推进现代白话文建设,鼓吹白话取代文言,语言革新只是一个策略,而不是实质性问题,胡适的指向,是借语言和文学的变革,推动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除旧布新,实现启蒙主义的理想。在胡适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指的就是“白话文”,是将生未生的标准的现代汉语。他说:“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4]72并且,他还明确地把“白话文”和“文言”、“汉语”对立,“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替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替汉文,有同样的艰难”。[4]74从文意看,胡适的所谓“汉文”就是“文言”、“汉语”,他明显地窄化了“汉文”、“汉语”的内涵。胡适提出“国语”“国文”的概念之后,只是过了短短几年,《国语》、《国文》[5]作为一门课程迅速进入小学、中学和大学,“国语”、“国文”迅速完成了由理论倡导到制度化、国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譬如,1922年,凌独见即出版《国语文学史纲》。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白话”代表“国语”是文学与文化现代化的产物。汉族人胡适,显然没有顾及本民族以外其他族群的语言/文字/文学,未经深思熟虑匆忙定调,以为“国语”即是“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以此推论,国语文学就等于白话文学了。后来的文学史编撰者,几乎不加任何思考,便天经地义地视汉语文学史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多民族性被忽略,民族平等陷入虚空,大汉族主义的汉族本位意识,显而易见。这些,或许还不是决定文学史叙述框架的最重要因素。文学的概念,中国古已有之,但内涵与现行的意义,差距甚大。文学史的名目,中土却从来未有。如今通行的文学史体例、框架、叙述语言则几乎都是取道日本舶来的西方学术名词。

文学史是历史中的文学,又是回溯文学的历史[6]1。她来自欧洲,正式产生的准确年代,已经难以查考,但最早见于学人著述的文学史,是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4年)。说来有点羞惭,中国文学有史,始作俑者是东洋人和西洋人。1897年,日本学者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一部中国文学史。[6]24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文学史,是1904年林传甲著的《中国文学史》。但林著所据,正是日本汉学家的著述中国文学史,模仿因袭的痕迹重,自主创新的成分少,与现行文学史的面貌有天壤之别。周作人曾经指出,“中国自编文学史大抵以日本文本为依据,自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以下不胜指屈。”[7]西洋、东洋大凡研究中国的学问,我们一般都笼统地称为“汉学”,而不以“中国学”命名。汉学家们也显然以“汉学”对应“中国学”,所以,外国人所写的汉语文学史就大而化之,直截了当地称为《支那文学史》了,多民族多语种的“中国文学史”,在没有细密思量、谨严构思时,就轻巧地为“汉语文学史”所取代,外国人首创、独尊汉语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传入中国本土以后,第一个受命为国家官办教育机构———京师大学堂撰著文学史教本的林传甲,极为便利地搬用了这种文学史体式,其他民族语文同时被搁置一边。然而,倘若追溯到中古以前,中国的族群、语言,远比当代丰富、复杂得多,文学的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和突出。现在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敕勒歌》,据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的考证,这首诗是在北齐时,从鲜卑语转译成汉语的,可是,后人并不理会,当然也可能是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当然,《敕勒歌》少数民族的异质性就被遮蔽了,很自然地被视为汉语文学的经典。再如蒙元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也相当发达和繁荣,许多作家都可以用多种语言写作,民间会几种语言的能人比比皆是。大清帝国,作为官方语言,满汉两种语文并行不悖。但在现代大学的建制上,如何就轻易默认了《汉语文学史》取代《中国文学史》的结果,实在还有待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清朝末年,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已经大大超越了民族认同的文化诉求。或许,这些还与新学制的倡导者、创立者的民族身份有关,直接聘用外国教习也不无关系,科举取士的官员选拔制度、清王朝建政之初开明的汉化政策等都是可能的因素。实际上,有清一代,满语文学,成绩不菲。本文难以就此深入讨论,不妨就此搁置。相比较而言,语言学和文字学研究领域,则要比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审慎得多。至今学界还没听说过,有人要把汉语言文字学转换成中国语言文字学。而且,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学科的疆域、边界、功能和意义,在西方学科建制输入中土之前已经非常成型、稳定,源远流长的本土学统,早已植下坚固扎实的学术根基,学科的稳定性非常之强,外来学术思潮未必能够轻易撼动或者改变自身的学科边界。从概念、术语和体例都搬用甚至复制经由东洋而来的文学史编写模式,显然缺少本土学术资源的支撑,诸如文学是什么的命题,在从小熟读经史子集的前辈那里,尚且还是争论多时,聚讼纷繁,难成共识的一本糊涂账,遑论文学史的体例和写法。最早编写出版文学史的欧洲人,不以语种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架构和体系,区分为英语文学史、德语文学史、法语文学史等等,最为主要而且最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

缔造主权独立、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是19世纪以来反抗殖民压迫和掠夺的全球化潮流。民族精英和首领,为激发族群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谋求民族自治与政治独立的热情,解除殖民压迫和掠夺,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唤起族群内部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指出:“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8]1全民族共享的历史、文学、语言、宗教、族群记忆等各种文化遗产、精神财富,毫无疑义地被用作提升族群身份认同度的重要思想资源,由古而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很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另一方面,却又加强同一族群、国民或社区之间联系的牢固性。[8]2安德森认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其实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文学史借学术研究的手段,以历史回溯的方式,建构一整套事关本民族的前世、今生和来世的学科知识谱系,以丰富的证据和精彩的支撑材料,满足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需求。因而,文学史的编写、撰述、讲授,就不仅仅是某一种知识体系传授那么单一、纯粹,而是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民族灵魂和精神气质,唤起民族认同的重大使命。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视文学史教育,并上升到国家主权建设利害攸关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主要根由就在这里。19、20世纪之交,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临、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史“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9]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功能和作用,难免不被放大。由此可以认为,以“汉语文学”为“国语文学”,潜在地包蕴着汉族人的排满情绪和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意识。

20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学,在现今的学科体制中,是与中国古代文学平行的一个二级学科,在学科图谱里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里的其他二级学科而言,这个学科显得特别年轻,完全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向后延伸。最早研究、撰写、讲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的那批学者,其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理论视野、话语方式等,无不深深烙上中国文学史模式的印记,编写的思路、语言、体例以及材料的筛选、取舍等等,都难以跳出前人的窠臼。特别是早期新文学史著作的编撰者,如赵景深、陈子展、谭正璧、钱基博、朱自清、李何林、王瑶等,他们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生涯几乎都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入手,思维惯性作用下,轻易就落入因袭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框框,自然也是毫无保留地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全部排除在外,受文献和资料的限制,域外的汉语文学也成为他们的盲点。所以,现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就只是汉族中心地区的汉语文学史。按照现行学科建制,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实践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框架。此后的内容,则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多种命名。这些命名,赫然昭示泾渭分明的两个文学史时期。如前所述,文学史编写的基本观念及编撰方式,概念、术语的运用等等,却大抵还是循着“中国文学史”的套路,不同的是,时序往后推移一百多年,文学史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主要构成要件基本上是社会背景(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思潮、社团、流派、运动、作家、作品等。近年则拓展至文学期刊、出版、传播以及文学制度等新的研究对象。并且,“现代”、“当代”、“新文学”等不同称谓,一直存在性质规定、时间界定和学科范畴的分歧。譬如,20世纪以后依然还占据很大市场份额的各类旧体文学,如旧体诗词、章回小说等,在文学史撰述中,是否纳入现代中国文学讨论的视阈,各家的处理方式就大不相同,有学者则主张为通俗文学单独撰史,譬如范伯群教授,不仅有理论倡导,且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出版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册。如果再将前面所述的台港澳和境外的汉语文学等一并考虑,“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边界,就更加含混和模糊了。应该看到,以19世纪末为时间界碑,前后不同两个文学史时期,存在的各种差异,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史》,编写、撰述的材料依据,主要是经史子集等历代典籍。在文学难有独立性的历史阶段,纯粹以作家身份活动的文学主体并不存在,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文学家的概念,同样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机构、团体、刊物、出版机关等。现代稿酬、版税制度建立之前,考取功名才是读书人的正道,舞文弄墨被讥为雕虫小技,大丈夫当然不能以此为毕生的事业和追求。“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根本不能想象,到了20世纪以后,文学生产可以成为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少数人甚至还可以凭着生花妙笔,挤进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户,现代文学史上,靠稿酬养家糊口,买田地建豪宅的作家,俯拾皆是,像郁达夫筑风雨茅庐在西湖边上,张资平造望岁小农居于上海真茹的美事,都在文学界传为美谈。相对封闭自守的农业社会,作家流动性小,跨国居住、生活、工作的机会少,跨文化、跨语际的域外写作、传播情景,由于技术手段等多种因素制约,一般情况下,只能是为数极少的个案。像李白从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迁住长安,并在居住地受到热捧的文学才子,毕竟凤毛麟角。所以,文学史研究的边界和国土的疆域,距离不大,几乎完全叠合,尚且,在20世纪以前,人类并还没有聪明到要在国与国之间,画出一清二楚的国家边界。工业化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国际交往日益活跃频繁。进入19世纪中叶后,文化交流更趋多样、频密,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跨语境写作、传播、阅读蔚为风气,现代文学史上跨文化写作的案例,信手拈来。譬如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胡适、李金发、戴望舒、陈衡哲、林语堂、张爱玲等等,居留域外的文学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来就没有因为他们在境外生产、发表,而予以独立命名。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和文学史的撰述方式就大不一样了。如本文开头所述,两岸分治之后,大陆编撰的文学史,其实只叙写中国内地的汉语文学,海外、域外的汉语写作几乎被完全摒除在外。无论是1949年以前,誉满京华的林语堂、张爱玲、凌叔华等等,抑或1950年代之后在台湾、香港崛起并走红的金庸、梁羽生、董桥、余光中、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琼瑶、三毛诸人,境遇都没有两样。1980年代以后,从中国内地移居国外的作家,如虹影、严歌苓、张翎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位置,尤显尴尬,五花八门的命名特别多,譬如“新移民文学”之命名,就是一例。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缺席的还有生活、居住在东南亚等地的汉语文学作家,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在1949年以后,从大陆或台湾移居的。内地现行文学史撰述,把中国内地以外的文学群体及其文学实践拒之门外,不仅割裂了汉语文学/文化的整体性,同时,同胞的民族感情,不免受到伤害。族裔认同和文化认同,遭遇阻隔,不证自明。中华民族是由50多个民族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只有保持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真正保证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各民族之间平等共处,共谋发展,互相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信仰,传承各民族语言及其他文化传统,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各民族文化,不该以对立、排拒的方式,否认别一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彼此共存共荣,庶几可以实现文化的多元发展。在技术和市场日益趋于同一化和全球化的后现代,多元并存的文化历史传统,尤其值得珍视。在汉语文学以外,少数民族文学缺席的中国文学史,难免不背上汉族沙文主义的恶名。

综上,笔者认为,“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命名,或可覆盖19世纪末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文学实践,而且,更加贴近“文学的历史情境”,逼近文学史真相,更加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其次,将汉语文学史当作中国文学史的话语霸权,或可由此得以匡正。“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命名,在时间维度上,可不再纠缠于具体的历史节点,主要突显的是作为文学载体的语言要素在文本中至关重要的因子。一直以来困扰着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棘手难题之一,是现代作家的旧体文学和文言创作,能否入史,在“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框架下,一切激烈的争议,都可因此迎刃而解。同时,作家的族裔和民族身份也不再成为裁量其是否入史的依据,但凡以汉语为介质的文学,都毫无疑义地为“现代汉语文学”所涵盖,如老舍、扎西达娃、阿来等,便可以不再计较他的民族身份,张爱玲、白先勇、陈若曦、虹影等,不论他们定居何处,作品首发在哪,汉语文学史没有罔顾他们的文学成就的理由,确定是否入史,唯以作品的水准和高度为依据。以多种语言发表作品的作家,则可以同时被多种文学史纳入叙述框架。若认为,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10]便又陷入了本文开头所说,是在不经意间,以不证自明的话语霸权,强将现代汉语和汉人代表中国语文和全体中国人,似乎“现代文学语言”和“现代中国人”就是纯粹的现代汉语和汉人,完全没有顾及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前所述,现在广为传播,并被普遍使用的学科定义,其实存在着定义与对象之间明显的不对等性。假如替代之以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命名,现代中国文学史著的汉族中心意识,即可遁于无形,名实之间会更加对等与匹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版图相较于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要广袤得多,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的理想,起码可以在理论上和学术领域,得到有效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的文学史格局或有清晰展示的可能。以这种文学史思路,观照、审视“历史中的文学”,那么,不论世界上任何哪个角落的汉语文学实践,都理所当然,一览无遗地进入现代汉语文学史的视阈。而在汉语文学史以外,则可以有别种语言的文学史,并行不悖。

在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等领域全球化趋势迅速扩张中,文化的多样性,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威胁,因此,整合全球汉语文化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其意义和价值则超越了文学史建构本身,需要将此置于提升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全球当代文化的思想价值和未来影响的时代高度加以考察。因而,这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全球化语境下保护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的迫切需要。(本文作者:巫小黎 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浅析汉语文学史的建构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