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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文化发展论文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比较之下,第六届全国美展奖励制度的设立,尤其是用评奖机制代替批评机制,这种方式的特定作用显得非常突出。奖励制度的基本立足点体现出对艺术家精神劳动的尊重、承认和鼓励,通过对价值评价系统的操控,影响美术的创作和发展,正是与市场经济大潮相适应的一种有效做法。自第六届美展设立奖项以来,美术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美术新人,通过全国美展的获奖确立了他们在美术界的地位,并对之后的美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创作手法、艺术语言、题材等引起许多画家的效仿,往往是上届的金银铜奖获得者,在下届美展上就能看到其留下的影响。有的获奖画家,由于其重大贡献会在接下来的全国美展中被聘为评委,他的审美风格会随着身份转换作用于全国美展的艺术取向。譬如,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铜奖、第七届全国美展获金奖、第八届全国美展获油画艺术奖的韦尔申、第八届获得优秀作品展奖(此届没设金银铜奖)、第九届又一举摘得金奖的王宏剑,都在之后的全国美展中做过评委,这也折射出新的奖励制度所带来的审美取向的循环性和它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全国美展奖项的设立,除了维护美术自身的规律外,还要考虑这些奖项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评奖标准的要求。长期以来,通常以“政治和艺术相结合”作为标准,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前几届的评选标准基本是以“工农兵”为主,第六届以来已经有很大变化,“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要求题材、体裁、风格、形式的多样化”;[3]第九届明确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评价第十届美展优秀作品时,使用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新标准。第六届中国画作品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第九届美展于长江、陈嵘、钱宗飞、吴涛毅的国画作品《民兵史话长卷》;第十届美展油画作品陈坚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与忻东旺《早点》,中国画作品袁武的《抗联组画》;第十一届美展国画作品孙震生的《回信》与苗再新的《雪狼突击队》等作品获奖的原因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评奖要求,但基本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作品,用高超的技艺传达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变化,这正是自第六届全国美展以来为适应时展需要而出现的崭新的发展和变化。

当然,经济杠杆的作用,无疑也会产生其负面社会效应。自第六届评奖制度实施以来,每当评奖结果公布后,全国美展的评审机制、评奖质量、入选标准、各地区的比例等受到各种质疑、批评和挑战。其实,这正是对这样的评审机制、评奖标准的关心和爱护。例如,批评家张晓凌认为全国美展“评选方式僵化”,“主办者每年向各省分配名额,由各省美协初选,再由主办者最终裁定”;“评选标准单一化”,“虽然全国美展每次评选都号称‘百花齐放’,但事实上,每次都是‘一花独放’”;[4]基于此种舆论,有的人则为画种入选的件数少而伸冤,如周光真曾撰文认为“第十一届美展陶艺件数与漆画相比只有120件,而漆画有300件”,[5]为陶艺工作者鸣不平;有的为分配名额抱屈,第九届美展评委妥木斯为西藏没有入选进京展而鸣冤,他说:“我长期在内蒙工作,自己也是少数民族,在多次会议上都提出,这样的全国大展必须注意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和56个少数民族的平衡,既然叫‘全国美展’,就要代表全国。今年西藏连一件都没有,进京展览给‘剃了光头’,这是一个明显的工作疏忽。在今天,西藏参加晋京展的意义既超出美术,也超出了民族问题。”[6]妥木斯的看法显然是从西藏美术参展的意义上考虑的;有的为没有入选持异议,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评委孙永说:“从我个人的创作经历看,我有两次在全国美展获奖,但是也有两届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作品,拿去参展,结果都没入选,但是这几件作品我现在拿出来,怎么看都觉得是好的,让我很郁闷纠结的就在这里。”

再如,历届全国美展山水画获得金奖阙如,有代表性的画家很多落选,如在十一届全国美展上,湖南的旷小津、石纲,山东的刘罡、常朝晖,浙江的张捷、茹峰,河北的柴宗洁,黑龙江的周尊圣,广东的张彦、方楚乔,安徽的周逢俊、潘望森,四川的菅苠棡,北京的韩敬伟、许俊、张龙新、石峰等中青年山水画家纷纷落选,[8]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明显的个人风格与传统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评奖或入选的受挫往往令参加者感到自身的努力方向错误,对如何调整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更有甚者认为,以后的入选或评奖也无望,就去寻求其他的参展机会,从而拒绝参加全国美展。作为全国美展的评委,其奖项的评出自然是由他们共同合力作出来的,但评委们对评审结果满意吗?答案总是“总体满意,但力作甚少。”力作缺少的原因很多,如有些成名的画家拒绝参展,如油画家艾轩认为:“尽管我心里还是很希望再次参加全国美展,但也不会再像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直接抱着作品去送展。”[9]一些参展获奖较多的画家,希望多给年轻人机会而不再参展。雕塑家陈云岗为后来的不参展说明了原因:“绝不会再参加了。一个人一生参加不了几届全国美展。而我两届连续获奖,已令我深感不安”。另外就是参展画家的功利思想作祟而影响到作品质量,一个部级展览提出自己的主题和艺术要求后,“有些艺术家以某种心理去曲解这种主题,而这类作品又被主办者加以肯定,成为经典套路,被一代代艺术家沿用,最后形成只有‘主题’而无真正思想和精神的窘境”。

第八届全国美展就因为“整体可以,但没有特别突出”能够得上金银铜奖的作品,同时也因为评委的意见相左较大,而为获奖者统一颁发优秀作品奖。有时获奖名单出来后,评委们甚至会怀疑是否是自己评出的奖,欧洋认为每次评委们评出的奖,“只能代表这一届评委大致的口味而已,即便如此,还不是真正说明评出的获奖作品完全代表了评委的意愿,尤其是对少量的金奖作品。有时评委在给某作品投票时,也许并未认为这些作品特别精彩,可得金奖,他或认为这些画还算有特点,或觉得此画功夫下得大,不忍不投票,或认为这位作者不容易,需扶一扶等等,就投下一票吧!另一位评委也可能同样想法也投下一票,最后结果是,这件作品票最多,获得金奖”,[12]这是一种不能推翻的游戏规则,投票结果评委根本无法预测。对评奖的诸多怀疑、不满,原因复杂。一方面体现了美术评奖对画家创造性精神劳动的尊重和认可;另一方面,由于艺术标准不像体育运动那样可以有明确的数据衡量,不免出现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对奖项的设立,以及评价机制的选择上。从文献资料上来看,第六届全国美展以来的评奖都是在中国美协这一框架内进行的。评选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先是县、市地方层面,而后是省美协,评出优秀作品报送中国美协。中国美协再复评,选出入选全国美展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再选出进京作品,也就是获奖提名作品,而后在提名作品里,评出金银铜奖及优秀作品奖,各届有所变化。实行层层筛选,确立优秀作品的原则。在各省的入选作品中,会照顾画种、各地区的比例关系,一般按照各省会员的数量,来分配各省各市参加名额。在这各层级筛选中,都会有相对的漏洞或不公平产生,在各省的分配名额中,容易有人际关系、评委的审美眼光所带来的局限,以及各省分配名额的不合理问题。在终评阶段,评委组成,评审程序以及评委的个人阅历、审美品格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获奖作品的评判。评选委员会委员的认定,也是中国美协确定和批准的,就评奖的委员会委员来说,有担任重要的文艺部门的领导,有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金银铜奖的著名艺术家,有卓有成效的批评家等组成。评价标准的设立以及对它的理解和阐释是较为明确,也是较为统一的,如周扬所说:“评选不仅是进行表扬,还要有所倡导,应当全面地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体现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周扬的话,虽是对整体的文学艺术评奖而言的,但也确实道出了美术评奖的本质,在表扬之外,关键的是“倡导”,体现社会主义美术应该有的样子,以起到对全国美术的导向作用。

回顾历史,因为标准设定的规范性,而艺术又具有敞开性、探索性,评奖就可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漏洞与偏颇。第六届评委叶浅予说:“在评选中,意识到作为评委,既不能以普通观众的眼光来看作品,又不能凭本专业的标准去看其他品类的作品;必须从全局出发,既看现状,又看历史,既看个别,又看整体,尽可能评得客观些、公平些。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的偏爱,因此不得不承认,评价艺术,只能做到接近公平,因为艺术标准相当复杂”,[13]这既道出了评委在评判时难以避免的偏颇以及艺术标准难以衡量的苦衷,也说明评选方法、评选标准的研究,确实已经是一个时不我待的大问题了。全国美展的权威性、导向性,会演变成一种价值尺度,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人格的控制力量,让画家产生一种屈从与认同心理,甚至放弃自己惯用的艺术手法,而只为获奖而画。李小山认为:“组织者的意向一贯明确,时代的力作、重大题材、工农兵形象、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等等,于是参展者心领神会按照这种思路去搞作品”,广东江门市美协主席戴国顺也恰当地表露了基层美术作者的心态:“基层的业余美术作者把五年一度的全国、全省性美展视为提升的阶梯。这提升包括名声的提升、身份的提升、画价的提升。倘能三次入选,成为中国美协的一员,在同行中还可以悄悄地翘一下尾巴。倘侥幸获取金奖银奖,各级文化部门层层嘉奖自不必说,画价也很因此往上升蹿,于名于利于地位都有好处”,在这里,这部分画家的参展心态表露无疑。艺术家参加全国美展,首先是关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优先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不是群体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从实用和功利的观点看,个人参与群体的真实动机是要借助群体这种社会组织来获取、维持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个人对群体而言,总是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即希望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但全国美展的共同利益对个人而言,就不再是实用和功利的了,而具有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全国美展评奖在批评声中逐渐改进,对送件程序、展区划分、评委构成、评选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如第八届美展评委在画家之外,国、油、版、雕、综合等五大组增设一位理论家。从第九届全国美展开始,针对制作之风过盛的情况,评委们采取了抑制办法,评委赵绪成指出:“在评选中对一些制作痕迹太重的作品,评委们作了重新投票降级处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者,也因制作痕迹太重而没得到更高奖项便是例证。”

第九届全国美展还增加了艺术设计部分。第十一届美展在评委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变:除了沿用以往评委中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之外,本届还通过各艺委会推荐评委库的专家名单,选择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艺术家来充实专家队伍。在评选方面,更为科学化,如林木所言,“除了各级层层筛选外,在最终入选获奖的评选机制上,采取了设立评委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委名单,临时通知评委,当场评选计分,当场公布结果,公证机关现场监督等等公正保障措施。为此,中国美协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计分软件。每个评委在独立评选后,数据输入软件后可立即出结果。结果又在国家公证员的现场监督下马上公布,以杜绝事后的人为干扰。在复议机制上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性设计。在金、银、铜奖的评选上,也有一套公证员监督,评委评议,独立投票,现场计分现场公布的科学严谨的程序和方法。”[16]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雕塑征稿方式由层层筛选改变为直接向组委会投稿,同时增设了实验艺术展区,把实验艺术纳入到展览体系中,凡此种种改变措施使全国美展朝科学化、公平化发展。在对评选标准的认定上,全国美展近些年为艺术的自由作了最大的努力与争取,《物华》、《嫩绿轻红》等作品的获奖,说明全国美展对多样性、探索性作品的接纳与认同,对于美术来讲,这是令人庆幸的事。抽象绘画从第七届美展开始占有了一席之地,实现了“零的突破”。在近几届的全国美展中,表现日常生活、儿女情长、探索新技法的作品日渐增多,今年的第十二届美展中对实验艺术的接纳,使美术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方法。全国美展,充满了跌宕起伏和悲喜交加,它的整体形象与百年美术融为一体,它的评奖,在各种声音中也显示了极高的关注度,政府、画家、观众等都对它寄予厚望,使美术评奖超出了它的承受力,也使它奇迹般地承受了这一切,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对它的关注、质疑、批评说明了对它的爱之深切,亟待全国美展评奖克服其弊端,以及与之有关的各方都做出调整:对于艺术家来说,要放宽心态,“得奖者不要太兴奋,落选者也不要太丧气,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17]对于评论家而言,也不要言辞激烈,全盘否定全国美展,诸如“评选整体有失公正”、全国美展“只是热热闹闹的活动而已”等言辞,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感情用事作风尚需改变;对于各美术机构而言,不要把全国美展的获奖或入选看作晋升、职称评审或社会地位的唯一衡量标尺;而对于全国美展的主办方,应该在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合理地分析,建立起客观的学术评价标准,“结合全国美展开展的中国美术理论批评建设,一方面要以开放性的文化心态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要从自身的美术批评传统出发,结合现实的社会文化状况,提出新的美术理论问题”,[18]具体操作上,在送展渠道上,要允许没有组织的,或者说体制外画家个人送展,增强包容性,在评委库建设中,如林木所言,“可在评委库中,分出国、油、版、雕各自的评委群,也可再细些,如国画中,能兼顾到随机抽取的评委中又大写意、小写意、工笔画、山水、人物、花鸟,各类型能大致平衡;[19]在评奖层面上,“不要分金、银、铜,评出优秀作品就行。艺术没有固定标准,比不得体育竞赛,可以用一把尺子量。只能评出较好的,难以评出最好的”。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大理地区是云南较早得到开发的地区之一,汉武帝开边“西南夷”,这里就被纳入了汉帝国永昌郡的羁縻治下,在大理洱海的中心地区设置了叶榆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此时,这里主要是昆明夷的居住之地,汉武帝数次发“间使”通“身毒道”都闭于“昆明”。在两汉帝国持续的军事打击、政治怀柔及文化感召下,逐渐被纳入了中原中央王朝的羁縻政治体系中。三国蜀汉政权在此设置云南郡。唐帝国初期大理地区被划入经略西南的戎州都督府,此时实际统治南中地区达400余年的爨氏家族企图继续这样的“自治”局面与唐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发生冲突,诸爨诛杀唐帝国经略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据点安宁筑城使竹灵倩,唐帝国把目光转向洱海地区的南诏,扶持南诏吞并其他五诏,消灭爨氏的统治力量。其后以大理洱海地区为中心建立南诏国。唐帝国“以夷制夷”的边疆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归于失败,但对包括大理地区在内的整个云南边疆地区实际起到了巨大的发展促进作用。虽南诏政权一度与吐蕃王国联合与唐帝国屡兴兵革,但其吸收的儒家文化对大理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南诏政权最终归附唐帝国,隶属唐帝国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的云南安抚使司管辖,其本质是唐帝国治下的一个羁縻府州。南诏政权末期,白族最终形成。随后的大理国政权延续了南诏国的文化传统,继续吸收中原儒家文化,白族属于农耕稻作民族。

元帝国灭大理国后建立云南行省,并加宗王镇守,但此时的云南边疆地区,大理国政权的统治刚刚结束,大理国延续的是南诏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精神与制度,其中略有损益,历经两个地方政权统治达500余年,在诸多方面元帝国实际上无力进行有效控制。舍利畏起义镇压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大理国王室后裔段氏及权臣高氏家族,他们在大理地区仍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元帝国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在云南边疆地区得到有效发挥。明清帝国时期中央政权的力量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控制与影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副贰从滇东北进入而一举消灭元帝国镇守云南的宗室梁王。前元帝国大理总管大理王室后裔致书朱元璋要求仿朝鲜例,以藩属国身份臣服于明帝国,以谋求独立割据之地位,朱元璋严词拒绝。明帝国军队迅速荡平云南边疆的割据势力,在元代云南行省的基础上设置云南布政使司,并留沐英及其后裔世袭镇守,发展屯田事业,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边疆地区,云南汉族人口超过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清帝国继之,特别是清雍正时期授权鄂尔泰对西南边疆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土司治下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在明清中国人口剧增的背景下,大量汉族移民以更大的规模进入云贵高原开垦山地。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基础雄厚的大理地区得到了更进一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开发。明代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移民以军屯为主,大理地区是重要的经略区。洪武十九年沐英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中称:“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这个提议得到朱元璋的首肯——“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之荒,榛荞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令沐英“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诏景川侯曹振及四川都指挥使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大理)之地屯种。”到明代末年,“洱海地区的耕地已由明初的2.8万顷增加至5万多顷,扩大了近一倍,历史上素称干旱的云南县,亦一变而为‘云南熟,大理足’的富饶沃壤之乡。”

可见其实施屯田的开发程度之深。此外,有明一代还实行了“民屯”和“商屯”,这些政策都促进了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清代向云南边疆移民的情形与明代有所不同,清代移民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与内地土地已被垦殖殆尽的矛盾所致。清代中国人口剧增,“顺治八年(1651年)统计,全国人丁仅为10633326而已,经过顺治、康熙长达七八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元年(1723年)全国人丁数上升到25326307丁之多,比顺治八年增加2.38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全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又较乾隆二十七年番了一番,突破4亿大关。”[5](52)清廷中央政府对此采取了务实态度,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应对巨大的人口压力。乾隆皇帝认识到“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物。”[6]中原腹地及江南地区无地耕种的过剩人口与云南存在大量可开垦的山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形式。雍正年间在西南边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大理地区的土司统治势力虽不及镇雄、乌蒙、东川等地强大,但其周边大量的土司势力被消灭,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相互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和容易。清雍正时期及后期向云贵高原移民一直持续进行,并呈不断上升趋势,雍正皇帝诏谕:“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外,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7]清代是内地人口向边疆大量迁徙的一个重要时期,迁入云南、贵州和四川西部的人口在300-400万之间。

到清末云南人口已达1250万人,[9]而明末,天启间刘文征撰写的《滇志》中云南人口仅为1468465人,[10]增长了近12%。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对云南边疆地区进行了深度开发,如偏僻的广南地区,“广南向止夷民,不过蛮僚沙侬耳。今国家承平日久,直省生齿尤繁,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向如乐土。”“乾隆四十年,编造保甲烟户清册,计三千五百五十甲,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七户……然遗漏甚多,日流民忽来忽去,无定数。”大理地区历史时期以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云南边疆地区都处于较高的领先水平,属于云南边疆地区发展的“腹里”地区,广南等地处滇南的偏远地区尚且如此,大理地区更自不必言。乾隆七年云南总督张允随奏请:“请嗣后民夷垦种田地,如系山头地角、坡侧旱坎,尚无砂石夹杂,在三亩以上者,俟垦有成效,照旱田例,十年之后,一下则升科,至水尾河滨,尚可挑培成田,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例,六年后,以下则升科。如零垦地土,低洼处所,淹涸不常,难必收者。仍长免升科。仍照该地方官给照开挖,以杜争占。”[6]乾隆三十一年又诏谕:“滇省山多田少,水陆可耕之地均已垦辟无余,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土,向令边民垦种,以供口食,而定例:山头地角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滨河尾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六年之例,均以下则升科。第念此等零地土本与平原沃壤不同,倘地方官经理不善,一切丈量甚力,胥吏等恐不免从中滋扰。嗣后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着听民耕种,概免升科,以杜分别查勘之累;且使农民无所顾虑,得以踊跃赴功,力谋本计;该部遵谕即行!”嗣经户部遵旨议定:凡内地及边省零星地土,悉听该处民人开垦种植,云南布计亩数,永远免其升科。”

从上述资料中可知,清代中央政府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人口剧增的压力,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其目的在于缓解人口压力。同时也可看出,清中后期,上述奏请、谕令中屡次提到“山头”“地角”“水滨”“河尾”等词语,说明云南的土地开垦规模之大。乾隆三年云南提督蔡成贵上奏言:“云南大理城三十里之喜洲地方草厂,向为提督牧马之区。因有旷废余地,于乾隆二年借备工本银二百两。本年募民耕种……”清代为了扩大洱海出水口,降低水位,保护洱海周边的农田不被淹没,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洱海“海袤百二十里,广二十余里,而天生桥海口宽不及丈,每致倒流,淹浸滨海民田。臣饬将海口疏治宽深,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浚,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既没。”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滇西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清乾隆以后云南“水路可耕之地,俱经开垦无余。鼓励开垦‘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之土……姑无论平坝或半山区,即使象宾川(大理)、大姚之间‘盘踞六百里’的铁索箐山区,明朝时期被认为是不开化的‘奥区’,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开辟,至道光年间,已是‘深山大壑之中,无不开辟之地,即无不居人之境,而村屯瞭望,若指掌矣。”这一切的背后无不是人口增长所致,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资源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原腹地大量的闲置人口移民进入,同时也带进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康熙五十二年大理府“原额人丁共五万二千四百一十一。今(嘉庆二十五年)滋生男妇大小共五十六万六千三十五名口,计十万一百五十二户。”“道光十年,实在土著民户一十万三千四百三十六户,男妇大小民丁五十九万六千七十三丁;土著屯户二万五千四百四十八户,男妇大小屯丁二十万五千九百四十二丁。”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大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为13%,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率为7%。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大理地区每平方米人口密度为2.89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41.31人,道光十年为44.27人。呈现为越来越快的增长趋势。在人力充足,农业生产技术娴熟、王朝帝国政府“惠民”政策的促进下,大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取得了长足发展。“道光七年,(云南)实在成熟民田地八万三千七百四十四顷四十一亩六分零。实征正耗夏水税秋粮麦、米、荞等共一十六万八千三百二石二升零。实征条丁等银共一十六万七千一百五十五两五钱六分零。又实在成熟屯田地九千一百四十三顷九十八亩七分零。实征正耗夏税秋粮麦、米、荞、谷、豆共七万二千二百四十六石一升零。实征条丁银,除军舍丁银豁免不计外,共三万六千六百七十六两四钱二分零。”[12]大理府道光七年,“成熟民田地九千三百九十一顷八十四亩三分零。实征正耗夏税麦、秋粮米共二万三千七百七十九石四斗五升零。实征条丁等银共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一两九钱七分零……成熟屯田地一千四百九十三顷三十六田四分零。实征条丁等银,除军舍丁银豁免不计外,共四千八百九十一两八钱七分零。”[12]在云南21个主要的府厅级行政单位中,其中上缴赋税占到全省的1/8-1/7左右,仅次于云南府。

二、反思:文化、制度与生态环境变迁

明清时期,在国家治边思想、决策及客观人口剧增的历史背景下,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获得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王朝帝国大一统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内地化的过程中,大理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一切都奠基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样数量庞大的人口,在大理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建设,从其人口增长、垦田亩数及水利建设等发面可以看出其发展程度之深。农业生产是一种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生态环境的活动,大理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生态环境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发展程度本已较高的平坝、河谷等平缓地区早已被利用完毕,这些平缓地区只占大理地区整个面积的10%,其余90%左右都为山地。大量人口涌入大理地区,玉米、马铃薯等高产旱地作物对高原山地气候适应极佳,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山地的开发逐渐成为普遍和必然的选择。笔者在田野走访中,从当地年岁较大的农民口中得知了一些从其祖上口耳相传的关于村中一些土地开垦的大致时间等情况,在文献记述中也可看出。山地的大量开发、使森林面积减少,水土保持能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据2002年大理市水土流失调查数据显示,大理市水土流失面积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51.1%”,卢冬冬等在《基于景观格局和水土流失敏感性的大理市生态脆弱性分析》一文中通过对景观格局指数和水土流失敏感修正指数的数值分析,计算得出大理市生态脆弱区的分析,“极度敏感区面积为29751.92hm2,占研究区面积的16.7%;高度敏感区面积44961.70hm2,占25.2%;中度敏感区面积15070.81hm2,占8.4%;轻度敏感区面积71122.56hm2,占39.8%;不敏感区面积17654.55hm2,占9.9%。”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制约网络文化建设的速度、水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因素。外部因素即为相关支持政策的缺失。但随着各级政府、文化企业、高等院校对于网络文化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相关政策也将不断出台与完善,可以预见这一制约因素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基本解决。内部因素即为人才智力支撑系统的不健全。人才智力是制约网络文化建设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才智力的缺失对于文化建设部门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影响与制约相当明显。“广开进贤之门,广纳天下英才”同样是保障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之根本。总体上讲,高等院校在人才与智力领域都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科学合理配置现有优势资源,完善人才智力支撑系统,充分发挥优势资源的潜能。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焦爱萍将网络文化行业所需人才划分为三种类型:核心人才、支持人才以及辅助人才。本文沿用其对人才划分的三种类型,并且在人才的功能与形式上有所改进。我们认为核心人才是指能给予网络文化建设战略管理、策划总监、高端技术和艺术指导等的人才;支持人才是指主导网络文化建设,并进行设计开发、经营管理的人才;辅助人才是指参与网络文化建设,并进行具体的技术支持、运营维护、市场推广等的人才。网络文化建设人才同样呈现出金字塔形的分布结构。辅助人才处于金字塔形底层,由计算机专业、艺术专业的学生,或是其他有志向、有兴趣的在校大学生组成。这部分人员众多,建设热情高涨,且颇具想象力与创新力。支持人才处于金字塔形中间层,由相关专业教师所组成,组成成员在资源建设方面都颇具经验,队伍稳定责任心强,并且能引导与规范大学生进行资源建设。核心人才是由相关专家组成,应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背景,丰富市场生存经验的人才组成。相信对于一般高等院校来说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核心人才无疑是缺失的,这必将严重影响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速度与质量。现阶段高等院校在引进网络文化建设的核心人才时,在经费投入、政策倾斜、人事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我们认为,尽然网络文化建设的核心人才暂时不具备引进的条件,但可以引进人才智力资源。这样既可以弥补核心人才不足的现状,又可以在最大限度地提升支持人才与辅助人才在知识、技能、艺术以及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二、高等院校专项人才智力资源引进模式

(一)传统方式下的人才引进与智力引进。人才智力资源包括人才与智力两个部分。传统方式下人才资源的引进,是将核心人才引进到本单位,其智力、成果、经验、技术等都为我所用,为本单位网络文化发展服务,这一方式的确避免了因资源要素完全开放而出现的过度开发与利用现象,进而导致建设能力逐步弱化的问题。然而,在实际引入人才资源时却困难重重。除了以上阐明的问题外,处于人才金字塔顶端的核心人才也是数量奇缺。即便是能够解决上述问题,核心人才也是千金难求。而在传统方式下的智力资源引进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智力资源可以概括理解为才人对于知识、技能、经验的积累、总结,最终以适当形式呈现的资源,如专题讲座、学术论文、调研报告、著作等等。智力的引进无疑是购置、分享优质的智力资源。但这些智力资源缺少所依附的“人才因素”,优秀的资源只有“讲”没有“解”,资源交互性能大大降低,远远不能满足当今网络文化资源快速发展的建设需求。

(二)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人才培养与智力引进。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人才培养与智力引进方式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对于人才智力的引进无疑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即为“请进来”和“走出去”。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所带来的是资讯的海量汇集与光速传播。核心人才再也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的邻居。网络搭建起我们了解世界、互通有无的桥梁,如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简称MOOC学习平台的出现与广泛应用,就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团队搭建了一个优秀的学习与交流平台。在MOOC平台上不仅可以系统学习国内外知名院校的优质课程资源、接受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还能够与行业专家进行类似于“面对面”的沟通与联系。我们就以MOOC平台为例阐述网络平台对于人才智力引进的重要意义。

1、提升自身队伍建设能力与创新水平,带动后备人才的提高与成长。在《2014年MOOC学习者调查报告》一文中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当前行业领域内提升职业能力成为选择MOOC平台学习的第二大动力,人数占比达到22%以上,此项数据从侧面也说明了MOOC平台对于提升相关业务能力的实用性与重要性。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xMOOC学习模式下,知识热点呈现系统式、贯穿式连接形态。MOOC平台承载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大学成体系的教育资源。类似传统课堂的标准化教学,能够随时穿越互联网为全世界的学习者所轻松获得。在大力推进教育国际化、民主化以及教育公平的大潮中,我们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必将收益,网络文化建设队伍中支持人才与辅助人才的建设能力与水平自然会得到显著提高。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资源建设团队,逐步缩小与国内外一流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能力差距。随着MOOC平台上教育产业链条的成型与重组,更多的社会风险投资与专业产业公司的渗入,知识、技能与经验逐步与市场对接,基于MOOC平台的学习变得更加实际和有效。

2、借鉴先进的建设模式与管理理念,拓宽国际视野。基于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cMOOC学习模式下,知识热点呈现聚合式与分布式相交叉的形态。MOOC平台对社会化网络、行业专家、志趣相同的学习者以及相关网络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并且通过适当交流媒介,为学习者提供咨询、交流、思考与分享的专题学习情景。cMOOC学习模式更加适合支撑人才,因为这一层级的人才无需再接受传统课堂中系统化的学习,他们所期望的是能够将已具备的各项业务能力提高到新的层次水平上。采取听取行业专家讲座、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探讨等学习方式,都可以增强建设技术手段和积累建设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拓宽建设团队的国际视野和见识,从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文化资源建设模式与管理理念。从这一方面讲网络文化建设中的急需人才———核心人才并不急需引进,在MOOC搭建的平台上随时可以为我所用,更为重要的是为我所用的核心人才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随时都有新鲜血液注入的庞大的人才智力群体。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尽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和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出现,使得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了新的严峻的挑战。

一是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还亟待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还认识不够。二是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增多,对宣传舆论引导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三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战斗力亟待加强,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明显,网络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四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五是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要在总结继承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工作思路。一是各级党委必须把宣传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紧紧抓好。二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各地区各部门党委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负起责任,抓紧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不出问题。三是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良、熟悉宣传思想文化规律和特点的工作队伍,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队伍和人才保障。

2.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基层群众。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践行“三贴近”原则,多办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到最基层,做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去。只有这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做到根深叶茂、活力四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强化阵地意识,拓宽宣传载体。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不断拓展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尝试和运用新的载体,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媒体宣传工作格局。一是巩固发展已有的思想文化阵地。做大做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引导,充分发挥都市类报刊发行量大、受众面广的优势,使之成为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形成完整、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抢占新兴宣传阵地。主动运用和管理好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办好重点新闻网站,丰富宣传内容,拓展服务功能,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尤其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密切关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动向,尽快熟悉并运用信息传播的新技术、新业务,使之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4.强化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信息高速传播、新媒体不断涌现、社会矛盾冲突频发、职工群众利益诉求增多等新问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面对新形势,结合新特点,采取新方法,大胆创新,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吸引力、实效性,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管理考评机制,整合宣传文化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巩固拓展出版、发行、影视、演艺院团改革成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基于双流现有的文化基础、人才资源、物质条件与发展趋势和改革要求,我们把文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基本目标定位为:到2020年,把双流县建设成我国中西部一流的文化民生率先发展区与成都市文化产业核心发展区。

(一)改革的目标定位

1.建成中西部一流的文化民生率先发展区力争2020年把双流建成我国中西部一流的文化民生率先发展区,是执政为民的客观要求。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应当“把文化民生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力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不断改善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条件,保障他们的基本文化权益,营造公平均等的文化发展环境,尊重人民的文化艺术追求,不断提高文化创造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着力建设公益性、基础性、均等性、便民性、创新性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群众享受文化成果、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

2.建成成都市文化产业核心发展区实现双流2020年建成成都市文化产业核心发展区的奋斗目标,是落实中共成都市委把成都市“建成全省文化产业核心发展区为重点”战略部署的客观要求,有助于促进双流干部群众对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观念变革,也是双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必然举措。

(二)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重点工作

1.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服务阵地建设有待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如县文化馆建于1984年,面积不足2000平方米,馆舍老旧,难以满足群众文化活动多样性开展。二是服务体系保障仍需加强。双流各级文化事业从业人员中的专业人才还相对不足,队伍整体呈现老龄化、缺失化。财政投入基层阵地的运行经费仍显不足。三是文化在基层重视程度还需加强。在基层依然存在部分领导较为看重经济指标而轻视文化发展的情况,认为文化是花钱又浪费时间的事。目前仍有部分村民议事会上文化活动的议题被否决。四是文化产业的支持和扶持力度尚显不足。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缺乏力度较大的文化产业专项扶持资金平台。文化产业供地政策扶持力度略显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不够健全,重点项目落地审批环节过多。

2.改革的重点工作围绕文化体制改革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应当突出抓好文化管理体制、人才管理和培养机制、投资融资体制与政策激励机制等重点工作。(1)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关涉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全局。当前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出现管理“越位”、“缺位”的现象,因此,文化管理体制的转型是重中之重。(2)深化人才管理和培养机制改革。健全人事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健全竞争机制、奖惩机制与绩效考评机制,做到广纳贤才,人尽其才。着力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待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优环境吸引人才,认真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制定文化专业人才发展规划,建立相应的人才引进与激励制度。(3)深化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多渠道多主体多方式的投资融资体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设立文化产业专项引导资金,用于文化产业的培育、扶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健全和落实相关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配套和政策优惠。(4)转变政府资金投入方式。变直接性的行政拨款为间接性的绩效刺激。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实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实现服务供给的多样化。政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扶持。

二、创新双流特色的文化发展体制的基本路径

(一)坚持文化发展观念创新,努力实现文化富民强县的认识飞跃

针对双流“社会文化自觉还不够高,对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独特作用认识还不到位;文化自信还不强,对文化资源的认识还不够”的问题,应当努力破除制约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观念障碍,促进全县干部群众对文化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飞跃。

1.破除文化务虚观念,增强文化兴县富县的观念文化不仅具有务虚功能,而且是地区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尚需破除文化务虚的片面认识,把文化与区域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一是在发展战略上,突出文化与经济的统一,明确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二是在发展思路上,强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统一。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三是在发展标准上,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起来。

2.破除文化花钱观念,增强文化乐民安民的观念必须树立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安民的文化民生“准则”,充分认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价值与文化潜移默化的基础作用,充分发挥文化的价值牵引、人文塑造的引领作用。推动双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进一步破除“一手硬,一手软”的认识障碍,增加对镇(街)目标考核中文化工作所占比重,既抓文化民生的“花钱”事业,又抓文化产业的高效实业;既考虑当下的GDP,又注重远期的软实力。

3.破除文化浮躁现象,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破除文化拜金、文化颓废、文化奢靡、文化媚俗等等文化浮躁现象。以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培育和提升市民的道德素养、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彰显双流的城市文化品位和国际形象。

(二)坚持文化管理体制创新,努力实现管理职能与管理方式的转变

1.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转变政府职能,形成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任务。按照企业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要求,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理顺双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文化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关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民参与、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合理配置行政资源,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2.由直接管向间接管转变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要逐渐退出文化产业领域,回归政府本位,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转变县政府职能,加强双流文化行业协会、文化中介机构建设,发挥行业协会与中介机构的作用,充分吸纳和发挥市场主体、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基层群众、媒体机构等参与文化治理的功能和作用。把一些政府的事情可通过购买服务的办法、招标的办法,交给社会团体、中介机构、院团去承担。

3.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在文化内容管理上,要把文化主管部门从经办各种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转而将主要精力放到制定政策,落实法规,科学规划,注重指导,加强服务,严格监管上来。改善管理、审批、服务等方式,推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更好地履行政策引导、公共服务等职责。进一步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提高文化宏观管理能力。完善双流行政许可运行机制,规范文化行政审批事项,降低门槛、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为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多样化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4.由单一行政管理方式向多种方式管理转变改进管理方式,创新管理手段,以精细化、差别化和个性化为管理原则,实现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管理转变,实现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以市场化管理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与调节性功能,逐步实现从“行政化”到“资本化”的转变,以资本为纽带整合文化资源。同时,强化文化管理的依法行政,规范与清理文件,保持与上位法律、法规、规章的和谐统一。

(三)坚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努力推进文化民生供给力建设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创新双流文化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针对双流“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的问题,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提高文化民生供给能力,让百姓享有的文化服务更丰富。

1.推进双流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多元协作一方面,以政府为核心,发挥政府提供公共文化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通过发挥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私人拥有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鼓励符合时代精神、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

2.实现双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民覆盖构建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城乡统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以县级文化、体育、广播电视阵地为龙头,镇(街)文化、体育、广播电视阵地为支点,村级广电阵地为辐射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落实政府主导责任担当,以重点镇为先导,带动多功能数字影院建设,形成双流集中居住区“15分钟文化服务圈”。

3.助推双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档升级着力于公共文化服务动态提档升级,落实标准化是提供公共文化供给力的基本要求。需进一步制定并落实双流公共文化、服务种类、场地设施、人均资源、服务半径、人员编制、经费投入等一系列标准。进一步加快推进大型文体设施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重视文化与科技的结合,综合运用现代传播手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实施农村光纤“10元通”工程,助推双流广播电视数字化进程。逐步建立公共图书流转计算机管理系统,推进双流数字化进程。

(四)坚持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努力激发文化旅游产业运行的活力

紧紧围绕建设文化产业核心发展区的目标,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重点,坚持诚信、创新的发展理念,逐渐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1.推动文化市场主体向现代化和规范化转变继续推进双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企业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增强现代管理理念。创造有利于文化市场微观主体投资创业的政策环境和条件,提升文化市场主体的活力、能力和竞争力。着力于培育动漫游戏、文学与艺术品原创、文化创意等产业主体,巩固扶持影视传媒、广告印刷等传统文化产业主体。重点打造双流文化旅游产业,建立健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平台,加强文化旅游产业的规范化发展,实现文化旅游产业的现代化转型。加强政府的服务与监督结合,指导与执法并举,规范双流文化市场主体的行为。

2.促进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化和品牌化转变培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品牌,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不断提升双流城市感召力、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深度挖掘双流文化资源,发掘传承槐轩文化、农耕文化、古镇文化等优秀历史文化。把文化创意和设计融入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着力构建双流“一镇一山两廊”的旅游业发展空间布局。推动黄龙溪古镇提档升级,力争将该区域打造成为集古镇观光、文化体验、滨水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高品质旅游度假区和国际知名的古镇文化旅游目的地。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应结合校内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对现有的图书室、报刊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进行充分利用和开发,丰富书籍、报刊种类,增加其数量,新购置文体活动设备及用品,免费向附近公众开放。并对内的篮球场、羽毛球场等体育场地进行完善,允许普通大众来校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总之,要让党校不仅是一个干部培训基地,更是一个近邻公众开展文化活动的辅助场馆。

应加强校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一是邀请上级党校领导、专家学者前来指导文化工作,向上级党校建议并积极推动定期举办党校系统内部的各种文化活动,并努力促成,大力协助,积极参与。二是选派骨干参加上级党校举办的各种培训。三是加强与其他县区党校的学习与交流,交流文化工作经验,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四是积极开展县域文化体制改革调研,与文化单位学习交流,支持乡镇、村(社区)文化事业发展。

要发挥党校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文化引领作用。党校不仅在县域文化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而且在其他建设方面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在服务中心工作上,不仅局限于教学科研服务,更多地深入基层开展宣传宣讲活动,更多地参与县域中心工作,尤其是在创先争优、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单位中发挥社会引领作用;在推进县域文化建设上,不仅做好上级文化建设精神方面的宣传培训,而且积极参与县域文化活动,组织文艺汇演,努力为提高县域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服务;同时在县域文化建设中更多地关注廉政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社区文化给予人们的感官直觉是人们所处的社区环境。所谓社区环境就是社区居民主体赖以生存及进行社区活动所必需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总和,也可被理解为承载社区居民生存及社会活动各种条件的空间场所的总和,它属于物质空间的范畴。社区环境如同社会有机体的肌肤时时刻刻都承受着人们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建筑物的表面常常变成社区文化宣传的有效阵地。各类布告栏、招贴画、宣传口号不同程度地起着引导、约束、凝聚和激励的作用。这些宣传的文化内容几乎都直接关联着和谐社会的内容。因而,社区环境是通过人们的感官呈现为社区文化的表面的。然而,社区成员共同营造、呵护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其实是社区精神物质化、对象化的具体体现。虽然这些具体体现是通过社区容貌、休闲娱乐环境、文化设施、生活环境等直接可感的事物来呈现的,但是通过社区环境的感知,社区成员的理想、价值观、精神面貌等深层的文化属性可以清晰地被勾勒出来。例如,残疾人无障碍通道设施就可以充分体现社区关怀生命、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社区理念。

社区文化不仅通过环境来显现,也通过社区居民的行为来展示。社区居民的交往、娱乐、生活、学习、经营的过程就是社区文化的展示过程。这一展示过程既可以使社区成员鲜活地领略到社区文化的多种形式,也可以在过程中动态地感受社区风尚、精神面貌、人际关系范式等社区深层文化特征。许多社区都积极组织开展大中型社区文化活动,涉及教育、娱乐、健身等各个方面,如广场音乐会、元旦舞会、重阳节文艺表演、趣味家庭运动会、游泳比赛、冬季长跑、评选文明户、学雷锋演讲等等。嘉兴市新港花苑社区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开展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均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新年之际,文联、书画社、街道文化站在新港花苑举办“送春联下乡”活动,为居民带来了新春祝福;入夏,社区又联合人民医院举办“送医下乡”义诊活动,社区居民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活动,体会到了来自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这些文化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使社区成员透过社区文化的表象来感受社区文化的深层内容,同时也可以使社区成员通过社区文化活动来丰富充实自身。

2社区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历代先民通过不懈的努力,发展出中华民族独有的、比较稳定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也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呈现。我们应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北京独特的胡同文化就是依靠了群众的力量才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以社区为核心,以社区为平台,利用社区凝聚优势,将传统文化有效地传承也是当前中华民族共同创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步骤。时代在不断发展。社区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内容,这就使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社区文化,必然将对传统文化加入新的注释。任何传统文化,都会在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创新,才能发挥出更持久的生命力。当今社会将“和为贵”的传统理念,发展出“和谐”的文化主题。这样,构建和谐社会,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就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一条主线。这要求我们在建设社区文化时,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予以尊重,对各方面积极因素要广泛调动,唯其如此才能推陈出新,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越性,我们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报务。传统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型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但这种转型需要社会实践。社区文化建设就是传统文化转型的前沿阵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相结合,是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同样,也要不断补充现代化内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结合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梦的蓝图就是未来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班级作为一个正式群体有自己的发展过程。群体的五阶段发展模型指出群体的发展经过了形成、震荡、规范、执行和解体五个阶段。高校班级由于特殊性与一般群体的形成过程稍有不同,班级文化又是伴随着班级的发展而逐渐形成。这里借鉴群体的五阶段发展模型来研究班级的发展进而探索班级文化的形成过程,如图1所示。

1.1前期交流阶段该阶段介于学生在知道将来所在学校所在专业甚至所在班级之后与班级正式形成之前的时间段,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大学生需要通过对即将生活的新环境的提前了解来减少突然置身新环境中的不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让处于该阶段的准大学生只需简单的个人信息注册,就有很大的可能通过社交网络寻找即将在同一所高校同一个专业甚至是同一班级的同学。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入学前就可以见面。

1.2班级正式形成阶段新生入学后的第一次班会标志着班级的正式形成。班主任与同学们通过这次班会的正式见面与自我介绍相互认识,同时同学们还可以与入学前在社交网络中就已经认识的同学正式见面。此外,班主任在首次班会上传达自己的教育理念。

1.3班级制度建立阶段虽然在前一个阶段班主任就已经对班级制度做出一定的解释,但是班级制度的正式建立还需要班主任与同学们的共同努力。在班级正式形成后不久,班级成员相互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学们迫切希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班干部。在班干部的选举过程中,班主任由于全局观的考虑与主观因素的影响会倾向选择人格特质相匹配的同学担任班委,而同学们出于服务同学与锻炼能力等因素会自发竞选班委。因此班主任的权威与同学们的意愿需做出相应的妥协,由此产生第一届班干部。班干部协助班主任在学校规章制度的框架下与班级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班级的制度。

1.4相互适应阶段在班级制度建立后,班干部将其付诸实施,由此班级进入相互适应阶段。该阶段与群体发展的五阶段模型中的动荡阶段类似。这一阶段班级面临三个主要矛盾:一是在班级发展的目标体系以及各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的矛盾;二是班级成员对班干部的期望以及班干部对自身角色的理解上的矛盾;三是班级成员与制度本身的矛盾。

1.5班级文化形成阶段矛盾的哲学观点说明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因此相互适应阶段的矛盾不会消失,只会不断发展或转化成新的矛盾。当这些矛盾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时,班级文化随之形成。这时班级成员的目标、行为与意识形态相对一致。

2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引导策略

2.1前期提供正式的网络交流平台在互联网时代,利用好网络可以带来诸多便利,准大学生在入学之前会自发地利用社交网络结识将来的同学。从高校班级文化形成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出发,学校组织相关人员建设“班级社交网络空间”(如QQ群),给盲目的准大学生提供一个前期交流的正式平台。关于此类信息在学校网站上,并且动态更新,可以让绝大多数学生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所在班级,从而加入到自己的“班级社交网络空间”。这样的正式的平台,既有助于准大学生们提前了解班主任、同学甚至任课老师的基本信息,消除或减少准大学生突然置身高校新环境的陌生感与不适应,又可以防止的准大学生或无关人员自发建设“空间”的盲目性与错误引导。班主任也可以提前对学生有基本的了解,对同学们进行合理引导,为日后的班干部选拔、活动开展等班级工作提供帮助。

2.2重视班干部的选拔与培养班级制度建立阶段,选拔的班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近期班级工作能否有效开展。班主任应让班级成员意识到班干部是服务同学的群体,没有特权。班干部要有为集体服务的精神和热情,能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同学,同时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某方面的特长。如果采用完全民主的方式或是班主任专断的方式都无法选出高素质的符合要求的班干部,班干部的选举要在班主任与同学之间取得一定的妥协。班干部是班级制度的主要实践者,他们在如何协调好班级成员之间多元的目标、自身与班级普通成员、普通成员与班级制度之间的关系之间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需要重视班干部的后期培养,让他们在思想素质、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意识上均有突破,让他们成为沟通学生与老师的桥梁。让班干部带动身边的同学,进而引领班级全体成员,增强班级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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