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古代文学研讨范文

孟子以“性善论”为依据，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逐步发展为政治上的仁政学说。孟子主张统治者要实现“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政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百家之所长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化性起伪”的性恶论、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虚壹而静”的认识论。所以，荀子不仅强调自我修养以及道德自觉的重要性，更加强调“师”与“法”在人们心中的教育与规范。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思想，并最终达到“化性而伪”的人生目标。同时，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他的这个“礼”，和孔子所说的“礼”，有了一些新的内容。认为礼不仅了各种社会的名分规定，“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插，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还表现为各种人伦道德的规定，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对道家、法家以及儒家内部各派都进行过有力的批判和继承。孟子和荀子是先秦两派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从哲学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秦始皇完全采纳了商鞅、李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因此秦朝以酷刑而为历朝历代所垢。秦始皇不仅焚书坑儒，而且设置各种言论罪名，“以古非今”罪可说专为儒家所设，以此来达到思想上的绝对统一。秦始皇采取的韩非子法治国的方针，严刑峻法而治天下；将全国统一划分为36个郡县，皇帝直接决定地方行政官的任免权；各种专制的官僚机构和制度得以建立，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地步。秦代及汉初儒家不为统治者所用，受到压制，一度消沉。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的局面，迫切需要建立与朝代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体系。董仲舒接纳了道、法两家等有利于封建王朝的部分，对孔子儒家学派进行修改，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便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文化根本，罢黜其他思想体系。从此以后儒家思想一步步地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此后，中国思想领域发生巨变，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逐渐与儒术融合。儒术成为以孔孟思想为主，融会其他学说的思想综合体。汉代儒家主要任务是以读经、说经、注经、争论经书中的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认为主宰自然和人世的人格神是天，然而天的德刑赏罚则是阴阳五行之变，其哲学思想是把儒家天命观和阴阳五行家思想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融合。汉代儒学家则把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分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两汉时期还有一些儒家学者诸如扬雄、桓谭、王充等，批判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说和迷信学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家学派一统天下，处于霸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日渐盛起。东西两汉经学弊端很多，形式繁琐及内容驳杂，已然被玄学取而代之。一般将玄学看做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但是并不排除儒家思想在玄学理论体系中的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玄学的发展借助于两汉经学，王弼注《周易》，释《论语》，何晏作《论语集解》等等，都是玄学家们为经学玄学化所作的努力。

儒家的主要经典《周易》与《老子》《庄子》被并称为三玄。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问题，虽然来自老庄，但与《易传》思想关系密切。儒家思想在魏晋玄学时期有重要发展，如范缜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质用观。它一扫两汉经学的繁琐芜杂，剔除了经学的天人感应说等神秘成分。正因为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成为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隋唐时期，儒家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具有开放性、亲近民众、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显著特征。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儒家文化圈”。隋唐期间文学、宗教、哲学等各个学科涌现出一些成就卓越的优秀人物。李白以他天才的手笔以及自由不羁的性格，而宣泄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唐朝的喜怒哀乐。韩愈掀起的古文运动，宣扬古文的写法应接近口语，其主要目的是使儒家学说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纳和认可，同时也使唐朝社会摆脱前汉文化思想束缚，自由抒发自我新的思想见解找到了突破口。儒家经学方面，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撰《五经定本》，结束长久的今古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等儒家学派的内部矛盾；陆元朗撰《五经定本》克服了使诸经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病。哲学宗教方面，天竺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影响极大，但最终被中国本文化融合而中国化。汉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有相当大的兼容并容的思想，这也体现了唐文化的开放性。当时唐朝的国都、具有超过百万人口的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等这些“儒家文化圈”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儒学在唐代还出现了汉学系统向宋学系统的过渡。

新儒学的兴起与发展，儒学的道统思想到北宋中期发展成为新儒学，也即理学。理学是儒家发展的新阶段，创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经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时朱熹为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朱熹认为理是：“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因此他把“理”同天命联系起来了。朱熹还把永恒的“理”应用到封建道德规范中，借以大肆宣扬封建的“三纲五常”思想。朱熹同时把天理同人性以及人欲统筹在一起，提出“存天理，弃人欲”，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人们都必须服从封建伦理纲常。其目的也是为了”至中和”，不过与孔子提倡的”至中和”相差甚远！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在魏晋南北朝把儒学玄学改造以后，对儒学的佛教、道教化的一种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之后儒家走向衰落的一种文化复兴。宋明理学是中国学术群体对当时现存的社会问题以及玄学、佛教、道教等其他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响应，他们在积极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凌厉的文化攻势，重在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严重存在的信仰和道德的缺失。然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程朱学派的思想严密完整，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宗的地位。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数百年之久，其一是儒家思想自身不断适应政治与社会变化，因其哲学思想内核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等，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其二是政治因素：君主专制统治者的推崇和独尊儒术的结果。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更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原因在于儒家思想宣扬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捍卫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以民为根本”的思想，高度关注社会民生，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要。其三教育因素：由上而下的各级私塾都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是儒家人才不断涌现，学术得以不断传承；孔子的门生众多，门下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为后世儒家的崛起打下牢固的基础。儒学始终与教育制度，选士制度相结合，使儒学得以一脉流传，深入人心。

作者：陈嫒莉单位：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