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反思范文

摘要:

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数量快速增长、跨学科应用特点显著，但少有实际应用之实;理论硕果颇丰但多移植国外成果;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有本土化创新。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继续拓宽学科视野、适时创新研究方法，并在确保理论来源多元化的同时，着手构建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从而摆脱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跨学科应用;理论多元;本土化创新

由于传统的全球化自欧洲开辟，经美国发扬光大，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以西学东渐为主的文化传播秩序，但随着欧美主流价值观在全球日渐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努力从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东学西渐开始呈现新态势。“球土化”的大趋势迫切需要运用全球化思维和本土化行动达到一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再平衡。而在此过程中，如何以一种非对抗、非妥协的平等姿态来面对不同文化及其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其中有价值之作不少，很值得总结、梳理和研究，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跨文化传播在国内外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一词始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SilentLanguage)。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广泛展开，并伴有大批理论、著作陆续问世，有代表性的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和斯卓特贝克(KluckholnandStrodtbeck)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荷兰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以及美国传播学者萨默瓦与波特(SamovarandPorter)合编的《跨文化导读》(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Reader)和孔登与尤谢夫(CondonandYourself)的《跨文化传播概论》(Introductiont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等。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如火如荼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引入国内，从而充分表现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的扩展和延伸。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传播学和外语类学术刊物。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尤其在2005到2010年间，国内各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译丛系列，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媒介与社会译书”系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欧洲新闻传播学名著译丛”等。此外，国内学者关世杰、贾玉新、胡文仲、单波、吴予敏、孙英春等也相继有各自领域的专著出版。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自其诞生以来，就受到语言学、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关注，各学科均以自身视角分析和阐释跨文化传播概念，但至今未对跨文化传播给予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国内学者孙英春将跨文化传播概括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行为;其二，信息的编码、译码由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其三，由于参与传播双方的符号系统差异而成为的一种符号交换过程［1］2。作者认为，萨摩瓦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定义较为简明地概括了以上三个方面:跨文化传播包括那些来自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完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这种不同足以导致整个沟通活动发生改变［2］。基于以上萨摩瓦的跨文化传播定义以及国内学者徐明华对国内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1990—1995年，以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为主的借鉴和初创期;(2)1996—1999年，西方跨文化传播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升和拓展期;(3)2000—2011年，以横向拓展和学科交叉为主的深化期［3］;(4)2011—2015年，学科交叉和应用性研究的继续深化期以及理论研究的瓶颈期。本文对近五年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及有关问题，作初步的梳理与反思。

二、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特点与存在问题

(一)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特点

1．研究数量快速增长，学科间拓展进一步深化从知网输入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可得近十年的相关研究论文数量的变化:2005年77篇，2006年140篇，2007年164篇，2008年219篇，2009年255篇，2010年269篇，2011年328篇，2012年348篇，2013年426篇，2014年449篇，2015年421篇。根据图1和图2，在近十年跨文化传播研究数量的变化中，近五年的研究数量迅猛增长。尤其2012到2013年正值各学科横向交叉和深入拓展时期，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直到2014年达到最高点。以上变化主要源于近五年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进一步的跨学科性质，各领域纷纷以跨文化传播为视角，探究解决本学科的实际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起初的发展就离不开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外语类)、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支撑。随着国内各学科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跨学科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其学科交叉拓展到语言学(汉语类)、文学、教育学、经济学、民族宗教学等。跨文化传播研究于这些学科是一种新的视角，是应对学科发展和把握时代脉搏的新武器。如在语言学领域，由于全球化的脚步无时无刻都在加速，文化的东学西渐也开始呈现新态势，汉语作为东方文化跨文化传播的首要窗口，以孔子学院作为语言推广机构与新媒体传播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程晔(2015)指出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语言推广机构应借鉴网络传播中社交媒体的传播理念，形成全球规模的跨文化传播网络，实现从“内容提供”到“网络枢纽”的定位转变［4］。在文学领域，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文学已不再是以作者为中心的语言生产过程，而是一个经典化和解经典化的过程。国内学者张雯(2014)指出，一部作品在进入读者视野之前就早已经跨入了经典化的范畴，即出版、翻译、学术评论，选入教科书等权威工具书，再加上读者的参与和二次解读。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不是作者依赖作品自身而进行单调传播的个体性行为，而是以自身为中心，以网状轨迹相互影响、相互辉映的过程［5］。与此同时，跨文化传播也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胥琳佳(2014)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化折扣的内涵，并在文化折扣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增值的概念，探索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流变问题。他指出:当文化产品在异域获得的传播效果和价值不小于其在本土获得的传播效果和价值时，就是文化增值，而自身所处社会文化的需求，国际话语体系的制定以及对国外市场的吸引都可引起文化增值［6］。而在教育领域，刘婷(2015)基于MOOC新型在线课程教育模式，从教育学和传播学视角对新媒体教学在跨文化传播方式上的创新进行分析与思考，并提出跨文化传播理念上的创新:“接触区”，即文化交往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在接触区中越来越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认同的协商图式［7］。由此可见，近五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跨学科趋势也在进一步增强。

2．以应用性研究为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进一步深化拓展各学科联系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相关的应用性研究。近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涉及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影视传播、语言文化、文学翻译、品牌广告、网络与新媒体、文化产品、民族特色文化、传播伦理等广泛领域。已有成果注重各领域内实际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对探讨跨文化传播策略和传播能力的探讨。如图3所示，仅从研究数量的变化看，近年来的跨文化传播应用性研究多集中在网络新媒体、电影、文学和翻译领域。翻译领域的相关研究增速较快，网络新媒体、电影和文学增速较缓，三者看似不约而同地在2012年进入发展平稳期: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只是处于平稳起步状态，而电影、文学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却已进入高峰后的停滞期和瓶颈期。对应用研究的内容而言，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只限于理论上的思辨和推理，还更加注重实用价值和实践意义。该类研究多以文化为视角，分析中国电影现状，参照好莱坞电影标准，借鉴优秀华语电影成功经验，从国家宏观的文化政策、高科技的电影制作与影像表达、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具有普世价值的特色传播内容、分级电影和分众市场等来探究华语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文学领域和翻译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常相互穿插，多集中在语言层面，即探究国内外经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策略的运用，或是宏观角度探讨文学经典在包括翻译在内的整个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问题与解决办法，如上文提到的张雯(2014)，首次将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播看作一个各方面和谐统一又动态选择的过程。她指出文学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这也是该领域跨文化传播应用研究的典范。

3．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引发学界新思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拓展与应用离不开对其自身理论的探究和进一步解读。近年有关跨文化传播自身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集中在早期的荷兰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和编码解码理论，俄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的外位性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帕克(Park)的边缘人理论，美国学者多德(Dodd)和卡西米尔(F．L．Casmir)的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利(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及其双维度跨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和美国华裔学者汀图美(Ting－Toomey)面子协商理论。国内学者简圣宇(2012)论述了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思考。该理论从哲学角度强调文化传播的“外位性”，即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异质共存的重要性。由于各种文化主体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世界文化作为诸文化主体的共同存在，是处于平等对话中的多中心集合体，而外位性则用于在集合体中以客观视角的自我返视［8］。单波(2014)基于帕克的边缘人理论，指出边缘人经验具有双向价值:一方面，他们自身受到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过程，恰恰反映着文明的进程及其之于人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在与新的社会产生互动关系与文化融合过程中，又缓慢但有效地改变着旧的社会秩序与文化模式，实现新文化的平稳交流或更替。他还强调边缘人经验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不恰当运用可能导致过度边缘化而忽略跨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因此应避免文化中心与边缘研究的二元对立［9］。杨红燕(2014)对卡西米尔(F．L．Casmir)的“第三文化”构建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因该理论是在肯定文化差异和相对性前提下的一种理想模式，缺乏补充描述性和实证性的方法予以证明，因此她在肯定该理论的同时，也对其实际构建的可能性提出质疑［10］。而学者毛艳枫(2014)则将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实际应用于探究江苏镇江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即构建赛珍珠文化的第三方文化空间，努力寻找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建立共通的语义空间，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构建双方文化协商和交流的缓冲地带［11］。事实上，单波也在其边缘人经验的研究中提到一项夏威夷混血居民的研究，研究发现边缘人群已经逐渐产生了一种既与当地主流群体融合又保持距离的新文化模式，但其内在又存在差异。因此，以上两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第三文化在某些领域能够建构的可能。另外，万婧(2014)分析了汀图美的面子协商理论在外事活动上的应用。她指出在自我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之外，还有一种双方共有的面子，要根据双方不同文化特点寻找有效的面子协商策略和平衡方式，努力消减文化间的传播障碍，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传播［12］。该文中提到的面子协商策略和平衡方式与上文提到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基于以上的梳理总结，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自身的研究可简单归结为:由于文化价值维度和高低语境上的差异，必然存在跨文化编码解过程的文化折扣、文化误读甚至文化增值的现象。若要减轻该种跨文化传播困境，应基于跨文化双维度适应理论，以平等对话的外位性视角，努力构建第三方文化，积极寻求“面子—协商”模式，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此类研究从根源上均反映了跨文化传播的“辩证路径”和“过程路径”，即不仅要承认文化的差异，还要在思考和行动的过程中融合不同文化的元素，同时将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转移到以交流过程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对跨文化传播本质、跨文化传播伦理观以及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等问题予以重新思考。

4．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研究异军突起在影视广告和文学语言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缓慢的同时，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的研究则异军突起。如民族舞蹈、武术武技、民间艺术、太极拳、乒乓球、乡村旅游等中国特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比如，在探究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发展的具体路径方面，马波(2015)指出文化差异不可消除，需尊重其“实然”存在以支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态度;文化误读可以避免，构建多元文化交往平台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文化自戕必须重视，文化价值书写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当务之急;文化整合势在必行，按照受众品位进行文化整合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战略选择［13］。在该研究中，马波从文化视角分析了文化差异、文化误读、文化自戕、文化整合的内在关系及其与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传播现状的关系，其宏观战略适用于各类文化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还有诸如任锋(2014)的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研究，王安妮(2014)的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研究，何清新(2013)的广西跨境民间艺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等丰富了我国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5．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备受关注在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却屡见不鲜，因此关于如何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家形象问题在传播学视域下可追溯至李普曼(WalterLipmann)提出的“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如何在西方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中提高国家形象，减轻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有关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黄静(2015)基于马莱茨克模式，即大众传播的场模式，从传播者、传播讯息、传播媒介以及接受者四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其内容包括明晰编码目标，准确定位国家形象;坚持与时俱进，树立新的编码理念;调整编码讯息，提高内容针对性;注重编码主体多元和媒介多元;跟进译码反馈，完善形象危机预警机制与快速反应机制［14］。以上具体传播策略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6．网络新媒体和传播伦理问题将成新宠从图3可看出，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近年来的发展并未显著增加，但作者认为，该类研究只是处于平稳起步状态，未来将与该领域内的伦理问题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新宠。跨文化传播中网络新媒体的运用有助于丰富传播内容、渠道和形式，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的交互性和开放性。但国内学者孙宜君(2013)指出，在新媒体语境下确实存在着如信息传播失衡、文化霸权、种族主义偏见、文化认同危机等诸多传播伦理困境与失范现象［15］。同样，孙英春(2013)也指出，网络新媒体在保障不同民众平等获取信息的同时，应注意传播过程中引起的数字鸿沟和数字文化鸿沟问题。为此，她提出了跨文化传播伦理建构的基本原则，即公正平等、自由自律、尊重互敬、宽容共存四条原则［16］。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将在争议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应用性研究大都着眼宏观，未真正做到“跨学科应用”从“跨学科应用”特点来看，近年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注重跨学科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自2014年囿于瓶颈而无法继续深入发展。首先，由于跨学科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相当一部分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只是将跨文化传播学科作为一种视角切入到其他学科和领域，缺乏相关理论支撑，多有跨学科应用之名，少有跨学科应用之实。其次，应用性研究多偏重宏观方向性问题的解决，实际应用效果不佳。其中民族体育、民族舞蹈、民间艺术、太极拳、武术武技等民族特色文化和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影视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应用探究尤为明显。

2．相关理论的研究多移植国外成果，较为集中，无新突破从理论成果方面来看，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内容颇为广范，但理论观点却少有创新，主要源于相关理论大都移植西方(美国居多)已有学术成果，且较为集中，无新突破，多集中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和编码解码理论，贝利的跨文化适应理论，巴赫金外位性理论，汀图美的面子协商理论，多德和卡西米尔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中有些成果已不再适用当前的跨文化传播发展现状。如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理论和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运用传统的主位客位研究方法，基于各个国家的数据来源，比较划分文化间不同背景不同维度的异同程度，其科学态度和实证精神值得肯定。然而，文化本身是动态发展的，尤其伴随近年来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球土化”背景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继续深化，霍夫斯泰德和霍尔基于当时文化静止状态下得出的理论未必符合当前的跨文化发展现状，自不必说基于相关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了。总之，就目前所及的国内跨文化传播理论成果来看，多为对国外理论的大量移植和全方位照搬，还不能出现符合国内文化发展现状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3．以思辨式定性研究为主，缺乏量化分析，少有本土化创新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近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大都以思辨式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实地考察和控制实验法的运用，缺少对传播效果和跨文化传播中影响要素的量化分析，偶见国外前沿研究方法和国内本土创新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整体来看，要真正实现研究方法上的本土化创新依然任重道远。国内学者冯广圣(2014)尝试运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乡村旅游的跨文化的建构与生产中对广西东南部L村村民的社区认同进行调查研究，指出村民的社区认同呈现中心化与边缘化并存的悖论［17］。姚曦(2014)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究并发现国际品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意识、文化冲突的强度、文化融合的主动性、消费者认知、不可控因素和文化选择的前瞻性等6个主范畴及其影响方式和作用路径。扎根理论整体来看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和资料收集方式上采用定性的分析手段，但在资料分析的过程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重复的随机资料的对比和编码，寻找各个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建基于实践的理论［18］。研究方法的选用对于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应用性和普遍适用性至关重要。两人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近年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本土化创新的初步尝试，但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若要突破现有研究的理论桎梏和方法单一，还应结合国内研究现状和条件，以定量分析来确保定性资料的科学性，以定性方法来提供定量分析的具体内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创新。

三、对未来跨文化传播发展的展望

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西方理论引进和学科交叉创新与实践应用探究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思考，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在结合各学科的前沿发展和西方理论成果之下，探究国内各学科领域的跨文化传播途径、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应用性研究，丰富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引进西方理论尚且不足，基于国内实际的理论构建实属不够，应用性研究缺乏科学创新的研究方法，大都着眼宏观策略的探究，缺少微观的实证研究，这也是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虽在发展但后劲不足的原因。有鉴于此，未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发展应朝着以下几个方面发展:首先，跨文化传播学科需在当今“万物皆媒”的传播学视角下，基于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现状和其他学科前沿，建构自身的跨文化传播学科体系。虽然美国的传播学发展位于世界先列，国内传播界很有必要关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理论成果。如果仅囿于美国学者的第三方文化构建、面子协商、跨文化适应等理论，可能导致我国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零散化和有关缺失。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确保其理论来源的多元化的同时，要把着眼点放在构建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上。其次，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继续拓宽研究的学术视野，继续推进学科间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结合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前沿成就，特别关注理论间的衔接性和通约性，使跨文化传播不只成为一种现象、一个视角，而能够为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求得新的突破口，并真正凸显学科交叉的应用价值。然后，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网络新媒体传播备受宠爱的时代背景下，在传播形式上，不仅应注重国家组织层面的大众传播，而且也还应充分发挥人际传播的优势以增强传播效果。在传播内容上，不仅应积极选择能够传达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或具体实物以吸引国外受众，也要更多关注新媒体时代下跨文化传播伦理研究等问题。再次，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选用和适时创新。在确保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并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不断实现研究方法的适时创新，实现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成功移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化本身是抽象的、动态发展的，而跨文化传播研究又多以文化为视角，相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较难衡量。因此，本领域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今后能否取得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我国跨文化传播乃至全球跨文化传播及其研究是否得以推进。最后，近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已有成果对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的探讨，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跨文化传播新路径，即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构了以平等交流与共享互动的“过程路径”和“辩证路径”，摆脱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两条路径是对跨文化传播本质的重新定位，必将会在宏观方向上成为指导本学科未来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大都将以文化为视角，以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和共存共荣为目的，弱化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色彩，使跨文化传播真正体现其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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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颖 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