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价值传统的科技发展范文

一、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和科学传统的模塑

(一)这和古希腊的柏拉图颇为相似。尽管在欧洲中世纪曾把柏拉图主义的伦理学加以发展，形成了经院哲学的统治，然而文艺复兴却冲破了经院哲学，为自然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像老庄、孔孟这些思想家，都是从人的道德修养出发，将自然界说成是抽象的道德实体的体现，将自然界的各种联系看做是人的主观世界的投影，没有把自然界当做一个独立的客体进行研究。儒家哲学几经改造，形式上有了某些变化，但基本思想体系并无变化，且一直成为中国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通常被称为中国哲学的“道统”，使得中国自然哲学相对薄弱，这种被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以及科学普遍认同的“天人合一”说，使得中国古代一些原本显得很有生气的自然哲学思想，最终大都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说教中迷失了发展方向———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先哲缺乏古希腊人那种“对真理沉思至上的内在价值的感觉”。

(二)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看，中国古人崇尚内求法。近代科学是抽象的、数学化和体系化的理论知识，离开了逻辑和数学推理，科学理论恐怕无从谈起。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有关”。［3］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一开始就倡导主客观统一的“内求法”，和“用心悟道”的整体思维。因此，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很早就有了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经络气化学说，说明经络在人体中是一种不同于血液循环系统的客观存在;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外求法”，这在工业文明时期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此，在其范式模塑下近代西方产生了解剖学和血液循环学说。

(三)从学术传统的角度看，西方人讲究从现象中挖掘本质，而后创造出一整套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中国古代的先哲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以天文、算数、农学、医药为主题的中国古代科技，形成了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特点，科学知识大多是零散的描述性知识。从科学内容和科学形态上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一直到明末清初时期，仍然处在经验的水平上，未能理论化、系统化。如果把明末清初的科技成就同以往相比，《本草纲目》与过去的《本草》，《农政全书》与10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天工开物》与600年前的《梦溪笔谈》是颇为相似的。然而在欧洲，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直到牛顿，则把地上的力学和天上的力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推动了理论自然科学的演绎和诞生。

(四)与西方强调经验实证的唯“实”论相比，中国古代只有大量对经验现象的考察，一直没有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贤哲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停留在朴素的“眼见为实”的感性阶段，从而无法给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总之，正如爱因斯坦所概括的，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一个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另一个是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他还认为，中国古代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二、从人文精神的层面讲，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缺少明显的创新型和冒险性

比起西方崇尚的畜牧业和渔猎业来，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这种精神状态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就是人们通常厚古薄今而始终徘徊在对经典的诠释之中，而科学进步的动力是怀疑和批判。从科学追求实事求是、破旧立新，引领思想解放和创新发展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所造成的思想解放运动，牛顿力学在人们思想观念上和实践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中国当时的无论哪一位科学家和科学著作都无法比拟的。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技发展进步的因素还有很多，有人将其概括为我国古代的“反科技传统”。相反，如果稍微地探讨一下近代科学产生的外部社会人文环境，我们不难发现，发轫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封建神学思想桎梏的束缚，而成为近代科技发展和文明的导火索。而后在欧洲出现的工业革命，在其影响下全社会形成了热衷于发展生产并狂热追求新知识与科技发明的浪潮，为科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另外，世界科技中心经常发生转移的现象，也进一步反映了社会人文环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所以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科技发展的背后，都隐藏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对当下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中国，借助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实施文化创新带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刘永启 单位：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