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忧患意识现实意义范文

论文关键词：道德主体忧患意识儒家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产生于殷周时期。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走向自觉。直面苦难的责任感和“天人一体”的悲情，转变成“穷变通久”的誓愿，是忧患意识嬗变为道德理想的关键。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引发的是一个道德秩序，即在“天命”、“天道”的层层下贯中．“敬德”、“明德”使人最后在自己的真正主体中实现自我肯定。

一、忧患意识探源

“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

“患”，《说文》解释为:“患，优也，从心。”有优患、担优、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优虑、灾患、忧患、疾病等。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川《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优患，而死于安乐也。”Lzl“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优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优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求以己之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优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r(3120-21

徐复观把忧患意识的产生追溯到殷周时期，认为优患意识是源自对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深刻反省，是主体意识自觉的雏形。“从上古到夏商周三代，原始宗教始终是中国社会占主体地位的文化形态，它凭借其祭祀与卜盆的形式而彰显了天帝鬼神地位的至高无上性;人却因此而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因此放弃自己的责任，凭借外在的神为自己作决定。这时人还没有优患意识，只有恐俱。但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与演进，人们的思想里渐渐萌生出一种隐动: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到天时的顺逆。‑[3]28一一一这一束从原始宗教的迷信中透射出的人文精神的微光，在历史隧道的穿越中逐渐明亮。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帛陶漠》)的深层感慨，到“民，神之主也”的石破天惊，“天”、“神”的地位在不断地下降，曾经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天人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从而衍生出了华夏先民最初的忧患意识:曾经完全由天、神担负的责任，现在该由谁来承担?凡人能否担此大任?又该如何担此大任?这一彰显人文精神，“有了人的自觉”的忧患意识，最终促使人对自己的行为不断进行反思和审视。而随着“天”、“神”地位的下降，帝皇天子的地位也受到了动摇，君王如果以个人的欲念统治天下，则他的地位终将难保，因此商汤伐莱、武王伐封便成为民之所顺、理之所趋。殷商灭亡后，武王并没有陶醉于诸侯归顺和君临天下的显耀，而是忧患于天下兴亡、吉凶成败的循环，祈望能在天人之间觅得一座理想的桥梁，使天下继续和谐地运行。于是，周人“以戒慎恐惧的精神整饰自己的行为;把政治的目的安置于爱民之上”，并且“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s’[3R3

二、忧患意识彭显偏家道德主体的资任意识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注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中国人的优患意识特别强烈，由这种忧患意识便可以产生道德意识。;[4111-12忧患并不是祀人忧天，更不是患得患失，“君子”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不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我们以《周易》为例，加以分析。《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封之事邪?”可见，《周易》的作者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具有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上》又描述上天之道“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其忧”。这正是程颖常说的“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上天在“无心”中(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成就万物，当然没有“圣人”的忧患，可是“圣人”不能容许自己“无心”。“圣人”所遗憾、所担忧的，不是万物不能生育，而是万物生育之不得其所。这样的忧患意识，逐渐伸张扩大，最后形成悲天悯人的观念。悲悯是理想主义者才有的感情，在理想主义者看来，悲悯本身已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儒家正是基于这种悲悯之情，积极人世，参赞天地的化育，使“天地位”，使“万物育”。

如果儒家这种忧患意识只是无穷无尽的悲痛、伤感，就会造成个体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从而无法参透生命，悟得天机，人类道德所彰显的精神理想也就无法提升，“天人合德”、“赞化育”的理想亦无法实现。因此，当儒家的忧患意识产生悲悯之情以后，其关键就在于还要生出承担苦痛的责任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章句上》)。这种拯救一切生命于流离、困苦之中的责任之心，就是积极人世、民胞物与、辅时及物的精神。儒家的道德理想是在现实世界中建立有秩序的社会，要求“内圣外王”，并不追求彼岸世界，即使面对极大的苦难，也不能让个体置身事外，而是要当下承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这正是“当其穷，而有无穷之愿欲。所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51的精神。

忧患意识，是人类开始直接面对自然、社会所产生的责任感的表现。承受苦难的责任感和“天人一体”的悲情，形成“穷变通久”的誓愿，正是忧患意识转变为道德理想的关键。

三、忧患意识与主体的自我肯定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绝不是源自于人生的苦恼和原罪，所以它引发的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忧虑，是一种责任感。与此相联系的是敬、敬德与天命等观念。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的最初表现是“临事而俱”的负责认真的态度。从认真负责引发出来的是戒备、谨慎、恐惧的“敬”观念。“敬”逐渐形成一个道德观念，即“敬德”。另一方面，中国上古就已经有“天道”、“天命”的“天”之观念，华夏民族的“天”虽然表面上与西方的上帝相似，为宇宙的最高主宰，但天的“降命”则是由人的道德决定，这又与西方宗教意识中的上帝大不相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命”、“天道”通过忧患意识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便成为人的主体。因此，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未投靠到上帝一边，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在“敬”的过程中，“天命”、“天道”越往下贯，我们的主体就越得到肯定，彰显出自我肯定的价值。表面看来，中国人是通过“敬”的作用肯定自己;但本质上，是通过“天道”、“天命”的层层下贯在自己的真正主体中肯定自己。《尚书·召浩》说:“唯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唯恤。呜呼!易其奈何弗敬!”召公在对他的侄子成王的告诫中，已经由忧患(恤)说到了“敬”。召公认为，无穷无尽的幸福，都是上天所降，但是，切记不可只知道安乐而忘记忧患。永远处在忧患之中，保持着戒慎虔谨的态度，天命才可以得到永保，否则上天会收回福扯。召公在这里深深感叹:“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民用憋，王其疾敬德。”“敬德”最后又演变成“明德”，所以((尚书·康浩》说:“惟乃不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这是周公告诫康叔的说话，要康叔发扬文王的美德，要明智谨慎，特别在施刑方面，须公正无私。至于“天命”，《尚书·召浩》又说:“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意思是天不但可以命吉凶，命历年，而且可以命“我”以明哲。天既然命“我”以明哲，“我”就应该好好尽“我”的明哲，那就是“敬德”，就是明德慎罚了。无形的“天命”，终于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敬德”与“明德”。反之，如果人堕落了，不能“敬德”、“明德”，“天命”必然随之消失。所以，如欲“受天永命”(《尚书·召浩》)，就必须“疾敬德”。否则，“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浩》)。

通过“敬德”、“明德”决定“天命”、“天道”的意义，是一个道德秩序，相当于希腊哲学中的公正。然而后者的含义远不及前者丰富深远。孟子的民本思想，源自《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明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两句话言近旨远，天没有眼耳等感官，天的视听言行是由人民体现的。也就是说，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是“民贵君轻”，人民说你好，那么表示上天也认为你好;人民说你坏，那么上天自然也认为你坏。因此，人民的革命寓示统治者统治的不合理性，就统治者的方面来说，则是自革其“天命”。人民在“敬德”和“明德”之中，得以正视和肯定“天道”和“天命”的意义。“天道”与“天命”不单在人的“敬之功能”中肯定，更在人的“本体”中肯定。因此，道德的秩序也就是“宇宙的秩序”。

四、主体的觉悟—真实主体性的形成

牟宗三认为，“天命、天道乃通过忧患意识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自身，使之作为人的主体，因此，我们的主体并未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m[6)唐君毅认为:“忧患意识使人不再从无常的天那里祈求降福，而反诸自身之修德配天，把传统宗教下的天德，转化为自觉的人德，这正是理性的运用。a>(4}“优患意识的产生即是人类精神上开始了人的自觉。每一个人的自身，即是一个宇宙，即是一个普遍，即是一个永恒，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性、一个人的心，以看出人类的命运，掌握人类的命运，解决人类的运用。a,(71

“天命”与“天道”既然下降而为人的本体，那么人的“真实的主体性”就会立即形成。这里的主体不是生物学或心理学意义上所谓的主体，即它不是形而下的，不是“有身之患”的身体，而是形而上的、体现价值的、真实无妄的主体。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性善”，都由这种真实主体而导出。中国人性论中的主流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西方人性论的主流理论中，人性直接是人的自然属性，没有从超越的天下降而为人的主体。西方的上帝与人类的距离极远。

西方文化中的“天命”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大不相同。西方文化中的“天命”，对于人类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只讲神差遣耶稣来拯救人类，却并不讲“天命之为性”而正视人自己的觉悟。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关系，依然停滞于宗教的形态，没有如中国的孟子一样，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哲学。中国哲学从先秦的孔子开始，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到了孟子的性善论，人的真实主体性得以确立，从此中国传统哲学进入牟宗三所说的“道德形而上学”的漫长时期，这种道德形而上学以“心性”为核心范畴，主导着中国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