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第一牲与汉语文学不相符范文

国内理论界普遍把语音层看作文学作品的第一层次。以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举要》(童庆炳主编)为例，就把文学作品分为语音层、语法层、语象层，认为语音层是文学作品的第一层次。把语音层看作文学作品的第一层次，包含三种可能性含义;一是在文学文本中语音是决定性首要因素;二是在鉴赏接受中语音是首先呈现于读者的因素;三是兼具前两者含义;第一种含义最根本.其实不论在哪种意义上，对汉语文学作品而言，“语音第一性”原则都是值得怀疑的。

对文学作品作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要素分析、结构分析，是近代以来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结果。中国古典文论把“文”(文章、文学)看作气韵生动的有机体，它是包含“神”“气”“骨”“韵”等范畴的生命性现象，而非由不同要素组成的结构性存在。把语音层看作文学作品的第一结构层次(即把语音要素看作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这种观点是与科学分析方法一起引进的舶来品，英伽登(Ingarden)对文本的结构分层则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英伽登把文学作品分成四个层次:语音层，意义单元层，再现客体层和图式化观相层，这四个层次之上还有形而上质.他认为语音层次决定后三者尤其是语义层的存在，是文学作品首要的决定性因素。与象形的汉字不同，西方语言是拼音文字。语音在整个语言王国中居核心地位，以至于在西方语言文化世界中形成“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成为贯穿西方文化的语言轴心并被德里达等人所抨击。在这种语言文化背景下，西方文学理论把语音层看作文学作品第一层次、把语音作为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就不足为奇了。

文学作品“语音第一性”原则产生于“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拼音语言文化世界，它固然切合拼音语言文学作品的实际，但是否也适合象形文字的汉语文学作品呢?“语音第一性”原则能否跨出拼音语言世界、在象形的汉语世界中安之若素而不受怀疑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鉴赏接受文学作品的感性体验中，我们就能发觉，汉语作品呈现给我们的“第一要素”不同于拼音语言作品首先呈现出来的、明确清晰的音韵音节，而是或明或暗的画面、景象。仅有感性体验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深层的学理分析;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是探讨象形的汉字与拼音文字，汉语与拼音语言建构的不同以及语言建构后隐含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差异。

一汉字是象形文字，最初起源于对事物的拟迹仿形。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道:“黄帝之史仓领见鸟兽蹄痕之迹……初造文契”。《易经•系辞传》亦载:“古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虽然是对八卦符号及其64卦象起源的记载，却也完全符合汉字发源之际原始人拟迹仿形的图画活动，描绘了原初文字创制的情形.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创造的图形画像日益丰富，逐渐定型，原初文字出现规范化和简约化倾向，“文”字出现就表明这一点。“文”者，纹也，指花纹、图纹，它显示了最初的图形画像向图纹花纹过渡、再由图纹花纹向成熟象形文字过渡的简约化轨迹。成熟定型的汉字积淀保留了创造时拟迹仿形的“形象”因素，表现出鲜明的象征性特征。这可以从汉字的构造特点、汉字与“象”的关系两方面进行考察。许慎对汉字进行共时性静态分析，研究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书”。他在归纳六种造字方法的同时，也把汉字分成结构类型不同的六类: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前四种是基本类型文字，后两种是补充性文字。象形单字(如“羊”“马”“山”等)最能体现汉字拟迹仿形的象征特征，是构成其他五种类型汉字的核心和基础。指事字(如“本’，“末’，“刃”等)是在象形单字上加标志符号表示难达之意;会意字(如“明”“尘”“体”等)、形声字(如“核”“闻”“转”等)把两个或多个象形单字益加，在多重形象的碰撞、融合中产生新的意义。因其拟迹仿形的造字方法和象形的结构特征，汉字与人的视觉思维直接关联。一个象形单字是一幅图象画面，也就是一重视觉形象，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则是在一重视觉形象基础上把同类或异类感觉形象叠加，以象形表愈的视觉思维方式表现视觉形象、听觉形象、触觉形象，并在形象重合中呈现意义，以表示复杂的事物和抽象的观念。

拼音文字的产生，是借用象形文字符号加以改变后记录语音、指涉意义的.这种借用把视觉的字符应用到听觉的语音，跨越两种不同的感觉类型，其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其关系的建立需要人为建立一种对应原则，以无意义的字母符号标识语音、指涉意义。这种对应原则是人为活动的结果，是主体给世界设里一种秩序，同时这种对应原则也使人类运用文字把握世界的语言活动由视觉思维转向听觉思维。象形汉字的字形与意义之间是一种彼此交融、共同呈现的关系，两者共同包孕在“象”中并以“象”的方式呈现自身。拼音文字的字母丧失了与意义的联系，与语音的关系也是一种没有逻辑基础的人为设备;由穿母组成的拼音语词固然对应、展现了语音流向，但与意义之间仍是机械的指涉对应关系.如果说汉字是拟迹仿形，拼音文字则是拟声仿音，汉字与所“仿”“拟”的“形”“迹”之间有一致的视觉思维基础，语音与字形、字义也统一在这个基础上;虽然拼音语词的线性词形展现了语音流向，但其字母与所“仿洲拟”的“声”“音”之间却没有必然联系，其指涉的意义也存在于词形、语音之外的世界。

汉字作为“象形”文字，与汉语文化中“象”范畴有密切关系。汉字拟迹仿形，造字所依据之“形”“迹”是视觉思维对世界的直观把握，是以“象”的形式实现的。这种“象”性思维与拼音文字的线性思维有重大不同。拼音文字拟声仿音，依据线性的语音造就线性的词形，而线性的词形则对应线性的语音.作为声音的存在之域—时间与声音如影随形，因而线性的词形在对应线性语音的同时，也必然隐含时间的线性形式.拼音文字线性的语音，线性的词形决定其意义呈现方式也是线性的.线性的意义呈现方式使意义在时间上具有鲜明的前后.在逻辑上具有明确的因果，这为以后西方文化分析兴盛、理性昌明提供了语言基础.汉字拟迹仿形，表现在形为方块字，表现在音为单音节，它不对应线性的声音和线性的时间.汉字的“象”性思维更多在“空间”领域展开，但又不是理性的纯然的空间。时空概念的划分是西方理性发展的产物，在汉字“象”性思维中没有明晰的时间意识或空间意识，而是以混沌一体的现象整体把握宇宙世界，在所呈现的“象”中刹那间遭遇永恒，点滴中包孕万有。汉字这种混沌的“空间”与卡西尔所谓“原始的空间概念”是相通的，他说:“对原始人来说，空间的概念即使在系统化之后，也总足与主体密切地结合着，它更多地是一个表达情感的具体的概念，而不是具有发达丈化的人所认为的那种抽象空间……它在性质上远不是客观的，可浏圣的和抽象的。它显示出自我中心的或人类学的特征，并且是植根于具体物和实际存在物的观相学的原动力。”图卡西尔以西方理性的空间概念衡量原始人的“空间”意识和思维特点，在古今对比中描绘原始人“象”性思维，并且指出这种思维与主体情感关系密切，在对世界观照中不设定主体固定原则，但处处又染上自我的感情色彩，即“以物观物”而非“以我观物”。此种思维的结果，就是整个世界充满诗性，天地与我同一。积淀保留在汉字中的“象”性思维就是人类最初阶段的思维方式—诗性思维，这是人类最初、也是最符合自然感性的思维。中国文化诗性传统与汉字的这种诗性思维方式有深层次渊源关系.

二文字的内部结构直接决定了文字间的外部联系—语法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内在结构的不同隐含了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两种语言的语法上。汉字以象性思维直观把握世界，在这一点上，古典文言的语法关系与汉字的建构方式保持高度一致.文言通过意象的叠加表达复杂意义，叶维廉先生认为具有视觉性，多重暗示性和电影蒙太奇效果.他分析李白诗“浮云游子意”句道:“李白这句诗的美感效果，是其使我们看到浮云与游于(及他的心灵状态)。这两个物象的同时呈现，一知两个不同的镜头的并1(即艾山斯坦所谓‘蒙太奇’)，‘是整体的创造，而不足一个镜头加另一个镜头的总和。它之比较接近于整体的创作—而不同几个部分的总和—是因为在这一类镜头的并里上，其效果在质上与各个分镜头独立看来足不同的。’读者的想象，由于两个镜头的并1开始创作的活动，而在二者之间咦起第三层繁复的形象.”

叶维廉以诗歌为例，通过对比文言与英文的不同表现方式揭示文言语法的特点，概括有三点:一、中国诗少有跨句，每一行都是语意完整的句子;二、汉语没有冠词，没有动词词尾，诗中少有人称代词，语言本身摆脱了这种限制性，使个人经验回到共有的纯粹经验、纯粹情境中;三、汉语没有动词时态，超脱特定的时间囿限，倾向回归现象本身.[’J汉语发展过程中有文言衰微、白话兴起的转折。这一方面由于文言“物象重叠洲现象直观”的思维表现方式在瞬间把握的信息有限，难以适应信息量激增的文化活动，一方面由于白话文接近口语，具有类似拼音语言的线性特征，可以在线性延伸中逐步拓展意义的空间，获得更大信息量。所以，汉语的白话文作品一方面受汉字内部结构与文言结构影响，具有象性思维特征，一方面则在整体上表现出较文言作品更强的线性特征;相应地，因果逻辑，分析思维这些典型的线性语言特征在白话汉语中日益鲜明。但与拼音语言作品相比较，汉语作品和象形汉字的象性思维特征仍然占据醒目地位。

不同的文字建构不同的文本，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更集中地反映出这种差异.象形的汉字拟迹仿形.以侧重视觉空间的“象”性思维直观世界;拼盲文字拟声仿音，以侧重听觉—时间的线性思维把握世界。作为语言，前者重具象后者重抽象，前者重感性后者重知性，前者重情感后者重理智，前者重直观领悟后者重逻辑分析。在比较中不难看出，汉语象性思维的特点与人的审美活动是一致的，所以汉字是一种天生适合审美活动的诗性语言。在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诸种文学体裁中，诗歌的诗性最浓、审美要素最集中，小说则以结构见长、审美要素分散在线性长度中。汉字诗性浓郁，拼音文字理智较强，所以前者诗歌兴盛，而后者小说繁荣;汉字讲究瞬间的直观感悟，拼音文字则是意义在线性中延伸，所以前者作品多短制，而后者作品多长篇.至白话文兴起，特别是在近代以来汉语借鉴西方拼音语言的语法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现代汉语采用拼音语言的语法规范，发展了已存在汉语白话文中、拼音语言所擅长的线性思维。一方面，这固然为汉语文学作品出现鸿篇巨制、表现丰富内容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另一方面，现代汉语文学作品已不如文言作品诗性浓郁了。但如前所述，与拼音语言文学作品相比较，汉语文学作品仍因独特的语言表现出独特的风格。

综上所述，由于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字不同，汉语文学作品与拼音语言文学作品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既涉及表面的符号形式，也涉及符号背后隐藏的文化心理。不顾中西语言、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把西方文艺理论“语音第一性”原则直接套在汉语文学作品上，这是不符合汉语文学实际的。根据上文分析，如果说西方拼音语言文学作品是“语音第一性”，那么汉语文学作品则是“语象第一性”.这里的“语象”既包括汉字本身呈现的初步物象和意象，也包括文本整体呈现的整体物象和意象.“语象第一性”既指语象是文学文本决定性核心因素，也指鉴赏接受中语象首先呈现于读者。其实，这个问题涉及中西比较背景下哲学、文学、文化学、语言学诸多内容，远非本人所能力及。在此仅把问题提出，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