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文学创作感化范文

一、是“启蒙”还是“教化”

启蒙，就是开启蒙昧、促人成长，在中国本属教育活动。然而，随着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涌人，启蒙的含义又增加了新的义项。呼应着西方的启蒙运动，中国思想界也在酝酿一场中国的启蒙大潮。这时的启蒙，就有了变革时代精神的内涵。事实上，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败、帝国主义的侵扰、国力的积贫积弱以及国民的萎靡怠惰等现实，引发了部分先觉者的思考，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震荡国魂的运动。在中国，这场运动叫做新文化运动。

在李泽厚看来，中国新文化运动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救亡，二是启蒙。最初的启蒙是为了救亡，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后来，救亡的主题又压倒了启蒙，启蒙话语受到了排挤和打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结果是产生新文学。“新文学”从一个短语变为一个词汇，是凝聚了五四以来几代作家、学者的巨大心血的。新文学的启蒙主义色彩在众多作品中有着显著的体现，其代表作家当属鲁迅。然而当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主题时，革命文学就兴盛起来。而这时对文学的要求不再是启蒙，而是教化。

由启蒙文学而教化文学的过程是：从1917到1937这20年间，启蒙思潮和实践具有“宽松”的时代环境。在政局动荡、群龙无首的时代，思想空间的话语权力自然就落在了学者和作家的肩上。他们也就有了站在高处为大众指点迷津的启蒙者的身份。1937年后，在新兴的延安苏区，学者、作家们的身份就遭受了一种尴尬——原来的启蒙者转而变为被启蒙者。何以至此呢?显然，思想领域的话语权被新政权所掌控了或者说收回了。赵树理虽然曾经历过启蒙、救亡和教化这三个时代，但他真正参与其中的是教化的时代。赵树理显然受过启蒙思想的熏染，但他身在延安解放区的时空之下，他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文学创作放到了维护新兴的政权制度和新型的社会关系上了，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教化文学”的代表作家。

现在看来，赵树理的文学理念无一不体现着教化的动机。比如他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愿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无疑是要宣传新型道德关系。赵树理的这些主张，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很鲜明。比如《小二黑结婚》，其实是宣传解放区新的婚姻制度，是在“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中的三纲五常的阵地。《李有才板话》是在鼓动农民敢于向地主进行斗争的精神。

于是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启蒙文学的代表，而赵树理则是教化文学的代表。不过，他们的人文追求仍然是一致的，那就是让大众的精神面貌和生存质量都有明显的改观。

二、赵树理的被批判——英雄和中闻人物之争

赵树理的教化文学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同于以往的封建时代的作家，人云亦云，成为封建道德的维护者；也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为革命进程作宣传鼓动，或做政策图解。赵树理的教化文学，除了受传统文艺的滋养外，还受了启蒙文学的涵育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的召唤，因而赵树理的教化文学创作，是一种新时代的教化文学。

李泽厚说，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使得鲁迅不只是一个思想者，还是一个关注生命本体的文学家。对于赵树理来说，赵树理是一个教化者，但他并不只站在官方的立场，他还为老百姓代言，事实上赵树理也超越了教化，而成为一个全心关爱新生政权的务实的作家。

在文学的创作和艺术的创新上，赵树理本人是真诚而执著的。赵树理始终在关注着农村天地和农民大众，始终守持着“问题意识”，关注百姓的历史命运。所以，1958年他创作的《锻炼锻炼》，敢于对农村中的落后群众以及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进行自然主义的揭示。1960年代后他写出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之类反潮流的“顶风”式的作品。

其实，教化文学的写作至少有两种方式：“从反映社会现实方式看，文学教化论主要立足于歌颂(美)和批判(刺)两个方面。赵树理选择了批判。那么，他的这种“不识时务”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在笔者看来，赵树理的坚守其实是他对自己教化立场的坚守。他似乎觉得一个作家怀着教化的动机，总是不会错的。他是无私的、为公益的。所以，他在作品中也从来“不是直接‘图解’某一政治观念或政策，而是尽力地试图从是否有益于农民(被理解为‘人民利益’)这一核心准则中寻找这一主题的合法性因素”。那么，为什么到头来赵树理还是被批判了呢?笔者认为，这与国家政权的教化重心发生了转移有关。

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确立了文艺界要塑造社会主义英雄的创作方向。“一体化”的要求便在文艺领域也呈现出来。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实这些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十分浓厚)的作品成为主流，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成为文艺作品的中心人物。借典型人物对国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其实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而此时的赵树理依然在坚持自己的写作初衷，他要把农村的具体问题推上前台。在他笔下，“中间人物”往往写的更为真实丰满，这虽然来源于赵树理的真诚的教化动机，但显然被视为“偏离”了主流。

然而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中间人物写作，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就如同鲁迅的国民批判一样，都是不朽的。不熟悉中国大众，尤其是不了解农村、农民和贫穷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赵树理的深刻的焦虑的。

三、赵树理的被贬低与市民的兴起

众所周知，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始终坚持“大众化”，赵树理所说的大众显然主要是指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承担者，赵树理当然会服膺的农民革命的方向，所以为农民大众写作也就具有了完全的“合法性”。赵树理在延安解放区，农村和农民是主要的革命空间和基础，文艺当然主要为农民服务。

然而，中国的大众其实不只是农民，还包括市民。所以赵树理一定不会被所有人喜欢。比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赵树理的创作时，表达了他的鄙夷和不屑：“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也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夏志清对赵树理的不喜欢，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也与他的艺术本位的理念有关，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夏志清贬低赵树理的观点在九十年代会获得较多的认同呢?我觉得这跟现代人的城市视角也有很大关系。从文学的接受群——大众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解读也许会焕然一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的享誉文界之时，张爱玲在国统区也是声名不小。事实上，他们代表了大众的城乡两极。面对大众，必然要求通俗。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出现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转折。反感“新文艺腔”的张爱玲最初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她从传统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获取滋养。赵树理则更是自觉地反省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显然，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各自的读者群合二为一就是当时的大众整体。不过，中国的大众群落的构成及其地位是随历史而改变的。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城乡只存在空间的差异，而少精神气质的隔膜。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和商业殖民地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城乡差异甚至对立也就出现了。这直接导致城乡之间的道德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歧变。新晨

那么，对两位作家的批评指向为什么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呢?显然，赵树理的时代，对农民大众的文学书写由于共产党的胜利而得到认可，而张爱玲的市民写作必然会受到遮蔽。19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的普及，市民的声威已经远远盖过了农民，农民也开始主动向城市靠拢，大众化和市民化的含义也逐渐接近。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树理的被贬低与张爱玲的被抬爱也就不可避免了。

现在看来，是大众主体的变迁导致了文学审美倾向的时代转移。所以，赵树理的评价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大众”的变迁史。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显然存在着为新政权服务的意愿，存在着纠正社会前进偏差的意识。如果说赵树理的文学教化动机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赵树理应该是一位关注民情乃至民瘼的国民的作家。赵树理的文学教化与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他笔下的大众——农民，却在新时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地遭遇尴尬。这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领会了赵树理的文学精神的话。事实上，现今许多市民所遇到的问题，又何尝不是过去许多农民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