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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汉语文学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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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沈从文,就必然联想到他所创造的神奇、独特的“湘西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逐渐松绑,沈从文和他的“湘西世界”被研究者重新发现,并给予了不同角度的阐释和理解。其中也有不少研究涉及沈从文文学语言的研究,但大多附丽于沈从文创作思想及价值的评述;少数几篇专门研究沈从文语言的论文也限于传统的风格描述。目前还没有研究者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全面揭示沈从文“湘西世界”与湘西方言之间的深刻联系。本文试图在甄别沈从文的语言面貌及文化身份的基础上,疏理沈从文探求语言自我,确立语言形象的历程,并试图从现代汉语文学建构的高度重估沈从文文学的价值。

一、几个概念的引入

语言面貌指的是一个人自然的语言状态及外在表现。一个人的语言面貌最显在是其语音,其次是词汇和语法。“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难改,乡土难离,乡情难舍,往往是相互联结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形形色色、差异极大的方言承载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对人生、社会、文化最初的印象、经验、感受,从而造成人们语言感情上的归依和偏好。这种对母语方言的感情偏好正向累积的结果,就导致一种情感上语言根性的缔结,并往往以对母语方言坚守的立场形式外显。语言自我是借鉴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1895年,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建立了著名的“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构成理论。弗氏认为,“自我”是人格结构的表层。它是现实化了的本能。比如婴儿最初只有“本我”。但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懂得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能顺利地满足“本我”的要求,于是形成了“自我”。弗氏理论被视人对自身认识深化的一个质的飞跃,对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也包括文学等诸多领域均产生巨大影响。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形式和载体,也是文学的内容和本体。所谓“语言自我”,指的是创作主体在深切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基础上确立的独有的,能够准确地表达自我真实心灵世界的艺术语言体系。它是创作主体对自身自然语言状态自觉整合、改造等“现实化”的结果。“语言形象”(imageoflanguage)是前苏联批评家巴赫金(M.Bakhtin)讨论艺术话语、主要是小说话语时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他倡导的“社会文体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他认为,

“作为一种文类,小说的特征并非人物形象本身,而正是语言形象”。[1](P336)换言之,小说人物形象是由语言形象构成的,并且与语言形象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不是人物形象而是语言形象才是小说最直接现实。巴赫金所谓“语言形象”,指的是创造艺术形象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巴赫金指出:“小说文体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种种语言和文体的具体形象;这些形象的组织;它们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形态;小说整体中的种种语言形象的聚合;种种语言和声音的转换和移置;语言形象的对话关系。”[1](P50)可见,巴赫金的语言形象涉及小说中具体而多样的语言组织、形态、声音和对话诸多关系和方面。借鉴巴赫金的理论,本文所谓“语言形象”指的是创作主体语言自我通过艺术加工而在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具有个性特征和独特风貌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是文学艺术形象的基本组成部分。语言自我以一种内在的形式存在,而语言形象则为自我的外显,两者如同一枚铜钱的正反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能否坚守自身的语言根性,提升改造自然状态语言面貌,确立真实的高度艺术体系化的语言自我,并通过文本中独特的语言形象,传达别样的生活图景———即心灵对所生存世界的独有的文学想象,是判断一位作家成熟与否的标志。

二、“乡下人”身份认同和语言根性的坚守

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真实的语言面貌是怎样的呢?一部由沈晚年重要的工作助手王亚蓉女士主编的《沈从文晚年口述》给予我们以答案。随书所附光盘清晰地记录了沈先生晚年五段宝贵的演讲和对话,也为我们研究沈先生的语言面貌提供了第一手素材。正如该书特约编辑王瑞智所言,通过仔细聆听光盘录音,可见“沈先生口音较杂,湘西的根,黔滇的本,也有北京话甚至山东话的残枝枯叶”。[2](P267)《沈从文晚年口述》书中材料,特别是沈先生自己的话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1980年6月接受金介甫采访时,沈先生说:“我这些话不三不四的,我自己还不觉得。但录音以后,完全是四川话。她(王亚蓉)是北京长大的,所以普通话标准;她(沈夫人)安徽人,上海长大的。我这人不灵,到北京半个世纪了,还讲不好普通话。”[2]1981年4月11日,在参加湖南省文联组织的座谈会上,沈先生又说:“我北京话不会说,我前后到了北京大约有六十年,快六十年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北京人听不懂我说的话,可能是长沙的同志,都还不大听得懂。还是老湘西话,这是根本上弱点。”[2](P82)古人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吟咏的就是那份对“乡音”的不改记忆。可见,尽管沈从文年少就离家北上京城,但六十余年后依然乡情未改,语言面貌“湘西的根”始终未变确是事实。换言之,湘西方言,就是沈从文终生未易的语言本根。根据方言学家的区域划分,可知沈从文话的母语方言———湘西凤凰话属于西南官话。从语言亲属关系上看,的确与四川话十分接近,而与湘东地域的湘方言差异很大。那么,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会终生固守被人蔑称为“蛮音”的湘西方言呢?沈从文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的基本语言面貌。沈从文1902年出生于湖南镇,即今天的湘西凤凰县。如同现代诸多文学家一样,沈从文也是从母亲那里受到了最早的教育。母亲教会沈从文认字,给他讲述大量当地民间传说和野史逸闻,其中有些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故事。沈四岁开始读书,大约六岁上私塾,朗读、背诵《诗经》和《孟子》等,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但沈不在意正规的书本学习,“逃学”是其必然的功课。“逃学”之后,沈学会从一本“小书”读一本人生的“大书”:“不光是看戏。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初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日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3]自然山水间的各种声音都能强烈地刺激他:“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夫把刀刺进它喉中的叹息的声音,藏在田膛上穴中大黄喉蛇的呜声,黑暗中鱼在水里没刺的声音,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中,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4]种种记录童年的文字表明:沈从文童年是“较美丽的生活”,一种开放的略带点野性的启蒙教育,使街头、田野、河边等成为沈最好的老师。湘西凤凰口语———一种与自然亲近,以汉语西南官话为基础,参杂一定苗语词汇的边地方言①,塑造了沈从文最早的语言底色。

种种语言事实表明,童年少年是一个人生命的初步,关于童年少年的世界原初感受往往成为一个人最深远最幽美的记忆,而母语方言恰恰就是承载这一“记忆”的符号,是曾经熟悉的那块土地的“声音”。沈从文虽然长期生活在古都北京,并先后在上海、武汉、青岛和昆明留下足迹,1981年还应邀出访美国,但无论京白沪腔,还是齐音滇韵,均没有改变其语言“湘西的根”;他也试图学习外语,但也最终不了了之。对于湘西,沈从文始终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深情。1981年4月8日,沈从文回湖南,在湖南省博物馆发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离开家乡已经六十年了,可是我的情感,我的兴趣,多半还是集中在家乡的一切”[2](P3)在《从文自我评述》中,他说:“我人来城市五、六十年了,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杨义指出:“在现代作家中,恋乡梦如沈从文沉酣者,是屈指可数的”[5](P625)。可见,沈从文的思乡、恋乡情结与那份对母语方言的坚守之情是始终血①沈童年生活的镇城如同苗族海洋包围着的汉族孤岛,苗族文化特别是语言必然影响城内汉人,沈在接受金介甫的采访时承认自己会简单的苗语,沈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民歌成分就夹杂了一些苗语词汇。肉相连、声息相通。

虽然教育背景促成沈从文在自然语言面貌上始终保守了那份语言根性,但自然的语言面貌与文学上语言立场在不少作家身上是分裂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从沈从文的文学语言立场审视一番。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上世纪30年代初刚刚确立自己文坛地位的沈从文一再在各种场合、各种文字中重复一个词:“乡下人”,最为典型的是下面这段话:“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6](P356)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地表示对于乡土的依怀和对于都市的疏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那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究竟城市中的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在情感上如此疏离城市而近乡村?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有可能被“城市中人”误解时说过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这一问题。他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于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6](P357)在沈从文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现代社会,城市人是身心疲惫感观麻木的人,这一切与生机勃勃的湘西乡土世界以及雄强、健康、富于活力的“乡下人”形成鲜明的对比!70多年前,苏雪林就指出,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国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青年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对沈从文而言,这种“文字的力量”,不会来源于陈腐的文言,也不会来源于苍白的白话,而只会来源于生机勃勃的湘西方言,因为“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在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沈从文何以生活于都市却失落了自己“栖居之地”,偏去作精神的漫游并找寻最后归宿的答案:沈从文是从“乡下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和衡量“都市世界”人性沦落的现象;并试图以“乡下人”为主体,重建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立场选择与身份认同。

自觉定位“乡下人”的结果,必然在语言感情上亲近和认同“乡下人”的语言即湘西方言,使沈从文能够60余年语言面貌上坚守“湘西的根”;更为重要的是,源于自觉的“乡下人”文化身份认同,沈从文成为湘西生活的自觉叙述者和歌颂者,而且在文学“湘西世界”的打造中湘西方言成为其重要的话语资源。这样,文化身份认同和语言身份认同达到一致。当然,对于“乡下人”沈从文来说,从语言面貌湘西根性的坚守,到文学艺术意义上语言自我的确立,并最终在独特“湘西世界”中展现别样的语言形象,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三、湘西世界的最初描绘和语言自我的执着探求

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上世纪20年代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早期。1922年夏天,怀着与鲁迅当年留学日本“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民”相似的目的,沈从文抵达北京,从此步入文坛。沈进入文坛之初,正是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涨期,也是现代汉语文学的草创期。当时的北京,正处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高潮,文学社团林立,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成长,各种外国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年轻的“学生”沈从文面临学习、面临选择。沈从文来北京的初级目的就是要“上大学”,要学习,要改变自我;终极目标就是要通过文学活动参与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重新树立真善美的观念。在五四“个人的觉醒”、“自我的发现”的声浪中开始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开始了一个艰难的寻找———发现自我的历程。对沈从文来说,“自我”的发现不是仅仅从西方外来的一些观念、话语出发制造出来的“个人的觉醒”,而是要在“追寻自己生命的来路”中找到的一种生命的别样状态。这种生命的状态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表现出来,就是在语言自觉的意识下,探寻一种成熟的文学话语方式,既真正的语言自我。作为那个闪烁着边地原始神秘性和特异性的、丰富多彩而别具一格的湘西世界的自由放歌者,沈从文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进行了多种文体、语体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富于表现力的凤凰方言”始终是其早期作品显著的语言标识。沈从文在谈到自己作品的语言问题时,明确表示“其实我很多是我家乡的语言”[2](P267)。1929年,沈曾与丁玲、胡也频结为挚友并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对于“红黑”,他们曾有这样的解释:“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8]

可见,湘西方言及其精气神构成了沈从文创作厚重的基座。小说《玫瑰与九妹》被收入沈从文第一本集子《鸭子》,且看其中片断:大哥高兴的神气,象捡得“八宝精”似的。“不知大哥到哪个地方找得这些刺条子来,却还来扯谎妈是玫瑰花,”九妹说,“妈,你莫要信他话!”……“谁希罕你的,我顾自不会跑到三姨家去摘吗!妈,是罢?”“是!我宝宝不有几多,会希罕他的?”(文中下划线为笔者加)作品富于怀旧之情,纯写农村单纯无知的儿时往事;方言词汇大量使用,却不雕饰做作,地方色彩显得异常浓烈。再如同样收入《鸭子》的小说《腊八粥》,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全用当地口语,地方色彩同样非常鲜明: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叫洋车了的大孩子,嘴巴上长了许多白胡胡的老孩子,提到腊八粥,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一种甜甜的腻腻的感觉呢。把小米,饭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儿合并拢来糊糊涂涂煮成一锅,让它在锅中叹气似的沸腾着,单看它那叹气样儿,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何况是,大碗大碗的装着,大匙大匙朝口里塞灌呢!传统的湘西口头民间文学特别是民歌民谣,也是沈从文抒情作品中的一股巨流。沈从文说:“任何一个山中地区,凡是有村落或开垦过田地地方,有人居住或生产劳作的处所,不论早晚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9](P222)民歌伴随着湘西人的生活,反映着湘西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是湘西方言重要组成部分。在沈从文早期的散文、诗歌中,湘西民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1926年和1927年,沈从文辑录并注释家乡民歌《人谣曲》80多首,撰写序言,分别以懋琳、远桂笔名连载于《晨报副刊》。沈从文还撰写了不少完全用方言写的诗,《镇的歌》和《乡间的夏》都复述一个民间掌故,再现了一些朴实机智的巧妙对话,从中能隐约听到民间故事中的粗野笑话、互相寻衅,辱骂对方。语言上全部用方言,碰上有些难理解的地方,沈从文就略加注释。金介甫说:“可以断定,有几首诗是真正湘西凤凰民歌的抒情杰作。”[10](P133)同时,湘西民歌作为沈从文作品的有机成分,对苗家青年男女那种原始的爱情进行渲染,使其作品带着浓浓的乡土风味。《雨后》(1928年)中,四狗唱起镇恋曲:“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摩一摩,心子只是跳跳底。”这首歌显然是沈从文最喜爱的歌谣之一,因为在后期的作品《长河》中割草的青年和《雨》中五明对他的恋人阿黑也都唱过这支歌。湘西方言虽然是边远地区人民的语言,但作为一种生活的语言,那些随处可见的带着土味、机智风趣的比喻、双关,反映了湘西人与自然相处亲近的本性。沈从文早期摹拟笑剧《赌徒》中引用的诸多赌徒行话和《卖糖复卖蔗》中摊贩的语言,以及酬神笑剧《霄神》中外甥作弄舅舅的搞笑话语,湘西风味十足。《鸭子》、《过年》、《野店》等小说均大量使用了当地的双关俏皮话。且看《柏子》(1928年)中水手柏子与吊脚楼情人的调情:“婊子我告诉你,近来下头媳妇才标得要命!”“你命怎么不要去,又跟船到这地方来?”“我这命送她们,她们不要。”“不要的命才轮到我。”“轮到你,你这……好久才轮到我!我问你,到底有多少日子才轮到我?”妇人嘴一扁,举起烟枪把一个烧好的烟泡装上,就将烟枪送过去塞了柏子的嘴,省得再说混话。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说,“我问你,昨天可有人来?”“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泡坏了,你才乐!”“是,我才乐!”妇人说着便稍稍生了气。处于社会底层,以艰难方式求生,生活已将他们磨练得粗糙硬朗,用粗野的形式显示热情,用妒嫉表达真挚忠诚,故意说“死”以显示对“生”的珍视……这是真正的生活口语的再现。

沈从文早期许多作品甚至直接以湘西方言为题,如小说《菌子》、《鸭子》、《柏子》等“子”尾就是湖南方言显著的语言标识。到了1934年,沈还用湘西镇土话试译了《诗经》中的名篇《伐檀》。[11]湘西方言夹杂苗语成分的特征也在沈的作品中有体现,如散文《LaoMeiZouhen!》题目就是苗语:“妹子,真美!”的意思;剧本《野店》(1926年)的对话也非常口语化,间或点缀苗语。金介甫说:“沈从文的用心是把湘西方言介绍给全国读者,作为地方对新起的民族文化的贡献,使新的民族语言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他在一首歌的后记里指出,他害怕‘我们语言的生命会从传说中消失’”。[10](P133)沈携带自己的湘西方言加入新文学的行列,自觉担负起文学语言建设的新任务,的确大大拓展了现代白话文的应用范围。沈自谦道“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这是我创作的方法。”[12](P3)如果我们把文学的现代性理解为用新的语言、新的词汇和语调来理解对象,进行创作,那么,沈从文写作的意图正是如此。对沈而言,湘西方言虽然是“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但这种与北方白话格格不入、高度口语化、略显生涩的方言,对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学而言,如同一股清新的风吹过,带来了田野的气息。

但是,湘西方言作为一种生活的语言,要有机融入现代汉语,需要汰选和改造,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作家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初入文坛的沈从文,由于生活的压力,许多作品匆匆成文,湘西口语与不同语言成分的碰撞而带来的生硬、拖沓等痕迹十分明显。苏雪林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时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字,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象。”[7]意见虽然十分尖锐但一语中的,并得到沈从文的肯首。典型如小说《龙朱》(1928年)的开头:“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会参预过雕塑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李鸥梵批评道:“这一段的头二句,简直不知所谓。‘像狮’、‘像羊’这一类的形容词也是无聊得很。自然,像这一个‘坏’的例子,在他的‘坏’小说中,也真是个例外。不过沈从文既能写出这种文体来,我们知道他成熟得多慢了”[13](P79-96)

四、语言策略的改变和语言形象的确立

自上世纪30年代起,沈从文语言策略悄悄发生改变:方言写作逐渐减少。语用策略转向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读者因素,大量的方言成分在提供了新鲜的陌生化阅读刺激的同时,也会对读者的接受产生障碍。比如《往事》(1926年)由于加入了一些较为难懂的俗语,所以在小说后不得不补了一篇词汇表。二是文坛人士的批评。如鲁迅曾致信钱玄同,戏称沈是“孥孥阿文”,因为沈《乡间的夏》一诗中,有“耶乐耶乐———孥孥唉”的句子。[14](P72)。此外贺玉波在《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中也批判沈的方言费解。第三,也有作者自觉的因素。在作品中大量采用土语方言词汇,只能算是方言写作的最初阶段,也是一个低级阶段。要真正达到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改造方言是第二步,只有使方言成分真正成为现代汉语文学的有机语言成分,才有助于民族语言的建设,有助于现代汉语文学的提高。种种因素的作用,加上早期创作多种方式的尝试,到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沈从文最终通过《边城》、《湘行散记》、《湘西》、《长河》等代表作先后发表,确立了语言自我,在现代文坛树立属于自己的语言形象,沈也由此进入现代文学大师的行列。1934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的中篇小说《边城》历来被视为沈从文的颠峰之作。作品以洗尽铅华、美轮美奂的语言再现了一个属于“乡下人”的未被现代文明糟蹋的理想世界。小说中散见不少的湘西方言土语词汇,如“大老”、“二老”是湘西普遍的对孩子称呼,而“过路”(路过)、“淹坏”(淹死)、“砦子”(寨子)、“白发盈颠”(满头白发)、“口风”(口信)、“吓怕”(害怕)、“长年”(长工)等词,都是湘西的地道土产。沈也喜欢用农民的比喻话来表达乡下人的思想说法。如小说中把比赛唱歌来向女方求爱,叫“出车”,管做媒说亲叫“跳马”,都是中国象棋的形象比喻。湘西歌谣也成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主人公翠翠在船上轻轻的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但在小说更多的地方,生机勃勃的湘西方言化为一种潜在的语言背景,融入文本成为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小说开头:“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由于地域偏僻,与世隔绝,湘西方言中遗留和保存不少古代白话的痕迹,也夹杂不少文言的成分,表现在沈从文的文学语言上,则体现为质朴、自然蕴藉的口语化叙述中,注入诗的节奏,实现物我浑一的形象流动,洋溢着一股古典气息。上面这段文字,巧妙的顶真修辞,省净的文字,鲜明的节奏和淡雅的美感,轻松、愉快,舒展如一曲古典布鲁斯。除了“茶峒”地名标识词外,很难见到湘西方言的影子,但一副边地湘西才特有的简朴、自然和优美的生活图景由此展开。小说中这样愉快的描写比比皆是。如小说描写酉水两岸的景色: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语言学家申小龙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汉语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内在形式格局的一致性,提出了很有影响的“汉语人文性”的观点。他认为,与印欧语句子以动词为中心,采用焦点透视的思维特点不同,汉语句子采用的散点透视的方法,“不以某个动词为核心,而是用句读段散点展开,流动铺排,有头有尾、夹述夹议、前后相因地表达思想。这种句子铺排之‘散’,并不是一种随意而杂乱的‘散’,而是‘形散而神不散’。这里的‘神’,就是汉语句子的表达功能和句子铺排的逻辑事理性。”[15](P6-7)以申小龙的观点看上面段落:河水———深潭———石子———游鱼———高山———翠竹———人家———春天的桃花———夏日的紫花布衣裤———秋冬的房屋,从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从空间的变换到时间的流转,一幅人与自然相谐的边地图景明暗结合、“散点式”一一呈现。文笔的老练,字词的妥帖,句式的流水般转换,无不一一相宜。宋代大文豪苏轼认为作文最高境界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答谢民师书》)。沈从文也曾自我评述:“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12]“水的言语”也好,“行云流水”般作文境界也好,都与“散点透视”的汉语思维方式款曲相通、暗暗契合。金介甫说:“沈从文写湘西的小说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正如美国批评家考利曾评论福克纳作品的话来评论沈从文的作品说:‘他的每部小说,不论中篇或短篇小说,所揭示的内容似乎都比他明确指出的还要多,主题也要深刻得多。所有独立的作品都像一个矿坑里开采出来的一条条大理石,全都能看出母体矿体的纹理和疵点。’”[10](P2)可以说,《边城》中“水的言语”及展现,切合汉语的深层结构,传递出了汉语人文精神的精髓。

再引《边城》中一段经典文字:“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这句话为沈从文的言语风格作注脚真是绝妙。虽然沈一再自谦“没有条理”、“不懂文法”[2](P267),但在这段返璞归真、如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沈从文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去掉了色彩强烈的语句,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基础上,多方吸呐了书面语、文言语的优长,言语的亲切悠然而生。这些看似不用心修饰而却又很考究的文字,以自然为最高修辞原则,以静穆为最高美学规范,“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16](P284),从而抵达了自由自在的语言境界,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条理”和“文法”。

五、结语

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深情地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6](P280)当年,沈从文以一个土气十足的“乡下人”身份登陆文坛,文学革命刚刚轰轰烈烈而过,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文学处于艰难的草创期。他没有轻易盲从,也没有偏听偏信,而是以一个“乡下人”的“霸蛮”精神逆时代之潮喊出“从古井中汲取新鲜的泉水”的口号。“水的言语”即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成为其文学创作基点和不竭的话语源泉。《边城》《长河》等杰作的问世,不仅标志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打造成功,也标志着通过长期艰难的摸索和湘西语言根性的坚守,沈从文终于探求到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语言自我,并由此为现代汉语文学树立了一种别样的语言形象。确立了自身的独特的语言形象。诚如金介甫所论:“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课题是提倡白话,形成新的口语。文学革命要反对文言,当然必须用土语方言。然而多种多样的方言又会破坏语言的统一,因此方言与国语是彼此冲突的。除了外语和文言外,方言也是创建民族语言唯一可取的构件。北京话被定为标准语音;新的白话文怎样吸收各地方言而不改造得混乱,是不好解决的事。沈从文却用他的富于表现力的凤凰方言来丰富了白话文学。”[10]而且,沈从文语言形象所展现的湘西边地人们别样的生命形式,最终为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重建提供了别样的文学想象图景。这就是“湘西之子”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

沈从文对汉语文学的奉献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