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语境教育投资范文

近十几年来，关于“教育产业化”的纷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然而，伴随着这场争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真可谓是“两岸猿声蹄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认为，“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争鸣与实践摩擦内蕴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思想空间。我们既要正确地认识教育对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又要清醒地认识教育对人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既要防止经济学话语霸权无视教育活动丰富的人文底蕴而对教育圣地的庸俗化、简单化，又要警惕一些教育理论家们抹杀一线教育工作者教育实践智慧的空洞无物的“理想”鼓噪以及对教育的经济功能的熟视无睹。其实，任何理论的分析视角、任何行动的价值取向都与特定的语境相关联。当越来越多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使我们见仁智时，当越来越多的理论争鸣、思想交锋让我们莫衷一是时，我们需要厘清语言的内涵与意义，澄清语言混乱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在特定的语境中找寻问题解决的进路与方法。从教育投资的语境世界出发，我们认为，教育是既是当代和未来最具普遍性和需求扩张性的宏伟事业，又是市场十分广阔、开发潜力巨大、投资收益较高的文化产业。

一、教育投资的语境

由于语言一旦形成稳定的制度，便具有了自己的特性和功能，它不仅仅属于个人的范畴，更具有了社会的范畴。换言之，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学会在语言中栖居”。随着我国对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日益深入，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教授等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逐步受到重视。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语境。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无论实物形态的资本还是科学进步都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只有人力获得的能力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的源泉。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移民和信息取得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这些资本会长时间地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改善所有者的健康，或增加所有者欣赏艺术的能力，或提高获取信息、加工信息的能力。他指出，“人们获得的有用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这种结果同其它人力投资结合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种新型资本比特定的旧式资本更有效，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一项投资活动，是一种创造资本的方法……国民收入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指现实经济增长中实际增长率大大高于总投入增长的那一部分，可以归根于这种资本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认为，凡是用于生产、扩大生产能力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资均称为“资本”。这个定义认同资本能够长时间带来有用的产品和收入，按照社会发展对“产品”的延伸理解，应该还包含知识、技能等无形资产，而“收入”还应延伸到人的感觉愉悦、身心健康、自我价值实现等非货币报酬。

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一种重要方式，甚至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内容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项投资，它不仅能够产生收益，而且这种收益放大到社会层面，即通过个体的文化水平提高，来提高人力资源对信息、知识、技术的获取、运用和转化能力，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舒尔茨曾指出，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促成的，教育所带来的是文化与经济上的双重效益。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已经在实践中已得到证明。

人类对自身的投资一直是很大的。但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解读，它属社会消费的范畴，而只有把这些开支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中的许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观念及采取相应的对策，并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素。

其次，关于教育投资的效益核算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由于教育投资所获得的产出——人力资源知识存量的特殊性质，使得人们对于教育投资的经济分析难度加大，也使得运用传统的经济方法无法计量与核算教育投资的双重效益。

舒尔茨把积累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投资量称为教育成本，这种教育成本是以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形式凝结在劳动者身上，并给劳动者带来一定货币和非货币收益，形成一定量的人力资本。他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取决于使劳动者获得这些资本而耗费的教育费用的多少，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总量应是不同学历劳动者人数与各自不同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的乘积之总和。按照这一思路，根据1929—1957年追加的教育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直接计算出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大致为33％，而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在他1961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也运用自己的方法，对美国1929年—1957年的经济增长因素作了分析，并进行了定量计算，得到由于教育投入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占整个国民收入增长23％的数据。虽然两者通过定量分析计算出的数值不尽相同，但是两者通用一种新的教育投资分析方法，计量了教育投资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从而进一步肯定了教育投资对GDP增长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教育投资状况的国际参照

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主要经济发达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革命并开始向信息社会转型。生产的机械化、社会化、信息化程度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必然要求社会能够提供大批熟练的劳动力和各类专门人才，进而要求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因此，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教育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增长，不仅表现在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长上，而且其教育投资的相对量也在增长。发达国家教育投资的变动大体经历了以下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期间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对教育培养人才的需求量大，因而教育投资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由于把财力主要用于战争上，教育投资比重出现波动和下降。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80年代初。在这期间，世界经济恢复很快，各国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主要经济发达国家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教育投资的增长率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以美国为例，1966年至1970年，教育投资的增长率为13.76％，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7.13％;1971年至1975年，教育投资的增长率为10.16％，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9.59％。然而自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公共支出的教育经费绝对量是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出现缓慢增长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第三阶段，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现。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在农业经济时代不足10％，工业经济时代后期达到40％以上，到知识经济时代达到80％以上。发达国家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已成为重要的生产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基础作用和推动作用。以美国为例，1982年至1994年，美国教育经费由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8％上升到7.9％，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他突出强调把发展教育列为最优先政策目标，1998年拨款510亿美元作为教育经费。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主要经济发达国家教育先行的投资理念。教育在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熟练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素质要求也日益增多，教育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要部门，对教育的投资必然随之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各国所承担的教育投资也在不断增加。统计资料表明，当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阶段，如果没有重大科技突破，教育投资超前增长的幅度逐渐减落，并趋于同步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坚持从国情出发，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但“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日益突出，已成为阻碍我国发展教育事业的瓶颈。200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00000亿元，2000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总量为3849亿元，国家财政性支出为2562.6亿元，仅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2.56％。而美国早在1990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就已达到2929.44亿美元，占GNP的5.3％;1996年，总额达到3283.96亿美元，占GNP的5.4%。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目前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37个国家中，平均教育经费占GNP比例4％的国家已有12个;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另一组有关教育状况的数据表明，1994年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我国的水平相当低，仅有2.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2％，就连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也分别达到3.9%和3％。可见，即便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投入的水平也是偏低的。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的目标。之后，又在《教育法》中以法律形式做出相应规定，以保障“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教育部制定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又重申了“4％”目标，可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其中首要原因归根于穷国办大教育。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政府承担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尽管我国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教育投资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差距还是明显的。因此，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着教育供求的矛盾。

教育投资主体的确定至关重要。教育投资的主体通常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居民个人等。美国是教育投资体系极为成熟的国家，其教育投资主体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多元性”。美国教育投资不仅有来自美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支付的部分，还包括社会各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及私人等的资助或直接投资，受教育者缴纳的学费。科研、教学成果及其相关销售服务收入，学校产业及其他经营劳动收入等几个方面。而我国教育投资主体从1980年代后期至今，正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过渡，即以政府投资占绝对地位逐步向主导地位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也折射出了一些现实问题。

据教育部财务司编写的《教育经费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分析数据：教育投资主体的主渠道——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68.97％下降到2000年的54.19％，下降幅度21.42％。与此同时，教育税费所占比例也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8.87％下降到2000年的7.38％，下降幅度16.79％。勤工俭学及社会服务收入从1992年的5.39％下降到2000年的1.48％，下降幅度72.54％。除了上述属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渠道所占比例下降以外，社会捐资、集资的经费所占比例也从1990年的8.60％下降到2000年的2.96％，下降幅度65.58％。教育经费总量中，占比例明显增长的是学杂费，从1990年的4.96％上升到2000年的15.45％，上升幅度211.49％;社会团体及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虽然也在上升，但在总量分析中却显得微不足道。值得注意的是，不明原因的其他经费所占比例上升很快，从1992年的3.69％上升到2000年的12.78％，上升幅度246.34％。通过对教育投资主体构成的分析，表明我国近10年教育投资渠道逐渐变窄，政府教育投入相对量减少，教育税费下降、社会服务收入、社会捐资、集资所占比例的大幅下降，只有个人教育投入在增加。

与国际成熟的教育投资体系相比较来看，这种调整趋势并不利于我国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这是由教育产业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例如，美国政府为保证教育经费来源的稳定，实施了多种多样的教育经费筹措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立法。法律具有无条件执行的强制性，是美国保证教育投资稳定来源与稳定增长的最有效手段。美国实行分权制，教育经费也分联邦、州、地方三部分拨款，并且自上而下确定教育经费总额，同时制定许多专门法律，如《国际教育法》、《高等教育设备法》等；第二，税收。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故而其发展也以税收为主要来源。采取的方法，一是将其他税收转为教育投资，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将政府税收的一部分划给教育，如美国的财产税系由地方政府征收，主要用于教育，其中学区教育经费的99％来自财产税；二是直接向国民征收教育费；三是征收教育特别税。采取的方法是，减少学校的税负。第三，设立教育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机构捐赠、银行、金融单位贷款，国际组织资助。第四，发行教育公债。如美国41个州都曾为解决校舍资金等问题发行过教育公债。第五，鼓励捐赠以及提供优惠借贷等。从美国政府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系中政府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目前在教育经费、教育税费、个人所得税、社会捐赠的相互关联性和相关立法方面还很薄弱。

上述分析数据还直观地表明，在我国教育投资体系中，存在着政府投资的消极性与群众投资积极性的现实矛盾。同时其他统计资料也反映了上述矛盾。1997年公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显示，全国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速4.67个百分点；1999年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没有依法完成教育投入，甚至个别省份还出现了负增长。与此相反地是，群众的教育投资积极性高涨。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有90％的家长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60％的人表示为孩子上学即使举债也在所不惜。在个人和家庭眼中，教育并不全是一种公共产品，投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将来个人的回报，这种回报在个人利益上是独自占有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决不能因为个体利益的独占性，而纵容政府财政投资的惰性。恰恰相反，政府更应该登高望远，站在全局的高度，保持在教育投资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经费总量的增长是非常快的。1989年至2000年，无论是教育经费总量还是财政性教育经费都至少翻了两番。1989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为503.93亿元，全国教育经费总计为578.26亿元，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87.15％;经过5年时间，至1994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174.74亿元，全国教育经费总额达到1488.78亿元，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78.91％;又经过3年的时间，至1998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再次翻番突破2000亿元，达到2032.45亿元，全国教育经费总额也翻一番为2949.06亿元，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68.92％;2000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66.58％。

虽然我国无论是教育经费总量还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绝对数都在大幅上升，但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从1989年的87.15％下降到2000年的66.58％，降幅达23.60％。

该数据同时表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教育经费总量的增长速度，即教育投资的最大投资主体国家财政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全社会教育经费总量的增长速度。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趋势，这表明政府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拨款与其他拨款存在长期性矛盾。长期以来，我国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拨款的数量极为有限。一方面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不高有关，但更与国家财政性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有关。与经济生产部门的投资水平相比，我国的教育投资水平远远落后，在有限的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常常为其他工程项目的拨款所挤占。

其二，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几乎是免费的教育政策，教育投资一直被视为政府行为。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后，我国政府才开始逐步对其他阶段的教育实行收费制度。从国家预算内教育投资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分配数据中（见表1)，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出，1996年—2000年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分配比例变化，呈现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经费所占比例上升，义务教育、职业中学和成人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下降的趋势。义务教育呈下降趋势是应当引起高度警惕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我国政府拨款有向义务教育倾斜的趋向，但总的来说，我国还存在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之间的投资倒挂的矛盾。数据表明，1997年我国大学生均教育成本为6800元，其中个人支付仅占38％;而同一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中，个人所支付的费用却占了52％—58％。面对这一矛盾，有专家提出，应当把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区别开来，国家必须将有限的财力收缩到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领域和少数国立重点大学，将非义务教育投资市场化，使教育经费的投入形成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导，社会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新机制，教育成本由政府、社会和学生共同分担。

表1预算内教育投资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分配

年份19961997199819992000

总计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1.普通高校18.9819.4821.4023.2724.18

2.基础教育60.6361.0560.2259.4659.61

其中：义务教育53.754.0352.9052.1452.00

高中6.937.037.327.337.61

3.职业中学11.9910.479.749.258.43

4.成人教育2.642.682.372.222.15

5.其他5.766.316.275.795.63

相应地，教育投资体系中经费管理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教育投资经费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过去集中而又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主观上对国情认识的错位，造成教育经费投资主体的单一化，政府几乎是唯一的教育投资主体。其结果是，既导致国家财政负担的不断加重，又造成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教育投入的短缺，一方面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和保证经济增长，必须发展教育，而国家却拿不出足够的钱办教育，教育投入的不足又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问题陷入恶性循环。我国虽然在1990年代在教育投资来源方面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企业投资、个人及家庭投资和其他社会投资在整个教育投资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和地位，但政府投资在整个教育投资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社会捐资、教育投资的社会服务性收入偏低。

同时我国财政体制实行地是“分灶吃饭”的体制，各级财政的决定权在同级人大，执行权在同级政府，各级人大审议各级财政，上级人大和政府对下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力不强，对预算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监督，对于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法投入的行为也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办法。虽然《教育法》有明文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但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市这样实施。

在经费投入不足、监控不力的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性行为，其主要表现在结构性浪费。近年来，我国对高等院校的组织层次、学科和专业结构等问题作了调查，发现高等教育结构不经济的问题依然很严重。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由于条块分割，产生了不少类似经济领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人才，物力的浪费。我国为尽可能提高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浪费和损失，进行了高校合并等一系列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进入国际教育市场以后，这类问题应会得到较好改观。

我国自古以来就崇尚教育、尊重知识，倡导通过教育“修齐治平”。人民群众最舍得花钱的就是子女的教育，相当一部分老百姓都将教育投资列为最重要的家庭投资。关于我国居民家庭教育投资盲目性现象需要关注。

现象之一：随着留学热的不断升温，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出国留学已呈现低龄化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每年至少有数十亿元资金流向国外的各级办学机构。澳大利亚教育经济占国民经济收入的30％，仍然还在不断吸引各国学生赴澳留学。赴英国学习的中学生，需要出具家庭8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单，每年用费不少于10万元人民币，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不下四五十万元。这些原本可以用于国内的教育投资，却成了国外的办学经费。这一方面说明国内的教育环境已无法满足一部分家庭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城乡居民原本打算用于教育的消费难以在国内得到实现，国内教育市场真正启动。

调查表明，在家庭消费排序中，教育消费排在第一，第二位的家庭达68.8％，90％的家庭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家庭储蓄的目的，子女的教育高居榜首，居民储蓄用于教育的支出占10％，远高于用于购房支出的7％的比重。估计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每年约2500亿人民币，相当于全国财政性教育总经费。这种教育需求的旺盛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我国老百姓手中掌握着近60000亿的存款，且不谈大款，就小康之家或富裕人家，他们有诸多的需求，买房、买车、防病、养老，但放在第一位的还是对子女教育的投资。

国家在保证一般工薪阶层的孩子、农民的子弟有学上的同时，应当允许老百姓根据孩子的状况，选择市、区重点校及准重点校，让他们出一定数额的资助办学款。不少家长认为三年或六年之后，学生们之间的差异，更多显示的不是孩子智力的差异，而是所受教育环境的差异，这种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迟早要打破现行的某些人为规定的升学政策。

现象之二：过分追求高学历而造成无效投资和过度消费日益突出。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已不是单纯的消费性支出，应是一种资本性支出，是一种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支出，因此家庭教育投资必然要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众多家庭出于对教育投资的私人收益考虑，如个人未来的收入增量、个人未来更大的择业机会而增加的就业收入或减少的失业损失、个人未来为家庭其他成员所创造的收入机会等等，这些都推动着家庭对其子女人力资本的前期投入。针对当前高学历者容易找工作并且有较高的劳动报酬和较好的生活待遇的社会现实，家庭投资倾向于高学历，而不愿意投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现象之三：家庭教育投资忽视了精神和情感投资。不少家长认为对孩子的教育，是学校的事；有些家长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忽略孩子的思想、性格、情感等，使得家庭代沟和隔阂越来越深，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此外，我国教育投资体制问题亟待理顺。从与教育投资相配套的体制来看，我国的教育投资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制约因素：其一，教育法律法规的限制。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都明文规定不得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办学活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同时又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同时又规定：“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其二，投资领域狭窄。当前社会投资办学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小学义务教育及现有高等院校二级学院上，而这些领域一方面其公共产品特性较强，另一方面受国家教育法规限制较严，主要由政府进行投资兴办。

虽然教育法规定教育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学校按教育法的规定属于非营利性质，但是假若学校经营管理有方，实际财务指标盈余，教育法并没有规定此举违法。教育投资的法律法规则应遵循市场规则。逐步拓宽教育投资领域，既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投资主体的作用，又有利于拓宽教育投资渠道，使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三、我国教育投资的机遇把握与路径探询

众所周知，我国已经正式成为WTO大家族的正式成员，这就要求我国教育必须与国际教育接轨。我国教育加入教育全球化的行列已是大势所趋，因为WTO总协议把教育作为服务产业，所有WTO成员国均有权参与教育服务竞争，它覆盖了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等领域（除去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如军事院校、中央党校等），指向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育活动均属于教育贸易服务的范畴。加入WTO后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加强和明确政府在国家教育投资主体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我国政府进一步调整教育投资经费结构性短缺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成熟，经济运行也更加规范化、法制化，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宏观调控作用将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弱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教育自身属性和特征的影响，个人、企业和政府一般都有其特定的投资领域和范围。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应当充分发挥个人和企业对教育投资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已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基础，与经济运行和发展息息相关，它全方位辐射性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由于教育自身的特殊规律，决定了对教育投资效益的评价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益为准，而应该综合考虑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92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就明确地将教育作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因此，我们在观念上应认识到教育是一个具有先导性、全局性、战略性、后发性的基础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应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产业是一个庞大的知识服务产业系统，它的核心是以提供学校教育、课堂教育和专业授受的专门服务为主体产业，以对主体产业起到支持保障作用功能的其他服务或生产产业组成辅助产业。教育的辅助产业包括教育教学设施建设、教材教具生产供应、教育物业管理、学生公寓、营养配餐、健康饮水、学生交通安全服务，教育基金、储蓄、贷款、保险等金融支持，对高校科研成果技术转化的风险投资，以及考试、留学、升学、就业指导服务等等。教育投资，就是要对教育主体产业和辅助产业进行市场化的开发经营，以达到为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机构提供功能完备的综合性全程服务。

巨大的“卖方市场”给教育投资发展提供了空间。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但教育市场却是“卖方市场”，供给严重不足。根据教育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在只有74％的小学生能够升入初中，只有48％的初中生能够升入高中，只有47％的高中生能够升入高校。日本早在1978年中等教育入学率便已达到96.2％。截止到200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仅为10.5％，大学生在同龄青年中的比例只有6％。而与此对应的美国早已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能够容纳适龄人口50％以上）。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还有一段距离，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教育资源有限，而市场和社会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增加教育供给，既可提高劳动力素质，又可满足社会需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国教育供给有很大潜力，近年来居民已经普遍认识到教育程度与其将来的收益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个人愿意在受教育上花费和投资，多年来民间形成的大量财富，需要增加投资领域；只要采取适当政策，把教育供给潜在需求开发出来，我国教育市场必将得到发展。

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促使教育投资的发展。教育的内容需要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完善。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艺术、文化等关系到审美和生活质量的教育内容及适应生活环境差异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等非学历教育、特色教育的需求日益突出，而我国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教育投入很难满足这些领域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完成了学校教育的人，在参加工作后仍需不断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知识更新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已扩展到一个人的一生，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培养完善的人。近年来，终身教育已经逐渐被各国认为是最适合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方式，成为各国教育的发展重点。我国终身教育处于刚刚被认识阶段。因此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使教育投资成为必然，这里存在着我国教育投资的又一热点。具有巨大隐形资产的学校可以面向社会举办终身教育培训，如外语、心理咨询、职业指导等，学校有形资产的充分利用既可以抵消无形损耗的程度，提高物资的利用效率，又可为在职人员提供终身教育的场所。

教育经费的不足客观上促进了教育产业的发展。我国全日制在校生2.3亿，占全球教育总人数的20％，规模居世界第一，而我国每年的政府教育投入仅占到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总数的2％。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长期不足使人们对投资教育回报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据统计，在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中，每年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全部学校支出的60％左右，其余则通过各种社会服务等渠道获得，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近年来发展的民办学校，绝大多数是通过投资回报来实现滚动发展的。因此，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缺乏回报，必然步履维艰，教育经费的不足客观上刺激了教育投资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教育投资非均衡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教育水平在区域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中心城市和东部地区教育发展得较快，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地区教育发展速度则较慢。在西部贫困地区，一些孩子依然因经济原因而无法完成学业。通过调动东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和中西部大中城市教育方面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贫困地区，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此举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将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义务教育能否投资多元化的问题，理论界争议很大。目前大多是从公共经济学的原理来对教育产品进行界定，认为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而非义务教育则是私人产品或者是准公共产品。熟悉教育史的人知道，历史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又称强迫教育法）产生于16世纪的德国。至今，全球的192个国家或地区，已有170个国家或地区宣布实施义务教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者知识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义务教育的标准也随之提高，一些国家不仅普及了中学教育，而且正在实施免费的，或低学费的，或有补贴的大学教育。

世界各国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与挑战，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资，主要涉及义务教育投资制度、教师工资制度以及特别扶持制度等三大方面。各国在长期推行义务教育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经验，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这对于我国完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推进普及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世界各国，以全民性、平等性、普及性为特征的义务教育作为各国公共教育制度的基石，一般均由政府直接组织、管理和投资，但投资主体的构成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义务教育经费的投资主体是由中央或联邦一级的最高政府为核心构成，最典型的国家有葡萄牙、新西兰和土耳其，中央政府投资达到100％;第二种模式，义务教育经费的投资主体由省、邦、州等高层次地方当局为核心构成，典型的国家有比利时（占到90％以上）、德国（占到

76％)，美国、日本、印度、瑞士等国均属于这一类模式；第三种模式，义务教育经费的投资主体由市镇、县乡、学区及其以下基层地方政府构成，最典型的国家是英国（占到92.5％)，中国、丹麦、挪威属于这一模式。

以政府公共经费负担义务教育重要意义，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排除各种因素对义务教育的制约和干扰，切实保证一国范围内义务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均衡发展，并为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较为平等的机会。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在政策上主体部分还不应产业化，但作为补充部分的民办学校、民办公助、公助民办学校及围绕基础教育的教育边缘产业如艺术学校、网络培训学校等仍然是有潜力的产业。

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培养人才周期长，因此，教育投资的周期也比较长，这就要求教育和教育投资必须先行，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我们希望政府采取财政扩张性政策，加强对教育的投资，把教育投资作为像高速公路、水利设施一样的基础设施来建设，这是推进教育投资进程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市场交易品种日趋丰富，交易系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认为，发行教育债券正是时机，教育债券对居民投资偏好来说，是当前一项能吸引上万亿居民储蓄的投资品种。同时，中央政府应加强教育财政立法，这是保障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在《教育法》的“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条款中作了规定，即“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为辅的体制”，“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统一的原则，在各项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以及教育财政拨款“三个增长”的重要准则。立法工作还应该针对教育投资体系的实际发展需要，从教育税收、社会捐赠、境内外投资基金、企业资助办学、民间集资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角度的给予政策支持和保障。

我国现阶段教育投资经费呈现严重结构性短缺特征，即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根据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最新界定，1998年，全国小学生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为370.79元，东部是西部的1.8倍，西部以贵州、陕西、广西的投入水平最低；全国初中生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为610.65元，东部是西部的1.38倍。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1999年对《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调查显示存在三方面问题：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比例严重偏低，1998年仅为55％;城乡教育费附加不能足额征收，农村则更低，1998年仅有50％左右；农村教育集资不能依法进行。

我国政府从城乡经济差距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加强对西部基础教育的投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同时，加入WTO有利于网络远程教育的投资。网络远程教育是现代教育的最重要形式之一。1984年，国家教育部和广播电视部为适应形式的需要，成立了我国第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创了我国远程教育的先河。据不完全统计，从1984年到1994年间，全国电大毕业生共有500万人之多，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广播电视教育有着投资少、见效快的长处，但也存在着批改作业难、考试难、教师辅导难的缺陷。1996年，国家教育部正式实施网络远程教育，确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4所高等院校为我国第一批开展网络远程教育的试点大学，在全国范围内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国家教育部还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取消对网络远程教育招生计划的限制，将发展网络远程教育作为面向21世纪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列入议事日程。网络远程教育的迅速升温与教育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愈来愈突出。网络远程教育为境外办学机构迅速抢滩我国生员市场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但是网络远程教育需要对网络设备线路进行先期投资，因此，境外教育投资基金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而大举进入，可以多角度地补充我国教育投资资金的不足。

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几种融资方式，将会对发展我国的教育投资带来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在证券市场发行可自由转让的教育债券，以供发展教育之需，由于教育债券是国家发行的，该债券的本息是由政府偿还，市场信用度较高，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国家教育债券品种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专业性的，如义务教育债券、高等教育债券、职业教育债券等等。

启示之二：发展实力成熟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创办行业性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已是我国迫在眉睫，正急于从市场角度来解决和提升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现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已不能满足现代化新型机械装备的企业需求，另一方面企业从市场中招募不到熟练技术工人。这一矛盾不及时疏导解决，不仅会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实施，也不利于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

启示之三，建立和发展教育投资基金。教育投资基金属于产业投资基金中的一种，属公共投资基金。教育投资基金的设立与运作必须严格按照资本市场基金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要讲究投资基金的使用效率。教育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非常广泛，既可直接投资于高校高科技产业公司，也可投资学生公寓、教学实验设备、教育建筑工程、教学图书出版、传媒产业等等。只要投资方向选择恰当，投资者与教育事业都会受益。此外，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型教育基金的支持，也是一条可选路径，如我国西藏自治区就从中受益匪浅。

总而言之，我们要转变观念，通过体制改革、资产重组，增强教育投资领域的企业活力，使其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并努力做大做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逐步接轨，将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拓宽教育投资的融资方式、拓宽教育投资的市场领域，解决我国当前教育投资经费总量性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