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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1篇

王诺的这个定义其实告诉我们,生态文学其实不是文学,它的主要内涵并不包括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而只是思想文本。而生态文学研究不过是一种思想批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过从生态文学文本里发掘其生态思想、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为生态批评家表达自己的生态责任,提出生态预警,找到一个言说的中介。但生态文学毕竟是文学,作为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它的中心词是“文学”,因此,我们给生态文学下定义的时候,一定要突出它的文学性,要体现它之所以为生态文学的文体属性和文本审美内涵。不然的话,生态文学就像一个大篓子,里面装了很多东西,都是与生态有关的,都是体现生态思想和生态责任的文本,却没有给真正文学的东西留下审美空间。吴秀明在一篇文章里也指出了这个概念的问题。他认为,王诺所谓的“生态文学”,其重点是在“生态”而不在“文学”,“文学”只是充当“生态”的修辞。“它主要是借助文学这一载体来表达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揭示人在这一关系中所应承担的生态责任,甚至借助文学这一有力形式来达到对生态危机的预言和警示作用;至于文学本身包括艺术原则、审美规律和叙事技巧等等,它是不大或很少考虑的。与之相对应的,‘生态文选研究’自然也就成为对文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一种研究———这是典型的主题学的研究而不是文体学的研究。”

吴秀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诺所说的“生态文学”这个概念的缺陷,即它忽视了“生态文学”之“文学性”。很遗憾的是,生态批评和所谓的“生态文学研究”都在这个缺乏“文学性”的概念上盘旋,把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变成了借文学说事的思想游戏或者说理论游戏、话语游戏。在我看来,首先应该对生态文学的概念有所矫正。生态文学应该是那种反映生态问题,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倡导大自然伦理及警示生态危机的文学。生态文学包括多种文体,可以有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小说、生态童话、生态报告文学,等等。生态批评依然可以存在,但作为对生态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的理论工具、思想方法,它为生态文学批评服务,不过,生态批评显然无法在解读生态文学文本的审美属性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建议“生态批评”不要僭越“生态文学批评”或“生态文学研究”。不然的话,生态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但生态文学批评和研究总是不能及时反映生态文学创作的面貌,不能呈现生态文学具有的独特的美学特征。那么,真正的生态文学批评究竟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如何来做生态文学批评呢?我想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做好生态文学的整体研究。就国内生态文学来看,尽管涌现了很多作品,如生态批评界反复提到的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和《守望家园》,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和杨志军的《藏獒》等作品,都属于生态报告文学和动物小说。但国内还出现了很多生态小说,如杨志军的长篇《环湖崩溃》,李悦的长篇《漠王》,郭雪波的《沙狐》和《沙葬》,哲夫的长篇《黑雪》,方敏的《孔雀湖》,红柯的《美丽奴羊》,满都麦的《四耳狼与猎人》,周大新的《伏牛》,雪漠的《大漠祭》和韩松的《红色海洋》,等等。令人欣喜的是,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反思的潜在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对当代生态小说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和论述,尤其是对新时期以来生态小说的整体态势分阶段给予了很好的论述,也对生态小说中的主题思想和审美缺陷进行了具有学理性的分析,虽然整部论著着力点还在对生态小说的思想内涵做研究,但也给生态小说一个很好的整体研究。这是具有开拓性的生态文学整体研究成果。龚举善的《转型期生态报告文学的理性审视》也是一篇值得肯定的论文,它对20世纪末生态报告文学的价值及内涵进行了整体的归纳与思考。生态诗歌、生态散文和生态童话,乃至大自然文学也需要这种整体性的研究。第二,做好生态文学的个案研究。也就是要有对生态文学的文本细读和症候式分析。生态文学发展到了今天,出现了一批很有特点的作家作品,特别是生态报告文学、生态小说,包括动物小说和大自然文学,就有很多好的、有影响的作品,但在主流文学研究刊物鲜见有深度的作品分析。以动物小说为列,对乌热尔图、姜戎、杨志军、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的评论还不够有深度,大多数还停留在对作品内涵的分析,对其审美特点,尤其是语言技巧和叙述手法的评介几乎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对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有一些可喜的成果。如韩进的《呼唤生态道德,讴歌自然和谐:刘先平与他的大自然文学》、吴章胜的《充分展示野生动物世界的魅力,充分展示人生与自然哲理的魅力:评“刘先平大自然探险长篇系列”》和李正西的《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新开拓:论刘先平的长篇小说创作》等,都是对刘先平具体作品的解读,虽然有的还没跳出思想研究的窠臼,但也展示了刘先平大自然作品里的审美个性和艺术超越性。第三,做好中外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生态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题材,生态问题是全球面临的课题和挑战。生态文学因此在观念上来说就是一个现代文学的门类,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对现代化及现代文明的反思。中国的生态文学和欧美的生态文学的出现,其文化语境几乎相同,而且在观念传达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不过,中国生态文学和欧美生态文学因为语言的差异而出现表意系统的不同,因此其审美视角和美学特征肯定有差异。做好中外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是需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很高的文化智慧和很强的理论素养的。值得注意的,程虹的《寻归荒野》和《宁静无价》这两部著作虽然聚焦于英美自然文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英美自然文学发展脉络及内在思想、审美特征的窗口,也给我们提供了中外生态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和视角。这两部著作,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生态文学研究和大自然文学研究依然可以用生动的语言和感性的魅力来征服读者,来赢得学术的尊敬。徐治平的《生态危机时代的生态散文:中西生态散文管窥》一文,也是一篇中外生态文学比较研究的尝试之作,虽然没有深入具体地探讨中西生态散文的内涵与形式的不同,但也值得一提。以上对生态文学批评和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生态文学批评不能停留在“生态批评”自说自话的怪圈,更不能被“生态批评”绕离了文学的审美空间。生态文学也好,大自然文学也好,需要真正切入文学思想内核和审美空间的生态文学批评和研究。

作者:谭旭东单位: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2篇

“新批评”作为最先进的西方文论之一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语言意识的转变。瑞恰慈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中,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是因,语言是果,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而语言又可分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用以唤起某种情感的,是情感语言;科学语言是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是符号语言。瑞恰慈的语言观使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认识的轻慢。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言意之辩,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还是本体成为言意之辩的核心话题。中国传统载体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古典诗学的儒道佛三家,虽信奉的本体论各异,语言观却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语言只是文学的载体。儒家的“诗言志”、孔子的“辞达”说,都认为文学语言是言志、载道的工具,是文学的载体。庄子也提出,载意之言与捉兔之网、捕鱼之笱性质相同,作用一致,语言无非是获取意义的手段和工具,意义才是目的。一旦获取意义,达到目的,作为工具的语言便毫无用处,可以被忘却,这就是所谓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禅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当头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执于语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废弃语言才能悟道。这种对言意关系的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载体论的语言观是反映论和表现论的基础。反映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表现论认为,文学语言是表现作家和人物内心的载体,语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人物内心的任务,就可以被遗忘了。这种批评方式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语言的载体性能,而没有认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特性”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语言意识的薄弱,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重重阻碍,也使得人们的思想交锋陷入困境。“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文论多是思想意识的辩论,而较少关注于语言意识的准确表达。“新批评”的引入,促使中国学者重新思考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更为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响下,李安宅开始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意义,开始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他在《意义学》一书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觉,然后才有系统的研究,普遍的进步。涌现于现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种族意识,性的意识等,正不妨添上一个‘字的意识’或‘语言意识’。”李安宅意识到了语言意识长久的沉默状态,主张唤起文学研究的语言意识:“研究语言、分析语言、改良语言,使它成为我们的随手工具,没有人为物役的毛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2]11由此可见,对于语言意识的重新认识和呼唤语言的自觉,成了李安宅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警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的轻慢与回避,也进一步宣扬了语言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热情地回应了李安宅关于语言意识自觉的呼唤。瑞恰慈在华执教期间,体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于“科学”的热情。但他认为,“科学”的实质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一种以语言意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需要科学,并不像现在许多人觉得那样,以为科学是什么把戏,实在因为科学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他认识到,中西语言观念是存在差异的,“在西洋,则对于语言作用的见解,不管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们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的历史里面,对于语言的结构与种类,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种类不同的作用,都没有发展成固定的理论”。瑞恰慈指出中西语言观念的差异源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西方在语言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科学精神的完善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语言意识是科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必须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关注语言研究,强化语言意识,才能构建现代科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新批评”的语言观是西方众多语言理论中的一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新批评”采取理性的态度考察思想脉络,研究语言内涵,建构科学认知方式,这无疑是唤醒“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有益补充。当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的自觉”还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新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异质性,使得“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内有国内战争,外有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由“先进”的欧洲文论转向了苏俄文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苏俄文论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所唤起的“语言的自觉”,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转向,是文学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语言意识的觉醒也为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表现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复杂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这是从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的必经之途。对于文学语言本体的重视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内容的刻意疏离,这为中国文学批评铺陈了一条不同于社会政治历史传统的诗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掀起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一文学批评盛事进一步证实了文学语言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3篇

《读书志》部类设置所反映出的文学批评观念,首先是在传统目录学“文史”类的基础上,改设“文说”类,并把原“文史”类中的“史评”另置之史部,反映出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自觉分离的观念。衢本《郡斋读书志》卷17“集部总叙”:“集部其类有四: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文说类。”“文说类”为晁公武《读书志》首创,收入《文心雕龙》10卷、《修文要诀》1卷、《金针诗格》1卷、《续金针诗格》1卷、《李公诗苑类格》3卷、《杜诗刊误》1卷、《韩文辨证》8卷、《韩柳文章谱》3卷、《天厨禁脔》3卷。“文说类”收录文评、诗格、文谱以及辨证方面的内容,不收诗话,诗话另入子部“小说类”。讨论晁氏“文说类”之设置,有必要回顾传统目录中对文学批评类著作归类认识的演变。现存官私书目中,最先著录诗文批评类著作的是《隋志》。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在论及《文心雕龙》一书的著录情况时曾称:“《文心》著录,始于《隋志》,自尔相沿,莫之或遗。”③《隋志》为初唐长孙无忌等奉敕编修,由于当时文学批评类著作数量尚少,故“总集类”小序言:“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④将《文心雕龙》、《文章流别》与《文选》、《古诗集》、《玉台新咏》等同列入“总集类”。初唐时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文心》一类“解释评论”不同于诗文总集之性质,然而由于数量过少,仅将其附于总集之下。五代刘昫《旧唐书》承袭《隋志》之法,亦将文学批评类著作散入“总集类”。由此可知,唐五代之际文学批评类著作主要是作为总集之附庸而存在的,在目录学著作中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关于目录学中“文史”的由来,章学诚在《和州志艺文书辑略》中言道:“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别立文史专门也。”⑤虽然在现存官私书目中,最早设置“文史类”以收录文史批评著作的是宋初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但“文史”类的设置却是始于唐人吴兢《西斋书目》。《旧唐书》吴兢本传载:“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⑥《西斋书目》已亡佚,其始设“文史”之证据主要来源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七十五”载“宋《三朝艺文志》:‘晋李充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嵘为《诗评》。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兢《西斋》有“文史”之别,今取其名而条次之’”⑦。《西斋书目》“文史”之设置,受到了宋以后目录学家的推崇与重视。宋初王尧臣主持编修的《崇文总目》,集部共分三类:“总集”、“别集”、“文史”,于集部之中增设“文史类”,收入刘勰、钟嵘及唐人诗格、文论、赋诀等作25部70卷①,依仿吴兢之体例。《新志》沿袭《隋志》、《旧志》,集部分“楚辞”、“总集”、“别集”三类,但“总集”类之下设了“文史”,“文史”类除收录文学批评著作外,也收录了刘子玄《史通》二十卷、柳璨《柳氏释史》十卷等史评类书,内容上倒是名符其实的“文史”②。《新志》把“文史”置之“总集”之下,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兼顾《隋志》的传统与《崇文总目》的新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诗文评类著作与总集类不同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并未有共识。目录学中“文史类”的出现,标志了文史批评类著作独立于总集之外,成为集部之中又一重要类目。这反映出诗文批评类著作的独特性质得到一定认识和重视,但同时又有些含混不清。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在论述总集时便对“文史”之内涵与重要性进行了阐释:“总集者,编类古今众作为一集也。《唐志》有虞挚《文章流别》、《杜预善文》,谢沈《名文》,孔逭一作造《文苑》、萧统《文选》、萧圆一作图《文海》、姚铉《文粹》、徐坚《文府》之类是也。《唐志》又有文史者,附见于总集之后。如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幾《史通》、炙毂子《诗格》、钟嵘《诗评》之类是也。夫《史通》、《诗格》、《诗评》,皆所以考论前人得失是非,所不可废也。”③“文史”是一个集诗文评与史评于一身的类目,兼有集部与史部的性质。因为集部主要内容是诗文,而“文史”著作主要内容也是评论诗文,故置之总集总体上有其合理性。然后,其中杂入史部评论内容,而将之置之集部总集类,此分类并非最为切当。此前《崇文总目》将《文心雕龙》、《诗品》、《文章龟鉴》等诗文批评类著作归入集部之“文史”,而将刘知幾《史通》及其他史评类著作归入“杂史”中。虽然,把史评著作归之“杂史”也不恰当,但终究首次把文、史批评分开了,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给后世尤其是南宋以后文、史批评的独立提供了借鉴。南宋郑樵正是在《崇文总目》的启发下对文、史批评类著作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分。不过这种区分尚处探索阶段,并不成熟。《通志》“艺文略”并非按照传统目录四分法进行著录,而是将所有图籍分成了8部12类,其中把传统诗文批评类著作归入“文类”,而将以刘知幾《史通》为代表的史评类著作归入“史类”之“正史”中,这可以看作是对《崇文总目》入“杂史”的修正④。而在“文类”中,又具体将诗文批评类著作细分为“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翰林论》、《文心雕龙》等综合论文之著归入“文史”,而将《诗品》以及唐宋时兴起的诗格、诗话等相关评诗论诗之作收入“诗评”中。由于唐宋时期诗歌理论发展迅猛,数量较多,故《通志》将其单列一类。这种将诗论与文论截然分开的著录方式,虽然有利于凸显诗、文批评的区别与重要性,然而在具体著录中却显得过于繁琐与不便,故于后世鲜有共鸣,正如四库馆臣所评:“‘诗集’亦属‘别集’,必欲区分,则有文无诗者将又立‘文集’一门,弥滋繁碎。”⑤与郑樵同时代的晁公武在其《读书志》将前人集部“文史类”分为“史评”与“文说”二类⑥,反映出诗文批评与史学批评各自独立的意识。“文说类”的出现在文学批评类目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文说”、“史评”的出现,一方面是目录学分类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批评类著作日益兴盛的结果。虽然《崇文总目》与《通志》对此均有所探索,但晁公武《读书志》的分类处理显得更为妥当。《读书志》在史部置“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史评类”等,“史评类”收录包括刘知幾《史通》、柳璨《史通析微》等评史之作23书355卷(袁本收14书142卷)。关于“史评”的设置,晁氏在“《刘氏史通》二十卷”下所系之“史评类”小序中道:“前世史部中有史抄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抄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教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抄云。”①孙猛先生在《郡斋读书志校证》对此有一段精彩评论:“史部之设史评类,创自《读书志》。前此诸目,如《新志》、《崇文总目》、《祕书省续四库书目》,俱以史学评论、考订一类书,归入文史类,附集部总集类之后,与文学批评书混而为一,乙丁相杂,实属不伦,故章炳麟编《史籍考》有‘集部宜裁’之议。与公武同时或稍后者,如陈振孙《书录解题》、陈骙《中兴馆阁书目》、脱脱等《宋史艺文志》犹蹈袭旧例。独公武于史部设史评,又于衢本集部设文说,文史批评著述遂得所归,故后世众目多宗焉。”②所论极是。宋代诗文评与史评的各自繁荣,使得二者间的独立迫在眉睫。将论诗文者保留集部并易名“文说”的著录方式,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书目便多于史部之下置“史评”、“史论”之目,而集部则是完全沿袭晁氏“文说”将诗文批评合类著录的方式。由于《读书志》“文说类”无小序,流行的袁本又没有“文说类”,再加上其为私人藏书家整理家藏而成之目,收书数量有限,因此其在诗文批评领域的地位与贡献常为现当代研究者忽视。《读书志》集部“文说类”的设置,是晁公武之创举。虽然“文说”分类仍存在不足,但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仍是不可忽视的。正如郑樵“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③之论,文学批评类由最初的专书收录到最后文学批评专学的形成与繁荣,表现在目录学中便是对其独立地位的肯定。从前代“总集”、“文史”类的尝试,到南宋晁公武“文说”之探索,再到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的出现,展现了古人对传统诗文批评类著作性质由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读书志》“文说类”是在“诗文评”专称出现之前最为精当的文学批评类目,它解决了前人“文史类”或文论史评杂糅、或有文无史的混乱状况,可以说它是诗文批评类目从“文史”到“诗文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过渡。《读书志》对宋代新兴文体“诗话”的归类也反映出当时某种文学批评的观念。据郭绍虞先生考证,宋代有目可考的诗话就达140余种④,足见当时诗话创作之盛。《读书志》录晁氏家藏诗话7部16卷,包括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直方、刘攽、陈师道、范温7人之作。《读书志》将“诗话”归入子部“小说类”,其后,宋元时期的目录学家多将诗话类著作著录于集部“文史类”。比如稍后的《直斋书录解题》,便将诗话与《文心雕龙》、《诗品》、《史通》等文史专论同列,归入“文史类”。从学理上看,将诗话归入“文史类”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种分类考虑到诗话的文学批评性质。元人脱脱等所编之《宋志》在面对前人既将诗话置子部“小说类”又入集部“文史类”的情形时显得有些难以取舍,因此在具体分类时,将“诗话”或入“小说类”或入“文史类”。比如将苏轼《东坡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等归入“小说类”;而将司马光《续诗话》、刘攽《诗话》等归入“文史类”,体例不一,颇为杂乱。经过宋元文人的不断尝试,诗话的归类在明清两代得以确定,最终归之“诗文评”,成为学界共识与目录学通例。如何看待《读书志》将诗话归入“小说类”的分类?司马迁谈治史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五帝本纪》),对古人需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予以同情之理解。将诗话归入小说类,现代人觉得有些奇怪,但这种分类并非晁氏一时草率之举,它反映出宋诗话的另一种特质以及宋人对诗话与小说的认知,我们对其所具有的文学批评史意义需要加以体察分辨。诗话,顾名思义即是与诗相关之语,晁氏当然理解诗话的内容。《读书志》中所著录的7部诗话,皆因诗而发,或记评诗之语,或录作诗之事。如《后山诗话》提要中便有“论诗七十余条”之载,认为是陈师道专论诗之作;《东坡诗话》亦谓是书为东坡“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之”而成①。诗话的内容乃论诗记诗之作,但在形式上与笔记小说有共性。晁公武将诗话置于“小说类”,是与对小说的认识密不可分的。《读书志》“《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卢氏注》六卷”下所系小说类“序”言:“《西京赋》曰:‘小说九百,起自虞初。’周人也,其小说之来尚矣,然不过志梦卜、纪谲怪、记谈谐之类而已。其后史臣务采异闻,往往取之。故近时为小说者,始多及人之善恶,甚者肆喜怒之私,变是非之实,以误后世。至于誉桓温而毁陶侃,褒卢杞而贬陆贽者有之。今以志怪者为上,褒贬者为下云。”②晁公武认为采异闻、纪谲怪、记谈谐与论褒贬是小说的主要内容,这与诗话的内容正好相合。欧阳修《六一诗话》“自序”便将其诗话以“集以资闲谈”③论之;司马光在《续诗话》“序”中亦言:“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④无论是“闲谈”,还是“记事”都与晁公武“纪谲怪、记谈谐”的小说观相吻合。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虽然将诗话放入集部“诗文评”中,却以“体兼说部”⑤概言其特征。由于诗话与说部界限不甚明晰,故二者之间时常不易釐别,不同分类其实各有理由。如果说,把诗话归于“文史类”是重视其“诗”的内容,而把诗话归之“小说类”,则是看到其“话”的性质,那就是采异闻、纪谲怪、记谈谐与论褒贬。《读书志》里“小说类”所收诗话书籍,与同类中所收的宋代《青箱杂记》、《缃素杂记》、《湘山野录》、《冷斋夜话》、《玉壶清话》等小说,在形态上确实是有共性的。章学诚于《文史通义·诗话》说:“诗话说部之末流……说部流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讬姓……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⑥他指出诗话类著作与小说一样,存在夸诞与随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章学诚此语有特殊的语境,就是批评当时的诗话,但他指出诗话与小说性质之相通,是有道理的。《读书志》在著录宋人诗话时,也关注到诗话的随意性。如王直方《归叟诗话》提要:“直方自号归叟。元祐中,苏子瞻及其门下士以盛名居北门东观,直方世居浚仪,有别墅在城南,殊好事,以故诸公亟会其家,由是得闻绪言余论,因辑成此书。然其间多以己意有所抑扬,颇失是非之实。宣和末,京师书肆刻印鬻之,群从中以其多记从父詹事公话言,得之以呈,公取览之,不怿曰:‘皆非我语也。’”⑦王直方为江西诗社二十五“法嗣”之一⑧,其事迹不见载于史籍,主要见晁说之《王立之墓志铭》。《王立之墓志铭》所记王直方“我有所作诗文,他日无咎序之,死则以道铭我”⑨之语,可见王直方与晁氏兄弟间深厚的友谊。也正因如此,性格“殊好事”瑏瑠的王直方才有机会集结苏门士人于其家以“闻绪言余论”,并辑成《归叟诗话》一书。王直方虽与公武前辈关系密切,然公武指出《归叟诗话》“以己意有所抑扬,颇失是非之实”,又记晁以道语以证《归叟诗话》虚构失实之例,这可以看出诗话的“小说”性质。总之,《读书志》把“文史类”分为“文说类”与“史评类”,首次收入诗话著作并置之“小说类”,虽然这些分类存在一些不足,后来被其它分类法所取代了,但是《读书志》的分类法在文学批评学科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认识宋人的文学批评观念也是相当重要的。

二、《读书志》文学批评的党争与家族背景

《读书志》文学批评的特色在于书籍提要所反映出的宋代党争背景及其立场。在中国历史上,因朝臣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集团利益与政治立场,故党争不断。宋代党争因波及范围广、延绵时间长,对士人社会之影响尤钜。面对党争,文人往往牵涉其中而不能自拔。晁公武在《读书志》中以身处朝廷各种矛盾中,又能泰然处之超脱党争影响的唐人白居易为士人典范。白居易《长庆集》提要云:予按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陷八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陷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独集中载《闻李崖州贬》二绝句,其言浅俗,似幸其祸败者,余固疑非乐天之语,及考之编年,崖州贬时,乐天没将逾年,或曰浮屠某所作也。①白居易生活在党争纷杂的中唐,与当时身陷“永贞革新”、“南衙北司”以及“牛李党争”文人多有交集,独不为党祸所害。在晁公武看来,“风流高尚,进退以义”是白居易能全身而退的主要原因,故高度赞扬白居易高妙的处世原则。但是现实生活里,能在激烈的党争中既保持独立的人格又超然其外免于祸害者,是很难得的。故晁公武感叹:“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这应该是针对宋代党争有感而发的。《读书志》中凡涉宋代党争,皆有鲜明的政治好恶,即对新党的憎恶与批评和对旧党之同情与赞扬。《读书志》录王安石及新党之文集,大都系以批评之语。如王安石《临川集》提要:“近时议者谓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贻祸社稷,实出于安石云。”②借时人之议力贬王安石。又如元绛《元氏集》提要:“立朝无特操。晚入翰林,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③在批评其他新党人时,也不忘顺带批评王安石。丁谓《丁晋公集》提要:“憸巧险诐,世鲜其俦……熙宁以来,议者莫不指谓为奸邪之首,自王安石用事,则称其贤智云。王安石之大概亦从可知矣。”④此皆借他人恶行反证王安石之“奸邪”。《读书志》对旧党党人在党争中的遭遇则详加记载,并寓以褒扬。如苏轼数种文集提要云:“初,子瞻当王安石纷更法度之际,见其事不便于民,则赋诗以讽焉。言者从而挤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过,责置黄州。温公相哲宗,累擢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承旨。绍圣中,坐草责吕惠卿制,直书其罪,诬以讪谤,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还,卒于常州。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责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平生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晚喜陶渊明诗,和之几遍。为人英辩奇伟,于书无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阎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门下宾客,亦皆一世豪杰:其盛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无不为,世称其忠义,尝自比范滂、孔融,议者不以为过。在黄州日,自号东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为东坡云。”⑤其记载之详切,颇为罕见。褒奖之意,溢于言表。又如司马棫《司马才叔逸堂集》、吕诲《吕献可章奏》、孙觉《孙莘老奏议》、范镇《范蜀公奏议》、李常《李公择庐山奏议》等书提要,皆记载他们在党争中的遭遇,寓有同情与赞赏之意。《读书志》这种政治立场,也反映到具体的文学批评文献考辨中。如“总集类”《唐百家诗选》之提要,直接引发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唐百家诗选》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诗歌总集。此书编选者为王安石几乎是宋以后文人之共识,而晁公武明确将此书编选者定为宋敏求,则开启了《唐百家诗选》编选者之争。《唐百家诗选》提要云:“右皇朝宋敏求次道编。次道为三司判官,尝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诗,选择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为一编。王介甫观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题云:‘欲观唐诗者,观此足矣。’世遂以为介甫所纂。”⑥晁氏于提要中认为,此书不仅是源于宋氏家藏,更为宋次道亲自编选,而王安石仅为“再有所去取”者,因王安石为是书作《序》,世人遂以是书为王氏所编。《读书志》以考订严谨著称于世,四库馆臣对此也只能以“其言当必有自”⑦论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云:“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⑧宋次道为北宋有名的藏书家。关于宋氏藏书,《宋史》本传载:“敏求家藏书三万卷。”①朱弁《曲洧旧闻》中亦载:“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②而宋氏藏书之中,又尤以唐诗最为完备。据时人徐度《却扫编》载:“诗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诗集行于世者,无虑数百家。宋次道龙图所藏最备。”③可见宋敏求所藏唐诗之富,是编纂《诗选》的先决条件。王《序》虽然肯定了《唐百家诗选》素材源于宋敏求家藏,却未明言宋次道所出之“唐诗百余编”并委托其“择其精者”,是宋敏求编选过的材料还是原始素材。这是后人出现不同理解的主要原因。此外苏颂在《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中将《唐百家诗选》一书作为宋敏求之著述进行著录,亦是后世学人对其编选者认识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④。晁公武不认同王安石为《诗选》编选者的原因,除了客观因素外,可能与他对王安石的态度有关。晁公武对新党之批判,不仅是承袭南宋时期朝臣与文士之普遍看法,还有家族原因。晁氏一族为北宋仕宦名门,因与旧党交好,也被牵涉入党争而饱受播迁之苦。公武父辈先后被贬,其“先君子”晁冲之因连坐遭贬而弃官归隐具茨山;从父詹事公晁说之“元符中,上书,居邪中等”;从父崇福公晁咏之亦“元符末,上书,居邪等”⑤。“邪等”为崇宁元年,蔡京党羽对异己之称。《宋史纪事本末》载:“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籍元符末上书人,分邪、正等黜陟之。”⑥公武父辈均入“邪等”,备受打压。北宋后期,党争局势愈发严峻,而排斥异己之手段也愈加残酷。哲宗与徽宗时期,元祐党人遭受到残酷的打击。据《通鉴续编》卷11载,蔡京执政期间,曾先后10余次对元祐党人不择手段实行打击报复,其中包括贬谪、书禁、立党人碑、禁元祐学术、除元祐子弟等。经几番打击,元祐及元符间入“奸党籍”者几乎消亡殆尽。此期间也曾颁布解除党禁之令,但解禁并不彻底,直到靖康元年元祐党禁才得以全面解除。南渡后高宗为了笼络人心与稳固统治,曾以“朕最爱元祐”、“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⑦等语,表达其对元祐党人之同情与对王氏变法之痛恨。晁公武父辈在北宋巨大的政治浪潮中均身涉党祸而遭贬,因此《读书志》对旧党、新党存在着明显的爱憎。在党争的背景下,《读书志》对晁氏家族文学成就的批评也颇值得注意。《读书志》“自序”便自豪地记载文学世家晁氏一族在宋代的延续与发展。“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⑧,晁氏自公武六世祖晁迥以来世代在朝为官,故时人有“天下甲门”⑨之美誉。作为宋代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晁迥的人品、学识自然成为后世子孙效法之对象,昭德晁氏子孙皆以守“文元家法”瑏瑠为荣。晁迥无诗文集传世,然从《全宋诗》录诗56首来看,亦知其雅好诗文。关于晁迥之诗文成就,公武在“总集类”《西昆酬唱集》下评道:“右皇朝杨亿、刘筠、李宗谔、晁某、钱惟演及当时同馆十五人唱和诗,凡二百四十七章。”瑏瑡提要中之“晁某”即晁迥。景德二年,晁迥为翰林学士,因参与编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与杨亿、刘筠等人诗歌唱和。《读书志》为了突出晁迥的地位,把他置于钱惟演之前,出于家族感情和利益而对事实作了一番改造瑏瑢。晁迥外,《读书志》尚存晁氏一族六人著述。分别是公武“族祖新城府君”晁端友、“从父詹事公”晁说之、“族父吏部公”晁补之、“世父封丘府君”晁伯宇、“从父崇福公”晁咏之,以及“先君子”晁冲之之作。《读书志》提要充分展现了晁氏族人的才识与文学成就。如在“《晁氏新城集》十卷”下,公武便引苏轼“其诗清厚静深,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①之评,赞扬了族祖新城府君晁端友诗歌艺术造诣。昭德晁氏以诗文名世,至公武父辈至鼎盛。胡应麟曾有“晁氏最多才。说之、咏之、冲之、补之,皆兄弟也”②之赞;全祖望亦有“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词游坡谷间。如补之、咏之、冲之,皆盛有名”③之评。父辈的文学成就,《读书志》亦有所体现。比如在晁无咎《鸡肋编》提要中,晁公武引述了王安国、苏轼、宋神宗、张耒等对族父晁补之的肯定评价,展示了晁无咎“凌厉奇卓,出于天才,非酝酿而成”之才华④。又“《晁氏具茨集》三卷”下,公武亦引吕本中、晁说之、喻汝砺之评介,详尽介绍了父亲晁冲之文学成就⑤。《读书志》对族人文学成就之介绍,充分展现出晁公武的家族自豪感。

三、《读书志》对历代文学的批评

晁公武《读书志》之文学批评,比较集中体现在集部提要。前人对《读书志》集部的著录数量有不同说法。笔者据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一书统计,集部共著录352部计6263卷。其中唐前20部172卷,唐五代165部1614卷,宋代167部4477卷。《读书志》集部收录并加以品评的历代作家、作品,皆有文学批评意义。从数量上看,《读书志》对唐宋文学的批评尤为重要。它或反映出南宋社会普遍的文学批评风气,或反映出晁公武个人特别的见解,颇有批评学术史价值。提到《读书志》的文学批评史观念,人们首先会关心它对《文心雕龙》与《诗品》的看法。不过,《读书志》因私藏所限不收录钟嵘《诗品》,而对刘勰《文心雕龙》一书评价也不高,颇令人意外。《文心雕龙》提要谓:评自古文章得失,别其体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赞云。余尝题其后曰:世之词人,刻意文藻,读书多灭裂。杜牧之以龙星为真龙,王摩诘以去病为卫青,昔人讥之,然不足怪,诗赋盖卒尔之作故也。今勰著书垂世,自谓尝梦执丹漆器,随仲尼南行,自负不浅,乃《论说篇》称“《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三论,后人追题”。殊不知《书》有“论道经邦”之言,其疏略殆过于王、杜矣。⑥《读书志》对《文心雕龙》除了“评自古文章得失,别其体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赞”数语客观事实的描述外,未一语谈及其优长之处,而主要指摘其“疏略”,讽其“自负”。晁公武以《尚书》中已有“论”字来批评刘勰《文心》“论说篇”中“《论语》以前,经无论字”之说。其实,刘勰的“经无论字”,是指经典中“论”尚未成一体,而不是没有出现“论”字。晁氏于《读书志》中对刘勰的评介不尽准确,比如将“南朝梁”刘勰言成“晋”人;将《文心》“论说篇”中所言之“论”体误解为“论”字等,然其从当时文学风尚角度对《文心》“刻意文藻,读书多灭裂”的批评,则反映出《文心雕龙》在宋代受到冷遇的情况。宋代文人涉及《文心》之论极少,即使偶有论及,评价亦不高。比如宋人黄庭坚在《与王立之》中就曾以“未极高”⑦三字评价《文心》;晁补之在评刘勰论《离骚》时亦以“刘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为病。彼原嫉世,既欲蝉蜕尘埃之外,惟恐不异”⑧一语批评之。《文心》在宋代的冷遇,是与宋代的时代思潮与文学风尚密切相关的。明人曹学佺在《文心雕龙序》中曾以“文之一字,最为宋人所忌。加以‘雕龙’之号,则目不阅此书”概言之。曹学佺从宋人对“文”的轻视角度来解释刘勰《文心》在宋代的地位,这是较为可信的。曹学佺所言宋人“目不阅此书”,虽为夸张之语,却大致揭示出了《文心》一书在宋代的接受情况。宋代文人继承了中唐韩、柳以来“古文运动”的传统,倡导古朴文风,再加上理学家严重的重道轻文倾向,致使用骈俪之文写成的《文心》在宋代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杨明照先生曾就宋代文献中涉及《文心》之内容进行过统计,他认为:“宋人于《文心》,著录者八书,品评者七家,采摭者十二家,因习者八家,引证者十一家,考证者三家。”①由于与时代思潮、文学风尚相左,故有宋一代三百余年涉及《文心》之论屈指可数。正是基于此,晁公武对《文心》做出了“疏略”的评价。《读书志》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从目录学角度反映出宋人独特的审美倾向。《读书志》集部提要不仅注重考证,也常将文人身世、创作背景以及文学渊源相结合,对文人文集做出比较全面的反映,与传统文学批评之知人论世、追源溯流等方法是相通的。比如“《楚辞》十七卷”提要详尽介绍了屈原其人及《离骚》之创作背景,并以《离骚》为源,介绍了“楚辞”一体自楚至东汉的发展历程②。文后有晁氏屈赋篇数考证,较为公允。又“总集类”《李善注文选》提要,对《文选》内容、李善其人以及《文选》唐宋时期之传播与接受都做了介绍③。晁公武在书籍著录时往往引述历代史书及前人之评为佐证,不着一字,意在其中。比如晁氏对“初唐四杰”的批评就是如此。杨炯《盈川集》提要云:炯博学,善属文,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王、杨、卢、骆“四才子”,亦曰“四杰”。炯自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曰:“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耻王后,信然;愧卢前,谦也。”④杨炯及张说之言,俱见《旧唐书·文苑传》⑤。单从提要看,晁氏对四杰之先后顺序未置可否。然若从《读书志》“别集类上”对四人文集杨、王、卢、骆的排序,以及提要中对杨炯“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之语的引用来看,即可大致窥见晁氏对四杰“杨王卢骆”排次的认同。杨炯“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之语,从《旧唐书》“当时议者,亦以为然”之载中可知是颇受时人认可的。关于“四杰”之排序,当时除“王杨卢骆”、“杨王卢骆”外,他人尚有不同意见。比如奉唐中宗之命编集《骆宾王集》的郄云卿便曾于集《序》中云:“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⑥用“卢骆杨王”排列四子。《旧唐书·文苑传》“王勃”下言:“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⑦,认为四子当为“杨卢骆王”。而王安石则直言“称呼前后不足以优劣人”⑧,认为排名之先后不足以优劣四人。从《读书志》的著录情况看,晁公武并非未见上述“四杰”排序。⑨面对诸多“四杰”排序,晁公武选择了符合己意之材料进行著录,从而将晁氏主观之评与前人之论水乳交融,不露痕迹。《读书志》往往从文献考据入手,对前人之论提出有文学批评意义的辨正。如《王维集》提要谓:“李肇讥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之句,以为窃李嘉祐者,今嘉祐之集无之,岂肇之厚诬乎?”瑏瑠李肇认为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句“窃”自李嘉祐,晁氏以李嘉祐集未载此诗为据,从文献内证提出质疑,颇有说服力。又如《吕温集》提要谓:“温从梁肃,为文章,规摹《左氏》,藻赡精富,流辈推尚。刘禹锡为编次其文,序之云:‘古之为书,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故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今集先赋诗,后杂文,非禹锡本也。”瑏瑡吕温集由刘禹锡编次成书。刘禹锡序中,认为“古之为书,先立言而后体物”,将议论文体放置于文集之首,诗赋文体置之于后。《读书志》以今本《吕温集》编撰顺序证之刘禹锡之序,从而推断出其非刘禹锡所编次之本,考证精当,立论有力。《读书志》多引前史,或加辨正。《萧颖士集》提要:“《唐书》云:颖士作《伐樱桃赋》以诋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载其辞,有曰:‘每俯临乎萧墙,奸回得而窥伺’,盖谓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后果阶禄山之祸,唐遂不振,然则颖士可谓知几矣,宜褒而返加以贬词,何哉?”①晁氏就《新唐书》对萧氏之贬斥进行了质疑,认为萧氏预见安禄山之祸,乃“知几”的正直之士,不满史书“宜褒而返加以贬词”之举。又如陆龟蒙《笠泽丛书》提要云:“著作之博,《新史》多取之,而独不云工歌诗。笠泽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泽时,隐几著书,诗赋铭记,往往杂发,混而录之,故曰“丛书”。’②今按其集歌诗为多,又比他文最工,《新史》疏漏如此。”③《新唐书》只记陆龟蒙之著述而略其诗歌④,《读书志》以其诗歌成就辨正《新唐书》著录以偏概全之不足。欧阳修、苏轼在宋代地位很高,晁公武非常崇敬欧、苏二家,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却有独立的思考,并不盲从。比如他对唐宋诗僧的批评,就显示出迥异时人与二家的观点。《读书志》“集部”共著录了唐宋间诗僧诗集八部68卷,其中“别集类”七部67卷、“总集类”一部1卷。虽著录数量不算多,但其提要大体反映了唐宋间僧人诗歌创作的总体成就。尤其是针对时人对诗僧以及僧诗的批评晁公武提出的不同批评意见,对正确认识诗僧群体的文学地位以及僧诗的艺术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读书志》“总集类”《九僧诗集》提要云:“欧公曰:‘进士许洞因会九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日、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诗可称者甚多,惜乎欧公不尽见之。许洞之约,虽足以困诸僧,然论诗者政不当尔。盖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楚辞》亦寓意于飚风云霓……莫不犯之。若使诸公与许洞分题,亦须阁笔,矧其下者哉?”⑤此所引许洞与九僧之逸事,出自欧阳修《六一诗话》⑥。虽然晁公武非常尊敬欧阳修,但对此说也不盲从,认为欧公有失公允。许洞为宋初进士,《中吴纪闻》载其“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⑦。由于许洞恃才傲物,对九僧诗歌题材内容狭小有所不满,故出约以困之。晁公武认为许洞对九僧的刁难,“虽足以困诸僧,然论诗者政不当尔”,并引《楚辞》以及谢灵运、王籍等人千古佳句中之意象,批评许洞“不得犯一字”之约的荒谬。许洞对僧诗的批评与晁公武对许洞的批评,分别代表了宋代两种不同的诗僧、僧诗批评倾向。以许洞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对诗僧及僧诗所进行的批评,反映出当时诗坛对整个诗僧群体创作的不满。宋人郑獬批评诗僧:“缚于其法,不能闳肆而演漾,故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⑧由于受到自身身份、才力以及生活环境的约束,诗僧创作多囿于山林、水草等自然景物。僧诗与生俱来的清苦气与山林气,在宋代广受士人诟病。比如欧阳修就曾用饱含讥讽的“菜气”一词来评诗僧之诗⑨;苏轼亦对僧诗之“酸馅气”、“蔬笋气”进行过批评瑏瑠。“菜气”、“酸馅气”、“蔬笋气”,均是宋人对诗僧“僧体”的总体评价,语含贬义,与许洞“不得犯一字”之约可谓异曲同工。许洞等人从题材内容角度对诗僧以及僧诗所进行的否定与批评,受到了晁公武之质疑。晁公武《读书志》引《论语·阳货》中孔子对《诗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指出了诗歌之中山林、草木题材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诗经》以及后世名篇尚且不废山林、草木之境,更何况僧人。晁公武不盲从欧、苏前辈,从《诗经》出发对僧诗题材内容的正名,纠正了当时文坛对诗僧、僧诗的片面批评,表达对其理解与宽容,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当然《读书志》提要也并非尽善尽美、准确无误。因是书为私人藏书家所编修之藏书目录,故其中的点评之语难免受到个人学识以及社会风尚的影响,记忆也难免会出现误差,其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比如《读书志》中晁公武对“药名诗”起源的评定之语,就存有不足。《读书志》之《陈亚之集》提要云:“药名诗始于唐人张籍,有‘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下枝’之诗,人谓起于亚,实不然也。”①虽然晁氏以唐人张籍为“药名诗”之源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多数文人的观点②,然而并不精准。实际上,关于“药名诗”之源,早在唐代编修的类书《艺文类聚》“杂文部二”中就已经收录了南北朝齐梁时期梁简文帝、梁元帝、沈约、庾信等人的药名诗。

四、赵希弁《读书附志》对《读书志》的补充价值

赵希弁(生卒年不详),字君锡,宋之“公族”③,太祖九世孙④。希弁为袁州(今江西宜春)人,江西漕贡进士出生,博学好古,家富藏书,是南宋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尝著有《读史补注》、《资治通鉴纲目考异》、《续资治通鉴长编补注》、《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等书⑤,惜均亡佚,今仅存《读书附志》(以下简称《附志》)、《郡斋读书志考异》二书。《附志》为赵希弁对晁公武《读书志》的补充。淳祐己酉(1149年),宜春郡守番阳黎安朝欲重刻“四卷本”晁公武《读书志》,命时任秘书省校勘书籍的“宜春士”赵希弁校证之。希弁就其三世所藏图书,“删其重复,摭所未有”⑥,以“已载者不复取,未有者补其缺,其间互出者,盖详略之不同,文义之或异,而后来诸贤之所著述,亦藉以概见”⑦为校录原则,别编成《附志》一卷,与“四卷本”《读书志》合刻成五卷(即“袁本”《读书志》)。赵希弁《附志》依《读书志》之例,于每书之下撰写提要,记录作者、作品之梗概以及相关故实。希弁之著录多真实可信,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常为后人文献考据之资。比如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金石萃编》在考证《紫薇杂说》一书之作者时,就引用了希弁《附志》“《东莱吕紫薇杂说》一卷”之录,以论证世人《紫薇杂说》乃“吕祖谦撰”之误⑧。又四库馆臣在辑南宋度正《性善堂集》时,亦以《附志》“《性善堂集》十五卷”之载为依据,将其“以类排纂,仍析为十五卷”⑨。《附志》共分为二十九类瑏瑠,收书469种。数量虽不多,却多为晁氏《读书志》漏收或未及见的“后来诸贤”之书,颇具学术价值。尤其是《附志》在“别集类”、“总集类”与“拾遗”部分所录之书,更成为后人研究宋代文人、文学的重要参考。从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史的角度看,《附志》对《读书志》有重要的补充作用:第一,《附志》著录了大量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时期文集,补充了晁氏《读书志》未收录之文献,成为后人全面了解南宋文人与文学的重要参考。比如《附志》在“总集类”著录南宋文人所编纂之《国朝二百家名臣文粹》、《宗藩文类》、《四灵诗》、《中兴群公吟稿》、《中兴六臣进策》、《戛玉前集》、《后集》、《二妙集》诸集,展示了南宋总集、选集编纂的盛况,也反映出南宋文学发展之繁荣。此外,《附志》还著录多部后世残缺不完或散佚之南宋文集,为南宋文人、文集的考证与研究提供了依据。比如“别集类”著录南宋宁宗时史弥宁之“《友林诗稿》二卷”,清人钱大昕在考证吴尊彝所藏宋椠本《友林乙稿》一书时,便据《附志》所载,推断“此编只一卷,疑尚有《甲稿》而今失其传”瑏瑡。又“总集类”载“《宋贤体要集》十三卷”,后世散佚,且不见载录于其它书目。希弁《附志》之著录,不仅记录了该集之存在,更为后人研究北宋文人文章在南宋的接受、传播提供了参考。第二,突破了《读书志》不录词籍的局限,著录包括王灼《长短句》、《碧鸡漫志》以及蔡柟《浩歌集》在内的词籍。《读书志》除子部“兵家类”录有《兵要望江南》一集外,集部未著录文人词籍。晁氏不录词籍,主要受当时词体文学价值观念以及南宋之前书目不录词集传统之影响。赵希弁《附志》自觉突破晁氏局限,将词集著录于集部。由于赵氏家藏词集数量过少,再加上受《读书志》著录体例与部类设置的影响,并未设立专门类目,而是将其与文人文集并录于“别集类”。在《附志》所著录之词籍中,王灼《碧鸡漫志》尤其值得关注。《碧鸡漫志》,是南宋王灼于绍兴年间所著之词话。《附志》王灼“《碧鸡漫志》一卷”提要云:“《漫志》可以见乐府之源委。”①由于《碧鸡漫志》考论词源见解独到且体系完整,故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这样一部重要的词话著作,宋元时仅见录于《附志》。赵希弁《附志》对王灼《碧鸡漫志》一卷本的著录,成为了后人研究是书版本与历代流传状况之关键②。第三,弥补了晁氏文学批评书籍与重要文集收录不全的缺憾。《读书志》因私藏所限,收书有所不全,《附志》补录了多部晁公武《读书志》未收的文学批评书籍与重要文集,如“别集类”与“总集类”著录之《诗品》、《古文苑》、《文苑英华》、《河岳英灵集》③等书,弥补了《读书志》在文学批评文献著录上之不足,同时也反映出其文学批评史观。如《诗品》提要:“右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撰。嵘,字仲伟,《南史》有传。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谢,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报约也。”④若按衢本《读书志》之例,《诗品》本应入“文说类”,《附志》却将其归入别集之中。因“袁本”与“衢本”不同,没有“文说类”,故将刘勰《文心雕龙》置于“别集类”,《附志》可能出于同样的分类方式。另外,《附志》并未高度评价《诗品》,认为《诗品》以沈约为中品,乃出于钟嵘与沈约之间个人恩怨。此说沿用史传而未加考辨,然也看出他对《诗品》的评价不高。联系到《读书志》对《文心雕龙》未有一语赞赏,似反映出当时对六朝文学的一种价值观念。《附志》一些文集的提要也比较重要。如《古文苑》提要:“右《古文苑》,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自石鼓文而下,曰赋,曰诗,曰歌,曰曲,曰敕,曰书,曰对,曰颂,曰箴,曰铭,曰赞,曰记,曰碑,曰杂文,皆周、秦、汉人之作也。《容斋随笔》尝引之。然讹舛谬缺,不敢是正。淳熙中韩元吉之记已言之。”⑤《直斋书录解题》亦有记载⑥,可互相补充,然《附志》所记更为详切,可惜似未得到重视。《四库全书总目》《古文苑》提要:“不著编辑者名氏。《书录解题》称世传孙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之唐人所藏,所录诗赋、杂文,自东周迄于南齐,凡二百六十余首,皆史传、《文选》所不载,然所录汉、魏诗文,多从《艺文类聚》、《初学记》删节之本,《石鼓文》亦与近本相同,其真伪盖莫得而明也。南宋淳熙间,韩元吉次为九卷,至绍定间章樵为之注释。明成化壬寅福建巡按御史张世用得本刊之。”⑦按:《四库全书总目》之《古文苑》一书提要,只引《直斋书录解题》,一字未及《附志》,实际上《总目》提要也多采用《附志》之文字。

五、结语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4篇

1.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是清代古文选本编选的重要宗旨唐宋以来,古文与道有密切的关系,古文家标举“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道学家则有“文从道出”的看法。清王朝从康熙开始定程朱理学于一尊,“尊孔崇儒”是其基本的思想文化政策。编选古文选本也是清代统治者宣传其思想文化政策的重要方式。清王朝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敕修《古文渊鉴》,乾隆三年(1738年)敕修《唐宋文醇》,这两部由康、乾二帝亲自主持编纂的古文选本,都以表达对程朱理学的崇尚、发挥教化作用为编纂宗旨。方苞《古文约选》是为国子监学生编选的古文教材,在代果亲王和硕所作序中说:“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表明其以古文选本发挥政治教化作用的编选宗旨。乾隆三年(1738年),清帝下诏,允许民间书坊翻刻内府所藏书版,称《古文渊鉴》《古文约选》等书“具于学术有裨,自宜广为传习”。表现出对于古文选本宣扬儒家思想,发挥教化作用的高度重视。除官修古文选本以外,清代产生了大量坊刻和家刻古文选本,这些古文选本也以崇奉理学、发挥教化作用为编选宗旨。理学名臣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以“文辞典雅”“思想纯正”为选篇标准,张廷玉序谓:“醇正典则,悉合六经之旨”,“是文之选也,其帙简,其义精,而崇实学以黜浮华,明理义以去放诞,信足以赞襄文治,津梁后学。”指出了《古文雅正》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的编选宗旨。吴震方《朱子论定文钞》将朱熹言论涉及之文章,汇为一编,序文说:“我皇上睿学渊深,崇儒重道,右学吁俊,首重理学,两闱以性理试论童子兼小学命题,士风一轨于正。”表明其所编古文选本也是以“崇儒重道”为编选宗旨,以与国家的文化政策相呼应。《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为清初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其编选者储欣在序文中述其编选原因是不满意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大抵为经义计”的特点,也就是不满意已往古文选本只以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为目的。储欣此选的目的则在于使“成学治古文之士”响应“圣天子”“崇儒重道,化成天下意”,也就是要使古文学习与“崇儒重道”的时代精神相结合,而不只是着眼于科举考试。后来乾隆在《御选唐宋文醇》的序文中,对储欣的这种立场表示赞赏,称储欣所选的目的是“欲裨读者兴起于古,毋只为发策决科之用,意良美矣”,对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着眼于崇尚儒家思想,发挥教化作用的编纂宗旨予以肯定。冯心友所编《古文汇编》卷首序文,认为《汇编》可以发挥“正人心,厚风俗”的作用。“凡例”明确声称“是编盖劝善书耳”,表明编选者欲以古文选本发挥教化作用的编纂宗旨。

2.清代古文选本的选家普遍具有教师身份,选本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清代私塾以及府、州、县学和书院等各级学校,都以科举考试为教育目标。学习古文是各级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古文选本的编选多出于教学需要,因此,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者大多具有教师身份。《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才、吴调候二人就是普通的乡间塾课教师。林云铭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曾在安徽为官,后来由福建流寓杭州,晚年在家中课读子弟,综合坊间选本而编成《古文析义》。《唐宋十大家全集录》编者储欣只中过举人,一生未仕,长期在家中设馆教授子弟及学生。著名诗人沈德潜选有《唐宋八家文读本》,据其自订《年谱》:“乾隆二年,丁巳,年六十五:馆旧徒蒋子宣重光家,批《唐宋八家文选》。”可知《读本》是为设馆授徒之需而编选的古文读本。《古文眉诠》的编者浦起龙是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苏州府学教授,曾主讲紫阳书院,《眉诠》刊刻于紫阳书院任上。《古文雅正》的编选者蔡世远虽官至礼部侍郎,也曾执教鳌峰书院,《雅正》之选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子弟及门私自钞诵”(蔡世远序)也是应教学之需而编选的古文选本。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曾先后主讲于各大书院,《古文辞类纂》编纂于扬州的梅花书院,也是教学活动的产物。清代古文选家大多具有教师身份,他们所编选的古文选本着眼于古文的教学与学习,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古文选家往往在选本的序言、凡例中表达他们为初学者提供教材的目的。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前有吕葆中所作序文云:“粗示学者以行文之法”。康熙年间的理学名臣李光地选有《古文精藻》,从书前序文可知,此选注重“有笔势文采者”,是为乡村诸生学习之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序文说:“因取坊本撮其要者,字栉而句比之,篇末各附发明管见,以课子弟。”可知《析义》也是为学习古文而编选的塾课教材。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的“凡例”表明其所编选本可以作为学习古文的“初学读本”。余诚《古文释义》卷首有乾隆八年(1743年)序,可知此本是为童蒙课艺而选,所作解释以浅显详尽为宗旨,因“原板遂已糊涂,不堪印刷”,这是第二版,也可见以童蒙课艺为主的古文选本在当时社会有广泛的需求。《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明代茅坤所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具有“为举业而设”的特点,“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19](p.1719)指出《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科举教材,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这是其传诵不衰的原因,实际上清人所编古文选本也大多具有这一特点,这是科举时代古文选本的基本特征。

二、清代古文选本的评点

清代古文选本大多都有评点。古文选家对评点符号的使用及其内涵有较为详细的解释,评语内容呈现较为明显的共性特征,古文评点与八股文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

1.清代古文选本评点符号有其特定的形态和含义评点通常由评语和评点符号组成。“评语”也称为“批语”,置于页眉之上的称为“眉评”或“眉批”,置于行间的称为“夹评”或“夹批”,置于一篇文章之后的则称为“总评”或“总批”。评点符号是评点者在文本上的批抹圈点,形态较为多样。与前代相比,清代古文选家对评点符号的使用更为重视,很多选本在“凡例”中专门阐明评点符号的使用方法及其含义。林云铭《古文析义》“凡例”对评点符号就有较为详细的解释:是编凡遇主脑结穴处,旁加重圈◎;埋伏照应窽郤处,旁加黑圈○;精彩发挥及点衬处,旁加密点……;神理所注,奇正相生,字句工妙,笔墨变化处,旁加密圈○○○○○;段落住歇处,下加截断—以便省览。是编小注内有逐句解释,之下或遇段落应总解者,恐致相混,必加一小圈别之○;或每句解毕,另有评语,亦加一小圈别之。[16]批抹圈点符号各有其特定含义,评点人通过这些符号的使用表达其对文章的理解,可以起到指示要点,引导阅读的作用。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凡例”对文章段落极为重视,特别标示区分段落的符号:“大段落用—,小段落用乚,古文惟段落最要,批古文惟段落最难,盖段落有极分明者,有最不易识者,其间多有过接钩带,显晦断续,反复错综之法,率由古人文心变化,故为此以泯其段落之痕……故段落分则读文之功过半矣。”这种用符号来区别段落的方式对初学者可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也有的古文选本评点符号较为简单,如方苞的《古文约选》采用“点”方式只有“○”和“●”两种。精彩的语句,每一字旁加“○”,立意布局的关键所在则加“●”。其目的也是要起到提示读者,引起注意,以达到让读者揣摩、学习文章的作用。

2.清代古文选本评语一般具有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对文章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古文选家之所以热衷于对文章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一是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都有较为强烈的用世精神,喜欢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二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古文选家希望通过对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来促进读者对文章的理解与学习。三是与科举考试有关。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要求“代圣人立言”,所出题目限于四书五经,其实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导向的议论文。古文与儒道本有密切的关系,古文评语对文章思想的阐释,也以发挥儒道为宗旨,而这正是八股文写作所必需的。所以,今天看到的古文选本评语中,对文章思想内容的阐释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古文选本为科举服务的一种表现。举例来说,《原道》是韩愈排斥老、佛,维护儒道的著名文章,古文选家对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大多有详细分析。这种对于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解说,是古文评语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是对于文章创作经验的总结。古文选本的评语以指导读者学习古文为直接目标,选家特别注重对文章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的总结。如朱宗洛《古文一隅》对司马相如《喻巴蜀檄》的评语,总结文章使用的写作方法有“补足法”“回护法”“落笔轻重法”“逆迭法”“顿挫法”“缴足法”等,选家结合这些写作方法对文章进行深入分析,可加深读者对所选文章的认识。也有的评语侧重于指示创作渊源与作家风格。如方苞《古文约选》对韩愈《读仪礼》的评语是:“风味与《史记》表、序略同,而格调微别。”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对韩愈《对禹问》的评语是:“文胎源《孟子》,而议论尤为周密。”一般来讲,古文评语所总结的创作经验,丰富了文章写作理论,对于读者理解文章、学习写作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第三方面则是对文章的鉴赏品评。选家通过对文章的鉴赏品评,引领读者理解文章,欣赏文章,以求达到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准确把握所选文章的目的。如林云铭《古文析义》对苏轼《前赤壁赋》的评语:二赤壁,俱是夜游。此篇十二易韵,以江风山月作骨,前面步步点出,一泛舟间,胜游已毕。坡翁忽借对境感慨之意,现前指点,发出许多大议论。然以江山无穷,吾生有尽,尚论古人遗迹,唏嘘凭吊。虽文人悲秋常调,但从吹箫和歌声中引入,则文境奇。其论曹公之诗,曹公之事,低回流连,两叠而出,则文致奇胜。言曹公英雄,较论我生微细,蜉蝣短景,对境易哀,则文势奇迨。至以水月为喻,发出正论,则《南华》、《楞严》之妙理,可以包络天地玄同造化,尤非文人梦想所能到也。[16]评选者对所选文章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所作评语能够抓住作者的思想主旨,对文章的风格、技巧也有较为精当的分析,显示了评选者对文章的品鉴水平。这样的评语,即使在当代也可以作为不错的赏析文章来阅读。选家一般对所选文章都有鉴赏品评,虽然长短不一,水平各异,但它通常是古文评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古文评语的具体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是略述了几个常见的内容。这几个内容有时候是各有侧重,有时候又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古文评语因为是随文展开,能起到引领读者阅读的作用,对于读者理解文章,学习写作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3.清代古文选本评点与八股文的关系,也是一个应予辨析的问题多数古文选本的编选目的是为了时文课艺,因此,古文选本在评点方式和评点内容方面往往带有八股文色彩。清代乃至近、现代人们对于古文评点的批评往往也集中于此。如清初人吕葆中在《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的“凡例”中谈到古文评点说:“孙月峰、钟伯敬之属则竟是批时文腔,古法尽亡矣。”章学诚对于古文评点更是强烈反对,他在《文史通义》中说:“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章学诚意谓从八股文角度评点古文,所指示的技巧法度只会让古文写得矫揉造作。古文评点具有时文色彩是章学诚之所以反对古文评点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古文评点都有时文色彩,明清很多文人虽然以时文取得科第,但又对时文极为鄙薄,特别是古文家,以古文为文章正宗,往往对时文有所批驳。清代不乏著名文人编纂的古文选本,尤其是桐城派古文家对于古文评选较为热衷,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国藩、林纾等都有古文选本。早在清代就有人认为桐城派是以时文为古文,以此来诋苛桐城派古文,认为桐城派的古文评点也出之于时文手眼。钱仲联先生对于这一点有所辨析,说:桐城派评点古文与评点时文的方法并不相同,围棋谱不应混淆作象棋谱。如明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那样彩色圈点,用评时文的手眼评点古文的是一种类型,这诚如章氏之所讥。至于如归、方评点《史记》,只是要言启示,已与茅选殊科,方氏《书货殖传后》,就以为《左氏》、韩子之义法显然可寻,而《太史公》则于杂乱而无章者寓焉。这所谓杂乱而无章之法,显然不同于时文评点家所谓承接开阂之法。姚鼐选《古文辞类纂》,虽然有圈有评,但鉴别精,品藻当,下语简,旨在启发人意,和评选时文的蹊径也不相同。他认为,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所代表的古文评点,确实出自时文手眼,也认同章学诚的批评。但他也指出桐城派古文家的评点不同于时文评点,尤其是姚鼐《古文辞类纂》的评点方式,完全与时文不同,对于读者阅读古文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钱仲联先生对古文评点的辨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亲身从事文章写作,深知创作得失,古文家或是某些著名文人的评点与一般塾课教师是不同的,他们往往能够注意揭示文章的渊源流变,指示文章写作的章法技巧,对于文章的鉴赏也能自出机杼,不乏精彩之语。方苞《古文约选》的圈点和评语都较其他通行的古文选本为少。评语则多指明创作渊源与风格,指陈创作得失,决无以时文评古文的习气。姚鼐《古文辞类纂》在这方面继承了《古文约选》的风格。其他如吴汝纶、林纾等古文家所作的古文评点也具有真知灼见,是其古文理论的表达,有一定的文学批评意义。因此,古文评点虽然受到八股文评点的影响,但也不能一概而论,甚至一笔抹杀。那些深知文章创作甘苦的古文家的评点,是对文章创作经验的自觉总结,对于学习写作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三、清代古文选本的文学批评意义

选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之一。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和评点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意义。首先,清代古文选本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认同,促进了儒家文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与前代社会相比,清代最高统治者对古文选本的编纂亦极为重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敕修《古文渊鉴》,在御制《古文渊鉴序》中,康熙认为,各种文体“靡不根柢于群圣,权舆于六籍”,这是对中国古人“征圣”“宗经”文学思想的继承。从选篇来看,所选文章注重“词义精纯,可以鼓吹六经者”,义理精纯,可以宣扬儒道是其选篇的重要思想标准;“即间有瑰丽之篇,要皆归于古雅”,文辞“古雅”是其选篇的审美标准。“词意精纯”“文辞古雅”是康熙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理解,他通过敕修《古文渊鉴》的方式,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推崇。乾隆即位以后,继承了康熙时代的文化政策。乾隆三年(1738年),敕修《唐宋文醇》。在御制《唐宋文醇序》中,乾隆以周公的“言有序”和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言有物”为衡文标准,提出了“夫序而达,达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儒家正统文学思想的认同。《古文渊鉴》以“精纯”“古雅”为文章写作原则,《唐宋文醇》以“醇”标题,以“言之犹‘雅’者”(《唐宋文醇序》)为选录标准,表明其对“醇雅”文风的强调。康、乾两部敕修古文选本,都要求文章思想要纯粹,合乎儒家之道,语言要雅洁,避免浮靡之辞。康熙年间,清王朝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为了使统治者的审美理想颁行天下,康熙帝用御制、御选古文以作垂范”,敕修古文选本是康、乾二帝在文学领域推行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要举措。在敕修古文选本的影响下,清代古文选本大都明确地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思想的认同。清代崇奉理学的高官热衷于古文选本的编选,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蔡世远的《古文雅正》、吴震方的《朱子论定文钞》等,其选文标准与批评观念都以程朱思想为准则,体现了以理学为主导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念。清代文人所编以时文课艺为目的古文选本,如林云铭《古文析义》、浦起龙《古文眉诠》、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等,也都以儒家文学思想为其根本原则。桐城派古文家也以选本的方式表达其文学思想,如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梅曾亮《古文辞略》、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等,也都崇尚儒家义理,以儒家正统文论为批评标准。如上所述,古文选本作为科举时代的必读之书,在社会上大量刊印,有力地促进了儒家正统文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其次,清人所编古文选本是清代文坛趋向的体现,对于认识清代古文宗尚有一定意义。明代前后七子标举“文必秦汉”,主张学习先秦两汉文章,这在当时文坛有较大的影响,产生了众多以先秦两汉文为主的古文选本。

主张学习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唐宋派是明代另一个重要古文流派,也以编纂古文选本的方式表达其理论主张。清初文坛,明代前后七子所形成的模拟剽窃文风,仍有较大影响。钱谦益、侯方域、汪琬、魏禧等著名文人经过取舍,最终都选择了明代唐宋派的文学观念,大力推崇唐宋八大家文章。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被桐城文家奉为圭臬,其编选意旨,是要以桐城派的方苞、刘大櫆接绪唐宋八大家以至明代归有光所形成的古文传统,表明了桐城派对唐宋八大家的高度重视。以唐宋八大家文章为学习典范,成为清代文坛的主要趋向,唐宋八大家文章也因此成为清代古文选本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出现了多种专选唐宋八大家文章的断代古文选本。如储欣的《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和《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吕留良的《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孙琮的《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汪份的《唐宋八家文分体初集》、孙志韩的《精选唐宋八家文钞》、戴名世的《唐宋八大家文选》、魏禧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选》等。另一方面,在通代古文选本中,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文章与先秦两汉文章并重的选篇格局,而明代盛行的专选先秦两汉文章的古文选本,在清代则较少出现。清代古文选家对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重视,是清代文坛趋向的反映,体现了清代崇尚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古文风尚。再次,清人所编古文选本促进了清代古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文人所热衷的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清代古文选本的序言、凡例是选家文学思想与文论主张的重要体现。著名文人所编古文选本尤其是其文论思想的表达。例如,桐城派始祖方苞《古文约选》的《序例》是其古文理论的集中阐释,尤其是古文“义法”论,作为方苞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随着《古文约选》的广泛刊印而为人所熟知。桐城派另一代表人物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影响更为深远。姚鼐古文理论的八字要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就是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来的。其他如梅曾亮的《古文词略》、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在文学批评方面有一定意义。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5篇

浙江文化既有清丽婉约的特点,也有雅正沉厚的质性。两相磨合与熔铸,使浙江词形成一些区别于其他地方词的艺术特色。阅读《浙江词史》,读者可以轻松把握浙江词所具有的带有地方色彩的一些艺术特色,进而欣赏浙江词的艺术魅力。一是雅致。《宋史•地理志》称两浙“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浙人,尤其在浙西杭嘉湖地区,懂得享受生活,并营造精美生活。而浙东的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宁波服饰、绍兴黄酒、金华火腿同样驰誉中外。反映在词体创作上,便是追求雅致和风味。最突出的当属清真词和梦窗词。《浙江词史》第三章论周邦彦词典雅精工,词乐谐美,章法错落有致,字句雕琢锤炼,是格律-风雅词派的旗帜和灵魂。又论吴文英填词千锤百炼,瑰丽精美,乃词家之李商隐。周、吴是浙词雅致、醇厚的典型。其实所有格律-风雅词家的创作,都有这样的特色,显然有浙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内。二是自然。浙江山明水秀,舒适的自然环境让广大士子悠游于山水田园,吟咏唱和,抒写他们对周围环境和日常生活的感受,作品也往往率真自然、清美可爱。《浙江词史》第一章着重讨论张志和的《渔歌子》组词,在辨明词作所涉地名的同时,大展浙江山水田园之美。张志和通过对世外桃源式的浙西山水的描绘,塑造出一个超凡脱俗的渔父形象,在无意中开启了隐逸词的先河。至于历代浙江词家的那些写景词、咏物词,更是对本山风光景物热爱之情的自然表达。即使在伤春悲秋词中,也同样流露出对本地美好景物的眷恋。三是清婉。水的质地是清澈温柔,反映到文化或人的性情上,便是清婉。浙江地区雨水充沛,河湖密布,随处可见碧波荡漾,垂杨纷披。浙江,尤其是浙西地区,民风谦逊温和,含蓄委婉,与苏南近似。另外,自古以来,越女之艳美、聪慧天下闻名。浙江词中的婉约词,极尽轻柔婉美,与当地风光、风情的熏染是分不开的。许教授在书中设专节讲述浙江明、清两代的女性词,大概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吧。明、清浙江闺阁中能词者渐多,甚至出现了像徐灿、吴藻这样可与杰出男性词家一较高下的著名女性词家。自晚唐花间以来,词以婉约为正宗,甚至出现“男子作闺音”的现象;而今女子填词,自然更是尽显其柔美细腻的本色。浙江的女性词委实是女性词史、甚至大词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四是厚重。古越国的建立和争霸,吴越国的偏安,南宋的稳定和发展,使浙江成为历史文化积淀厚重的省份。与许多北方省份相比,浙江文化保存相对完好,反映词的创作上,便是浙江词的沉博厚重。比如第四章所论陆游,其身上就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地域特色。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绍兴度过,具有浙人典型的气质特征:睿智、儒雅,而又激越、沉雄。他深沉慷慨,一生牵系国家民族,成为宋代浙江豪放词派的旗帜和统帅。除游之外,“五虎上将”张镃、陈亮、戴复古、黄机、吴潜,也都具有沉雄厚重的特色。格律-风雅词派,本以典重博丽深情见长,自是厚重的典型。即使以清切婉美见长的婉约词派,其优秀作品,深情意切,深微细腻,同样有厚重的一面。像张志和这样的隐逸词人,之所以选择退隐江湖,多是人生不得意后的选择,他们看似轻逸愉悦的文字背后,乃是深沉凝重。

二、阅读《浙江词史》,认识浙江词对大词史的重大影响

阅读《浙江词史》,还可认识浙江词对大词史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内容的开拓,和词艺、词境的发明创造两大方面。先看浙江词对词的题材内容的开拓。张志和反映隐逸情趣的渔父词,皇甫松的风土词,周邦彦反映个人私密生活的艳情词,陆游的爱国词,吴文英的梦境词,刘基的咏物词,以及秋瑾的女性词,张尔田的咏史词,王国维具有现代意义的咏怀词等,都是显例。再看浙江词在词艺、词境上的贡献。以格律—风雅词派为例。开创者张先将俗世的男女私情提炼出高雅的情怀和意境,并尝试用小令手法来创作慢词,显得“韵高”、“高古”,风雅蕴藉。周邦彦借鉴其他文学样式谋篇布局的技巧,结构严密,回环往复,典雅精工,在词律的完善、词艺的深化上做出了卓越贡献,王国维甚至誉其为“词中老杜”。吴文英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以自己的情感和心理的流变为线索,组织结构,甚至直接描写心理和梦境,将词艺、词境推进到一个新高度,成为格律-风雅词词派艺术极变的标志。最后从影响力较大的词人词作来看浙江词对大词史的贡献。且以两宋为例。据许先生所著《宋词题材研究》上编第二章《宋词名篇三百首及其所属题材类型一览表》统计,浙籍名家16人、名篇76首,分别占所有宋词名家、名篇的23.19%、24.84%,皆近四分之一,比例不可谓不高。更重要的,是宋代浙江词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清代浙西、常州两大词派,尽管主张、取径不一,但他们宗尚和效法的主要对象,竟都是宋代浙江词家。辛弃疾也是常州词派效法的大家,辛虽为鲁人,但长期在浙江生活,深受浙江文化的影响。

事实上,《浙江词史》中梳理、揭发出的浙江词的特色、成就和发展规律,也都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影响过大词史的发展演变进程,因此对研究大词史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我们相信,《浙江词史》能为今后的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新的范例。

三、阅读《浙江词史》,感受解读式文学批评的魅力

许伯卿先生认为,解读作为文学批评的前提和基础,是文学批评的有机构成。事实上,也有以此成名成家的学者,周啸天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孙绍振先生则是另一位卓有建树的以“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见长的学者。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的许多文字,也都是立足在解读之上。还有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同样以解读作为重要的治学手段。事实上,以解读为文的文学批评书籍,往往是最为畅销的学术书籍。上海辞书出版社刊行的“鉴赏辞典”系列便是典型,《唐诗鉴赏辞典》印数高达数百万。在学术期刊界,《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每期都刊发一定数量的解读赏析类论文,甚至还有专刊赏析文章的《名作欣赏》杂志。另外,许多以中学语文教学为办刊宗旨的期刊杂志,自然更少不了作品的解读和赏析。具体到词学研究,前辈学者陶尔夫先生,是把解读作为重要批评手段的著名学者。其所著《南宋词史》,甚至以解读作品为重要撰述方法。许伯卿先生对于解读也情有独钟,认为好的作品要有好的解读文字相匹配,否则便掩盖甚至损伤了作家作品的价值和声誉。他先后撰写过不少作品赏析类论文,刊发于《名作欣赏》、《古典文学知识》等期刊。此外,在许先生发表的读书随笔当中,不少也是基于解读的延展和发挥。《浙江词史》作为一部论述历代浙江词体创作特色和成就的学术专著,对具体词家、词作的解读,自是职责所在。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6篇

明清诗学对于以“险”构诗歌奇境,有更为明确的论述。明末清初冒襄《杜少陵夔州诗选序》说:“夫不奇则非殊胜,不险则不奇,不僻则不险,人境文境诗境无不比然。”[3](P564)诗歌不险则不奇,“险”可以构奇境,诗文皆然。清代金堡《陈彦达诗集序》也说“:情交于境而发为诗,情不极其郁勃则诗不奇,境不极危且险则情不郁勃。”[4](P399)金堡直指诗歌境险,才能出奇诗。从具体的诗歌批评来看,明清诗学标举了“险”对于建构诗歌奇境的意义。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司空曙……‘穷水云同穴,过僧虎共林’,昔庾子山曾有‘人禽或对巢’之句,其奇趣同而庾较险也。凡异想异境,其托胎处固已远矣。”[5](P1418-1419)司空曙《送曹三同猗遊山寺》“穷水云同穴,过僧虎共林”所展现的意境与庾信《园庭诗》“樵隐恒同路,人禽或对巢”相似,但庾信诗歌更“险”,就奇境而言,超过司空曙诗歌。清代法式善《梧门诗话》“:袁子才令陕西,日登华山。《青柯坪诗》云:‘白日死崖上,黄河生树梢。’奇境奇语,可与孟东野‘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句并传。”[6](P53)诗歌以死、生指称白日、黄河,极“险”,故法式善称之为“奇境奇语”。以“险”构诗歌奇境,亦有一定限度。清代贺贻孙《诗筏》指出:苏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稳。吾诗亦然。”此子由极谦退语。然余谓诗文奇难矣,奇而稳尤难。南威、西施,亦犹人也,不过耳目口鼻,天然匀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便是绝色。诸葛武侯老吏谓桓温曰:“诸葛公无他长,但事事停当而已。”殷浩阅内典叹曰“:此理只在阿堵边。”后代诗文名家,非无奇境,然苦不稳,不匀称,不停当,不在阿堵边。[7](P140)诗歌之“险”与“稳”本是相对的,但亦应辩证结合,正如“奇”与“正”相对,亦要相辅相成。以“险”造诗歌奇境,同时要达到“奇而稳”。有奇境而不稳当,则落入下乘之境。诗歌之“险”并非生搬硬造,应该是遇境而生。以“险”构诗歌奇境,亦要求得自然。明代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三说:立言必贵典雅坦明,即有奇险,亦遇境而生,非强凿所就,自然行远。扬雄《法言》《太玄》,至今在传不传间。若唐卢殷之文千余篇,李础之诗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文九百余篇,皆不传,以其艰深晦塞,纵有奇,非人情所通好故也。[8](P97)李日华主张奇险要“遇境而生”,不可强凿而就。他指出卢殷、李础、樊绍述的诗文正因为过于奇险,艰深晦塞,以至于不传于后世。明代瞿佑《归田诗话》也说“:戴式之尝见夕照映山,峰峦重叠,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对,上下始相称。然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奇妙。”[9](P24-25)诗人实历奇境而造诗歌奇境,才能见其奇妙,才能奇得自然。

二、以“变”构文章奇境

“奇境”与“正境”相对,文章奇境主要通过“变”的方式构境。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九“:包世臣称读文之境所见有迁变,故作文之境亦自有迁变,文家公例,莫不如是。明清文学盖必有变境始有进步。”[10](P7493)作文之境有迁变,这是文家的公例,只有变境,作文才能进步。文章不变则庸腐,只有“变”才能令人耳目一新,开辟出奇境。清代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说“:昔人论作文,只是一个翻案法耳,此说甚浅,然议论文字须用此法,乃有奇境开辟。尽将从前呫哔璅说翻驳一新,拔赵帜而立汉帜,固非辣手不办。”[10](P3345)翻案法是文章之“变”,它脱出窠臼,出人意料,故而能开出奇境。文似看山不喜平,故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又说“:山无峰峦起伏,即为顽山;水无波澜荡洄,即成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荡洄处得意耳。”[10](P3347)山水无变化,则无灵性,文章亦如此。文章的佳境、奇境,只有通过起伏荡洄之变,方能达到。同样是以山水喻文,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则说: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险峭拔为胜,音以激切凄戾为工。譬之言山者,峰峦耸拔,壁立千仞,而委迤绵亘者,无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泻千里,而溁洄荡漾者,无可言也。盖必如此而后使人惊叹骇绝,心魄俱震。彼夫台阁之文,舂容大雅,渊然金石,以之歌咏太平,自见洋洋盈耳,然试与之究世故之险巇,状人情之变幻,则有不及喻者矣。独有逐臣羁客、劳人思妇,心思所极,穷无复之,而阅历既久,智力渐生,无所发泄,一切托之于文章,离怪惝怳,神与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吴曾祺推崇文章奇境,认为至文“境以奇险峭拔为胜”,这就好比高山以耸拔陡峭为胜,流水以湍流激射为胜,如此才能令人惊叹骇绝。而文章奇境,需要通过“状人情之变幻”来达到,这也是主张以“变”构奇境。从具体的文章品评来看,明清以来的文章批评强调以“变”构奇境。比如,《孟子》长于论辩,其中有“变”。《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清代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卷三评论此段说:“‘王之臣’章,亦书说体也。‘四境之内不治’是主意,却含蓄不先说出。首段起得飘忽,令王不测其意。次段从对面刺入,亦令王不测。三段忽上正面,令王无从嚲闪,亦奇幻不测。‘王顾左右而言他’,忽然放开,又令人不测。此章文境,最奇纵变化。”[10](P5669-5670)孟子要批评齐宣王治国无方,却不先说,而先从友之不可托、士师不治士说起,令齐宣王不测其意,入其瓮中,最后以“四境之内不治”批评齐宣王,以至其无言以对。方宗诚认为这种文境最是奇纵变化。《孟子》中类似之处颇多,又比如方宗诚评论《孟子·公孙丑上》:“此章至‘圣人复起,必从吾言’,意已尽矣,下复作一大翻澜,文境更阔,广引诸贤,以配前段,广引诸子,中间多少波澜,文境奇肆之至。”[10](P5673)这是以“文境奇肆”评价《孟子》波澜起伏多变。韩愈古文有新创,《送孟东野序》用三十八个“鸣”字,参差变换,文境奇崛。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评论说“:用三十八‘鸣’字,参差错落,处处变换,文境如雷电风云,一时并作,又如百川归海,万派朝宗,可谓神乎技矣。”[10](P8283)这正指出韩文“处处变换”的特点,如此则文境必奇。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六也说“:非尽百家之美不成一人之奇,非取法最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10](P7325)他对韩愈古文之奇境评价颇高。苏轼的四六矫变,摆脱了隋唐五代的拘囿,开辟出了奇境。清代孙梅《四六丛话》评价说“: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10](P4966)孙梅指出苏轼四六正是以“矫变”来“独辟异境”。文章固然以“变”构奇境,但文章之“变”也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指出“:一题众拈变格,势所必至。但变而仍当于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无穷处,如不当于理法,虽正格无益也。”[10](P3356)文章“变”是大势所趋,文人弄奇,妙境无穷,但不能违于理法,否则无益于文章。

三、以“幻”构小说戏曲奇境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7篇

蒋原伦在这里给批评文体下的概念简短而明了。另外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将批评文体和批评方式比较来谈,说:“批评文体和批评方式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批评文学的体裁样式说,是文体;从批评话语的表达角度说,是方式。这意味着,一定的批评方式总是通过一定的批评文体来表现的。”[2]320童庆炳教授还在本书中提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人们创造了批评文体的多种形式,如论文、点评、诗话、随笔、评传、序跋、书信、对话等等。”[2]320可见童庆炳教授给批评文体下的定义比较详细而深刻。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有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游记体、祭文体等。苏轼丰富多彩的批评文体既是继承前人智慧的成果,同时也是苏轼本人创造性思维的结晶。苏轼多样的批评文体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苏轼批评文体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本篇论文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苏轼批评文体所具有的文体学意义:一、苏轼批评文体在宋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二、苏轼的文体自由、“文备众体”对当今批评文体带来的启示。

一、苏轼批评文体在宋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苏轼对文学艺术具有很深的造诣,对文艺发表过很多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一生写的评论文章内容之丰富,文体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苏轼具有很强的文学天赋,因此才能写出如此之多批评文章,但苏轼在批评文体方面也继承了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首先谈论一下他的论诗诗。若论论诗诗的渊源,早在春秋时期,《诗经》中就已经有了论诗的句子,六朝时期文人诗中更是有不少的论诗诗句,虽是片言只语,正可见论诗诗体式发展之过程。唐代论诗诗特别兴盛,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七绝体论诗诗成体的标志;除七绝体论诗诗外唐代论诗诗有各种各样的体式,有五言、四言、六言,也有古体与律体,特别是五言古体论诗诗,比七绝体论诗诗更得风气之先,在唐宋时期一直很兴盛。在论诗诗发展史上,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具有特殊的意义,杜甫过后,七绝体论诗诗犹如涓涓细流而为江海,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苏轼的论诗诗无疑受到杜甫等前人的影响。由于在宋代之前就产生了论诗诗,唐代的论诗诗发展非常兴盛,北宋离唐代相隔不是很远,并且苏轼是宋代最有名的诗人,因此苏轼很容易受到唐代文风的影响,运用诗歌来评论诗歌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苏轼的批评文体虽然相当丰富,但苏轼的这些批评文体在苏轼之前已经非常盛行。书信体和序跋体在汉代已经是主要的批评文体,如序跋体有著名的《毛诗序》、班固写的《离骚序》、司马迁写的《太史公自序》等;书信体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等。到了魏晋时期批评文体更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批评文体除了书信体与序跋体之外还出现了用骈文写的批评文章如《文心雕龙》、用赋体写成的批评文章如《诗品》及用论写的批评文章如《典论·论文》。到了唐代除了新出现的论诗诗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墓志铭。此外在唐代,书信体与序跋体更是得到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这时期主要的批评文体样式了。到了北宋前期,欧阳修创立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诗话。苏轼的书信体、序跋体、祭文体、游记体等批评文体样式都受到了前人创作的影响。因为这些批评文体在苏轼之前已经存在,并且发展已经很成熟,苏轼运用这些文体来进行批评无疑受到前人的影响。然而苏轼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这首先表现在苏轼采用了多样的批评文体样式。在苏轼之前的文学家们大都使用一到二种文体样式来进行文学评论,而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丰富多彩,苏轼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有论诗诗体、序跋体、书信体、记体、墓志铭体等。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不像其他文学家的批评文体那样非常单一,而是多种多样。其次,苏轼的论诗诗体式多样,打破了以往单一的体式。在苏轼之前,论诗诗比较流行的体式是杜甫的七言绝句体式,当然唐代还出现了五言、四言等形式,但苏轼以前文学家们很少有运用多样的批评体式,而苏轼的论诗诗体式是很丰富的,他的论诗诗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第三、苏轼的记体批评文体比较多。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可知,在苏轼之前没有一篇是用记体来进行文学评论的。然而苏轼却运用这种文学文体来进行文学评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苏轼创作了形式多样的批评文体,苏轼创作的形式多样的批评文体无疑对其以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苏轼写的许多批评文章最先对北宋及南宋文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苏轼的批评文体及批评思想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他的弟弟苏辙及弟子黄庭坚。如苏辙写的一篇较有名的评论文章《上枢密韩太尉书》就显然受到苏轼写的书信体批评文章的影响。再如黄庭坚在宋代也是一名著名的诗人及评论家。他也写过很多评论文章,但他主要采用的批评文体是书与记。如他的有名的书信体批评文章有《答洪驹父书》和《与王观复三首》,他写的记体批评文章有《大雅堂记》等。无论是他写的书信体批评文章还是记体批评文章都受到了苏轼写的类似文体批评文章的影响。到了南宋,许多有名的文学大家也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一生写过很多批评文章并且批评文体也较丰富、形式多样。他的批评文体有墓志铭体、书信体、游记体、诗歌体、序跋体等,陆游写的这些批评文体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如陆游写的一篇有名的序跋体批评文章《跋东坡七夕词后》与苏轼写过一篇跋体批评文章《跋张希甫墓志后》在文体上和文章命名方式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在用词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南宋除陆游之外,还有很多文学大家受苏轼的影响,如还有著名山水诗人杨万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轼的影响。杨万里写的批评文章主要采用的文体有诗歌体、有序跋体。这种批评文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轼的影响。总之苏轼的批评文体既继承了前代文学家的传统并且又有所创新同时他的批评文体对其以后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苏轼的文体自由、“文备众体”

对当今批评文体带来的启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3]320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受到了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从而使中国传统因素大多已经丧失。西方文论主要特点是:理论讲究系统性、思维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话语具有相当强的客观性。西方文论的这些特点给西方评论文章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影响。如行文具有很强的程式化、语言非常枯燥、思维太过于讲究逻辑性从而使文章丧失文学色彩。由于在西方文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文论向着严密的逻辑性、思辨性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而中国古代诗性传统文论特征几乎不再存在。这就使得当今评论文章理论色彩相当浓厚,从而导致这样的评论文章语言显得干瘪、格式呈现出很强的程序性并且很单一、使读者读起来感到枯燥而无味。在这种追随西方文论的氛围里,中国的文学理论,不仅其演变历程为西方文论思想文化所规范,而且其理论体系、思维模式、文论话语都是西方文论所提供的。“中国文学理论自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诗性传统。”[3]6

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苏轼;文学批评;批评文体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通才文学家,他对各种文学文体都非常擅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轼在宋代也是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苏轼有关美学和文艺观点往往散见于他写的各种文学文体之中。因此他的文学文体形式的丰富多彩的特点也就造成了他的批评文体形式的多样性。苏轼的批评文体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就总体来看,苏轼的批评文体主要有论诗诗、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记体等形式。什么是批评文体呢?所谓批评文体就是批评者在批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时所采用的文体形态,是批评家在批评时对文体的应用。显然批评文体也是一种文体,也具有文体的一般特点:文学性、想象性等。当然批评文体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严谨性、逻辑性与客观性。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其写的著作《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提到:“从文体的呈现层面看,文本的话语秩序、规范和特征,要通过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范畴体现出来,这就是(一)体裁,(二)语体,(三)风格。”…由此可见,童庆炳教授把文体分为三个层次:体裁、语体和风格。本篇论文以童庆炳教授对文体下的概念为依据并参照中国古代文论的有关术语分别从体裁、语体和风格这三个方面来论述苏轼批评文体的特征。本篇论文主要阐述了苏轼批评文体的三个显著特征: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语言的美文化和风格的抒情化。

一、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

“中国古代文论有别于西方文论的显著特征就是批评文体的文学化。”(2J地在西方,文学与批评是分开的,文学有文学文体,而批评有专门的批评文体,而且西方的批评文体非常注重思维的逻辑性与结构的严整性。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批评是没有严格分开的,往往是两者融为一体。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批评家,往往是文学家与批评家同为一人。作为古代一位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苏轼表达有关文学理论的观点与看法采用的都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学文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游记体等。首先论及苏轼的诗歌体。苏轼在很多诗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虽然是作为一种评论性的诗歌,但这种论诗诗如同苏轼及其他著名诗人写的一般诗一样具有诗歌的基本特征:讲究押韵、运用对偶、注重意境等。因此苏轼的论诗诗明显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如他的一首有名的论诗诗《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这首诗是苏轼对空静观的阐述,显然是一首论诗诗,但这首论诗诗采用的都是诗歌的艺术手法,如这首诗运用了诗的优雅的节奏、精当的押韵、整齐的对偶、形象化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来阐明空静观、来评论诗歌,因而具有很强的文学化色彩。

不但苏轼的论诗诗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苏轼的其他批评文体如序跋体、书信体、记体等同样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苏轼这些批评文体的共同特点是:体制形式自由、结构如行云流水灵活自如、文风平淡自然并且富有很强的抒情性。如他写的一篇有名的书信体批评文章《与谢民师推官书》:“孔子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日:‘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在这封书信里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比喻本来是用在具有很强抒情意味的散文之中,从而增添抒情散文的文学色彩。而苏轼却把比喻非常自然地运用到这封书信当中,从而显然增强了这篇书信的文学化色彩。并且这篇书信整篇文章文风平淡自然、语言平实而优美而且富有很强抒情色彩,就像一篇精美的散文,因此文学色彩相当浓厚。另外苏轼的祭文体、游记体等批评文体在评论文学观点和作家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很文学艺术方法,同样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从体裁上来看,苏轼批评文体的一个独特特征就是批评文体的多样性。苏轼采用过很多文学样式来进行文学评论,而且每种批评文体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来看,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是非常丰富的。苏轼的批评文体除了上文提到的有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和记体这五种样式外,还有赋体、论体、墓志铭体、碑体、说体等文体形式,因此苏轼的批评文体形式明显具有多样性特点。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82年版)可知,在汉代主要的批评文体是序体和书信体。而汉代比较有名的批评家如班固、司马迁、扬雄等都只是采用书信体和序体来进行文学评论。所以汉代的文学家所采用的批评文体形式还是比较单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虽然相当繁荣,但这时期的主要文学家所采用的文体也只是几种形式,如书、序、论、赋等。如这时期非常有名的评论家刘勰用赋体写了一部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陆机也是采用赋体形式写了一篇评论《文赋》。曹丕主要使用了二种批评文体:论体与书信体。由此可知在这时期的主要文学家们所采用的批评文体也是比较少的。到了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样式:论诗诗。论诗诗的主要代表作品是杜甫写的《戏为六绝句》。杜甫作为一位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其采用的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是论诗诗,因此其批评文体样式也是很单一的。

此外唐代其他著名的文学家所采用的批评文体主要是书信体与序跋体。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与白居易在进行文学评论时采用的都是书信体和序跋体这二种文学样式。宋代,除了苏轼外比较有名的文学评论家有欧阳修、陆游、杨万里、黄庭坚等。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82年版),欧阳修的批评文体只有诗话体、序跋体、书信体和墓志铭体这四种文体形式。而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一共选了陆游十三篇评论文章、杨万里的十篇评论文章和黄庭坚的五篇评论文章。陆游的十三篇评论文章按文体分为序跋体、记体、墓志铭体、书信体四种;杨万里的十篇评论文章文体可分为论诗诗、序跋体、论体三类;黄庭坚的五篇评论文章按文体可分为书信体、论诗诗和记体三类。由此分析可知宋代虽然有些评论家批评文体形式比较丰富,但是没有一位文学家的批评文体的种类能比苏轼的批评文体种类还多的。至于元明清时期,虽然有些文学评论家在文学评论史上非常著名,如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王世贞、徐渭、李贽、汤显祖、王骥德、袁宏道,清代的金圣叹、王士祯、郑燮、袁枚、翁方纲、章学诚、王国维等,但这些文学评论家在批评文体种类上相对来说并没有苏轼的多。如果从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史的贡献和影响的大小来看,苏轼在文学评论界并不是最有名的,但如果从批评文体种类来说,苏轼的批评文体种类是相当丰富的,没有谁能望其项背。

总体而言,苏轼在进行文学评论的时候采用的是具有很强文学性的文学文体,并不像西方评论家在写文学评论时那样采用的是纯粹客观而又过于严格呆板的论文体式。西方的论文体式由于过于讲究逻辑性和客观性,因此西方的许多评论文章不但丧失了文学性,而且显得很枯燥和冷漠。然而苏轼运用文学文体来论述文学观点,从而使得苏轼的批评文体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学色彩。另外与中国古代其他文学家相比,苏轼的批评文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体样式的多样性。这主要是因为苏轼在中国古代是一位通才文学家,他不但对各种文学体裁都非常善长而且对书、画、乐也非常精通,因此这就造成了他的批评文体形式多姿多彩的特点,而且他的每种批评文体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二、批评语言的美文化

由于苏轼的批评文体采用的是文学文体,这种文体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此这就使其语言风格也具有较强的文学化色彩。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到:“盖奏书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在这里认识到了不同的文体所使用的语言是不相同的。写给皇帝的奏书应该使用雅正的语言,诗和赋运用的是华丽的语言。所以从中可知语言是要受到文体的影响的,有什么样的文体就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语言与其相适应,否则就会失去文学本色化色彩。“当文论家自觉选择用文学化的文体来言说文学理论时,他们实际上也选择用语言风格的美文化的追求。”苏轼的批评文体采用的都是文学化的文体,如诗歌体、书信体等,因

此苏轼批评文体的语言当然就不像西方纯评论文章的语言那样严峻、精谨、冷淡,而是具有很强的文学化色彩,呈现出一种美文化的风格。苏轼论诗诗的语言总体上的特征是清新流畅。如《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人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苏轼这首诗虽然是一首评论诗歌的论诗诗,但语言并没有像一般评论文章的语言那样冷峻、严肃而又刻板从而使人感到厌倦。相反这首论诗诗的语言特点是清新流畅、自然而又本色,语言明显具有一种清新之美。在这首诗中,作者还运用了很多审美意象,如瘦竹、幽人、幽花、树枝、雀、树叶等,这些审美意象共同形成了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意境。读者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就像是在读一首抒情诗一样,深深地陶醉在诗中宁静而优雅的意境之中。读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主要是因为这首诗语言明显具有诗性特征,也就是语言具有很强的美文化特色。

不但苏轼的论诗诗语言具有美文化特色,而且苏轼其他批评文体样式的语言同样具有很强的美文化特征。苏轼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记体等批评文体语言风格总的特征是平淡而流畅、自然而本色。苏轼的批评文体无论是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还是游记体使用的都是比较平淡而自然的语言,呈现出一种朴素平淡之美。苏轼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使用的语言文学色彩非常浓厚,读者在阅读他的批评文章的时候就像在阅读优美的散文一样,感到赏心悦目,不像读有些当代文学评论家的缺乏文学色彩的评论文章那样感觉索然无味。如苏轼曾写过一篇有名的序《乐全先生文集叙》:“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这段虽然是对乐全先生文章的评论,然而其语言特点是平实且流畅,就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让人心旷神怡。另外苏轼的书信体批评文体语言也很平实、流畅,显然体现出一种平淡之美。

如上文所述,苏轼的批评文体的语言总体上的特点是朴实自然、具有一种平淡之美。然而苏轼的批评文体的语言还有其他的特点。一是具有典雅的特点。据王文诰辑注的《苏轼文集》可知,苏轼写的有些批评文体中使用了如下语言:“秀整明润”“锵然玉振”“粲然可观”“雅制”“清便艳发”,并且在苏轼的批评文体中多次使用了“妙”字等。这些词语不但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且显然体现了一种典雅的特点,具有一种典雅高贵之美,令人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二是具有豪放旷达的特点。王文诰辑注的《苏轼文集》中,苏轼有些批评文体多次采用了“超然”这个词语或带有“超然”这个词语的短语。如“超然”“超然胜绝”等。苏轼在有些评论文章中还运用了与“超然”意思相近的语言。如“出尘之姿”“萧然绝尘”“超轶世俗”“浩然”“雄”“清雄绝尘、超妙入神”“英伟豪杰”“富健”等。这些语言都体现出了一种豪放旷达之气,明显具有一种阳刚之美。苏轼批评文体的语言,既有平淡、典雅之美,又有一种豪放、阳刚之美。苏轼的这种文学批评以一种恬淡、幽雅、豪放、旷达的语言把握美的对象,以一种朴实的笔触沁人人的心脾、滋润人的心田,从而显示出美文化的特征。

三、批评风格的抒情化

苏轼批评文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文章风格具有浓厚的抒情化色彩。作为一种对诗文进行评论的批评文体应该对文学进行客观而准确的论述,不应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然而苏轼的批评文体在对文学现象进行评论时体现出很强的个人情感色彩。何谓情感?“情感就是人们对与之发生关系的客观事物(包括自身状况)的态度的体验。”由此可知情感首先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其次这种评价融人了个人的人生体验。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说具有情感。苏轼的批评文体写得真挚而质朴、自然而简约,文章如行云流水、灵活而多变并

有很强抒情色彩。苏轼批评文体风格的抒情性主要是通过苏轼在文中平淡而简约的叙述中体现出来的、通过苏轼对朋友真实而肯定的评价中体现出来的。如苏轼在《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中对子由文章的评价是:“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苏轼在这首题跋中对苏辙的文章先简约地进行了整体的评价,然后又对苏辙的《超然台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苏轼对苏辙的肯定性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苏轼对苏辙怀着深深的兄弟之情、亲人之义。同时苏轼在对子由的文章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中又融人了自己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人生体验,如“精确”“高妙”这二个评价子由之文的词语也体现了苏轼的文章的特点,而且苏轼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所以这篇评论性的题跋在对子由的文章表达了肯定态度的同时又渗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因此这篇题跋情感色彩非常浓厚。再如苏轼写的一篇有名的书信一《与王庠书》中写到:“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日:‘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在这篇书信中苏轼运用平淡而简洁的语言对王庠的文章作了较高的评价,指出了王庠的文章有古人之风,值得提倡。从苏轼对王庠积极的评价中,展现出了苏轼对王庠具有深深的朋友之情。文中平淡而简洁的语言渗透着苏轼对友人的真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