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两国汉语文学的差别范文

朝鲜(19世纪前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是属于汉文化圈的国家,从古代起就受到汉文化和汉文学的影响。两国的汉语文学是在中国汉字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古代时期的朝鲜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约公元2世纪汉字传入后,才有了书面文学。汉字以及由汉字作载体的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是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它循着先汉字、次汉文、再汉籍这样一个顺序,不断深入扩展,而且总是由社会上层先行接受、掌握然后普及民间。

由于朝鲜统治者长期重视汉文,轻视本国语言,汉文被确定为官方语言,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文是朝鲜惟一的书面文字,从而使朝鲜半岛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输入日本,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文字,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图案。4世纪,日本上层知识分子纷纷学习汉语,并用汉语写诗作文,汉诗汉文的创作出现了热潮,因此,汉文学就成了日本人贵族身份和教养的象征。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产生了用汉字记载的书面文学。现存最早的书面作品是公元478年倭国王武给当时中国南朝皇帝的奏文,记述国内“东征西服”的统一情况,表达对中国文化、文明的向往,文章中汉语运用较为成熟。而真正较为普遍使用汉字是在公元7世纪。朝日两国这种以文字媒介为主,加之地理、政治、文化思想等因素所缔造的文学关系,为亚洲所罕见。它使朝日古典文学承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时间最长、程度最深。朝鲜书面文学是从汉语文学开始的。朝鲜汉语文学是朝鲜作家以自己的生活为内容,以朝鲜读者为对象而创作的文学。朝鲜的汉语文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继承了儒家文化言志、载道的传统。随着中朝两国文化的交流,儒家思想也对朝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开始普及儒家思想,如高丽时期的崔冲,人称“海东孔子”,擅长写汉诗,宣扬儒家思想。这时期儒家思想的普及对朝鲜汉语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朝鲜从三国时期开始,儒家的经典著作已大量传至,这时期传入的书籍主要是《论语》等,在贵族与平民子弟中间广泛传阅,其后儒家思想对朝鲜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次是高丽王朝建立后复兴儒学,以“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德治天下,聚合民心,如崔承老的《杜鹃花》所表现的儒家忠君思想:“去年曾是满朱栏,今日芳姿又一般。但愿此花开万转,微臣长奉圣人欢”。再次是从第四代光宗朝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度,使朝鲜学子必须烂熟中国的经典史籍,必须大量掌握中国文学名家名篇名句,必须透彻地精通中国各种诗歌之内部技法和散文特别是政论的技巧。最后是高丽历代国王的崇文政策,即重视诗赋类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1]后来发展到新罗统一时期,设立了国学,讲授儒家经典《论语》、《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和《文选》等,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朝鲜主要的统治思想。到了李朝时期,统治者更把儒家思想奉为独尊的地位。南永鲁的《玉楼梦》描写了文曲星下凡的杨昌曲先后娶五女为妻妾的故事,交织着家庭矛盾、抗击外敌、政治党争、神魔变幻等内容。小说主人公杨昌曲是作者极力刻画的东方男子的完美形象,集功臣、名将、才子于一身,具有忠君、爱国、孝顺父母、挚爱妻妾、温良恭谨的特点。甚至在国语小说《沈清传》中,通过讲述孝女沈清的故事而显示了朝鲜民族悠久的敬老传统。如果从考察中朝文学关系的角度去思索其歌颂孝行等美德的内容,则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儒家思想已成为朝鲜文化的一种有机成分,以及这种有机成分的含量。

第二,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朝鲜汉语文学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亲人或故人的怀念与追悼上,例如:四言抒情汉诗《黄鸟歌》是琉璃王为怀念他的汉人妃子雉姬,假托雌雄黄鸟之亲表白失爱之情的:“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精通汉学的郑知常在《月影台》表现对崔致远的追思和崇敬:“碧波浩渺石崔嵬,中有蓬莱学士台。松老坛边苍藓合,云低天末片帆来。百年风雅新诗句,万里江山一酒杯。回首鸡林人不见,月华空照海门回。”朝鲜汉语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更多的是针砭时弊、关心民生以及对祖国命运的关怀。通晓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创作了数千首汉诗的李奎极,在《东国李相国集》中既有对农民表示同情,又有揭露权贵的骄奢淫逸,表现忧国忧民的思想。如《代农夫吟》:“带雨锄禾伏亩中,形容丑恶岂人容。王孙公子休轻侮,富贵豪奢出自侬。新谷青青犹在亩,县胥官吏已征租。力耕富国关吾辈,何苦相侵剥及肤。”又《新谷行》:“一粒一粒安可轻?系人生死与富贫。我敬农夫如敬佛,佛难养活已饥人。”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作者对贫苦农民的同情态度;而在《望南家吟》中则对权贵的奢侈生活进行揭露:“南家富东家贫,南家歌舞东家哭。歌舞何最乐?宾客盈堂酒万斛。哭声何最悲?寒厨七日无烟绿。”李齐贤则在《题长安逆旅》、《思归》、《感怀》等作品中,以沉郁幽抑的笔调表现思念故土,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怀。汉语诗歌成就最大者崔致远的作品也以怀念祖国的诗为最好,如《秋夜雨中》、《山阳和乡友话别》等。其中《东风》诗是这样写的:“知尔新从海外来,晓窗吟坐思难裁;堪怜时复撼书幌,似报故园花欲开。”作品的意思是说东风来自渤海之东的祖国,吹到诗人的书房,仿佛向诗人报告故乡的消息。可见,诗人的思国之情内在深沉,十分感人。他的另一部分诗歌则是反映新罗王朝后期社会的黑暗和动乱,描写故土自然风景,弘扬祖国民族文化的诗篇。如《江南女》通过对“江南女”和“邻家女”的对比,揭露了贵族妇女的骄横和表示对下层人的同情:“江南荡风俗,养女娇且怜。性冶耻针线,妆成调管弦,所学非雅音,多被春风牵。自谓芳华色,长占艳阳言。却笑邻家女,终朝弄机杼,机杼终劳身,罗衣不到汝。”《古意》则通过写狐狸变成美女骗人的故事来讽喻某些社会现象:“狐能化美女,狸亦作书生。谁知异类物,幻惑同人形。变化尚非艰,操心良独难。欲辩真与伪,愿磨心境看。”实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丁若镛善于运用比喻来刻画他所要表现的对象,他的《龙山吏》近似我国杜甫的“三吏”:“吏打龙山村,搜牛付官人。驱牛远远去,家家倚门看。勉塞官长怒,谁知细民苦。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戍。

德音竟不至,万命相枕死。穷生尽可哀,死者宁哿矣。妇寡无良人,翁老无儿孙。泫然望牛泣,泪落沾衣裙。”其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游记作家慧超的五言汉诗,充分反映了作者在游历异国他乡过程中独特的心理感受,如《月夜南天路》表达了他在他乡对自己祖国和家乡的深深思念之情:“月夜南天路,浮云飒飒归。缄书参去便,风急不听回。我国天岸北,他邦地角西。日南无有雁,谁为向林飞。”实学派的代表朴趾源的汉文短篇小说《两班传》是作者最著名的一篇讽刺小说,作品对处于穷愁潦倒的“两班”(即作为封建主体的文、武两班贵族)进行了尖锐的嘲讽,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两班”有一套矫揉造作的生活方式:“盥无擦拳,漱口无过。长声唤婢,缓步曳履。暑毋跣袜,饮毋徒髻。食毋先羹,饮毋流声。下箸毋舂,毋饵生葱。”尽管早已穷困潦倒,也要摆架子:“忍饥耐寒,口不说贫。……手毋执钱,不问米价。”一旦中举当官,就摆威风,生活奢侈;即使没当官,也可以欺侮邻里:“穷士居乡,犹能武断。先耕邻牛,借耘里氓。孰敢慢我,灰灌汝鼻!”日本的汉语文学兴起于公元7世纪的近江时代,是指日本人用汉文以及汉文学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日本的汉语文学也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但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更深。作为文化交流的《论语》等汉籍儒典自公元3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儒家学说逐渐融入了日本的政治领域,日本大宝律令是依据儒家的思想为基础制定的,也反映了“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儒家的“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不仅形成了日本统治者的个人修养,而且对日本的政治体制发生过重大影响。

如公元759年,淳仁天皇敕令,要求实施仁义之政,并对仁、义等概念做了具体的规定,这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根据制定的律令。这些律令成了日本朝政运行的原则,也成了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准则。这种准则在文学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就连物语文学中的《平家物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儒家思想的道德观。小说多次引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的儒家伦理观,并用生动的情节加以表现。小说还通过塑造平重盛的形象,用以表达儒家“忠孝”的伦理观。江户时代的学者山鹿素行用儒家思想把武士精神加以理论化,创立了“武士道”。《平家物语》形成时期,“武士道”还没有创立,所以它表现的只是日本早期的武士精神,这种武士精神的准则就是忠义节烈。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忠”、“义”不同,武士精神中的“忠”的对象不是国家、民族,也不是某种政治理想,而是某个具体的封建主。可以说,《平家物语》充分地体现了日本文化对多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圆融”性;同时,这种经过整合的文化又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后世文化的走向,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成为日本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歌作家山上忆良,作为受儒教思想和初唐诗风的影响较深的汉学家,他的作品常常咏叹生老病死、人生的苦恼和对家人的思念。诗歌多以人们的生活命运为题材,被称为“社会诗人”。他重要的代表作品《贫穷答问歌》以两人对答的形式,倾诉生活之贫穷和痛苦,体现了一定的儒家思想:“……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瑟瑟冬日晚,怎奈此夕寒。粗盐权佐酒,糟醅聊取暖。鼻寒频作响,俯首嗽连连。捻髭空自许,难御此夜寒。盖我布麻衾,披我破衣衫。虽尽我所有,难耐此夕寒。

比我更贫者,听我问数言。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但是,儒家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不能内化为日本文化,不能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直接体现就是重实用。这种重实用的文学观表现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美标准中,要求文学作品的“情”要受“礼”、“义”等政治、道德原则的约束,要求文学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一种“劝善惩恶”的道德目的和功能。而“与中国古代‘诗教’之说、中世时代的‘文以载道’论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观念不同,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就远离政治,它仅是作为一种纯粹表达感情和调剂精神享受的手段,故而,也就绝少见如中国文坛那样,作家诗人由文学来获取功名,爬进官僚阶层的情景。日本民族对于文学的这种根本观念,造成日本古代文学耽于唯美的内容和形式,不能自拔,追求所谓‘物哀’、‘幽玄’和‘寂静’等相融或相通的境界,以求表达民族心理深层的古朴、典雅和自然返真等气质,由此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民族性’。

第二是更强调审美意识,很少直接反映社会问题。日本最早的汉语诗集《怀风藻》与中国诗歌的“诗教”精神相比,作品内容以“美”为主,显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即:日本的文学观注重的是愉悦性、审美感和“无常”感,注重文学的审美品格,同时呈现出较严重的脱离政治的倾向。日本文学的核心是所谓“日本的哀婉”,所谓“日本的哀婉”是指自然的、人性的、根据不同对象表示的哀叹。它是优美的,同时又是无目的性的,它的最大主题是爱恋和无常,艺术特征是倾向于言外有余韵或余情。如公元9世纪初出现的、标志着日本汉诗通向成熟境界的第一块里程碑的“敕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在内容上就更多地体现了日本人重恋歌和重季节感等审美价值取向,在形式上是以七绝和七言歌行代替了《怀风藻》中的五言诗。就连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物语文学《源氏物语》也具有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主人公源氏身上的无常与出家,他摆脱不了人间的苦恼,深感世间无常,在自然感情受到打击之后,才欲图出家遁世的。其次表现在审美观念上的“物哀”,这种“物哀”在《源氏物语》中一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二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事态包括作者所说的“天下大事”的咏叹上;三是对自然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

朝鲜和日本两国汉语文学的这种不同特点,与中国文化对这两国文化的不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朝鲜和日本两国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朝鲜受影响的时间更早,大约从公元前108年,中国文化就通过商贾贸易活动、流移民迁徙、外交使节之往来和各种形式的相互战争等方面对朝鲜产生了影响。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大约始于公元3世纪。“从总体上看,朝鲜受中国文学影响比日本更深、更广、更久。从文学媒体———文字使用到作品主题思想与技巧,从作品的体裁、风格到文学流派,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理论(诗话),朝鲜从中国文学中汲取的营养都比日本所汲取的多。”[3](P393~394)就思想影响而言,朝鲜和日本两国文学虽在意识形态上带有佛、儒两家思想的色彩,但朝鲜更偏重于儒家思想,日本更偏重于佛教思想。因此,儒家观念在朝鲜文学作品中占据优势,佛教思想在日本文学的体现更为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各自社会政治与民族文化的不同:朝鲜经过长时间的内忧外患,屡遭异民族的侵扰,在20世纪初还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半个多世纪,因而社会演变频繁,以“忠君”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为朝鲜封建时期的各个统治王朝所需。表现在文学观念上,就是直接反映社会问题,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而日本由于其“神佛习合思想”等诸多因素,容易摆脱儒家思想重实用的“限制”。因而,日本汉语文学不像朝鲜汉语文学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也不十分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而是追求一种纯粹的感情表达,以唯美的内容和形式来反映民族心理深层的古扑、典雅和自然返真等。

比较朝鲜和日本两国汉语文学的不同特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中国文化对它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出于它们各自社会政治和民族文化的需要,使它们的汉语文学分别具有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如朝鲜“国语文学”中的“乡歌”是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表现朝鲜语的内容,即:以汉字标记发音和意义,用朝鲜语的发音读汉字,用汉字来标记朝鲜语;“景几何体”是把中国的词或四六句同朝鲜传统的诗歌形式巧妙结合起来,它是汉学者们用汉字写朝鲜诗歌时苦心创造出来的;“时调”在形式上显然受到中国六句体诗歌的影响;“稗说文学”是深受中国唐代文学影响的一种杂文形式等等。日本“和文学”中的“和歌”五七调显然是受到中国的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影响;“俳句”则是出自中国的俳谐;“物语文学”是在日本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加上中国的隋唐传奇的影响而成的一种文学样式;“能乐”是在中国唐代散乐和宋元杂剧影响下,融合日本民间歌舞而发展起来的集舞蹈、音乐、歌唱、对白为一体的悲剧型歌舞剧;“净琉璃”的前身是从唐朝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傀儡戏等等。这些有着深厚中国文化“基因”的文学样式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使朝鲜和日本两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