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 | 论文范文 | 公文范文
最新公告:目前,本站已经取得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音像制品许可证,协助杂志社进行初步审稿、征稿工作。咨询:400-675-1600
您现在的位置: 新晨范文网 >> 企业文化 >> 儿童文学论文 >> 正文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价值观念

定制服务

定制原创材料,由写作老师24小时内创作完成,仅供客户你一人参考学习,无后顾之忧。

发表论文

根据客户的需要,将论文发表在指定类别的期刊,只收50%定金,确定发表通过后再付余款。

加入会员

申请成为本站会员,可以享受经理回访等更17项优惠服务,更可以固定你喜欢的写作老师。

摘要: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自20世纪初发生,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后,在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与“外在环境”的影响下,文学价值观念与评价标准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征变化。在“儿童”与思想启蒙、国家、民族、人性、文学、市场等多重价值元素之间,中国儿童文学在儿童、儿童之外两大支点上建构着自身的价值取向,为“儿童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类型诠释着“中国”的文化内涵。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梳理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变迁的历史,寻找厘清其中演绎的规律特征,是确立当下儿童文学评论价值体系的价值坐标与问题意识,坐实价值体系的本土精神向度的必然逻辑起点。

关键词:现代儿童文学;价值观念;评价标准;形态

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研究属于“儿童文学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这一总体课题的组成部分。儿童文学评论价值体系属于儿童文学批评理论范畴,该批评理论与儿童文学基本原理自然衔接,与既有批评理论的区别在于突出价值思维方式,研究以“价值评价”为核心的儿童文学批评原理,涉及到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价值评价标准之构成、批评理论、价值评价实践等若干层次内涵。儿童文学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逻辑起点在对“儿童文学”质的规定性的认识,以及以此为基座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梳理反思上。

一、儿童文学与民族国家

想象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主要来源于人的“年龄”差异以及伴随的发展问题。儿童文学是一类专门关注“幼小者”精神成长的文学。关注者是成人,准确地说是“成人社会”。儿童文学是“大”对“小”、“长”对“幼”施与的文学。这个活动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两类主体,始终行走在两类在年龄上具有差异性的主体之间。两类主体各自所占有的位置,可能的关系建立及关系形态,都是具体的社会、时代的产物,是一时代的社会主潮与思想价值观念影响下的结果。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意义上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其前提基于“儿童”的被发现———对其区别于成人、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肯定。儿童文学是人类对“童年特别品质的觉醒”的产物,这一觉醒的本质便是价值认定。专门为孩子进行创作,首先基于肯定、尊重、倡扬儿童的主体性,是儿童主体性进入成人主体性视阈后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一文学活动从一发生起,便是两类主体的对话过程。

从创作到阅读接受,乃至批评,整个活动链条都充满了双主体的声音。这是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质”的规定性。基于这种“质”的规定性,儿童文学在审美价值与其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表现特征上,便较成人文学特殊了起来,且关于其艺术价值的形成机制,来源与通道都较成人文学更曲折一些,因为它要打通生命进程的早期阶段。这一打通除了牵涉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等社会性要素外,在终极价值上通常追求“人类”、“生命”、“存在”等一些普世性的永恒命题。儿童文学是成人之于“童年”形成价值意识后的审美创造,这种价值关系发生的缘由、过程意义、功能指向都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整体系统,始终伴随着成人社会对童年的认识与评价,通过“再现”童年与满足儿童的审美需要而落实。我国现代意义上儿童文学的自觉发生是在上个世纪初,属于社会变革与思想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儿童问题逐步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的一个产物。

儿童“被发现”是社会进步、人类自我认识深化的一个结果。受西方思想影响,中国的这一问题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关注并敞开,一种现代的、崭新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被确立并逐步传播开来。童年视阈的扩展既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推动思想变革的有力工具。无论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是鲁迅的“救救孩子”,“儿童”一词所包蕴的价值内涵在其时被阐释与倡扬时,它是被放置在一个足够纵深开阔的历史与时代的语境中去进行的。

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把“儿童”与国家、民族重生的动力与思想资源直接关联,基于文化现实境遇放大了“儿童”一词的语义,使它在文学层面上被“象征”地使用。因此,“儿童问题”在现代中国跃出历史地表时,它就是“中国问题”提出的结果,是其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出路。现代儿童文学又是“儿童问题”的必然结果。“新人”是“新国”的必须前提,而“新人”又需要新的教育材料与精神营养,所以,专门写给儿童阅读的、以满足他们嗷嗷待哺状态的“儿童的”文学便应运而生了。20世纪早期,文化知识界首先经历了对“儿童文学”“是什么”的“事实认知”,期间有各式各样的“定义”表达,这些定义的共同趋向是从儿童文学的样态、对儿童的价值功能等角度立言的,如“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的堂奥者”、“应儿童天性最高部分之要求”、“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等。

实际上,这些“事实认知”中包含着对“儿童”与“儿童文学”两个层面的认知,经由新思想的洗礼,国人更加注重以科学的态度去尊重儿童的本能、天性需求,尊重其自然的心理诉求,因此提供的文学材料要符合其认知发展的规律,是以儿童为本位的。这样的文学观念中既有对儿童科学意义上的“真实”的追问,又内含着我们“应该”给儿童什么“价值认知”层面的判断,定义中被频繁提及的如“想象”、“情感”、“趣味”、“艺术”等层面的关键词汇则主要指向“审美”。再加上“儿童问题”最初缘起的动因又是“国家民族”的存亡与发展,本质上诉诸政治功利色彩。所以我国现代儿童文学观念从一诞生起,就面临着几重价值观念的交织融合,“功利—审美—真实”这三个维度紧跟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文学价值观的变化趋势,但也在自身的类别范畴内演绎着具体的特征,或完成着自身的文学目标与任务。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应每一时代特点的要求,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在三个维度的重心不一,对三者关系的内涵辩证思考不一,且同一时代不同的人对三个维度内涵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性,同时,由于儿童文学的文学世界存在两类主体的“质”的规定性,这其中“儿童与成人”两类主体之间实际上始终存在着“话语权限制”的问题,也即两类主体在对待功利、审美、真实之间存在着内部“对抗”,或即便在成人主体内部,又因不同诉求而伸张着差异性价值追求,使得儿童文学的价值观念在不同时期面貌与内涵殊异。

二、“儿童本位”与“儿童世界”对儿童文学的价值认定

首先基于对童年存在价值的发现与对童年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价值肯定上,自然这些认定的前提与目的都是基于人的、人类的全面发展。儿童文学是为童年谋求幸福的文学,这种价值追求既满足儿童成长期的“当下”的精神需求,实现其精神自由,同时又为儿童未来的发展打下深厚的人文素养根基,培养其做人的基本规范与高贵的精神人格。基于对童年多重的价值投射,处于特定时代中的“成人”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的价值认同形态便决定了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格局。在我国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的发生时期,思想文化界从多种路径去理解与阐释儿童文学及童年作为精神资源的价值意义,在我们上述所言的“功利—审美—真实”之间,这些价值认同和表达时有交叉,形成的理论探索与文学实践都已成为本学科价值学建构的基石,其丰富多元的价值认同形态为我们确立了儿童文学价值判断基础的坐标体系,除了民族国家想象维度之外,在环绕“儿童”这一中心要素去理解与阐发时,以下两个层面的思想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真正立足于儿童本位,以“人”的价值视野去看待健全童年的深刻意义。这种吸纳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认识颠覆了中国封建正统观念中“父与子”的关系模型,赋予了儿童绝对的主体地位。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儿童的自由来自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革老子的命”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一个表现。“儿童”是成人文化、思想观念建构的产物。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儿童”形象的建构创造了可能,而这种可能的权柄完全握在成人的手中,它就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无处不在。

“如何”以儿童为本位?从本质上看便不是一个“儿童问题”,而是一个“成人问题”。五四时期在此方面的思想启蒙其实都是针对成人的,“成人”是“儿童”的逻辑前提,任何一个时期从事于儿童问题工作的人首先、最终面对的都是成人之于儿童的“价值关系”的建立。“儿童本位”的可能在于成人对儿童的尊重,身体力行、具体而微关注后的“同情”。“儿童本位”原本没有那么高大上,事实上它就是琐碎的,日常的,以儿童的生活为根本延伸开来的。周作人对这一点体悟得很深刻。他关心孩子的啼哭,他们的委屈、游戏、玩具,当然更重要的是给孩子的读物,大人的教育方式等,从1912年到1963年,周作人写作的儿童主题的文章有100多篇。周作人对儿童的“同情”是超越时代限制的。周作人的认识与立论完全是从儿童自身的精神健康着眼的,他力主为儿童提供适宜他们所用的精神产品。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便搜求绍兴儿歌童话,以为儿童教育之资材。他最早推动了中国古代儿歌研究,将古代被“谶纬”之说禁锢的儿歌解放出来,还原其“儿童歌讴之词”的“儿童的文学”的地位。他研究古童话,探索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的相通性,为童话的艺术地位正名。他的这些文化建设都是破旧立新的,在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意识的萌芽之时,他率先自觉地从民族文化资源中勘探深挖,积极为儿童获取文学养料,他对“儿童本位”的践行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二是建造一个“儿童世界”,发现童年精神生态价值。中国传统文化重实用理性,这使其远离了以“超现实性”为基本特征的儿童思维与童心世界。但历史上的中国,对“儿童”“童真”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发现也有精辟的论述,如老子的“复归于婴儿”,李贽的“童心说”,都强调了返璞归真、绝假纯真的“童真”“童心”的理想存在境界。但是这些珍贵的论述与主流社会思想相比还是太微弱了,童年的精神生态价值只有在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中才能涌动出来。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精神层面创建出一个“儿童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专门提供给孩子们的,让他们在其中自由徜徉,这在古代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这个世界的获得必须经由成人的体悟与认同,由成人的文学创造将其具象化。

1921年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从儿童文学对人性熏陶的宏伟效力谈起,指出建设儿童文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辨析与描述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时,郭沫若使用了很多空灵般的、“银光幻境”效果的语词去努力形容与再现一个“儿童的世界”。他说,“儿童文学不是些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儿童文学当具有秋空霁月一样的澄明,然而决不像一张白纸。儿童文学当具有晶球宝玉一样的莹澈,然而决不像一片玻璃”。他引用泰戈尔《新月集》中《婴儿的世界》进一步表达儿童世界的圣洁与光华:“此世界中有种不可思议的光,窈窕轻淡的梦影;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性;不能以‘理智’的律令相绳,而其中自具有赤条条的真理如像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所以儿童文学的世界总带些神秘的色彩。”郭沫若虽在以理论的方式表达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但他总是情不自禁地使用很多感性的语言去对应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在这个表达过程中的“同情”与喜悦。1921年11月15日,叶圣陶创作了第一篇童话《小白船》,这篇童话的样貌最典型地代表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在初生期对经典童话特质的文学理解。“小白船”是一个非常唯美、有童年质感的“摆渡”意象,它载着两个纯真可爱的孩子,在纯粹的、美的自然世界里遨游,抵达浪漫的田园人生。这就是叶圣陶对儿童世界的想象与描绘,也代表了一个时期知识分子内心的“圣殿”与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小白船”毫无疑问是一个可能的载体,一种通道。从表面看它是大人为孩子创造的,是孩子们嬉戏游玩的工具;但从其深层的语义象征看,它表达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变革的大时代的惶惑中为自己寻觅的安顿心灵的居所。这一居所有“去往”的意旨,指向的是理想与自由。也就是说,“儿童世界”与成人作家们的心灵追求形成了同构的思想效能。

1922年1月7日,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创刊,郑振铎主编。这是一份既能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寄托、放飞五四知识分子不羁心灵的精神园地。在1922年3月11日发行的《儿童世界》上,发表有郑振铎(署名ST)自己写的一首诗歌,题名为《云与燕子》:“云在天上飞/燕子在水面上飞/轻絮般的白云呀/我如能坐在你上面/任风吹送到海之边/那是多么有趣呀”。作者的遐想充满了孩子般的天真,但字里行间浸透了真情。在理解与阐释“儿童世界”这一新生事物时,这一代知识分子都不自觉地勘探出了其巨大的精神生态价值,并将自我也自然地放置了进去。这种放置甚至形成为“儿童崇拜”。“儿童崇拜”是一种精神信仰。丰子恺在1928年所作的《儿女》⑦中这样表达:“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我们看他并列的这四种事物,“神性”、“诗性”、“童真”,在丰子恺的心目中是具有等同的价值的。通过观察与“同情”身边的孩子,丰子恺写下了大量抒发童真情怀、给孩子阅读的文字。他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他想挽留孩子的黄金时代在画册里,但是一想到孩子一长大他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那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丰子恺的“儿童崇拜”指向了“拒绝长大”,他对童年精神生态的体悟与表达代表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一个特殊的高度,体现出那一时代我国学人对童年思想认识的深度。

三、“现实主义”与社会政治功能的强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出现具有一般的规律性,是人类自我认识与自我发展不断深化的结果。但由于受不同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儿童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国别性与时代性特征。“文化是人类客观化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质量,仰赖于让年轻人融入该社会的社会化过程———该过程使年轻人接受适宜的社会规范与价值标准,以利社会政治系统正常运作及保障该社会的持续性。”⑧因此,意识形态是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属性,“文本内容虽然难以归类,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试图去影响儿童的生活。也就是说,儿童小说无疑属于文化实践的领域,其存在的宗旨是将目标读者社会化”⑨。“目标读者社会化”是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实施的,因此,不可能存在抽象的、脱离现实的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事实上,在上个世纪20年代,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在发展起步时,就面临了这样的价值选择问题,这一点在叶圣陶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也就是我们在本部分重点论述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又一重要价值观念问题。从创作《小白船》开始,叶圣陶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共创作童话23篇,后来结集出版。这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原创童话集《稻草人》,鲁迅将其判定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这“自己创作的路”是饶有深意的。这条路就是叶圣陶在以《小白船》为代表的美丽的童话梦境书写之后的痛苦选择,这一点郑振铎认识得最清晰,“我们读他的《小白船》,《傻子》,《燕子》,《芳儿的梦》,《新的表》及《梧桐子》诸篇,显然可以看出他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的梦境里……然而,渐渐地,他的著作情调不自觉地改变了方向……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

叶圣陶从对“儿童世界”的美丽想象转向童话的批判现实主义功能,这一价值观念的逆转深刻地说明一个道理,作为“给定的”儿童文学,其文学表现的形态首先且主要取决于成人,取决于成人的思想观念及精神状态,而成人的这一切又取决于社会,取决于一时代的发展状况以及对个体提出的具体要求。叶圣陶的个案经验很清晰地折射出社会环境之于“儿童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的根本影响作用,叶圣陶以自己的文学实践探索了我国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的本土化道路,“现实主义”理路成为那个时代儿童文学所必然认同的价值归宿。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思想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从其一诞生起,它就被置于了“儿童与现代中国建设”之精神高度来认识对待,其文学基因里承载了强烈的“国家”、“民族”等意义诉求,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革潮流中,儿童文学“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时代的发展使命与责任,在文化思想领域开始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左翼文艺运动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其赋予了更高的社会价值地位,增进了促进其内涵发展的各种外部条件建设,如机构平台,创作、出版及传播力量等。左翼文艺运动将儿童文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学事业来建设,使其在有组织的规划中获得了更为系统深入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关键转型期。正如王泉根所指出的,“1930年前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时刻。这一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另一方面,左翼文坛则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輥輯訛。左翼文艺运动将儿童文学直接带入社会政治思想变革的最前沿,确立了极具本土价值趋向的儿童文学观念,这一文化行为在儿童教育乃至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都留下了非常重要、值得勘探研究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提供了可资反思借鉴的经验教训。左翼文艺运动在儿童文学事业的推动上作了很多具体的、有的放矢的工作。左联刚成立没多久,就对儿童文学价值功能作了明确定位———“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这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自发生以来第一次并轨于政治的转折点。众多左联成员参与了左翼儿童文学的建设,创造出中国成人作家介入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最高峰。

由于“阶级斗争”对儿童文学发展明确的规定性,左翼儿童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与创作风格上形成了显著的特色。直接切入社会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反帝爱国方面的题材较为集中,苦难儿童与革命洪流里成长的红色少年成为常见人物形象,英雄主义情怀亦是作家努力追求的。“真实性”与“现实感”是此一时期作家创作的价值指针,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被注入了更多的时代内涵,儿童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蹲下身子来,或弯下腰来注目与同情如此众多的“被压迫”的孩子们,成为了左翼作家们一个共同的情感与思想的着力点。特定时代语境中一个个“柔弱”、“可怜”,甚至“疯狂”的孩子被用文字细微地具象化了出来,永远地活在了文学与思想史中。成人作家这样大量、集中地对童年社会的“倾心”注视,创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视域,“阶级斗争”的阐释视角容易遮盖其更为深刻的文化史意义。左翼作家们从童年视域这个重要的维度展开的创作丰富了其时文学再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儿童文学的社会干预功能得到空前强化。左翼文艺运动使现实主义快速地成为儿童文学的主流,甚至这种价值倾向也影响到儿童文学的译介工作。适应时代的变革需求来调整儿童文学发展的美学形态,这是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非常显著的一种人文特色,左翼儿童文学是30年代此一特征的一个具体反映。现实的政治需求催化了儿童文学的内生动力,也因此而创造出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可能具备的文学业绩。但政治诉求的急迫性与功利性也必然会影响到文学表现的丰富性,限制了艺术磨砺与打造的成熟感,主题先行与概念化创作成为其时作家们难以逃脱的软肋与通病,但毫无疑问,30年代的左翼儿童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矛盾统一中承前启后,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书写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篇章。

四、在革命与文学之间:两个经典个案的艺术启示

儿童文学的“质”的规定性是成人与儿童双主体对话的产物。“意识形态”属性的强化实际上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带来了高难度的要求。在叶圣陶之后,时隔十年,天才般的作家张天翼出现了,他承担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学愿望———以更为广阔纵深的儿童文学长卷去再现社会现实与揭示社会本质矛盾。尽管年轻的张天翼其时仅有26岁,这与其作品中成熟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应该得益于他虽年轻却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参与“左联”革命活动的重要经历。在将革命主张贯彻于儿童文学活动中时,张天翼在“艺术”技艺的本体问题上是有自己的自觉思考的,这种思考发生的缘由是他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的认识,其核心是“我们应该如何给予孩子”,他既思考并也实践探索了这种给予的路径,所以他取得了成功。对自己坚持的标准,他后来有这样的总结:

一、要让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例如使孩子们能在思想方面和情操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在他们的行为习惯方面或是性格品质的发展和形成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等等。这是为孩子们写东西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还要———

二、要让孩子们爱看,看得进,能够领会。……写作时候的一切劳动,苦功,以至艺术上的考究,技巧上的研究等等,也都是为这两件事服务的。除了这两件事———两条标准以外,老实说,我就不去考虑了。輥輰訛创作儿童文学是为了使儿童获得教益,而所以能获得的前提是孩子们必须喜欢阅读,能够进入文学世界并能领会。张天翼一接触儿童文学,便完全能够把握住儿童文学的艺术肌理,他对此的理解与相应的美学处理都是游刃有余的。以儿童可以接受的方式去阐释重大的社会命题,或者说试图用“举重若轻”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形成了张天翼作品风格在思想主题的严肃深刻性与文学形式层面的活泼有趣性之间巨大的张力。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达方式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在本土化实践中取得的艺术成就,其在落实儿童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上确实有自己独到的艺术思考。

194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童话作家严文井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文学经验也充满了审美判断与艺术智慧。严文井从小对美的事物、美的语言天性敏感,但他专门创作童话是在去了延安之后,是在1940年间,那时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读书和思考。但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延安的环境:“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是精神生活愉快,人和人的关系是友好的、平等的,互相间不需要什么戒备、猜疑,一个共同理想把人们变得亲如兄弟,推动人们天天向上。我感到了从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我并不真正懂得中国的革命,然而却朦胧地感觉到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变化,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要变,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事情将要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輥輱訛严文井的这段表述非常重要,因为他讲出了时代特征与自身内在童话感觉的共鸣,“延安”的变化与奇迹激发了身处40年代的严文井创作童话的欲望,这种文学经验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在某些关键时刻会深刻表现出一种“童年精神”,儿童文学作家是捕捉与记录这种气质最适宜的人选。严文井个人的经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严文井创作童话的契机是“延安”的社会环境对他的触动,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中,他对“时代性”、“社会性”的把握是充满了思想与智慧的,他并没有表层地、浅显地、主题式地布局他的童话结构,而是首先追求童话作为“儿童的文学”的最根本的艺术内涵,从“写给儿童看”这一儿童文学的本体功能入手,去展开文学性的表达,以及对儿童的教育与陪伴。

准确地说,严文井是属于那种心里真正有孩子,对孩子怀有大爱,对中国怀有大爱,因此而去关怀孩子,关怀祖国命运的作家。在4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配合政治需求是儿童文学的主导价值取向,但是严文井对此并没有作简单狭隘的理解,他将对儿童的培育与祖国未来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关爱儿童出发,努力钻研童话精神内核,在作品中包蕴了儿童的、文学的、教育的、批判现实的等多重意义维度,立足具体时代,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是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的产物,是我们建构儿童文学批评的价值理论直接的思想资源。“评价标准”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形成与获得是文学经验累进的结果,不存在绝对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性”的标准。今天我们讨论儿童文学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就是要从儿童文学的基本特质入手,深深扎根于本土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中,梳理出那些与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相关的文学事实,将其上升至“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高度去总结与分析,以期推动我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学研究。

作者:李利芳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价值观念责任编辑:冯紫嫣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