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与企业海外投资分析范文

一、引言

企业海外投资，有助于企业扩展资源配置范围，获得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投资规模急剧扩大，涉及的地域与行业领域也越来越广，不仅成为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也提升了国家和企业的海外影响力。不仅是国有企业，万达、华为、阿里等民营企业海外投资也快速发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海外投资与国际贸易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海外投资的扩张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全球战略的落实做出了贡献。然而，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规模大、效益低，投资失败率高；境外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海外机构不健全，人员素质不高；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与文化风险。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国际间的海外投资竞争愈演愈烈，企业海外投资受到严峻的挑战，到2014年，已有大量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失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将资本投入到国内还是国外都不会面临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也就是资源充分流动，海外投资只不过是突破国界而已，不会对企业造成额外负担。然而现实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相比，面临更多的程序、风险与不确定性，正常投资过程中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增加了海外投资的难度与失败率。因此，要想解决好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的种种困境，有必要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来剖析，揭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各种交易成本及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交易成本分析

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是科斯（1937）[1]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交易成本即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交易成本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要存在交易，必然存在交易成本。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涉及到企业与监管部门、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及有关组织、母公司与海外投资机构、企业与海外投资人员等多种交易关系，每一层关系都面临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大影响。阿罗将交易成本分为信息费用和排他性费用及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信息费用、谈判费用、起草和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监管费用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威廉姆斯则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先和事后两大类。对于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主要源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从深层次看，这与人的本性有关，不可能彻底消除。运用交易成本理论，结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实际，本文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交易成本分为以下几类。

（一）信息成本企业要海外投资，必须找出各种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以及与他们行为与环境的相关信息，然后进行筛选，确定最合适的交易对象和价格。首先，整个搜寻过程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信息搜寻成本。世界市场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交易对象繁多的市场，与国内投资相比，海外投资区域与本国地理距离更远，搜寻合适的交易对象和确定合适的价格付出的成本要更高。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经验少，对很多投资规则和流程并不熟悉，需要付出相当多的成本来获取信息，构成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劣势之一。还有一些企业缺乏大局意识，在海外投资中彼此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与行动协调，经常出现相互抬价的竞争乱局，使自己陷入了谈判劣势，增加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其次，跨国投资涉及到很多法律与程序问题，十分复杂，要想涉足一些投资领域必须要对投资程序及流程充分了解。最后，国际市场中充斥着机会主义行为，一些看似很好的投资机会背后充满着不确定性与风险，要想弄清是机遇还是陷阱，也要付出成本。

（二）讨价还价成本由于契约不完全，资产专用性投资容易导致敲竹杠行为，使企业投资收益面临被剥削的风险。因此，交易双方都会在契约合同中尽可能地保证自己专用性投资的安全而希望对方投入更多的专用性投资，进而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力与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买卖双方为了获取对自己有利的价格和其他有利条件，也会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直至达到双方都满意的均衡状态。因此，在海外投资谈判中双方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成本用于讨价还价。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讨价还价成本具体包括：搜集合作对手的相关信息及综合处理成本；培育高水平的谈判人才成本；制定科学的谈判战略与战术成本；谈判失败产生的沉淀成本；对谈判机制的科学研究与检验成本。

（三）市场壁垒产生的成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需要将资源从现有的市场中转移出去，即退出市场，同时将资源投入到海外市场，即进入市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市场进入及退出都不需要耗费任何成本。但现实中，市场是不完全的，企业进入及退出都需要支付各种成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沉淀的。从市场退出来看，我国的市场退出壁垒较高，存在大量的行政审批程序，沉淀成本很高，增加了企业将资源由国内转到国外的难度。从市场进入来看，一方面国家对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近年来出台了大量制度规定，目的在于规范及引导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企业了解、适应及遵守这些制度需要花费成本。另一方面，在跨国经营中，会面临关税、反倾销、政府干预、歧视性贸易政策、非关税壁垒、相关法律法规等进入障碍。由于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及发展的担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经常受到东道国或第三国政府各种各样的干预。一些发达国家经常以企业的政府背景为理由，限制企业进入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并在其他各个方面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使很多中国企业投资失败。一些发达国家经常以企业的政府背景为理由，限制企业进入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并在其他各个方面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使很多中国企业投资失败。

（四）跨国治理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人利益不一致，现代企业普遍存在委托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委托链条长、幅度宽，更为严重。企业海外投资将增加企业的信息传递链条与治理的复杂性，诱发机会主义行为与道德风险，成为内部交易成本，出现随意投资、过度职务消费、违规交易等问题，降低企业跨国治理效率，影响海外投资效率。大型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跨国治理高效，其本质在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有效控制。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母公司，缺乏对海外子公司或机构的有效监管，有的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制度约束，导致监督和激励难度特别大，治理成本也就越高。国有企业的跨国治理成本特别高昂，与国有产权性质密切相关。科斯定理指出，清晰的产权界定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也是交易成本最高的。究其原因，在于国有产权的不清晰。国有企业产权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会产生的搭便车问题，即每个个人都不愿意付出成本管理国有资产而希望他人管理，导致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置或称缺位。国资委成立后，代表国家履行出资者责任，以及一部分企业通过股权体制改革实现了产权多元化，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国资委等相关机构对于国有资产跨国配置的监管仍不完善，跨国国有企业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中小股东缺乏话语权等问题。（五）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成本海外投资跨越地域，面临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政局、法律制度、语言等，因此，要实现海外投资目标，必须了解并适应新环境，投入一定的适应性成本。如果新环境与本国差异过大，那么这种适应性成本可能更高。东道国基于保护民族工业和限制外国企业发展等动机，会根据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对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进行调整，增加了海外投资企业的适应性成本。而且，东道国政局的变动、政策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恐怖主义、宗教及民族冲突等使海外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适应变化的环境也要付出交易成本。[2]中东、北非、东欧等地区爆发了局部战争及严重的内乱，使在这些地区投资的中国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要规避这种风险，就要处理好各种各样复杂的利益关系，加强风险评估，制定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支付交易成本。语言交易成本也是一种重要的适应性成本，[3]由于汉语尚未在世界普及，以及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度大，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语言问题，对语言理解的偏差或不一致经常导致合作受阻，不得不承担着很高的语言交易成本，例如聘用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级管理人员等。

三、交易成本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投资理论，假设完全理性、信息对称，交易成本为零，企业投资决策只需要考虑生产成本。但完全理性、信息对称的假设偏离了海外投资现实。实际上，交易成本是企业海外投资成本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资预期与结果，一些海外投资失败就源于过高的交易成本。按照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理论，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决定着该国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构成了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基础。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外生变量，而交易成本则是内生、可控制的因素。交易成本的控制决定企业海外投资的效率。交易成本对于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是多维度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企业海外投资决策与金融模式。企业是否进行海外投资以及投资强度，一般是在成本———收益的框架中分析。海外投资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内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吸收知名品牌、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促进产业升级等。目标的实现要面临信息不对称或不确定性，其中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交易成本。如果海外投资信息搜寻十分困难、东道国政局不稳、海外市场风险过高等，那么企业为达到既定目标所耗费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甚至是得不偿失，这样就会弱化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力，使企业少投资甚至是放弃投资。此外，交易成本还会影响到企业海外投资模式。Delios&Beamish（1999）[4]、Majocchietal.（2013）[5]的研究结果指出，在国际化的条件下，东道国、母国的制度对海外投资提供的宏观环境会通过影响交易成本来影响海外投资的进入模式。对于是选择合资、独资还是绿地新建，很大程度上还要看每一种模式的交易成本。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都会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进入模式。如果东道国政策环境宽松，则独资的进入模式可能性较大；反之，则交易成本高昂。

第二，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绩效。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交易成本越高，投资总成本就越高，海外投资绩效也就越低。在一个成熟、公平的国际市场环境中，不确定性小，可以节约信息与讨价还价成本，适应东道国社会经济环境，提高投资成功的可能性及投资绩效。相反，如果交易成本过高，企业海外投资可能无利可图。海外并购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高级形式。中国企业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加快了海外并购的步伐，已遍布全球五大洲。但是，由于文化、地域、语言、宗教、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一些中国买家对并购相关协议不熟悉，内部流程拖沓，不熟悉国际市场对于不同行业和类型公司的估值，跟不上海外投资公司出售流程，进而导致并购成本高甚至失败。例如，中铝收购力拓失败、武钢与澳大利亚WesternPlainsResources公司合资失败、腾中收购悍马失败，等等。很多企业并购后在物力、人力、财力整合上面临窘境，无法对并购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管理层辞职、员工罢工、资金调度难等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企业并购效率。[6]还有一些国有企业，疏于对海外投资机构及人员的管理，委托成本高昂，导致企业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出现了大量腐败及浪费现象，导致境外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第三，影响企业边界。海外投资包括并购等扩大企业规模的行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实质上是企业边界扩展，与交易成本有密切的关系。科斯（1937）指出，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企业的出现源于企业内部成本小于市场成本。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的比较。威廉姆森（1985）构建了一个市场治理与企业治理相互权衡的企业边界模型，他认为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企业边界的关键性因素。资产专用性也是影响交易成本大小的重要因素。任何治理模式都具有优劣势，交易方总会选择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之和最小的治理模式。可见，交易成本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海外投资产生了各种交易成本，使企业不断优化治理结构，拓展企业边界。

第四，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交易成本虽然是对交易合作的抑制，但如果针对的是违法违规交易，其就是积极的。企业海外投资面临内外部风险，国家和企业自身严格的海外投资制度虽然会增加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但会防范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投资风险，维护企业海外投资利益。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制定了大量规范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制度。而且，一旦达成契约，意味着双方都已经投入了相应的交易成本，如果资产专用性高，付出的成本更高，从这个角度看，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反而对自身不利，这就增强了双方对契约的忠诚度。总之，交易成本是对社会资源的低效配置，阻碍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但客观上也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对交易成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承认其存在的客观性，对于影响合作的交易成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降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交易成本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积极作用，有必要找出其根源。

四、交易成本视角下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的对策

制度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工具。对于消极的交易成本，可以通过完善的制度进行降低。对于积极的交易成本，要不断完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监管，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为了防范过度投资、非法投资及盲目投资，政府有必要加强海外投资监管。完善海外投资法制建设，尽快完善海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将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抑制盲目投资、短视投资和机会主义行为。加强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切实落实《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出台高层次的管理制度。科学界定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及国有企业在境外国有资产管理中的权责利，避免多头监管与监管冲突，并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增强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独立性与积极性。充分利用现代管理信息技术，完善境外管理信息系统，成立中国海外投资治理平台，提高监管的网络化、信息化。

第二，政府要加大对海外投资企业的扶持与引导，承担一部分交易成本。承担一部分企业人员培训、法律咨询、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成本。将海外投资人员的培训制度化，提供必要的法律、技术与咨询服务。搭建海内外投资服务平台，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信息库，系统研究海外投资数据、突发事件、危机管理、风险评估、信息转化、战略执行等。构建多位一体的防风险机制，建立健全国际投资风险的评估和预警机制。充分利用法律、外交等多种手段，利用多双边高层交往和对话磋商机制，加强与重点国家的投资合作与对话，建立互惠互利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区域性经济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充分熟悉和利用WTO条款，积极维护海外投资企业权益。加强中国驻外机构的信息搜集、处理及供给职能，做好信息的整理与工作。在政府主导下，建立集管理、信息收集、宏观战略研究、投资协调、培训等功能于一身的海外投资协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行动协调，监督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避免内部过度竞争。为了鼓励企业海外投资，政府需要减少对企业过多的行政审批程序，尽可能地减少企业资源由国内转向国外的成本，增强其海外投资竞争力。

第三，完善海外投资企业跨国治理。充分借鉴美、日、德等大型跨国公司的治理模式，结合企业实际，积极推动跨国治理结构的创新，减少中间环节，可以直接将其纳入董事会监管，在海外的子公司推行董事会监管下的总经理责任制及财务监督、核算制度。以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为目标，对海外投资业务可以采取多种资本的联合投资，形成不同所有制主体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有效监管。结合企业实际，加强海外投资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推进海外投资管理的信息化与网络化，引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现海外投资人员的高效流动，裁汰不合格人员，引入高素质人才。定期或不定期对境外子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实现财务监管的新常态，打击腐败行为，确保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财政控制力。将严格的绩效考核机制和职务消费制度引入海外投资机构，构建激励约束相兼容的收入制度，将海外人员收入与企业绩效结合在一起，激励海外人员努力工作，防范好投资风险，降低海外投资交易成本。同时，严格执行国家对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相关政策，规范国有企业海外人员收入，增加其透明度，调节过高收入，降低不合理的职务消费。

第四，企业应当苦练内功，增强交易成本控制能力。中国企业应当根据企业的比较优势以及东道国风俗、宗教、政治制度等投资环境，从地域、产品的生命周期、行业等多个角度来选择合理的进入模式。对于与中国制度环境相差大的东道国，可以多采取持较低股权的合资模式（Boweetal.，2013）。企业内部应当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组织及机制建设，收集投资目标的各种风险信息，设计科学的风险评估机制，对各类风险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估分析，制定相应的防范和规避方案。加强海外风险预警机制建设，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设置应急预案和风险发生后的退出机制，最大程度上保证海外资产安全。吸取已有的经验教训，掌握并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履行好环境、劳工保护等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当地文化。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加大对海外投资人员的法律、语言、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力度，吸收有外企丰富工作经验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打造符合国际竞争要求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提高整个海外投资的专业水平能力，节约交易成本。

作者：郝璐 年志远 单位：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 长春大学 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