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易卜生诗歌研究进展范文

一、研究回顾

1、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的传播

在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对于易卜生主义和易卜生戏剧及其评论的研究成果出现较早，数量颇多，研究角度也多种多样。然而，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的传播较易卜生主义和戏剧研究则迟了许久。国内涉及易卜生诗歌研究最早应属高中甫，在其编选的《易卜生评论集》中，收录了《诗人易卜生》一文，对易卜生的诗歌及诗剧进行整体上的评析。①1995年《易卜生文集》中文版出版，②在第8卷中收录中译本易卜生诗歌共61首，使得我国学者在研究易卜生戏剧作品的同时，开始参考关注易卜生诗歌。

2、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的接受

目前为止，查询到的我国学者关于易卜生诗歌研究的论文共有26篇，部分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可以查到，部分收录在邹建军教授主持的《易卜生诗歌研究》一书中。(参附录)

著名易卜生研究专家王忠祥教授《读易卜生诗作札记》是现今能够查询到的国内最早一篇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论文分析易卜生从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大师”的历程及情感变化，从而主要分析易卜生诗作(包括剧中诗)中的历史性与哲理性。王忠祥教授指出，“易卜生的抒情诗、叙事诗、剧中诗内容浓缩凝炼，形式手法多样。有的热情洋溢，放浪不羁，有的质朴纯真、情感凝聚;有的嘻笑怒骂，直言不讳;有的含蕴深邃，韵律回旋。

无论哪一类诗作，总离不开社会生括的真实与诗人心灵的真实。诗人反对社会生活停滞，追求自袁艺林: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47我精神解放，探索人类生存哲理，这些组合为创作的动力。在诗人的大量的诗作中，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画面交替出现，甚至同时展示。”③这也为我们今后研究易卜生诗歌提供宝贵的建议和广阔的研究空间。

2、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的勃兴

继王忠祥教授对易卜生及其作品(主要是戏剧作品)的深入研究之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评论》副主编，邹建军教授提出易卜生的诗歌研究的重要性，并带领其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逐渐展开对易卜生诗歌的关注和研究。2006年主持出版《易卜生诗歌研究》，④是我国第一部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选集，为国内易卜生研究，乃至外国文学研究填补空白。自2006年至今，短短几年中我国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逐渐增加，并开始出现在许多核心期刊之中，我国的易卜生诗歌研究进入兴盛时期。

2006年，《易卜生诗歌研究》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易卜生诗歌研究的发展，共收录12篇研究论文，从主题、意象、思想、艺术特征等方面对易卜生诗歌进行多个角度的分析研究。同年，王远年以“论易卜生诗歌与北欧民间文学传统”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出，“易卜生诗歌是他生命轨迹的艺术性记录，他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将民间艺术形式与现代精神品格相结合的创作道路。”⑤

2007年至今，我国学者关于易卜生诗歌研究的12篇论文，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研究的角度、深度、广度都有可观的进展。例如，2009年，邹建军在《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对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观察与辩证评价》一文中提出易卜生诗歌创作中存在的三种向度:以政治事件为对象的外观向度，以人生哲学为对象的内视向度，以动物植物为对象的象征向度;进而分析诗歌中形成的与之对应的外观、内视、象征三种艺术形态，辩证地、全面地评价易卜生诗歌，理解诗人的诗学观念。2010年，吴海超《易卜生诗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从文学地理学批评角度探讨诗人在地理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

二、研究成果

易卜生诗歌研究方兴未艾，其研究成果已颇受关注。我国学者的26篇研究论文和一部论文集，提出种种新的角度与观点，对易卜生诗歌，乃至易卜生研究贡献颇大;为我国，甚至国际易卜生诗歌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为其他外国诗人诗歌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

《泰尔耶·维根》和《在高原》这两首具有代表性的长诗受到较多关注，在许多研究论文中作为引用和论据出现。王远年《论易卜生诗歌的流浪汉情愫》通过对《泰尔耶·维根》和《在高原》中的北欧海盗形象和自由主义者两个流浪汉的经历与精神的分析，指出流浪汉情愫“可以说是他坚定不移、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⑥

谭永《＜老水手行＞与＜泰尔耶·维根＞之比较》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对比分析易卜生的《泰尔耶·维根》和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行》，并探讨差异的根源。邹建军和杜雪琴共同发表的《易卜生长诗＜在高原＞的哲学之思与生态之维》分析这首长诗中人生哲学之思与自然生态之维二位一体的存在及关系，将对哲学的思考建立在自然生态的基础之上，既有创新的思维，有有充分的论证，研究深入而且深刻。

诗歌离不开意象和形象，诗歌主要通过意象的描写和形象的塑造，及其象征意义表达诗人内心激荡的情感。谭永《易卜生诗歌中的四类动物意象》《易卜生诗歌中的上帝及其相关意象》，通过对诗歌中动物意象的归类、解析和对上帝及与之相关的神秘意象、宗教意象的探源，进入诗人的精神世界，了解诗人的人格气质和创作意旨。张廉《论易卜生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则通过对诗歌中女性形象的分类和剖析，探讨诗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性意识和基于男性立场上的女性观。

在诗歌主题研究方面，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从伦理与道德这一新的角度，探讨主持正义、抨击黑暗的重要主题，上帝等主导意象，重然诺、斥谎言的主导品格，以及自省与忏悔的伦理主导观念，源于文本的分析得出坚实自然的结论。另外，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情结》从诗人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特别的兴趣和关注出发，观照诗人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意识，探索易卜生诗歌中政治情结的渊源。

王远年《易卜生诗歌的民间歌谣特征》等论文通过对诗歌中民间意象、海盗精神的分析，关注诗歌的歌谣形式探讨民间传统与易卜生诗歌的密切关系。白英丽《论易卜生诗歌的戏剧性》等论文则从不同角度关注易卜生诗歌的艺术特色。邹建军《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对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观察与辩证评价》从外观、内视、象征向度辩证、全面地评价易卜生诗歌，从而理解诗人的诗学观念。罗俊容《“易卜生诗歌研讨会”综述》记录王忠祥教授提出的易卜生诗歌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以及学者对易卜生诗歌的多种研究角度和观点。另有论文主要分析、体会易卜生诗歌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情感，感受诗人的精神境界。

三、发展空间

由于易卜生诗歌在我国的研究可以说是刚刚开展不久，因此我国对于易卜生诗歌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还未形成系统化研究。然而，鉴于易卜生诗歌在我国的关注时间较短，对其的研究必然会经历由零散到系统的过程。易卜生诗歌在我国的研究颇具前景，研究空间广阔，揭开易卜生诗歌中的奥秘，需要广大中国学者共同努力。

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研究所易卜生诗歌涉及的作品文本，集中在《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61首被译为中文的诗歌，而未涉及其他百余首诗歌。根据易卜生研究权威网站＜Ibsen．net＞，迄今记录易卜生英文译本诗歌共168首，其中包括易卜生1844年至1850年在格里姆斯塔(挪威)当地药店做学徒时期所作27首诗歌，1850年至1852年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称奥斯陆，挪威首都)19首，1852年至1857年在卑尔根的挪威剧院从事戏剧创作时期(含在此期间前往汉堡(德国)，哥本哈根(丹麦)和德累斯顿(德国)考察)31首，1857年回到克里斯蒂安尼亚至1864年57首，以及1864年至1857年在国外及晚年34首。

在2006年10月28日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易卜生诗歌研讨会”上，王忠祥教授提出对易卜生诗歌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1)易卜生诗歌的现代性。(2)易卜生诗歌，尤其是象征诗的多重代码。(3)易卜生的诗中剧、剧中诗。(4)易卜生诗歌中蕴含的历史性、民族性、哲理性、世界性和人性。(5)易卜生诗歌与易卜生主义的关系。(6)易卜生的诗论与诗歌创作。(7)易卜生的戏剧与诗歌的联系。(8)勃兰兑斯与布莱德鲁克对易卜生的不同评价。(9)易卜生诗歌的思想内容。(10)易卜生的诗歌技法和艺术手段;易卜生诗歌与北欧古代神话传说及文学创作的关系。⑦综合考虑王忠祥教授的发言和我国易卜生诗歌研究现状，今后我国学者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并逐步系统化:

一、易卜生诗歌的主题研究，包括同一时期的不同主题、不同时期的同一主题和不同主题;

二、易卜生诗歌中的意象与形象研究，包括自然意象，动植物、山水、日月等，和人物形象;

三、易卜生诗歌中的自然地理空间研究;

四、易卜生诗歌的艺术特点研究，包括诗歌的抒情方式、修辞手法、象征意义等;

五、易卜生诗歌中表达的诗人的丰富情感，包括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对人生哲学的思考、深深的爱国之情等，从而研究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六、易卜生诗歌与戏剧的内在联系研究，包括主题、意象、艺术风格、哲理思考、情感表达等全方位的联系;

七、从译介学角度研究易卜生诗歌不同版本的的翻译问题，以及再译问题;

八、易卜生诗歌的研究在国内与在国外。

诗歌是表达情感的最佳文学形式，通过对诗歌的研究，可以更加直观、深刻地感受和理解诗人的情感世界。易卜生这一“伟大的问号”，不仅是挪威的，更加是世界的。我国学者长久以来对易卜生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易卜生戏剧作品的关注，其实，在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歌形式的广泛存在。对剧中诗的研究离不开对诗歌的研究，研究易卜生，不仅要研究剧作家易卜生，也要研究诗人易卜生。

研究易卜生的诗歌对于研究易卜生的内心世界价值非凡，对于研究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也有巨大意义。易卜生的诗歌中所体现的对自由的追求、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对人性的剖析等与其戏剧作品中追求精神解放、探索生存哲理的、触及人物心灵灵魂等思想内容相互呼应，共同组成完整的易卜生。其诗中剧和剧中诗更是将诗人易卜生与剧作家易卜生完美的结合起来，成为“世界的易卜生”⑧，并引领我们走进世界文学之林，感受“诗神缪斯的飞马”⑨给我们带来的文学之美。

作为“伟大的问号”，易卜生不仅在其社会问题剧中提出众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其诗歌中也存在着与其思想和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问号”，等待我们探索挖掘。同时，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也开辟了我国易卜生研究的新的领域，丰富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我们应本着邹建军教授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一切从文本出发”的原则，共同努力，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