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大众文化论文范文

基于真实性之上的文学虚构与想象，给予了人生以必要的启示。我们的肉身之躯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内，但是作家却能够将过去、现在、未来统摄笔端，增加了我们生命的厚度与深度。同时，也拓展了我们的生活疆域，使我们不再浮于日常需求，转而关注丰富的内心世界，探测存在之本质。具体而言，这种启示首先表现在精神性时间的再定义上。存在主义作家博尔赫斯在小说《小径交叉的花园》中通过主人公俞琛的奇遇力图阐释人生活的时空其实是多维无限的。在观念而非事实意义上，时间并非是单行的、不可逆的线性序列，而是存在许多的时间，而且这些时间的序列———这些时间序列的成员之间自然是有的在先，有的同时，有的在后———并不分先后，也不同时存在，它们是各种不同的序列。时间线索的多元并置无疑是对单调的生活秩序的对抗，我们因此可以在另一重维度中想象自己命运的新的可能性。时间的这种无限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更多的时候和“情”结合在一起，至真唯美。流传甚广的元代词人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突破了生之局限，将情感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更经典的是元曲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有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正是在生与死的时间穿越中，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得以淋漓尽致的凸显。《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脱口而出的是“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照常理，这是一句痴话。然而从美学上讲，这句话无疑是将前世连及今生的命运寓言，宝黛的爱情悲剧也因此有着更为绵厚的哲学意义，无论前世今生如何情意绵绵，到头来往生成空，万事皆灰。如果说古典时间观是一种圆形而封闭的思维形态，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则表现为线性的、一往直前的不可重复，20世纪文学中启蒙、革命、改革的书写主题无不是这一时间观的具体展开，正是这种向未来无限敞开的思维培育了人们的乐观心态。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因此，与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相比，文学更能凸显出思想的先锋性与深邃性。那些文学经典以沛然若水的情感抒写、丰赡多彩的形象构造以及韵味无穷的思想哲理，力图超越现世时间与空间的有限性，展现生命的永恒价值。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作为渺若草木的个体，我们终将老去。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李白、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泰戈尔等灿若群星的文学家们，人类的精神世界才得到无限丰富的展现与再塑造。在这个轻阅读、浅阅读时代，也让我们静下心来，少阅读一些快餐式的文化产品，多细细品读文学经典，自由穿梭于虚构的艺术世界，在时间之经与空间之纬的重置中，再建我们的存在坐标。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得醇厚如酒，轻盈成诗。

作者：赵双花耿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