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儿童文学创作先驱研究范文

［摘要］

近代最早的女性儿童文学作家伍孟纯、伍季真的文学作品原创性强，并且注重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教育功能;在叙事、人称、语境等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从而具备了近代儿童文学的过渡性特征。

［关键词］

近代女性儿童文学;伍孟纯;伍季真;童话

伴随着女性解放问题，儿童的发现与儿童的教育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更是明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使得他成为中国第一位从“未来国民”的角度思考“开民智”“养新民”的人，并由此生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儿童问题的关注，这也意味着将国家运命系于儿童培养教育的功利性思路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时的特征。1912－1913年，周作人发表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等文章，才真正将儿童从“未来之国民”的身份还原到儿童的身份。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儿童文学研究者、翻译者鲁迅，则以“‘立人’旨归下‘儿童本位’的多种矛盾冲突”［2］，为现代儿童文学思想奠定了核心思想。早在维新变法之初，梁启超就已经将儿童教育的责任与女性的家庭教育相联系。“中国妇学不讲，为人母者，半不识字，安能叫人”，所以“女学衰，母教失”。因此要发展儿童教育，就要发展女子教育。《女界钟》的著名撰稿人金一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也这样理解女性的“母体”功能:“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先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先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3］

可见在维新改革派及其观点接受者那里，女性的首要属性是母性，这里孕育着母与子的天然联系，而女性教养儿童成长的逻辑也由此而来。可以说，女性与儿童的必然性联系建立的基础仍然是一种女性归属家庭的传统女性价值取向。承认女性教育之功的前提既不是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也不是儿童自身的儿童发现，但是注重女性教育提升对儿童子女的教育，确实起到了对女性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推动作用。儿童文学由此进入了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女学体系中。1923年4月，钱基博在其所拟的《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中对女性学习儿童读物研究加以强调［4］;1924年，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课程标准“儿童文学”课程开设［5］;张圣瑜甚至将其所著的《儿童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列为当时女学的必备教材。可见，教育(尤其是女学教育)系统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和固定化为女性与儿童文学发展树立了牢固的思想接受基础和现实储备。尽管现代女性文学发轫较晚，但儿童文学的创作确实与现代女性文学同期同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女性期刊上的儿童文学创作。女性期刊发行之始就将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这一体裁纳入撰稿视阈中。以《妇女杂志》为例，自1915年发刊始至1932年中刊物终结，对童话类型的刊发始终没有中断。在王蕴章主编时期，共刊发“余兴”栏目(家庭俱乐部)童话41篇;章锡琛主编时期，刊发家庭俱乐部“儿童领地”童话38篇;即使其后编辑屡经更迭，仍发表了童话16篇。如此宏大的童话刊载量在现代报刊上的出现意味着几个事实:第一，当时的知识分子(撰稿人、编辑者)充分认识到了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第二，童话数量尽管巨大，但大多取自西方儿童文学资源，真正原创性的儿童故事仍属少数，这也是民初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现实境况;第三，童话体裁在女性期刊的出现印证了女性期刊在编辑话语时天然的母性定位，将儿童、家庭统一归纳于女性事务范围之内。《妇女杂志》3卷2号《猿尾钓鱼记》的后面，有“记者附识”:“儿童在家无事，为母者宜为之讲述有益之童话，可与不知不觉中引进其德性。盖寓言故事，较有趣味，儿童脑海中易于感触也。如此篇略寓害人自害之箴砭，苟猿不先害狐，则狐亦不致设计害猿。儿童悟得此意，无故侵害他人之意，自不易发生矣。”［6］在20世纪的头20年，女性文学的发展尚处于发轫建构中，女性儿童文学的译介和创作更是处于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女性儿童文学实绩主要集中在译介方面。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在1900年由福建女诗人薛绍徽(1866－1911)及其丈夫陈寿彭完成。而据学者考证，翻译过程是“林译式”，即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述。1898年，梅侣女士用白话翻译了《海国妙喻》①。梅侣注重儿童文学语言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使用儿童接受的语言方式而非佶屈聱牙的文言文，受到儿童的欢迎。但是这种女性翻译在20世纪初尚属少数，就目前资料看，翻译者不超过20人。［7］

之所以说伍孟纯、伍季真是中国女性儿童文学创作先驱，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近代女性作家数量，据目前统计，约百人以上，但涉足儿童文学创作者目前可见寥寥。第二，持续性地在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甚至在刊物某一栏目取得固定撰稿席位的情况比较少见，而伍孟纯在《妇女杂志》3卷7号到4卷8号“家庭俱乐部”童话栏目持续性发表作品，数量集中、内容整齐，因此《妇女杂志》上伍孟纯及其姊妹伍季真的翻译、创作犹显难能可贵。

提及伍季真、伍孟纯，不可不提其父伍光建、其兄伍蠡甫。伍光建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一生翻译作品共计130余种，大仲马的《三个火》(当时名为《侠隐记》)、歌德的《狐之神通》以及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都出自他的翻译。伍蠡甫则是我国近现代闻名的美术家、翻译家。在这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中，两个女性的身影被父兄的荣光遮蔽。在检索历史的吉羽片光时，在缝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痕迹，比如1957年3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三个火》，就是伍蠡甫和伍孟纯根据其父伍光建的《侠隐记》译本缩写的。伍孟纯的文学生涯早在1918年就开始了。她在1918到1919年间共发表创作、译介八篇，分别是3卷5号《鸦声》《有恒与无恒》，3卷7号《洛宾之晚膳》，3卷8号《家事》，3卷9号《啄木鸟》，4卷2号《大言之狼》，4卷3号《驴子剃头》，4卷8号《勤惰之结果》。据《吕彦直家世考证》及网上拍卖伍季真的书信来看，伍季真应为伍孟纯的姐姐，即照片中的伍莹，伍孟纯则为伍璞。伍季真在《妇女杂志》3卷12号发表了《英兵与雀》，此外还撰写过文章《回忆前辈翻译家、先父伍光建》。伍季真绘画才能出众，曾在1937年3月24日与女画家杨雪玖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楼举行二友画展并被评论为“伍季真作西画，具有东方风味。”［8］

伍季真与伍孟纯这两位少女用稚嫩的笔，仿佛用童话向孩童们讲述着故事，同时在展示着自己对世界的理解。1917年，两姐妹先后在《妇女杂志》3卷5号、3卷12号发表了相同故事主旨的《鸦声》和《英兵与雀》，两篇故事都非常短小。伍孟纯的《鸦声》通篇白话文，采用正叙与倒叙结合的方法，揭示人对鸟兽的残忍反而产生长久的心灵愧疚感，警示儿童要与人为善、爱护动物。伍季真的《英兵与雀》则通过英兵放雀的故事，告诉人们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道理。长久以来，中国作家创作的儿童作品多以劝谕讽诫、道德教化为主，这种方法也深深影响了女性写作。对未来的儿童怀抱期许，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行，是这些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在3卷9号的《啄木鸟》中，伍孟纯为偷吃粮食的啄木鸟辩护说:“这个鸟虽是一个小小的动物，上帝也许他，和我们人类一样的呼吸空气，也许他自由的飞来飞去，况且啄木鸟并不像狐狸的狡猾、虎豹的猛恶，他不过在人家田里吃一点米来养活他的生命。我们失去一点米麦，并没有什么要紧。”最后，伍孟纯以讲述教导的口气说:“小朋友们，听了这段故事，牢牢记住，不可忘了，须知禽兽虽不能说话，一样也有知觉，决不可无缘无故去伤害他啊。若是看见同伴们虐待禽兽，请君务必要劝谏他，那才是正理呢。”［9］

《妇女杂志》3卷5号的《有恒与无恒》通过利赛姑娘和妹妹阿梅缝手巾的故事，告诉人们做事情锲而不舍要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有成效。3卷8号的《家事》写了一个农人和妻子角色互换所引出的一系列可笑事，在伍孟纯的所有创作中算得上是最具滑稽色彩的了。丈夫本来认为妻子不擅长料理家事，但自己在家的时候，家务繁多、处处忙乱。妻子回来后发现“满地的酒和牛乳”，“又看见小孩子捆在床上”，“牛挂在墙头上，四个蹄子乱动”，丈夫则“跌在水缸里”。最后丈夫无奈地表示:“明天我去种田还是你在家里罢”。伍孟纯的这篇《家事》所具有的喜剧效果，颇得莎士比亚《十二夜》的优长，正是“写人之愚钝刺谬，以供哄笑，如后世谐曲，越中有女婿故事，其说甚多。”［10］三伍氏姊妹在花季少女的年龄，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用稚嫩笔触讲述儿童喜闻乐见的小故事。从中我们会发现这样有意思的几个话题:其一，女性的儿童文学创作在诞生之初，是较少考虑文学的社会价值功用的。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认为五四时代里，真正的儿童文学时代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社会，因此，作为时代生活的表现和作为作家生活感受表现的儿童文学创作，难以获得“儿童本位”的感性体验，其艺术形态中不可避免地缺失“儿童本位”的表现，而过多地渲染属于成人世界的思想和心境［11］。比如叶圣陶的《稻草人》最后的悲剧描写，就被认为“不像是文学作品，而更像是一种宣传材料，一种类似说明世界末日来临，百姓不得不反的宣示”［12］的问题。女性作家在接触实际生活时，也未尝没有揭露黑暗、抨击讽刺的鲜明意图，比如秋瑾、王妙如［13］、邵振华②等作家在作品中描绘的晚清官吏腐败、洋人横行、恶霸横行的社会图景。但在女性儿童文学初创之时，因为社会经历、人生阅历的关系，伍孟纯、伍季真并未将文学与社会价值挂钩。伍季真的《英兵与雀》描写英法交战，其注意力也仅在士兵思念家庭之苦的表述上，这一点竟天然地暗合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旨。周作人在《童话研究》一文中认为，童话的作用在于感性具象、供人欣赏，其感染人心向上的功能更接近于艺术而非教育，教育的效果应该在于审美作用的转化，而不能本末倒置。这些主张落实在伍氏姊妹的作品中，虽然有点夸大的嫌疑，但不可否认，伍氏姊妹是符合这种判断的。其二，女性儿童文学创作得益于域外小说的传播滋养。陈平原在论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问题时有这样的论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14］检视伍氏姊妹的创作，这种域外小说的影响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得知了伍氏姊妹家庭存在的翻译外国文学的因缘传统，在考察其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的外来因素。首先，伍氏姐妹充分使用了多元的小说叙述方法。伍孟纯的《鸦声》以老者劝说儿童不要用石子掷鸦的一句话“石子却会反掷诸君”引起悬念，从而使叙述时间进行了逆转，在短小的篇幅容量中，使叙事时间在中间部分进行倒叙，这正是受到域外小说影响的结果。当时的作家发现“我国小说，起笔多平铺，结笔多圆满。

西国小说，起笔多突兀，结笔多洒脱。”［15］所谓的“后者前之”“中者前之”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与中国传统以来的叙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而在叙事人称上，伍季真的《英兵与雀》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叙事交杂使用，没有任何旁白介绍或“心里念道”“心想”之类的穿插，转化自如，在人物心理与事件进程中自由推进叙事，显示了对西方小说技巧的借鉴。其次，从语言运用来看，尽管伍孟纯、伍季真创作时年纪幼小，但对于白话文的掌握，尤其是对欧化白话文已经颇有涉猎，由此出现了一种朴素、简单、自然的白话文写作语言。欧化白话文和中国古代白话文有着鲜明的区别:“古白话更加接近口语、缺乏严密的逻辑语法结构，而相比之下新文学的语言则更加逻辑清晰，经常使用长修饰语、分句、复句以及倒装形式，注重语法结构的完整。”［16］就这一问题，茅盾在论述伍光建的翻译时曾经写到:“伍光建的白话译文，既不同于中国的旧小说(远之则如三言二拍，近之则如《官场现形记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创一格，朴素而又风趣。”

［17］对于儿童文学的语言来说，采用复杂的复句结构显然是不适合的;但若采用中国古代白话文，儿童文学的朗读性特征又无法体现。伍氏姊妹作品的文学叙述语言简洁、明了，但是语气助词、关联词、介词、拟声词的熟练使用，使得她们的作品具有了可宣讲性、晓畅性和生动性，这与新文学作品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次，伍氏姊妹的作品人物姓名与内容都广泛借鉴西方故事。例如伍孟纯《有恒与无恒》主人公名字就是“利赛”与“阿梅”，故事进行中还出现“汤姆”这样的人物姓名;而《洛宾之晚膳》的作品虽因原文遗失不得见内容，但仍可推测主人公为“洛宾”;《家事》的主人公未有姓名，但从其家庭生产方式观察，确定为西方农夫家庭无疑;伍季真的《英兵与雀》的主人公是一名西方士兵，故事发生的背景则是英法战争。在作品中频繁使用西方故事原型、人名及社会背景，是当时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种十分典型的创作方式，这种方式被部分学者总结为“以译代作”现象。伍氏姊妹的创作虽是原创，但其创作某些故事情节仍然属于这种范畴，这是近代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形态的证明。前的女性创作，其艺术功力、文学造诣的确与后第一批女性作家群崛起的盛况难以相提并论。但是当我们将眼光回眸，往往会在芜杂的历史资料中看到这些凭借稚嫩笔端而竭力留下存在足迹的女性声音。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处女地上，恰恰是这样的努力使得女性并未在儿童文学的发展道路上缺席。从这个意义上说，伍氏姊妹的儿童文学创作具有现代拓荒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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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国文课程标准［N］．北京市大周刊，1924，237(5)．

［6］鸟蟄庐．猿尾钓鱼记［J］．妇女杂志，1917，3(2)．

［7］郭延礼．20世纪初叶中国女性文学的转型及其文学史意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6):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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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伍孟纯．啄木鸟［J］．妇女杂志，1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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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儿出版社，2000: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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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沈燕．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小说概述［C］∥刘琦，杨萍．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近代文学年会论文集，2006:98．

［1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

［15］徐念慈．电冠•赘语［J］．小说林，1908(8)．

［16］袁进．纠正胡适的错误———《新文学的先驱》前言［C］∥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七届年会会议论文集．天津:天津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75．

［1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4．

作者：杜若松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