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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政治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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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北齐时代,佛教达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顶点,这与北齐佛教的政治化是密切相关的。在北齐皇权的直接支持下,佛教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这种政治化既表现在皇室和大臣对佛教的尊崇信奉上,也表现在佛教与北齐政治事件的紧密联系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北齐的佛教直接继承了十六国北朝佛教热衷参与政治的传统,二是因为北齐的佛教势力对北齐的统治持支持的态度。

关键词:北齐;佛教;政治性

众所周知,北齐是一个崇佛的朝代,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甚至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对于北齐崇佛,学界往往认为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众需要从佛教中求得安慰、躲避赋税,统治者则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礼佛陀以自慰”[1]107,并指出了佛教势力的增长与皇室支持之间的密切关系[2]56。但具体到北齐一朝,对其佛教政治性的研究则稍显不足。其实自高洋以来,北齐诸帝无不崇佛。在皇室的支持下,北齐僧尼众多、寺院林立,佛教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佛教与北齐政治事件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些都显示了北齐佛教政治性的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十六国北朝的佛教本身就有着参与政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北齐的佛教势力对北齐政权持支持态度。

一、北齐佛教的鼎盛

早在北魏时期,佛教就得到了极大地发展,至北魏末期,佛教已呈泛滥之势,从寺宇的修建上可见一斑。《洛阳伽蓝记》说“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3]4,可见当时盛况。不久之后的河阴之变,把北魏的宗室、大臣几乎一扫而光。这些人死后,家宅又往往被当作寺庙,一时“洛都第舍,略为寺矣”[1]292。到了北齐,经过历代君主的大力扶持,北齐的僧众和寺院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北魏。根据韩国磐先生的统计,北魏皇家大寺47所,王公造寺839所,百姓造寺3万余所,约有僧尼200万人;而北齐皇家立寺43所,另有4万余所寺庙,约有僧尼300万人,“自东晋以来,佛寺与僧尼数迅速增长,南朝以梁,北朝以北魏末到北齐时为顶点”[1]2。以山西地区为例,仅北齐一朝就修建了晋阳大庄严寺、石窟寺、曲水寺、甘露寺、大崇皇寺、大基圣寺、定国寺、童子佛寺、崇福寺、上生寺、天龙寺、仙岩寺、铁佛寺、兴隆寺、石窟寺、善惠寺、藏阴寺、青莲寺、资圣寺、兴善寺、开福寺、龙门寺、石佛寺、乾明寺等24座寺庙[2]57。与建寺伴生的是石窟的开凿。天龙山石窟、姑姑洞石窟、瓦窑村石窟、石佛寺石窟、开河寺石窟、圈子山石窟、响堂寺石窟等都是在北齐时代新开凿的(天龙山石窟的主体为高欢所建,高洋建立北齐后新开凿了第10窟和第16窟)[2]58。时至今日,以天龙寺和天龙寺石窟为代表的北齐寺院、石窟还是山西省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重点对象。

在北齐,佛教能够得到如此发展,与北齐诸帝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北齐的第一个皇帝高洋就是“敬信内法”[5]184的典范。他在召见禅师僧稠时,“欲见佛法灵异。师投袈裟于地,帝遣人举之,增至数十人不能动,师令沙弥取之,如举一羽。帝益敬信,请受菩萨戒”[4]422。天保六年(555),高洋甚至颁布《废李老道法诏》,公开禁止北齐境内的道教信仰,令道士改信佛教,出家为僧。自此开始,佛教在北齐境内始终处于独尊的态势,取得了近乎北齐国教的地位。除此之外,高洋甚至还将寺院当做行宫,不时巡幸小住。如天保十年正月“甲寅,帝如辽阳甘露寺……二月丙戌,帝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政奏闻”[5]66。高洋之后,高湛崇佛较之高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即位的第二年五月,就下令建造大兴圣寺,当年八月,又“诏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5]92。后主高纬天统二年(566),已经是太上皇的高湛下令“以三台施兴圣寺”[5]98。高洋、高湛如此,幼主高恒也不遑多让。他“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资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5]113。但早在高洋时期,北齐就出现了“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的情况。到了后期,财政危机越发严重。后主高纬武平六年(575),就“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5]108;隆化元年(576),北齐与北周战争失利,大将高延宗被俘。后主“遣募人,重加官赏,虽有此言,而竟不出物”[5]110。哪怕财政危机如此,北齐皇室不遗余力发展佛教的政策也一直未曾改变。皇室崇佛如此,自然上行下效。作为北齐勋贵和汉族文人的代表,以斛律光为首的斛律家族和以杨愔为首的杨家都是笃信佛教的[6]158。除此之外,北齐的开国功臣崔暹在东魏与梁通和的时候,“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还“密令沙门明藏著《佛性论》而署己名,传诸江表”[5]405。虽然这是崔暹爱慕虚名的表现,但其希冀博得虚名的工具是《佛性论》,就足能显示出当时佛教的巨大影响力了。另一位名臣高德政听闻高洋对他不满,“乃称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为退身之计”[5]409。而高氏宗亲高元海为了博得前程曾在林虑山二年“修行释典”。他们二人一退一进,所仗者都是佛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北齐时佛教鼎盛的情况。

二、佛教与北齐政治事件的紧密联系

除了以皇室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大力推崇以外,北齐佛教政治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与北齐的政治事件联系紧密。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寺院成了北齐政治事件中重要的场景之一。前文已经指出,因为崇佛,北齐皇帝不时到寺院小住,故而免不了在寺院中处理军国大事。但除了被当作议政场所之外,寺院更多地是作为政治斗争失败者的“最终归宿”。如天统五年(569),赵郡王高叡执意外放胡太后的情夫和士开,开罪胡太后,在出宫的路上“出至永巷,遇兵被执,送华林园,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而杀之”[5]173;南阳王高绰是与后主高纬同日所生的兄长,只是因为其母非嫡而被贬为第二,素来与后主亲善。后来被权臣韩长鸾诬陷谋反,后主“使宠胡何猥萨后园与绰相扑,搤杀之。瘗于兴圣佛寺”[5]159。杀人和埋葬人这样的事情看似与寺院毫不相干,但在北齐,寺院却成了这种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北齐一朝,后宫女眷出家为尼颇为普遍。实际上,这也是政治斗争胜利者处置失败者女眷的一种特殊方式。众所周知,北齐皇位更迭频繁,为了争夺皇位而骨肉相残的事情不胜枚举。在完成皇位更迭之后,新继位的皇帝往往令失败者的女眷出家为尼。高洋死后,其子高殷继位。但高殷在位仅仅一年就为其叔高演所废,再过一年被高演所杀。高演继位仅两年就因病身亡,因太子高百年年幼,故而传位其弟高湛,并告诫高湛说“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学前人”,即希望高湛不要像他对待侄子高演那样对待高百年。但高湛不久便食言,将高百年“斩之,弃诸池”。高湛继位后,以杀子来威胁高洋皇后李祖娥与之淫乱,李后无奈之下只得应允。其子太原王高绍德因其怀孕而不见她,李后惭愧之下将生出来的女儿杀死。高湛知道后震怒,先将高绍德杀死,后来“裸后乱挝挞之,号天不已。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尼寺。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5]125。通过史料记载不难看出,李后所谓的“性爱佛法,因此为尼”云云并不可信,她的出家为尼完全是高湛因为其的杀女行为而进行的惩罚措施。但李后的悲惨遭遇,归根到底是因为其子高殷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高殷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受到牵连的不只是其母李祖娥,还有其妻李难胜。李难胜本为李后的侄女,她与高殷成婚时仅11岁,高殷比她大4岁,为15岁。高殷于17岁时被其叔父高演所害,13岁的李难胜“乃悟是法非法,如幻如梦,厌离缠染,托情妙极,遂落兹绀发,归心上道。三乘并运,六度俱修,慈解日深,法性增益。以毗尼藏,摄彼威仪,用修多罗,开其方便,精行乐说,众所推重”[8]194,出家为尼。武平元年去世,年仅22岁。李难胜看似因为高殷的死亡而大彻大悟,转而信佛,乃至出家,但实质上其遭遇与李后并无二致,同样是政治斗争胜利者对失败者遗孀的处置措施。李难胜墓志的疏证认为李祖娥与李难胜二人均出家在妙胜尼寺,并进一步推测妙胜尼寺是北齐皇室的专属尼寺[8]196,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座尼寺的主要作用必然是安置这些被处置的后宫女眷们。那么出家为尼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对失败者女眷的常规安排,佛教与北齐政治事件联系的紧密可见一斑。如果说李后、李难胜的被迫出家还有“性爱佛法”、“归心上道”的借口作为遮掩的话,那么后主高纬的斛律皇后出家就是赤裸裸的惩罚了。斛律皇后是北齐大将斛律光的女儿。

在北齐,斛律一族可以说是第一家族,所谓“一门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宠之盛,当时莫比”[1]222。甚至为了取悦斛律光,后主都将斛律皇后所生的女儿诈称男孩,并为之大赦。但斛律家族的势力已经使得君臣关系变得有些颠倒,后主与斛律家族的决裂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7]。在后主彻底惩治了斛律家族之后,失去依靠的斛律皇后就只能接受先是被废而后被勒令为尼的命运了。对于失势的后宫女眷来说,寺院是她们最后的归宿,但对于炙手可热的后宫女眷来说,寺院甚至能成为她们淫乱的场所。高湛的皇后胡氏在其死后就以听讲经为借口,“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之为太上者”[5]126。直到后主“朝太后,见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这才东窗事发。除了寺院在北齐政治中频频出现之外,在北齐的其他政治事件中,也不乏佛教的影子。如高湛在未即位时就有“中兴寺内白凫翁,四方侧听声雍雍,道人闻之夜打钟”[5]183的谶纬,其中“中兴寺内白凫翁”指的就是将相府设立在中兴寺的高湛。高澄之子高孝琬“得佛牙,置于第内,夜有神光。昭玄都法顺请以奏闻,不从。帝闻,使搜之,得镇库槊幡数百。帝闻之,以为反”[5]146,以至于被诬身死。高孝琬得到的宝物是“佛牙”,劝他将此事告诉高湛的是僧官“昭玄都法顺”,高湛搜府的本意查找佛牙,无不与佛教有关。由上可知,北齐佛教的政治性十分明显,但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呢?这就是十六国北朝佛教的政治性传统与北齐佛教势力对北齐皇室的支持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了。

三、北齐佛教出现政治性的原因

1.十六国北朝佛教的政治性

传统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五胡势力纷纷建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作为“戎神”就受到了各非汉政权统治者的推崇。自后赵重用佛图澄,允许汉民信佛以来,佛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以石勒、石虎为代表的后赵统治者之所以重用佛图澄,也有着政治性的考虑。据《高僧传》记载:“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军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也'”[9]345-346。可见石勒最早感兴趣的并非佛法,而是佛图澄“每知行军吉凶”的能力。而在后赵的军政大事上,佛图澄也多有参与。另外,佛图澄“云将军当略有区夏”的言论恰恰给非汉族的石勒提供了正统在我的理论基础。佛教的出现使得“自古以来夷狄不可为帝王”的正统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到了石虎统治时期,中书著作郎王度上书石虎,认为“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9]352,但石虎却说“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9]352。在石虎的回应中,其非汉的民族出身与君临华夏的君主地位是相统一的。而且因为他的非汉民族出身,佛教之外的信仰便成为“淫祀”了。佛图澄之后,释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僧侣在十六国的政坛上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高僧传》中记载苻坚为了得到释道安这一“神器”,派遣符丕率大军南攻襄阳。俘获释道安后,“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9]181。释道安在进入前秦后,地位尊崇。苻坚南征之前,符融、石越、原绍众臣劝谏无果,于是共同请释道安劝谏苻坚。虽然依然无功而返,但释道安超然的地位可见一斑。鸠摩罗什则以“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必有福地可居”的理由劝吕光东返,间接促成了后凉的建国,被后凉政权当做军政顾问[10]263-267。在面对新兴的后秦对鸠摩罗什的索要,后凉也因为鸠摩罗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9]51而拒绝。在进入后秦后,君主姚兴“少崇三宝”,鸠摩罗什的地位更是达到了顶峰。到了北魏,虽未能出现像佛图澄、鸠摩罗什这种能够直接影响政局的著名僧人,但其崇佛热情却更胜一筹。尤其是后期,“世宗以来至武定末,沙门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钦、僧献、道晞、僧深、惠光、惠显、法荣、道长,并见重于当世。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1]3047-3048,崇佛已成风尚,皇室、大臣无不崇佛。六镇之变以后,北魏大乱,最终分裂成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政权系统,而东魏北齐显然是继承了北魏绝大多数遗产的一方。

2.北齐佛教对北齐皇室的支持态度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这改变不了传统中国仍是皇权社会这一事实。在皇权社会下,佛教必须依靠皇权才能得到发展,否则是不会有发展的。当时的僧侣们对这一点自然心知肚明,名僧释道安就明确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为了迎合世俗皇权,僧侣们也做出了巨大地改变。如北魏的法果就提出了君主是当世如来的理论,僧侣们需要对当世如来行礼,因为“非拜天子,仍礼佛耳”[11]3031。既然君主作为“当世如来”,僧侣们就必须“礼佛”。北魏明元帝时,“令沙门敷导民俗”,僧侣们就负起了教化民风,使之服从统治的责任。不过虽然如此,在六镇之乱后,北魏覆亡之势已然确定,僧侣们就不再站在北魏皇室一方,转而支持新兴的高欢。如沙门灵远曾言“代魏者齐”[12]2928,在高欢向其请教之时,灵远又说“齐当兴,东海出天子。今王据勃海,是齐地。又太白与月并,宜速用兵,迟则不吉”,这不但表明其拥护高欢的立场,还有鼓励高欢尽快用兵,早日当上天子的意味在内了。如果说灵远的行为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话,“永宁见灾、佛图入海”则直接反应了当时佛教徒疏远北魏、倒向高欢的政治倾向。永宁寺是熙平元年(516)北魏胡太后所建,专供北魏皇室礼佛所用,是当时寺院中的头筹。“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3]19-22,雄伟瑰丽,极尽奢华,甚至“一定程度上乃北魏皇权之象征”[13]90。胡太后建此“营造过度”之寺,对寺内僧侣也极尽优渥,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庇佑北魏王朝国祚绵长。但在北魏真正遇到危机时,寺中僧侣却选择了更有前途的高欢。

永熙三年(534)二月,“永宁寺九层佛图灾。既而时人咸言有人见佛图飞入东海中。永宁佛图,灵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宁见灾,魏不宁矣。勃海,齐献武王之本封也,神灵归海,则齐室将兴之验也”[11]2913,直接指出了“永宁见灾”是指魏世不宁,“佛图入海”是齐室将兴的征兆。永宁寺僧侣做此谶纬,目的自然是为了给高欢做舆论基础。僧侣对高欢的态度如此,对高欢子孙掌权的北齐王朝态度不言自明。僧侣对北齐皇室的支持态度自然赢得了北齐皇室的投桃报李。在北齐一朝,佛教的政治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政治性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北齐统治者通过行政命令支持佛教的发展。另外,佛教与北齐政治事件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十六国北朝的佛教一直有着比较强的政治性,北齐佛教政治性的表现只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佛教对北齐皇室的支持态度也赢得了北齐皇室对佛教发展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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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冠凯 单位:南京大学

关于佛教政治性的探讨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