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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乐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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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总体风貌;魏晋诗文研究;乐府诗研究,对魏晋南北朝乐府诗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体研究相对应,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汉魏文风变迁的研究令人瞩目、20世纪较早的乐府注释之作有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北京大学出版社1924年版)、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王运熙的《论吴声西曲的与谐音双关语》、《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均见《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这些诗歌成功地运用了谐音手法,表达丰富的意蕴,既有“同音同字”,又有“同音异字”,变化颇多;又因为要演唱,就有送声、和声的差别,一人唱,多人和,形式非常活泼,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

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总的趋势依然是从涓涓细流走向蔚为大观。从总体研究风貌、魏晋诗文研究、南北朝诗文研究、乐府诗研究等若干方面对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状况作一宏观鸟瞰,考察其源流,梳理其过程,凸现其特色,可以为新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20世纪/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乐府诗

一、总体风貌

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体研究相对应,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初到解放前夕。此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建造该段文学史的历史面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0年代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20年代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及40年代王瑶陆续发表的《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创作》。他们的研究在本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一时期,还有一些不应忽视的研究成果,如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陈仲凡的《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陈家庆的《汉魏六朝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洪为法的《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3年版)、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40年代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罗常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等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第二阶段从解放初到70年代末。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政治过多地干预了学术,强制文学研究的标准应具有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以此来衡量一切作家作品,这必然导致文学研究方向的偏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说明作家作品本身的面貌,而在于批判,从中找出精华和糟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作为其时文学代表的山水诗、田园诗、宫体诗等,其实都是远离这三个标准的。又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形式上的探索期,在此研究标准下,又被扣上了形式主义的帽子。当然,这一阶段也有一些不容抹杀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基础工作,如陶渊明、三曹的资料汇编,文学普及方面的一些诗选、赋选,《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关于“风骨”的一些讨论,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游国恩等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的《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依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此一时期国外及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中译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兴膳宏的《六朝文学研究》(中译本,岳麓书社1987年版),台湾学者洪顺隆的《六朝诗论》(文津出版社1978年版),香港学者邓仕樑的《两晋诗论》(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版)等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阶段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时期。此期内整个文学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走向深入。典型的成果有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对本时期的文学思想和理论论述很全面,具备了集大成性质。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有关史料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清理,并广泛地吸收了当前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的面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得出了较为中肯、允当的结论。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侧重于文学思想的研究,从广阔的社会风尚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中考察文学思想,成就卓著。此外,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胡国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王次橙的《南朝诗研究》(台湾私立东吴大学1984年版),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葛晓音的《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骆玉明、张宗原的《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建江的《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走向了活跃、系统与深入。

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几部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亦各具特色。章培恒、骆玉明着重引入一种古代文学研究新理念,多从人性的角度看问题,非常契合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征,彻底摆脱了“文革”时期的僵化思维模式。郭预衡则从文学的觉醒、文学的士族化倾向、文学的宫廷化特色等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进行了准确细致的描述。袁行霈对20世纪特别是90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吸收,形成了一系列深入、准确、简明的概括和描述,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

二、魏晋诗文研究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汉魏文风变迁的研究令人瞩目。刘师培将其归结为逐渐走向清峻、通脱、华靡,得到鲁迅基本赞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引证了丰富的材料,具体证明了魏晋士风肇始于东汉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建安文学研究十分活跃,已举办过数次规模较大的全国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曹操诗歌的研究一直是曹操研究的热点,学术界普遍认为,

曹操诗歌深刻地反映了汉末的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章培恒《〈三曹集〉序》,岳麓书社1992年版)。曹植研究开展得最为广泛深入,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根据作品写作时间的先后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卷,有助于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历程。对曹植及其作品作综合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20年代陈一百《曹子建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30年代洪为法《曹子建及其诗》(光华书局1931年版)以及70年代以后钟京铎的《曹氏父子诗研究》(学海出版社1978年版)、李宝均的《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钟优民的《曹植新探》(黄山书社1984年版)等,都对曹植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曹植作品中争议最大的可能是《洛神赋》。30年代沈达材集诸家之说而著《曹植与〈洛神赋〉传说》(上海华通书局1933年版),以数万言的篇幅考证了洛神传说的渊源流变,详细解剖了曹植为什么作《洛神赋》以及邺下文人创作以描写男女恋情为主的抒情小赋的风气。周明《怨与恋的情结》(《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另辟蹊径,论证了作者以洛神自喻,表达对君王又怨又恋的复杂感情。建安七子研究的杰出成果是俞绍初整理的《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及徐公持等人的研究论文。蔡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存世三首诗的真伪上。郭沫若、余冠英、卞孝萱、王小盾等各家学说皆引证丰富,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左延年的《秦女休行》也得到较为热烈的关注,胡适、陆侃如等对这首诗评价较高,吴世昌、俞绍初、葛晓音等对该诗的本事作了探讨,并形成意见不一的学术争鸣。正始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阮籍、嵇康,侧重于阮籍的《咏怀诗》和嵇康的散文。两晋诗文研究主要集中于傅玄、张华及“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的作品。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姜亮夫的《张华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陆平原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沈玉成、傅璇琮的《三张小考》(《中古文学丛考》,《古代文学研究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傅璇琮的《潘岳系年考证》(《文史》14辑)等。左思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三都赋》和《咏史诗》。《三都赋》的写作年代有数种说法,主流观点是作于272年至282年,游国恩的《〈三都赋〉序注》(《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长之的《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70期)、傅璇琮的《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等都持此说。《咏史诗》亦有争议,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作于咸宁五年(279)以前,泰始八年(272)以后;刘文忠的《左思和他的〈咏史诗〉》(《文学评论丛刊》7辑)则认为这几首诗并非写于一时,第一首写作时间较早,第八首写得较晚,多数是中年时的作品;徐传武、牟世金《左思文学业绩新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则认为这是集中作的组诗,是晚年的作品,是一生的总结。刘琨、郭璞的研究有:刘文忠的《刘琨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游信利的《郭璞正传》(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33期),曹道衡的《郭璞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玄言诗及玄言诗人研究进展较大。孙绰的生卒年颇受关注,各家说法颇有差异,其文学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玄言诗中的山水情趣;一是文学批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认为写景诗作较多较早的是庾阐,曹道衡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札记·庾阐的诗歌》(《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庾阐及其诗歌有较多论述。关于王羲之的研究,60年代郭沫若作《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引发了一场讨论。陶渊明的研究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作品整理有古直、王瑶、逯钦立、丁福保、王孟白、孙钧锡、唐满先等各家的校、注本。陶渊明的名、字,陶渊明的年龄,陶渊明的里居,“不为五斗米折腰”等问题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取得能统一众说的结论。关于《诗品》中的“陶诗源出应璩说”,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列举详尽论据加以否定;古直的《钟记室诗品笺》(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8年版)认为,应璩诗以讥切时事、风规治道为长,陶诗亦多讽刺,派出应璩殆指此耳。王运熙的《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从内容上详加论证,肯定“陶诗源出应璩说”。关于陶渊明思想的论述很多,其中与佛学关系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40年代,陈寅恪著《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实承袭魏晋清谈之旨,未受佛教影响。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不仅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与佛学无干,而且有反佛思想。这种观点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袁行霈的《陶渊明与慧远》(《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1期)等都坚持这个观点。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日本学者吉冈义丰据敦煌遗书《金刚般若经》纸背抄录的佛曲《归极氏赞》题下附注“皈去来,皈去来”,结合日本《圣武天宝宸翰杂集》卷末存释僧亮佛曲《归去来》、《隐去来》五首考证,僧亮为晋末宋初僧人,与陶渊明同时。两人所作的《归去来》反映了东晋佛教的净土信仰。从陶渊明与慧远、刘遗民的交往、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等都可以找到他与佛教关系的例证(《东洋学论丛》石滨先生古稀纪念)。国内学者丁永忠的《陶渊明与慧远:陶不入莲化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归去来兮辞〉与〈归去来〉佛曲》(《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等拥护此说,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不能简单地视为纯正的老庄玄理的翻版,而是佛玄合流。

三、南北朝诗文研究

山水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王瑶的《玄言·山水·田园》认为山水诗与玄言诗关系密切。王达津的《论六朝山水诗的形成》(《河北日报》1961年7月28日)、高尔太的《山水画溯源》(《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认为汉末的动乱、士人精神寄托的失落、江南的开发,是山水文学兴盛的历史前提和文化背景。韦凤娟的《山水诗溯源——试论东晋前的自然景物描写》(《文学评论丛刊》13辑)、王立群的《晋宋地记与山水文学》(《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赵昌平的《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认为山水文学传统、晋宋地记的丰富,是山水文学走向繁荣的内在原因。关于颜延之研究有季冰、缪钺、蒋祖怡等的年

谱或评传,曹道衡的《论颜延之的思想和创作》(《古典文学论丛》4辑)、沈玉成的《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等一批论文。谢灵运的生平研究有叶瑛、丁陶庵、郝立权等各自编著的《谢灵运年谱》,沈玉成著有《谢灵运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作品校注有黄杰的《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叶笑雪的《谢灵运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顾绍伯的《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鲍照的生平研究有缪钺的《鲍明远年谱》、吴丕绩的《鲍照年谱》(《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钱仲联的《鲍照年表》(《鲍参军集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等。鲍照的作品校注有黄节的《鲍参军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钱仲联的《鲍参军集注》。鲍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生年,二是籍贯,三是家世,四是《芜城赋》的写作年代,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永明文学研究亦有相当突破,已不限于四声八病,而有了更为广义的理解。刘跃进的《永明文学研究》(三联书店1996年版)对永明体的特征进行了探索。至于永明体在近体诗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朱光潜的《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郭绍虞的《从永明体到律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管雄、张永鑫、吴小平等都作过清晰的描述和深入的论述。永明文人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沈约、谢眺王融的生平研究就有多种年谱和作品系年;江淹的生平研究有吴丕绩的《江淹年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俞绍初的《江淹年谱》(《〈江淹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曹道衡的《江淹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艺文志》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作品整理有俞绍初的《〈江淹集〉校注》。永明诗坛的主流派沈约、谢眺、王融等人的诗作讲究声律,崇尚清丽,属于其时的“新体”;江淹、任昉王俭典雅古质,保留着“古体”的风貌。对新体、古体之争的研究主要有曹道衡的《江淹沈约和南齐诗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刘跃进的《永明文人集团论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等。梁代中期的代表性作家何逊、柳恽、吴均、王伯儒、刘峻都得到了一定研究。曹道衡的《何逊生卒年问题试考》、《何逊三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何逊的生卒年作了详尽的考证,李伯齐的《〈何逊集〉校注》(齐鲁书社1988年版)是目前惟一的全注本。宫体诗风发生、发展的过程得到重新认识,兴膳宏的《沈约与艳体诗》(《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7年版)、刘跃进的《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认为梁天监十二年以前是永明文学的延续,沈约、任昉萧琛、陆倕等永明作家还比较活跃,他们的创作也已具有宫体诗的某些特征,称之为宫体诗的先河并不为过。宫体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时间。周振甫、商伟等认为宫体诗最早起于人们对徐魑作品的称呼;沈玉成认为,宫体诗开始形成于萧纲入东宫之前,只是随着萧纲的被继立才正式获得了“宫体”这一名称。二是宫体诗的界定。吴云、董志广认为,宫体诗是指梁代那些用纤巧艳丽的词句去描写女性和闺情的诗歌。汪春泓认为宫体诗的作者范围仅限于东宫、春坊、玉台。沈玉成的《宫体诗与〈玉台新咏〉》给宫体诗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更为细致;二是风格更为秾丽;三是内容更为狭窄,以艳情为主,其他则是咏物、吟风月一类的作品。三是宫体诗的评价。朱光潜的《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客观地评价了宫体诗的利弊得失。但从50年代中后期起,“民间文学主流论”一度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主导思想,宫体诗受到严厉的批判,甚至“文革”后思想比较激进的李泽厚等人还认为宫体诗是中国封建时代高级的色情文学。“文革”后,有些评价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刘启云的《活色天香情意真,莫将侧艳贬词人——重新评价宫体诗》(《江汉论坛》1989年第9期)。宫体诗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划时代的功绩,它与南朝民歌宛如双璧映辉,各领风骚,共同构成了南朝社会的艺术风采。但文革后对宫体诗的评价,总体上是客观的。宫体诗的基本文献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法宝联壁〉序》得到日本学者兴膳宏、清水凯夫、林田慎之助、森野繁夫及国内学者王达津、曹道衡、沈玉成、刘跃进等的广泛研讨。

北朝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比较沉寂。20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对北方文学进行专题研究,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陈仲凡《汉魏六朝文学》、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朝部分、中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北朝部分等对北朝文学都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八九十年代,曹道衡对北朝文学进行了大量的拓荒性研究,在《南北朝文学史》北朝部分、《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的北朝部分及一大批学术论文中,作者旁搜远绍,纵横比较,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如十六国文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荒凉、北朝后期北方文学家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南方文学家等观点,较为详尽地勾勒了北方文学的全貌。佛学对北朝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20世纪北朝文学研究的重点,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蒋述绰的《北朝质朴文风与佛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佛学与北朝文学的关系上均有深入细致的探索。关于北朝文学的评价,刘师培、钱钟书等学者上承历史传统,着力于南北文学异同的评价。张国星的《北朝文化主潮与文学的式微》(《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认为,北朝前期文学比不上南朝是各种文化因素“合力”所形成的以儒教复古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所致。北朝文学以散文为主,其代表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得到一定研究。《水经注》注本有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杨守敬、熊会贞疏本。从文学价值研究《水经注》的有范文澜、郑德坤、谭家健等人。《洛阳伽蓝记》有张宗祥、周祖漠、范祥雍等人的注本。颜之推的生平研究有缪钺的《颜之推年谱》(《读史存稿》)和《颜之推评传》(《中国历史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颜氏家训》得到较好的研究,注本以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最为详赡。关于《颜氏家训》对中古文学的参考价值,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其平实的文风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文风中自成一家之言。王利器认为《颜氏家训·文章》是中古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如与《文心雕龙》相比较,两者多可互相发明。《颜氏家训·涉务》对研究梁代中后期士人精神状态有重要参考价值。庾信的生平事迹研究有刘文忠的《庾信评传》(《中国历史著名文学家评传》),作品校注有许逸民点校的《〈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庾信后期作品研究的重点是《拟咏怀持》二十七首和《哀江南赋》。日本学者网祐次的《论庾信》认为《哀江南赋》是庾信早期作品;鲁同群的《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文史》19辑)亦持相同说法。但多数学者依然信从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中的考证,认为《哀江南赋》作于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十二月。关于该赋的写作动机,陈寅恪认为该赋表达了强烈的思归之情;刘文忠则认为这种乡关之思是建立在对梁王朝的回忆和思念上的。研究论著有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刘文忠《鲍照与庾信》,张翥与曹萌《历史的庾信与庾信的历史》;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鲁同群《庾信传论》和林怡《庾信研究》;对庾信的家世、生平、创作、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视角不完全相同,各有独到之处。王褒的研究有清水凯夫先生的《王褒传记与文学》(《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曹道衡的《关于王褒的生卒年问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等若干论文,主要集中在创作和生卒年方面。

四、乐府诗研究

20世纪较早的乐府注释之作有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北京大学出版社1924年版)、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综合研究有陆侃如《乐府古辞考》(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前者着重于歌词考订,后者着重于文学背景,两者可相互补充。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对陆侃如和罗根泽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其本身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对乐府诗内容的阐释,钩稽史实,相互印证,颇为详赡。王易的《乐府通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对乐府诗的起源、建立、沿革等作了探讨,并结合音乐来论及乐府诗,将中乐与西乐进行了比较,认为燕乐、西乐实出一源,同出印度。王运熙50年代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和《乐府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是两部关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的论文集,讨论了乐府官署的起始与沿革,考证了乐府的某些曲调、歌词的演变、乐府与民歌的关系,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考订相当细致,代表今人研究乐府诗的最高水平。杨生枝的《乐府诗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从一代又一代乐府的观点出发,揭示各个时代乐府诗的不同特点,并从诗和乐的结合中论述乐府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特殊规律。《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有汉末与六朝两种看法。孙望、古直、王越、萧涤非、王运熙、蒋逸雪、林剑鸣等都肯定汉代创作说。六朝创作说的坚决主张者是张为麟,此外,陆侃如、冯沅君、徐复也持相同主张。《木兰辞》的写作年代也是研究的焦点。前人有汉代创作说和三国创作说,游国恩、余冠英、张为麟、胡适、陆侃如、萧涤非等皆认为此诗是北朝之作。《敕勒歌》研究主要在作者、背景、语言等方面,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南朝乐府民歌主要是《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王运熙的《神弦歌考》(《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神弦歌》所祀的都是地方性的杂鬼神,是比较渺小的神道,威严小,因此也易与平常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以致发生不少神、人恋爱的故事传说。王运熙的《吴声西曲的渊源》(《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这些民歌看似普通风谣,但实际上有其明显的渊源系统;罗根泽的《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这些民歌大多有本事可考,与上层阶级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艺术手法上,王运熙的《论吴声西曲的与谐音双关语》、《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均见《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这些诗歌成功地运用了谐音手法,表达丰富的意蕴,既有“同音同字”,又有“同音异字”,变化颇多;又因为要演唱,就有送声、和声的差别,一人唱,多人和,形式非常活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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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曹道衡,等.分期、评价及相关问题[J].文学遗产,1999,(2).

[4]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徐公持,等.百年学科沉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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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乐府诗责任编辑:刘老师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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