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行为经验范文

所谓激进会计法(AggressiveAccounting)是指不当地编制损益表以取悦投资者及提高股价。这种激进会计行为在实务中表现为：财务舞弊和财务报表重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会计调整、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将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称为“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激进会计行为在我国表现为财务舞弊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近年来，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和财务舞弊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监管部门的注意。

一、国外激进会计行为的经验研究

(一)激进会计行为的动机研究国外研究表明，管理者进行财务重述和舞弊的动机是以权益为基础的补偿计划(股票期权)为了维持正收益和外部筹资需要。Byrne(2002)认为，管理者进行财务重述和舞弊的目的是为了股票价格上涨；Beneish(1999)和Kedia(2003)的研究表明：在财务重述和违背美国通用会计原则(GAAP)行为披露之前，会有大量的内部交易和股票期权交割行为发生；Erickson，HanlonandMayhew(2003)和Richardson，TunaandWu(2003)的研究也表明，与非财务重述公司相比，财务重述公司股票补偿中CEO补偿占了更大的份额；Murphy(1999)对1990年公司研究后认为，股票期权补偿的使用在剧烈增加，表明错报收益的动机也会增加(Swansonetal.，2004)。除了管理者自身的动机以外，如为了维持正收益和外部筹资需要，这种资本市场动机也是很大的，Richardson,TunaandWu(2003)通过对1997～2001年期间年度报表中出现收益重述的上市公司研究后认为：为了吸引低成本的外部筹资以及维持持续正的收益增长而进行收益操纵，这也是收益重述的动机之一；Dechow,SloanandSweeney(1996)对违背GAAP而被SEC处罚的公司研究后，也发现了外部筹资的动机。

(二)市场对激进会计行为的反应国外资本市场对激进性会计行为施加了压力，JarrellandPeltzman(1985)研究认为，财务重述宣布时造成公司市场价值大幅度下降，表明市场对公司施加了严重的声誉惩罚；Feroz，ParkandPastena(1991)对58家受SEC处罚的样本公司进行了研究，在SEC处罚两天内，其市场超常累计回报率平均值为-13％；Palmrose,RichardsonandScholz(2004)对1995～1999年期间403家重述公司研究表明，在重述报告两天内，其超常累计回报率平均值为-9.2％，类似的研究诸如AndersonandYohn(2002)，Richardsonetal.(2003)，Wu(2002)和HribarandJenkins(2004)，这些研究表明重述报告会造成股票价格的下降。

(三)激进会计行为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财务重述后公司盈余信息含量是否会改变，表现在对盈余信息含量的长期和短期影响，首先对该问题提供研究证据的是AndersonandYohn(2002)andWu(2002)，AndersonandYohn(2002)对财务重述宣布后第一季度盈余进行检验后发现，市场对第一季度盈余的反应为负；Wu(2002)的研究得到同一结论，市场对财务重述后前两季度的盈余反应为负，这些是对盈余信息含量在财务重述后短期变化的研究。对财务重述后盈余信息含量长期变化进行研究的是Wilson(2005)，他研究了1997～2002年期间207家重述财务信息的公司，在对公司财务重述前后5个季度的盈余宣布检验后认为，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在财务重述时期是下降的，但是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的减少是暂时的，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在财务重述前后五个季度内呈现U形，即从财务重述后第二季度开始，信息含量的减少在恢复，到财务重述后第四个季度，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已基本上恢复到初始水平。

(四)激进会计行为和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既然重述报告会造成股票价格的下降，那么进行激进会计行为的公司应该有较高的高管变更率，但是早期的研究并没发现激进会计行为和高管变更之间有有显著性关系，Beneish(1999)和Agrawaletal.(1999)研究的研究表明，违背GAAP公司的高管变更证据很弱，而GeretyandLehn(1997)的研究是个例外，他们对1981～1987年期间受SEC处罚的62家公司进行研究，与控制公司相比，违背会计准则的公司，其董事受到了严重的声誉惩罚，外部董事的数量明显下降。随着美国内部控制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较大改善，后期研究发现了财务重述和高管变更之间显著性关系，如Srinivasan(2004)选取了1997～2000年收益重述公司样本，发现了对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外部董事的声誉惩罚，重述公司的董事变更增加；Desai，HoganandWilkins(2006)对1997～1998年116家收益重述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60％的重述公司在两年内至少经历了一个高管变更，而只有35％的配对公司在两年内至少经历了一个高管变更。这些研究说明，对于激进会计行为除了资本市场之外，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也对高管实行了严厉的声誉惩罚。

(五)激进会计行为和公司治理激进会计行为和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生激进会计行为的公司治理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二是公司发生激进会计行为后，其公司治理如何变化。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Dechow，SloanandSweeney(1996)对违背GAAP而被SEC处罚的公司研究后认为：违背GAAP而被SEC处罚的公司，其董事会更加可能被管理者所主导，董事会主席和总裁二职合一的发生率要高，很少设置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关于公司治理如何变化的研究，Farber(2004)对1984～2000年期间上市公司违背SEC披露规则后的公司治理改变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公司治理在SEC处罚披露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主席和总裁二职合一的频率减少，审计委员会成员增加等。Desai，HoganandWilkins(2006)用公司治理变量(超过5％的股东持股比例、外部董事比例、总裁和主席双职合一的比例、内部持股比例)来衡量公司收益重述后公司治理的改变，检验后认为：外部董事比例有了更大增加。

(六)激进会计行为和审计激进会计行为和独立审计之间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激进会计行为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激进会计行为和独立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DeFondandJiambalvo(1991)采用前“八大”所审计作为高报盈余的错误发生的控制变量，但是没有发现前“八大”事务所审计对错误的发生具有解释力；Rapoport(2003)在2002年64家被SEC处罚的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发现高非审计费用的证据；Read，andWhisenant(2003)和AgrawalandChadha(2003)没有发现非审计服务费和重述之间的关系；而Kinney，PalmroseandScholz(2004)检验了1995～2000年期间收益重述公司和非重述公司的审计服务费，没有发现内部审计费用和重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发现非审计服务费和重述之间的关系，税务服务费和重述之间呈现负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