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地区唐代文学范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欧美国家的唐代文学研究，对港澳地区唐代文学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诸大学成立以来，唐代文学就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台港澳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年谱和作家评传、研究类的著作较多、纵观台港澳地区的研究成果，专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关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国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谢海平《唐代文学家及文献研究》（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6）等少数几种，后者对大历十才子集团之成因及诗人钱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诗集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在唐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之外，日本无疑处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文本翻译、注释、考订还是在作家、文学史研究上都占有领先地位、因为日本的学术传统一向以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词曲研究不太受重视，除有关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论外，近年出版的论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见两位通论唐宋词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词人，户仓英美的论著涉及唐词的时空观问题，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选题广泛、新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但研究的热点较集中于大作家。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注重实证，深入细节，工具书的编纂和作品的翻译、整理卓有成果，关注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唐文学的特别关注尤为引人注目。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多研究综合性的问题，视角新颖，较为关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也比较注意叙事文学。

【关键词】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台港澳地区/日本、韩国/欧美国家

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

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诸大学成立以来，唐代文学就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台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是由郑骞、潘重规、饶宗颐、王梦鸥等一批民国年间的前辈学者奠定的，他们培养了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在大陆学术中辍的

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却有长足的进展。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异彩纷呈，既有夏敬观《说唐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这样传统方式的研究，也有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中外文学》1975年第12期）、姚一苇《李商隐诗中的视觉意象》（《文学论集》，书评书目出版社，1974）这样很现代的研究。张叔香《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一书融汇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李商隐诗的艺术表现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在杜诗研究中，有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杜诗加以探讨，如王三庆《杜甫诗韵考》（自印本，1963）、朱任生《杜诗句法举隅》（台湾中华书局，1973）、黄启原《杜甫诗虚字研究》（洙泗出版社，1977）。在诗体学研究方面，席涵静《唐人七言近体诗格律的研究》（昌言图书公司，1976）、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都是当时大陆学者较少涉及的题目。

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台港澳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年谱和作家评传、研究类的著作较多。前者主要有杨承祖《张九龄年谱》（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王梦鸥《唐诗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艺文印书馆，1973）、刁抱石《唐张文昌先生籍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马起华《韩文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张达人《刘禹锡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罗联添《白乐天年谱》（中华丛书，1989）等，仅元稹年谱就出版了两种：薛风生《元微之年谱》（学生书局，1977）、张达人《唐元微之稹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后者则有杨慧杰《诗中的李白》（东大图书公司，1988）、杨文雄《诗佛王维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8）、尤信雄《孟郊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罗联添《韩愈研究》（学生书局，1977）、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92）、王基伦《韩柳古文新论》（里仁书局，1996）、杨宗莹《白居易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刘维崇《元稹评传》（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范淑芬《元稹及其乐府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李卓藩《李贺诗新探》（文史哲出版社，1996）、方瑜《中晚唐三家诗析论——李贺、李商隐与温庭筠》（牧童出版社，1975）、汤承业《李德裕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吕武志《杜牧散文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等。罗联添《唐代诗文六家年谱》（学海出版社，1986）收入中晚唐作家独孤及、韦应物、张籍、刘禹锡、李翱和司空图6人年谱，多筚路蓝缕之功；论文集《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9）收有关唐代诗文的论文22篇，对唐代古文、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料作了广泛的考证研究，尤其注重材料的正本清源工作，结论平实而通达。

纵观台港澳地区的研究成果，专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关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国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谢海平《唐代文学家及文献研究》（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6）等少数几种，后者对大历十才子集团之成因及诗人钱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诗集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而期刊论文涉及的课题则较广，比如皎然研究有姚垚《皎然年谱稿》（《书目杂志》1979年第2期），许浑研究有陈修武《全唐诗中所收的杜牧集和许浑集》（《书目杂志》1967年第3期）、《全唐诗杜牧许浑二家诗集互见诗篇考》（《书目杂志》1967年第2期），姚合研究有王梦鸥《唐武功体诗试探》（《东方杂志》1983年第12期）、邝健行《姚合考》（《中国诗歌论稿》，新亚研究所，1984），裴度和舒元舆研究有吕武志《裴度的文学观和散文》（《中国学术年刊》1992年，总第13期）、《舒元舆散文析论》（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等，这些论文都比大陆的研究早出多年。另外像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东大图书公司，1984）、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天山出版社，1994）、李丰㮊《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凌欣欣《初唐诗歌中季节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欧丽娟《杜诗意象论》（里仁书局，1997）这样的研究课题也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大陆迄今尚未见有研究专著出版。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东大图书公司，1997）由6篇论文构成，由唐代诗歌与禅学的关系入手，关注唐人宴坐诗及王维、白居易、齐己诗禅世界，是继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之后又一部值得注意的专著。穆宏燕的《唐绝句与波斯四行诗之比较》（《中国国学》1994年，总第21期）详细比较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异同并推论其可能的联系，是唐代文学研究

中少见的中外比较论文。

综合性研究一直比作家研究要少，但90年代以来，一大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不少是综合性研究的课题，近几年内也许会出版一批专著。现有的成果，散文方面则有黄春贵《唐代古文运动探究》（汉京出版社，1980）、郑子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赋有简宗梧《试论唐赋之发展及其特点》（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93）、邝健行《唐代律赋对科举考试的粘附与偏离》（《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胡楚生《韩柳赋之比较》）（《兴大中文学报》1993年第6期）等论文。1993年辞赋专家简宗梧教授指导的两部博士论文马宝莲《唐律赋研究》（文化大学）、白锡承《初唐赋研究》（政治大学）完成，这是唐赋研究寥寥可数的成果，值得注意。小说有王梦欧《唐人小说研究》（艺文印书馆，1971～1978），20年来享誉学林，是治唐代小说者必读的经典著作。近年王国良研究唐代小说文本的一系列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开拓。古添洪《唐传奇的结构分析》（《中外文学》1976年第8期）是较早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唐传奇结构特征的论文，研究方法和角度都很给人启发。9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位论文取材于唐代小说，从主题、类型的角度对唐传奇的内容和表现作了全面的探讨。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是台湾唐代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可以说是20世纪唐代诗学研究出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深受学术界重视。他的《唐〈诗人主客图〉试析》（《中央日报》1985年3月21～28日）也是一篇有见地的论文。杜松柏1976年出版的《禅学与唐宋诗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从禅宗各门派参禅机用的不同阐发严羽以禅喻诗之旨，对禅影响唐宋诗学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不少独到发现。此外还有黄美玲《唐代诗评中风格论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2）、许清云《皎然诗式辑校新编》（文史哲出版社，1984）、萧水顺《从钟嵘诗品到司空诗品》（文史哲出版社，1993）、曹愉生《唐代诗论与画论之关系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7）等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诗学作了探讨。黄景进、陈晓蔷、王润华（新加坡）、陈国球、杨松年（新加坡）等学者也发表了关于王昌龄、皎然、韩愈、司空图及明清唐诗学研究的论文，在此不再胪列。

敦煌文献是台、港地区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领域，自潘重规、饶宗颐等前辈学者以降，黄永武、罗宗涛、郑阿财、雷桥云、林聪明等学者对敦煌文献的文学文本作了广泛的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煌煌135巨册，将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分藏的敦煌写卷汇为一编，影印出版，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便利。其目录订正前人著录之误数千条，并考出数千张首尾残断而无名的卷子，将敦煌写卷的著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在此基础上编撰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增添俄藏部分，成为迄今最齐备的敦煌文献总目。关于唐诗，他专门编撰了《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一书，梳理了唐诗卷子的问题，与罗宗涛《石窟里的传说——敦煌变文》、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林聪明《敦煌文书学》、《敦煌俗文学研究》、雷桥云《敦煌儿童文学研究》、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校证初稿》等著作一道，共同构成了台湾敦煌文学研究的强大阵容。

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

在唐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之外，日本无疑处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文本翻译、注释、考订还是在作家、文学史研究上都占有领先地位。

作为与自己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外国文学，日本学者对唐代文学倾注了最大的研究热情，出版了许多唐代文学选本和别集的全译详注本。这些译注本在文本校勘和注释上的成果，足可为中国学者借鉴。丰田穰受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一文启发，1943～1944年连续在《斯文》发表《全唐诗纠谬》5篇，订正《全唐诗》作者、小传、题目、文本各种错误38则，可以说是海外学者整理《全唐诗》的前驱。日本学者还十分重视资料建设工作，对工具书的编纂投入了很大精力。平冈武夫自50年代起就主持编纂《唐代史料稿》，由《东方学报》刊出8篇，博得学术界的一致称赞，惜迄今未成书。他主编的《唐代研究指南》12册也是一套非常实用且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工具书。小川环树主编的《唐代的诗人》（大修馆，1975），由32位学者合作完成，汇集传、墓志、序跋、随笔杂记等各种资料，注释翻译，将现存唐代诗人的传记资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有功学界匪浅。如果我们检阅一下日本学者的著述，就会发现，不少学者都是从编索引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如安东俊六《陈子昂诗索引》、花房英树《李白诗歌索引》、《韩愈诗歌索引》、丸山茂《张籍诗歌索引》等，这种工作为他们的进一步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日本学者的作风绵密而细致，很少仓促成书，总是选择一个作家或一个问题，一步步地解决问题，深入下去，最后形成一个集成性的研究成果。老一辈学者如铃木虎雄对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学术界早有口碑。当今学界对唐代大作家的研究也出了不少厚实的力作，如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早稻田大学，1959）、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汇文堂书店，1960）、《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入谷仙介《王维研究》（创文社，1976）、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三省堂，1976）、武部利男《李白的梦》（1982）、内山春夫《杜牧研究》（汇文堂书店，1985）、太田次男《中唐文人考》（研文社，1993）等。铃木修次的论文集《唐代诗人论》（凤出版，1973）讨论了15位重要诗人的生平与创作，是日本唐诗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所有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由于和日本文化史的独特渊源，一直是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最多。据丸山茂统计，1910～1994年日本出版有关白居易的书籍多至78种（不包括再版），比中国大

陆和台湾出版物的总和（65种）还多。1993年勉诚社推出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等编集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煌煌7卷。作者以日本学者为主，有其他国家的白居易研究专家参加，集数十人之力，从资料到问题，对白居易研究作了一番总结性的工作。这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还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日本的学术传统一向以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词曲研究不太受重视，除有关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论外，近年出版的论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见两位通论唐宋词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词人，户仓英美的论著涉及唐词的时空观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唐代小说研究，应该说日本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是前驱之一。但有关小说研究的论著远较诗文为少，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木耳社，1977）、近藤春雄《唐代小说研究》（笠间书院，1978）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近年则有竹田晃、小南一郎、富永一登、增子和男、松崎治之、川口秀树、黑田真美子等学者致力于此。文学理论也是日本研究较少的领域，但《文镜秘府论》因属日本古典之一，格外受到重视，到40年代就发表了内藤湖南、铃木虎雄、中泽希男、加地哲定、吉田幸一等学者的论文近40篇，1948～1953年小西甚一出版《文镜秘府论考》三卷，在文本校勘、材料溯源、内容阐述、版本梳理各方面都做得很精致，成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此后中泽希男、兴膳宏、清水凯夫、古川末喜等学者仍不断有拾遗补阙和讨论声病学说的。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筑摩书房，1986）可以说是集几十年研究之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研究，以森槐南《二十四诗品解》和岩溪裳川《二十四诗品举例》最有特色，高松亨明《诗品详解》（弘前大学中国文学会）为集成性著作，船津富彦《唐宋文学论》（汲古书院，1986）中所收关于皎然《诗式》、《诗议》、托名白居易《金针诗格》、司空图“酸咸之外”说及唐传奇创作论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其他论文则有太田兵三郎《诗的风格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汉学会杂志》1935年第2期）、赤井益久《关于中唐的意境说》（《国学院杂志》1995年第4期）、兴膳宏《皎然诗式的结构与理论》（《中国文学报》1995年，总第50期）、林田慎之助《唐僧皎然的诗论》（日本中国学会创立50周年纪念论文集，1998）、川合康三《唐代对文学史的思考（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98年，总第37期）等。

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除受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考订方法的影响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重视唐诗的诗语和意象研究，通过唐诗常见的诗语和意象类型，作语义和意象分析，并从文化和文学传统阐释其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内涵，在这方面，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矢义高等老辈学者都有一些杰出的论文，前野直彬《风月无尽》（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松浦友久《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研文社，1981）二书则是较集中地加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口语是日本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早在江户时代伊藤东涯《秉烛谈》、释大典《诗语解》、释六如《葛原诗话》、津阪东阳《夜航诗话》等书中就有考究，1933年铃木俊发表《关于唐代文学中口语运用的一个考察》（《历史教育》1993年第8期）一文，丰田穰《唐诗俗语考》（《汉学会杂志》1941年第1、2期）、《关于唐诗的助词》（《斯文》1940年第12期）和入矢义高等续有发明，盐见邦彦《唐诗口语研究》（中国书店，1995）一书汇集增订中日有关成果，是一部集成性的著作。二是重视佛、道二教文学的研究。关于唐代佛教与文学，大谷大学的学者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专著有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的研究》（朋友书店，1978），对李善、李白、白居易、李商隐以及讲唱文学、小说与佛教的关系作了细致的探讨。佛教文学作品选有滋贺高义编《唐代释教文选译注》（朋友书店，1998）。对唐代诗僧的研究，发轫于市原亨吉《论中唐初期的江左诗僧》（《东方学报》1958年，总第28期），河内昭圆用功最勤，先后发表《〈澈上人文集序〉管窥——诗僧灵澈的生涯》（《大谷大学研究年报》26卷，1973）、《关于诗僧灵一》（《文艺论丛》1975～1976年第5、6期）、《〈皎然集〉与赞宁》（《大谷学报》1993年第1期）、《诗僧皎然的佛教》（《文艺论丛》1994年，总第42期）等论文，对中唐几位重要诗僧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研究道教与文学关系的论著，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第三章第二节“道家的色彩”是首先应该举出的成果，作者将李白诗歌本文与《老子》、《庄子》、《列子》、《列仙传》、《抱朴子》、《神仙传》的文字相比较，从古注、神仙、白色等角度论述李白对道家的接受，非常有意义。此外，尚有森濑寿三《李贺诗道教的侧面》（《日本中国学会报》1976年，总第28期）、深泽一幸《杜甫与道教》（《言语文化研究》1990～1991年，总第16、17期）、《步虚词考》（《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李商隐与〈真诰〉》、兴膳宏《初唐诗人与宗教》（同前）等论文。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从文体学和类型学的原理出发，注重从文体的表现机能和范式的演变来把握作家的艺术特征和诗史的阶段性，这主要体现在松浦友久及其学生松原朗等的研究中，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中国诗歌原论》（大修馆，1986）二书及《中国诗文论丛》所载松原朗《六朝离别诗的形成》、《李白〈梁甫吟〉考》等系列论文为其代表。

统观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中唐文学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所刊论著也最多。1990年，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的“中唐文学会”成立，曾被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目为“中国文学研究新的胎动”。他们的宗旨是加强横向联系和合作研究，多学科、多角度地考察中唐文学和文化。他们的论著更专门化，常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钻研一个问题，或建立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形成个性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川合康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终南山的变容——中唐

文学论集》（研文社，1999）所收22篇中唐文学论文，能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把握中唐的特质，在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中把握具体作家、具体问题，使具体问题的阐释达到不同寻常的深度，而那些个案研究的具体结论反过来又充实对中唐文学的宏观认识。他研究韩愈文章的叙事、白居易诗的语言、李贺诗的比喻，都能抓住文学表现的核心，深入阐述作家作品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特征，体现了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学术特点。此外如赤井益久的中唐诗歌主题研究，市川桃子的植物意象研究，浅见洋二的诗画关系研究，加藤国安的杜甫研究，高桥良行的刘长卿研究，下定雅弘、神鹰德治、丸山茂的白居易研究，松本肇、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研究等，都作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开拓。他们在《创文》杂志（第346～352期）发表系列论文，表达自己对中唐文学的总体看法。松本肇、川合康三编《中唐文学的视角》（创文社，1998）一书作为其群体智慧的结晶，既有文学史的观照，又有关于题材和表现技巧之开拓方面的探讨，还有社会政治、文人生活和艺术观念的研究，无论涉及的对象和内容如何，背后都有一种整体的文学史眼光和综合性的多元视角支持，体现了新一代学者在融合传统与当代学术思潮中形成的作风细腻而又视野开阔的特点。

日本之外，韩国也是个重视唐代文学研究的国家。老辈学者如车柱环等学识渊博，在多方面取得成就，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论著涉及诗论、古文、词曲等方面，发表有《云谣集考释》（《幼狮学志》第18卷第4期，1985）、《云谣集的性格问题》（《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司空图的诗观》（《亚细亚研究》第8卷第2期）、《中国文学和古文运动》（《中国学报》，1991）诸文。中年一辈学者如柳晟俊对唐诗的研究也很深入，论文涉及的研究课题包括初唐崔融到晚唐皮日休等众多诗家。根据有限的资料看，韩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诗歌，关于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的论著占了最大的部分，代表性的著作有柳晟俊《中国王维、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0）、《王维诗研究》（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李锡浩《李白和道教》（集文堂，1981）、李丙畴《诗圣杜甫》（文贤阁，1982）、李章佑《韩诗的古诗用韵研究》（岭南大学，1981）、洪寅杓《柳河东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明文堂，1991）、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6）。散文研究则集中于古文运动的问题，李章佑、洪寅杓、吴洙亨等发表有论文多篇。小说有张基槿《传奇小说研究》、丁镇范《唐代传奇研究》两种，金铉龙《朝中小说说话比较研究》对唐传奇给朝鲜小说的影响作了比较研究。有关文学批评的研究，主要是几篇论司空图诗学的论文；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则集中于变文。由于语言的隔阂，韩国的研究目前还很少为大陆学者了解。

欧美国家的唐代文学研究

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起步于翻译，早期的学者都是翻译家，他们虽然为唐代文学的传播作出不朽贡献，但初步的评述往往有许多误解，这经常成为促使后代学者重新审视唐代文学的一个诱因。比如翟理斯于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曾全文翻译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称它是表现道家思想的哲理诗，在欧美学术界影响深远。直到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的翻译与研究》（莫斯科，1916）出版，才还其诗论的原貌。

和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广泛和细致相比，欧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作家和人们关注较多的问题。如李白诗和传记，德国就出版了10多种翻译本。冯·扎克·艾尔文全译李白（未完成）、杜甫、韩愈诗集，被认为是德译唐诗最辉煌的成果。而作家研究，英国有阿瑟·韦利《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伦敦，1949）、《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伦敦，1951），麦克姆伦《元稹与早期古文运动》，赫伯特《张九龄的生平与著作》；德国有沃伊奇《白居易研究》，察赫《杜甫》，顾彬《杜牧诗集试释》（韦斯巴顿，1976），高泰涅《唐诗中的明与暗的意象》（法兰克福，1990）；法国有雅热《唐代诗人及其环境》(1977)；美国有克罗尔《孟浩然》（特维尼，1981）和查尔斯·哈特曼《韩愈研究》（普林斯顿大学，1986）；苏联有费什曼的副博士论文《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1941)、《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莫斯科，1958），谢列勃里雅科夫《杜甫评传》（莫斯科，1958），贝京《杜甫》（莫斯科，1987），达格丹诺夫《王维创作中的禅宗思想》（新西伯利亚，1984）、《中国中世纪文化中的孟浩然》（莫斯科，1991）。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有不少是华裔学者完成的。尤其是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芝加哥大学，1962）、《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芝加哥大学，1969），对美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有草创之功。梅祖麟、高友工用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方法研究唐诗的意象、语义、结构，并与西方诗歌相比较，提出许多富于启发的结论，在欧美的唐诗研究中独树一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的魅力》(1989)集结了他们的成果。此外还有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台北，1966）、程纪贤《唐代诗人张若虚诗歌的结构分析》(1968)、余宝琳《王维研究：象征主义诗人》、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1994）、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1984）、陈月桂《寻隐者不遇——唐代的隐逸诗》（法兰克福，1985）等。

唐诗是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学用功最勤的领域，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从老辈学者傅汉思到中年学者斯蒂芬·欧文，都为唐代诗歌研究贡献了许多精彩的见解。他们的论著显示出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和良好的理论素养，其历史眼光的敏锐和观察问题角度的独特每给人启发，这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1994)可以窥见一斑。其中斯蒂芬·欧文是唐诗研究成就最大的一位学者，他对中国诗歌有着极好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他的博士论文《孟郊和韩愈的诗》（耶鲁大学，1975）一出版就受到学界重视，以后他接连出版了《初唐诗》（耶鲁大学，1977）、《盛唐：中国诗歌的顶峰》（耶鲁大学，1981）、《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学，1985）、《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哈佛大学，1986）等著作，都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富有启发性

的问题。尤其是《初唐诗》，作为第一部整体研究初唐诗的专著，能摆脱学术界现有的成就，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不但迥别于以前西方学者的学风，也比中国学者更早几年作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究。另一位在叙事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是倪豪士，其《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南天书局，1995）以独特的视角考察唐代的叙事文学作品，往往结合时代思潮加以探索，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的开拓上给人启示。

在诗歌之外，其他文体的研究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成果，其中麦大维的古文及其理论研究、康达维的《文选》学和唐赋研究是很引人注目的。文学理论有阿列克谢耶夫的《诗品》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欧文近年也开始结合唐诗研究中国的传统诗论。

相比传统诗文来，欧美学者更多地对通俗文学抱有兴趣，所以敦煌文献中文学文本的研究一直是许多学者黾勉从事的课题。维克多·H·麦尔以《敦煌通俗叙事文学》（剑桥大学，1983）为题翻译了《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伍子胥故事》和《张义潮变文》四篇敦煌变文，其长达28页的引言对变文的含义与特征、抄写与演出、题材的渊源、与戏剧和俗语言的关系及其消亡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详论，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和假说。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