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财政学论文范文

一、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松懈

事实上，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2005年政府对环境污染就进行过调研，提出过解决方案。2010年10月，政府与企业合作建设了一座日处理5000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然而从之后的报道中，可以发现这座污水处理厂始终没有投入使用过。原因是什么？在2011年，原因是整个园区的污水收集率太低，还不到5%，在2012年，原因是“污水厂当初的设计量过大，而现在需要处理的污水量达不到污水厂的启动标准，一旦启动，厂子就要赔钱”。代替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是污水处理池。这些所谓的污水处理池，实际上就是通过自然晾晒和自然风干蒸发、固体物人工收集等措施，达到污水无害化处理。而且污水处理池底部的水泥存在许多裂缝，化工废水就是通过这些大裂缝渗透到沙漠中。污水处理池中的水，生化需氧量超标229倍；化学需氧量超标138.3倍；氨氮超标35.96倍；磷酸盐超标22倍；色度超标11.5倍；PH值达到1.24，属于强酸水。仅仅是通过蒸发处理，让人很难想象如何消除污染。除去渗透到沙漠中的污水，蒸发后人工收集的固体物又如何处理？也没有任何说明。

二、财政收入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为了发展经济，腾格里镇引入了浙江、江苏、天津等地的企业，甚至还有外资的企业。然而对于牧民反映的企业废水污染问题，镇领导却表示，这些污染企业对当地有好处，牧民的补偿，禁牧款都是这些企业出的。这是一个悖论。补偿和禁牧款，是为了生态保护而出，结果这些钱却来自于对生态的破坏。看似混乱的逻辑，底下却暗含了一个深刻的矛盾。这就是财政收入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都可以用一个字来解释——钱。地方政府想要发展经济，想要搞工程，或者最实在的，想要养活当地公务员，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就是税收。为了扩大税收，促进就业等等，招商引资这招屡试不爽。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而现在，国内相对落后的地区，吸引着东部及沿海地区企业向内陆发展。对这些企业来说，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劳动力是廉价的，地租是廉价的，政府还求着你去，暗地里还有各种优惠措施，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对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来说，招商引资，招来的是税收、就业岗位，还有当地官员的政绩等等。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企业留在了相对发达地区，而这些内迁的企业，许多都是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便会面对财政与环境的矛盾。在多个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中，最常见的牺牲不是暗中的财政补贴或者低税率，最常见的应该是对环境的牺牲。环境的破坏，往往是慢性而长期的，不会对财政收入有当期的、明显的影响。而相应地，污水净化、废气净化等配套措施，运营成本巨大，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某些地方官员，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内，没有出现大的环境问题，那么这个烂摊子就可以随手抛给下一任。这是一种代际不公平。这些特点，使得环境保护往往成为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最容易放弃的阵地。如果某个地方政府不愿意就环境保护作出让步，那企业完全可以找另一个地方政府，因为愿意放弃环境保护的大有人在。腾格里镇正是如此。当政府下定决心要管住环境污染时，它斥资造了一座日处理5000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但是要投入使用时，却面临着极大的阻力。一旦投入使用，企业就将增加一大笔成本，这不仅使得一些企业无法维持运营，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还使政府面对税收大幅减少的困境。财政收入锐减的结果，可能是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更不用说那些需要维护的基础设施，和正在建设的工程了。所以，在最后一刻，腾格里政府突然发现，如果使用这个污水处理厂，就好比是自杀。最终的结果，自然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污染继续，而治理却仅仅只是口号而已。

三、结论

对于相对落后地区来说，发展是必须的。在发展的道路上，也不能忘记了环境的保护。在“先污染，后治理”这种错误的发展模式中，有几个促成因素，需要改变。第一是执法不严。腾格里污染绝不仅仅是举报制度的问题。其受到外界关注如此之久，居然还迟迟得不到解决，所以这应当是执法不严的问题。执法力度不足会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类似的污染问题还会继续出现。第二是相对落后地区政府间的恶性竞争。这种竞争难以靠自身改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恶性竞争进行限制。然而在中国，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方政府的优惠手段层出不穷，而中央政府难以逐个查清，所以想要仅仅通过出台政策法规解决恶性竞争问题，很有难度。第三是相对落后地区的扶持问题。相对落后地区要在不牺牲环境的条件下发展，的确要求比较苛刻。但它们的发展不仅对当地有好处，对全中国都会有好处。所以考虑到其发展对其他地区的正相关性，上级政府应当对相对落后地区提供适当的转移支付，或者推出相关政策，扶持其发展，同时力求避免其为发展而牺牲环境。第四是官员考核制度的问题。现行官员考核制度，主要依据任期内GDP的变化。这种考核简单可量化，却无形之中鼓励了对经济的过分追求，由此导致了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其实环境保护也是可以量化的，如空气污染指数、水质情况等等，所以环境保护可以列入官员考察范围。相应地，有关人民满意度等等也可以列入。然而难度在于经济表现和环境表现等的权重如何分配。这里值得研究。同时还应当建立官员责任追究制度，在任期内导致的环境污染隐患，如果在随后其他官员任期内爆发，应当对原官员追责。第五是官员素质问题。应当对官员进行任前培训、任期内培训，提高官员对于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不仅是加强官员的认识，也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这样，才能在官员内心和外部人民群众形成环境保护的双重制约。最后，如果政府能够减少对财政支出的需求，那么相应地也可以减少对财政收入的需求，于是就可以拒绝某些污染过重的企业。如果把政府看做一台运行的机器，把财政支出中非提供公共物品的部分，看做机器运行耗费的油，那么当前中国一些政府存在的冗员过多、管理不当、人员素质不高、办事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等问题都使得这台机器需要耗费更多的油。除了上述种种原因，可能还存在着更多更深层次的原因，使得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不得不选择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的道路。类似于腾格里污染的问题，虽然治理取得了进展，但是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应当从多方面、深层次来考虑。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杨文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