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对佛教文化的影响范文

一、丝绸之路的定义与范围

上世纪初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最初是指中国中原地区通过西域迄于欧洲的陆上通道。随着近百年来东西方学者不懈探索和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充实，内容不仅指从中国经中亚、西亚到伊斯坦布尔及罗马的整个中纬度大陆，而且还包括横贯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高纬度草原地区。关于丝绸之路的起点，传统的看法是东端起于西汉和隋唐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但也有观点认为是东汉都城和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丝绸之路由东端起，经过甘肃的陇西高原、河西走廊的敦煌、阳关、玉门关后，再继续沿着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路，分两道向西进发。南路自敦煌起，经楼兰、于阗、莎车等地，越过葱岭进入大月氏（今阿富汗阿姆河流域中部地区）到达安息（今伊朗），再往西行抵条支（今伊拉克一带）至大秦（今地中海叙利亚一带）；北路从敦煌出，经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地，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至大秦等地。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河西陇右是其咽喉之地，从两汉到隋唐，丝绸之路繁荣了近10个世纪，促使河陇地区成为率先接受西方物质、精神文明，融胡汉东西文明为一体的地区。其文化氛围中产生了一种多民族混融的强烈色彩。曾有人描绘时为唐代陇右首府的凉州：“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①当时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的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他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悉的中原风格。所谓“胡”与异国情调，概指唐朝西北边疆诸少数民族与西方各国；所谓“中原风格”即汉文化。唐朝诚然是我国历史上敞开胸怀无所畏惧地吸纳异域文化气魄雄伟的时代，作为陇右首府的凉州是这样，然而事实上整个陇右都是这样一座文化的熔炉，是丝绸古道上中国与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舞台。

二、佛教的创立与东渐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期间的古代印度，自西向东传入中国，其传入西北地区的时间，要比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早。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于阗、龟兹等地，已有佛教传布的迹象。本世纪以来，在新疆各地陆续出土的一些佛教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说明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佛教在新疆一带已相当流行。新疆若羌县境内的唐朗遗址发现的一座古佛寺中，曾清理和出土了6尊与真人同高的彩绘泥塑佛像和壁画。据考证，此寺院可能废弃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而寺院的建造，可能会更早一些。1989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座东汉时期的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蓝色印花的蜡染棉布，上印有菩萨像、佛像，同时还出土有大量丝绵刺绣和铜镜。据分析，这些佛像艺术品及刺绣和铜镜等，至少是公元2世纪时的遗物。近几年，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出土的古代印度贵霜王朝时期（约公元1~3世纪）的铜币上，不仅铸有佛陀造像，还有用婆罗迷文字母拼写的“佛”字。这种在古印度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王时期（约自公元78~120年在位）所铸造的货币，在公元2世纪前后，因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昌盛而传入我国新疆境内。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内地的问题，“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目前，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佛教的始入中国，约为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

东汉是与大月氏（贵霜）和今中亚地区交往十分频繁的时期，其关系最密切的是大月氏、康居、安息，在《后汉书•西域传》及《后汉书》有关的“本纪”和人物传中，对大月氏等国的情况以及西域诸国与东汉通使等情况均有详细的记载。如《后汉书•班超传》记载“：月氏、乌孙、康居等国欲共并力破龟兹、岁贡珍宝：月氏求汉公主，月氏副王帅兵七万攻超，被超降服等事。到公元97年，班超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后至安息而还。此行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具备其风土，传其行珍怪焉。”这一时期，洛阳还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中心，当时到洛阳译经弘扬佛法的主要是大月氏（支姓）、安息（安姓）和康居（康姓）人（如支谶、支曜；安息王子安世高、安玄；康居、康孟详等）。据有关研究，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汉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于中国境内，成为一股移民的热潮，尤其是在贵霜迦腻色伽王末期出现内乱，贵霜人来中国者更日益增多。总之，在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大月氏人到洛阳的很多，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更为高僧或出身贵族或获封汉封爵，深受当时社会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带来的佛教文明以及其本土的风俗习惯服饰器物等方面对洛阳贵族集团都有深刻影响。

三、北魏通西域

北魏迁都洛阳前后的通商情况很有参考价值。早在西晋时期洛阳就出现大月氏人的僧团、粟特人的商队活动。据史书记载，北魏在万度归征伐鄯善、焉耆等国以后，基本上打通了至中亚的通道控制了今新疆地区，太延中（433~440），“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王始遣使来献”，③此后，中亚各国遣使频繁，与此同时北魏也频繁向西域遣使。在今巴基斯坦距中国边境不远的洪扎河畔岩石上就曾发现汉文题记；而北魏与西域交往中心以及遣使西域的地区主要是指今中亚地区（当时贵霜已衰亡），是以阿姆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昭武九姓诸国为中心。太迁五年（437），魏灭北凉，“迁凉州民3万余家于京师”，“沙门佛皆俱东，象教弥增矣”。④北凉政权与西域（包括今中亚地区）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故北魏灭北凉，迁移降民于中原，便将这种关系变相的转移到北魏，据情况可猜想，北凉佛教昌盛之地与西域佛教关系密切。北凉许多高僧如玄高、昙曜、师贤等随降民至平城，也是以后北魏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北魏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主源于北凉，所以与西域佛教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而北魏迁北凉3万户中还有不少是粟特人，而《魏书》记载的粟特并不是专指粟特国，在很多情况下是将其作为昭武九姓诸国的代表。可见北魏以灭北凉为契机中原文化与中亚的佛教关系更密切了，综上所述，自西汉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来，先是西汉都城长安成为西域文化交流的中心。此后，这个地点经东汉、三国曹魏、西晋、北魏多个朝代政权更迭逐步转移到当时中原文化的政治中心洛阳。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洛阳为中心的东西交流不断发展，到北魏时期其广度和深度及文化相互融合的程度已今非昔比。其中推动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媒介是佛教，佛教的传播不仅仅是宗教问题，随佛教而来的外来文化的渗透力也很强。由此可见，与西域关系密切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再次昌盛以及大量西域高僧的出现，似乎将北魏洛阳与古代中亚之间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

四、隋唐开拓西域

东汉时期，佛教逐步在中原地区扎根发展，经过几世纪的发展演化，至公元4、5世纪在西传佛教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颇具民族特点的宗教体系———汉传佛教。而这样一种先接受后吸收再演化而后再向外传播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的隋唐开拓西域的过程中得到具体化。隋唐时期居住在长安的中亚人，特别是粟特人，其原居住地域开始是以聚落的形式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及塔里木河沿边各绿洲诸国（如于阗、高昌、且末等）以及敦煌、姑臧（今甘肃武威）、河朔等地，隋唐时代，中西交通大开，中国与西方（主要指中西亚）的交往密切而频繁，往来人数最多的是中亚胡商。隋唐时期长安之中亚胡人已有显著的汉化趋势，只是来华时间上有早晚，故汉化程度不一，有的部族世居中原到唐初就已习文儒，有的归化、降俘部族到唐晚期还保持着一定的中亚传统。北凉作为十六国时期由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在张掖、武威一带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439年被北魏所灭，其部众在皇族沮渠安周等人的率领下西奔，灭车师前国占领高昌。北凉统治者素敬佛教，在其余部占领高昌之后，亦大兴佛教为务，高昌遂成为西域佛教中心。公元460年，北凉再次为柔然所灭，继而兴起汉人政权———高昌国。唐代的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经贸活动十分活跃，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公元629年，鼎鼎大名的唐代佛教高僧玄奘，为了提高佛教学水平，不畏杀身之祸，偷偷离开长安，出玉门，经高昌，沿丝绸中路到印度，遍游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诸国，历时17年。在高昌期间，玄奘诵经讲佛，与高昌王拜为兄弟，留下一段千古佳话。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建西州，汉传佛教借机在这里取得了进一步深入发展。从在高昌出土的古墓随葬衣物中，可明显看得出来高昌的文化，不管是北凉时的卢水胡，还是高昌汉族，其文化特点基本上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糅合儒、释、道合流的汉传佛教体系。

此外，高昌以北的北庭，在唐代也发展成为西域汉传佛教的中心，譬如，唐贞观年间建立的应远太宁寺，发展到后期就成了高昌回鹘的王家寺院。至于河西走廊地区则更是汉传佛教的流行区域，自魏晋以来即形成了甘（张掖）、凉（武威）、肃（酒泉）、瓜（安西）、沙（敦煌）等佛教聚集地。到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人逐步西迁之际，西域河西诸地就已经存在几百年的汉传佛教历史，僧徒众多，香花旺盛。这些都成为回鹘西迁之后其佛教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五、回鹘佛教中汉传因素的存在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祖先）所灭，其部族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冬居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夏居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为中心区域，建立了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人。佛教作为5~9世纪回鹘人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对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影响深远，可惜的是目前史书记载偏少，依据在敦煌周边出土的大批回鹘佛教文献，使得这部分世事逐渐明了。以文献为依据可指出回鹘佛教文献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回鹘文书写的佛经大多转译自汉文，部分译自藏文，仅有少数译自梵文或吐火罗文。其中回鹘佛教术语多取意自汉语而非自梵语，回鹘佛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唐宋时期，中原佛教兴盛,对回鹘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从史籍记载看，不管是河西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都不断派遣僧尼入贡宋朝。如乾德三年（965）十一月，高昌回鹘可汗和甘州回鹘可汗分别派遣佛僧为使入宋朝贡。⑤咸平元年（998）四月九日，甘州回鹘可汗王遣僧法胜入贡宋朝。⑥景德元年（1004）九月，甘州回鹘夜落纥遣进奉大使、宣教大师宝藏等来贡。⑦景德四年（1007），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先后遣尼法仙、僧翟大秦来宋朝贡。⑧天圣三年（1025）三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回鹘紫衣僧法会以乾元节贡马10匹。⑨这些法事活动直接促进了中原王朝与西域间的佛教文化联系。太平兴国六年（981），宋朝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见这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⑩熙宁元年（1068），高昌回鹘可汗又向宋朝遣使乞买金字《大般若经》，宋朝皇帝下诏以墨字《大般若经》一部赐之。

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佛经、回鹘佛教石窟艺术等看，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正是这种以佛教活动为载体的形式维系了从唐末到宋初丝绸之路的通畅，保持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汉唐盛世不同，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中原地区是藩镇割据，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建立的混乱时期。即使处在这种条件下，西北地区以甘州回鹘为主的少数民族没有放弃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利用佛教信仰的共通性来打破地域的界限。以甘州回鹘输入内地的贡品来看，除骆驼、马匹是河西本土所产外，其余如波斯锦、胡锦、安西丝、玉团、琥珀、珊瑚、金刚石、名象牙、香料及矿砂、大鹏砂等，大部分出自西域、南亚、西亚各地。从与甘州回鹘来朝同行的一些使者来看，他们大多数来自丝绸之路沿途各国，根据专家论述后唐庄宗时，甘州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议金遣使附回鹘以来”，“唐天成二年（928），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自此数至中国”，“清泰二年（936）七月，回鹘可汗遣都督陈福海以下七十八人献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团、白毛斜褐、牦牛尾、野马皮、驼峰”，同路献贡者还有沙州刺史曹议金、凉州王及金、瓜州刺史慕容归盈所派使者。宋乾德三年（965）十二月，“甘州回鹘可汗、于阗王及瓜、沙州皆遣使来朝贡”。

正是由于中原王朝对各国贡使回赐丰厚、不较其利,“西北诸胡卖马如织”。不仅如此贡使贸易和沿边互市促进了西北各族的内迁与汉化，“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特别是甘州回鹘对丝绸之路中段的开通和维护。促使周边地区如于阗、西州等部族政权不断入朝奉使。大中祥符三年（1009），于阗贡使入宋时曾赞道：“昔时道路，莫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都有赖于各种优秀因素的影响，各种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文化交流越广泛，其发展也越充分。佛教文化在丝绸之路近千年的发展中，不仅仅是宗教传播，同时也起到了文化传承、社会联系的作用。通过一条历史“长路”，西方丰富的物产和西域的文明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和社会，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反之，经过汉文化吸收演化后的汉传宗教、中原艺术也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国人民，兼容并蓄，互有补充。

作者：白凡 单位：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