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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叙事伦理研究现状范文

时间:2022-12-19 10:25:16

中国电影叙事伦理研究现状

[摘要]叙事伦理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或范式在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果。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可以借用叙事伦理研究方法。当前的电影叙事伦理研究包括故事伦理研究与叙述伦理研究两方面内容。故事伦理研究存在先入为主的简单归类、滑入传统道德批评等问题;叙述伦理研究成果极少,且存在电影性不强的问题。未来电影叙事伦理研究应包括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故事伦理研究、叙述伦理研究四方面。

[关键词]电影;故事伦理;叙述伦理

一、“叙事伦理”内涵

“叙事伦理”一词滥觞于刘小枫1999年的哲学随笔集《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刘小枫认为伦理学分两类:理性伦理学与叙事伦理学,“理性伦理学是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育符合这些理则。……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造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4。刘小枫又进一步将现代的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命运,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人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1]5尽管刘小枫并没有给叙事伦理学一个严格的定义,《沉重的肉身》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作者通过对毕希纳、米兰•昆德拉、卡夫卡、基斯洛夫斯基等艺术家的叙事伦理分析,给彼时的文艺批评,特别是叙事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开辟了文艺学研究的新路径。2003年中山大学的谢有顺承接刘小枫的叙事伦理思想,发表了长文《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这是最早对中国小说进行的叙事伦理研究。2010年谢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也是在刘的叙事伦理思想下对中国小说进行的叙事伦理研究。此后,叙事伦理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的方式与方法,在文学领域经王鸿生、伍茂国、祝亚峰等人大力推进,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果。此为叙事伦理研究之一端。

叙事伦理的另一端是由布斯、经詹姆斯•费伦,至亚当•桑查瑞•纽顿(AdamZacharyNew-ton)而定型的。布斯认为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诲的,应该把伦理与叙事有机结合起来,“给予人类活动以形式来创作一部艺术作品时,创作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互分离,包括道德判断”[2]。所以对布斯来说,小说最重要的修辞问题便是“作者应该为谁而写”。詹姆斯•费伦则认为叙事的伦理转向呈现六个特征:重塑作者的主体地位;刺激读者的批评创造性;提倡形式结构的伦理;区分伦理与道德;建构多重伦理系统;同时关注内容的伦理和讲述的伦理。[3]1995年美国学者纽顿出版了《叙事伦理》(Narra-tiveEthics)专著,他根据热内特叙事学的故事、叙事、叙述三方面,将叙事伦理分为叙述伦理、表达伦理、阐释伦理。叙述伦理指叙述行为引发的讲述者、倾听者、目击者、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强调叙述行为自身的重要性。表达伦理指实际中的个人在被呈现为作品中的人物时,两者的差异所招致的伦理关系。阐释伦理指读者和批评家应担负伦理批评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个人阅读的私人责任和讨论教授小说中的公共责任。纽顿的叙事伦理强调的是叙述行为引起的讲述者、倾听者、读者和文本间的伦理对话,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这种关系由文本内部的结构和形式决定而并非道德主张。这是叙事伦理的另一内涵。综上所述,叙事伦理研究包括不可分割的两方面:一是刘小枫开创的故事(内容)伦理,任何一个叙事作品虚构的伦理困境、虚构人物在伦理困境中的艰难选择、选择的伦理意蕴、个体遭遇的生命感受等都是故事伦理研究的内容;二是纽顿所倡导的叙述(形式)伦理,叙事结构、形式、语言的伦理意蕴以及讲述者、倾听者、读者和文本间的伦理关系是叙述伦理研究的重点。

二、电影叙事伦理研究现状

截至目前,笔者以“叙事伦理”“伦理叙事”两个词语分别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共搜索到关于电影叙事伦理研究的期刊文章60余篇,硕士论文15篇,博士论文1篇,这与文学(主要是小说和戏剧)叙事伦理研究比较,相去甚远。①以下笔者就现有的电影叙事伦理研究成果,从故事(内容)伦理研究与叙述(形式)伦理研究两方面分别阐述。当然,这两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分开论述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一)故事(内容)伦理研究

从涉及的题材来看,包括青春题材类电影、农民工电影、革命历史电影、体育电影、灾难电影、动画电影等众多题材。2016年山东师范大学苏月奂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更是将电影叙事伦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内地自1949年以来的所有电影。从研究涉及的电影导演来看,主要集中在谢晋、张艺谋、杨德昌、李安、许鞍华、贾樟柯、娄烨等著名导演的作品分析上。较早对电影进行叙事伦理研究的是叶志良教授2008年发表在《当代电影》上的《从意识形态承载到生命叙事的转换———体育影片的叙事伦理》一文,文章通过对世界各国体育电影的分析,总结了体育电影叙事伦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可贵的“视觉史料”的体育电影是“认识论之维的前意识形态表征”。第二阶段体育电影的叙事伦理更多地承载着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在特定的时代自觉地传达人民和国家的声音,如1954年中国新影厂拍摄的体育片《永远年青》;其次是有意进行着宏大的人民叙事和传达国家意志的行为,如著名电影导演谢晋的《女篮五号》。最后是体育电影的生命叙事阶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体现体育的励志功能,如1980年以来的美国体育电影;二是对人性的尽情抒唱,探索人性尊严和人性解放的途径和价值,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百万美元宝贝》。[4]该文是较早对电影叙事伦理进行研究的,对体育电影的叙事伦理分类沿用刘小枫的思想框架,此后的研究延伸到各种题材的电影中,如张权生对农民工电影叙事伦理的研究、史静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张霁月对中国灾难电影叙事伦理的探索、魏秋华对动画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等,还有其他研究者对谢晋、张艺谋、贾樟柯、李安等著名导演的作品叙事伦理分析。山东师范大学苏月奂2016年6月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是目前对电影叙事伦理最系统的研究。文章通过对大量影片的分析,将中国电影叙事伦理分为集体伦理、个体伦理和生态伦理三类;将影片中的人物分为伦理升华人物、伦理悬置人物、伦理自由人物三类;文章还探讨了影响中国电影叙事伦理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以及经济发展是影响电影叙事伦理的主要原因。这样的研究依然是在刘小枫关于叙事伦理的分类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了电影特殊的时空意象、情节结构、画面色彩等电影语言的伦理意蕴(下文论述),具有一定的学术原创性。结合其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笔者认为目前关于电影故事(内容)伦理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尽管在语言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刘小枫关于叙事伦理的两分法,即人民伦理大叙事与自由伦理个体叙事。其次,很多研究流于形式,“叙事伦理”仅仅成为一个时髦的学术词汇,名为叙事伦理批评,实为电影主题探讨。最后,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在探讨电影所叙之事的伦理分类,很少有研究者关注电影所叙之事的伦理诉求,刘小枫念兹在兹的“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倾向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的思想初衷,[1]5在电影叙事伦理研究中也付诸阙如。

(二)叙述(形式)伦理研究

截至目前,对电影叙述(形式)伦理进行研究的成果屈指可数。就笔者所见,仅有陈瑜2010年发表的《电影悬念的伦理取向》,曲春景2015年发表的《导演的叙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苏月奂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里的部分章节。《电影悬念的伦理批评》一文讨论了悬念和伦理的关系,作者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证:(1)悬念具有伦理维度;(2)悬念的强度取决于善恶力量的对比;(3)非对立冲突型悬念也具有伦理向度。[5]因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并没有凸显独特电影语言(区别于小说语言)设置的悬念与伦理的关系,导致这种探讨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大道理。《导演的叙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一文探讨了编导的叙述目的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影片的主要场景在观众心理层面唤起的伦理反应,作者认为,“无论虚构类叙事还是纪实类叙事者的叙事行为,都不具有道德豁免权。虚构类叙事者所讲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对人心的戕害却是真实的。因此,不受伦理规约的叙事不是为了惩恶而是在诱恶、扬恶和彰显恶行”[6]。正如刘晓希所言,尽管作者“有意识地将电影叙事伦理从以往涡旋于故事伦理的周遭摆渡到叙事行为上来,但是,由于作者明显地将‘伦理’等同于‘道德’,因而使得其论述更似一种文化批评,而非典型的电影批评”[7]。山东师范大学的苏月奂在其2016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了电影特殊的时空意象、情节结构、画面色彩等电影语言的伦理意蕴。作者认为,古代宫廷、民国时期的大宅院、当下奢华的消费场所,单行式、并行式、迂回式、轮回式情节结构,红、绿、白、黑的色彩都分别具有不同的伦理指向,例如,“民国时期大宅院代表了以家庭伦理特别是性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它‘言说’着旧伦理的吃人和压抑。它散发着森森鬼气,因为它是镇压生命性本能的囚笼,是打着礼教的名号摧残鲜活生命的刑场,是人性的坟墓、魔鬼的宫殿”。“单行式情节结构都呈现出‘伦理的前进’的意味,而并行式情节结构不适合承载波澜壮阔的故事。它用多个人的经历去证明同一个命题,具有伦理强化的意味”[8]等,应该说这样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性。纵观上述成果,我们发现,对于电影叙述(形式)伦理的研究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数量上,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屈指可数;质量上,该方面研究难以找到适切的理论资源作为支撑,也没有合适的方法探索电影语言与伦理的共生关系,加上研究者缺乏对电影语言独特性的敏感,导致此类研究“电影性”不足。

三、电影叙事伦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电影叙事伦理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刘小枫叙事伦理的分类框架下进行的,并不是这样的分类不能借用,只是因为用先入为主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分类来规范丰富多样的电影文本,既有削足适履之嫌,同时也极有可能让电影叙事伦理研究变成电影主题探讨;其次,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在探讨电影所叙之事的伦理分类,很少有研究者关注电影所叙之事的伦理诉求;再次,很多研究尽管冠以“叙事伦理研究”之名,但实际仍不脱传统道德批评窠臼,以说教的、权威的、一元性给定的方式对待电影文本,这样就取消了“叙事伦理研究”的意义,真正的叙事伦理研究应该是以开放的、对话的、反省的方式对虚构“境遇伦理”的具体考量;最后,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电影叙事伦理研究重故事(内容)伦理研究,轻叙述(形式)伦理研究。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有三:(1)研究者伦理学知识相对缺乏。叙事伦理研究是叙事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对叙事学的内容较为熟悉,能够使用文学叙事学、电影叙事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容使用叙事学理论分析电影文本,但对于伦理学的相关知识却知之甚少,有的研究者将伦理等同于道德,将电影叙事伦理批评变成了传统道德批评;(2)研究者对电影这种以视听语言为主要手段的艺术样式,缺乏必要的敏感,导致叙述(形式)伦理研究显得“电影性”不足,这是目前电影叙述(形式)伦理研究极不发达的主要原因;(3)当然不得不提的是,因为特殊的政治、文化原因,中国电影艺术家没有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是导致电影叙事伦理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电影叙事伦理研究未来进路

电影叙事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版的著作就有加拿大学者安德烈•戈德罗和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若斯特合著的《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中国学者李显杰的《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美国学者西摩•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法国学者弗朗西斯•瓦努瓦的《书面叙事•电影叙事》、挪威学者雅各布•卢特的《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加拿大学者戈德罗的《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等,已有的学术积累使电影研究从经典叙事学转向叙事伦理研究成为可能,如何利用已有的学术积累,寻找叙事研究新的学术空间,是所有有志于电影叙事伦理研究的学者面临的共同挑战。未来电影叙事伦理研究可以在以下四方面寻找学术生长点,需要说明的是,分开论述只是为了行文和研究的方便,实际上各研究之间是相互缠绕、相辅相成的。

(一)电影叙事伦理理论研究

现有电影叙事伦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概念、范畴、路径、模式都是借用文学(以小说为主)叙事伦理的。但电影和文学毕竟是不同的艺术种类,在创作思路、语言表达、受众定位、传播效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电影叙事伦理理论研究就是针对电影叙事伦理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包括建构电影叙事伦理研究必要的思想理论资源研究、方法适切性研究、基本概念的转换与界定等。

(二)叙事伦理比较研究

相同的故事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展示,不同的展示方式有不同的伦理诉求,这使叙事伦理比较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必要。比如《红高粱》就有小说、电影、电视剧三种展示方式,各种展示方式都有不同的叙述机制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比较研究重在揭示不同的媒介需要怎样不同的叙述机制以表达怎样不同的伦理诉求、不同媒介表达伦理诉求的特点等,这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学、叙事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三)叙述(形式)伦理研究

叙述(形式)伦理研究注重电影语言与伦理关系的探讨,包括叙事人称、叙事时间空间、叙事结构、蒙太奇、色彩、构图等包含的伦理意蕴,导演、文本与受众之间的伦理对话研究等。叙述(形式)伦理研究需要借助认知科学、传播符号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四)故事(内容)伦理研究

故事(内容)伦理研究应该重申刘小枫先生的初衷,“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倾向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7],因此,并非所有的电影文本都具有叙事伦理研究的意义,正如谢有顺所言:“一旦叙事作品仅仅局限于呈现理性伦理,叙事本身的价值、作用就被取消了。”[9]电影故事(内容)伦理研究应重在对电影所叙之事伦理诉求的探讨,通过“复叙事”(刘小枫语)的方式具体考量人在“境遇伦理”中面临的悖论困境、选择焦虑与责任担当,揭示出存在的深渊与无奈,发掘出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这需要借助现代伦理学、社会学研究的相关成果,需要学者、电影艺术创作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引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2][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441.

[3][美]詹姆斯•费伦.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J].唐伟胜,译.叙事(中国版),2010(02).

[4]叶志良.从意识形态承载到生命叙事的转换———体育影片的叙事伦理[J].当代电影,2008(03).

[5]陈瑜.电影悬念的伦理取向[J].探索与争鸣,2010(06).

[6]曲春景.导演的叙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J].探索与争鸣,2015(04).

[7]刘晓希.论电影叙事伦理学建构的逻辑必然性[J].当代文坛,2016(03).

[8]苏月奂.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6.

[9]谢有顺.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J].文艺争鸣,2014(04).

作者:赵文国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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