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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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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杂志》2016年第五期

内容提要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诸多问题进行的阐释,无论是在理论的系统性抑或是方法的科学性上,都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奠基。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还将人的自由视为中心议题,指出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异化生存状态,进而将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革命意蕴开显出来。正是这种关注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品质,使得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发展;人的自由;共产主义

当前,随着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图式,人们对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质疑似乎逐渐产生。这些质疑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难以解释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的复杂现实;二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阐释呈现出一种宏大叙事,难以从微观视角去审视当代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三是马克思依循一种单向的线性逻辑来探讨社会发展,无法全面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状况。总体而言,这几种质疑无不共同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如何与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相对接?或者说,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多样化的实情,我们应如何展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意蕴?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关涉到我们如何深入开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之当代价值。

一、社会发展理论的现代奠基

社会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人们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对之进行论说。直到社会学产生之后,这一问题才真正受到理论化的对待。作为与涂尔干、韦伯齐名的西方古典社会学三大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有着系统化的论述。然而,马克思并不仅仅是一位社会学家,他还是一位强调“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和革命者。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马克思批判地继承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出来。尤其重要的是,他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并将之纳入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征程。纵然时过境迁,但马克思当时直面和探讨的问题依然处在“当代”之中。卢卡奇曾指出:“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①据此,在当代视野中反观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今变化莫测的社会现实。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世界历史的样式等基本议题上,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科学阐发,从而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之前的不同思想理论形态,对社会发展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阐释。遗憾的是,这些探讨不仅没有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反而将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譬如,黑格尔哲学认为,社会发展由“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力量所推动。在充满理性的“绝对精神”主宰下,国家的产生与进步乃是“神在大地上的行进”,“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②

在英国史学家T•卡莱尔看来,社会历史进步的依据乃是伟人与英雄,正是他们的活动构成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基督教哲学更是将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上帝,认为社会进步与否须由上帝的“天神意旨”来主宰。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现实的物质生活过程,它并非发轫于某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也非取决于丰功伟绩的英雄圣贤。相反,一切社会变迁都可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更中得到根本解答。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断前进的总体趋势,其中起根本作用的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③人们正在进行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要求生产关系也发生相应变革,否则,生产关系就会从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变成它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可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中,马克思确证了生产力进步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是强调生产力在众多因素中是“最终”的决定力量。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一度将之视为“经济决定论”,试图以此剔除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探讨的辩证意味,这不仅极大地误解了马克思,而且还将此论题视为毫无意义的空洞抽象。诚然,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是根本原因,但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对社会发展进程也发生影响。同时,物质生活中“现实的人”拥有强烈的目的和意识,其构成的积极社会心理因素也从精神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发展正是人们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从而表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第二,社会发展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演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础上,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等角度,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社会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其间伴随着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

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时而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几种社会形态;时而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以致形成现在普遍接受的“五大社会形态”。这些划分,反映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趋势与阶段性特征的把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保持总体前进的趋势,但具体却表现为多样性的过程。当时,德国历史学派认为,每个民族都会遵循同一的发展路径,人类社会的这一普遍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严厉地批判这种不严谨的单线逻辑思维,并声称人们如果也以这种思维来看待自己的理论,只能为自己带来“过多的荣誉”与“过多的侮辱”。马克思认为,由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甚至文化传统不同,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表现出自身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正是意识到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多样性与独特性,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人类学研究,证明具体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形态可以采取不同的演进方式和发展路径。譬如,马克思在晚年将目光投向东方社会时,意识到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事实,也充分印证马克思这一伟大构想的正确性。第三,世界历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样式。在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前提之下,受到现代社会大工业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推动,人类社会逐渐走向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意识到,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单一的民族性历史逐渐走向世界性历史。人们以商品贸易推动世界交往的普遍展开,各种“地域性知识”的边界被打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客观而言这应该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易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先河。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人类在普遍交往中产生的共同利益,塑造了世界历史的整体风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前提,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⑤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紧密,人类的共同利益逐渐明显,民族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客观上也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此外,马克思还探讨了社会发展中的社会革命、科学技术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等问题。纵观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的探讨,既坚持微观研究又注重宏观预测,既保持了批判性又使理论本身面向“当代”敞开,因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奠基。

二、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的内在一致

在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自由作为其中的主题与实质被突显出来。与其他探讨社会发展的理论家不同,马克思并不是针对人类社会做出简单的描述性解释,进而以预测的方式寻求普遍规律,而是在科学解答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后,进而深入其中关注人的自由生存状况。正是深刻洞察了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自由生存状况,才使得马克思的探讨体现出显著的革命意蕴。在马克思看来,自然进化是一个“自在”的过程,它在人类社会形成以前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生变化;社会发展则是一个“自为”的过程,它是人这一主体有意识地改造客观对象的活动,因而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社会的发展与人的生存方式紧密相关。可以说,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是人逐渐摆脱客观受动性而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一些“现实的个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⑥在他看来,社会发展是人们主体创造的结果,而非某种先天的外在力量所决定。根据此种理解,真正的社会发展应该是属人的,是主体人的自由创造过程,它遵循着大写的“人”的逻辑。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统一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它正是在每个个体自由自觉活动形成的“合力”中前进。尽管人的活动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但人具有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会逐渐克服客观限制而前进。因此,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可见,作为“万物的尺度”,人是包含社会在内的一切存在物的主体,社会仅仅是人的活动对象与中介,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实则具有内在一致性。

基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认为,人类迄今为止一直以异化的方式存在,尚未展现自由的生存样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阐述人类的三大交往形态,论述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的自由实现状况,并以三大交往形态理论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一研究为社会发展指明的方向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条件所限,人类早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不高,人的发展处于充满客观受动性的“物的依赖阶段”,无法展现出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在其中,人们之间关系的形式受到宗法血缘和权力统治的地域性规定。无论是基于血缘联系还是权力纽带,人们之间的关系都表现为一种人身依附。尽管交换会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但只是附带进行的“不发达交换”,并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方式。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也相对简单落后,个人在彼此的人身依附中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在这种原始的共同体下,人们物质交往的方式不够丰富,因而保持社会的缓慢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人类也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独立性”阶段,这时个体借助商品与货币的推动,通过物质交往实现了自身的需求满足,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对于自然的依赖关系。然而,人又被置于“物”的统治之下而成为物的奴隶,依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发展。资本主义以科学技术为先锋实现自身对于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资产阶级也通过革命斗争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这样,人从大自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从传统的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一定的独立自主。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自身的不足,在人的自由发展方面主要表现为“人对物的依赖”。具体而言,人们生产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更多的强调其交换价值。在资本无限复制自身的刺激下,追求剩余价值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对资本的疯狂追逐,似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作为资本表现形式的货币,就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纽带;劳动原本是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可无产阶级却在劳动中感到受奴役、强制和不幸。人对物的占有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和“关系”反过来奴役人。这样,人们受到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统治而发生异化,难以实现自身的自由解放。只有摆脱物的统治与异化状态,人们才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克服畸形发展而走向丰富的感性存在,“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总之,人祛除存在方式的固定化并全面释放自己的自由个性,个人才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人。当个人实现全面发展,他们在自由劳动中重新获得自身的感性生命,进而恢复自己的自由个性时,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态就将实现。这种形态下的交换摆脱了物的依赖性,是人们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基础上的自由交换,祛除了资本与货币这样的外在联系纽带,从而全面发展了人的“自由个性”。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⑧可见,资本主义以大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基础,使社会生产力迸发出空前的巨大能量,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在资本主义表面繁荣之下,人的自由却没有随之获得真正实现,相反,人始终生活在普遍异化的状态之中。为此,无产阶级唯有采取革命斗争的方式,打碎异化劳动这一自由的枷锁,使人真正成为自然、社会与自身的主人。资本主义由于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终究会葬送自身而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作为更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代表,共产主义为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提供保障。这样,马克思将人的自由生存放置在社会发展中加以审视,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片面性与暂时性,同时也道出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三、当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吁求

作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自身对现实社会的理论关切。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苍白论调,表面上似乎注重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对接,但实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遗忘殆尽,更是对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殊不知,“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⑨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构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新特点。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也变得流动不羁。当代社会变革的复杂实情,连同当代人的生存处境,都强烈地呼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首先,在变幻莫测的景象中把握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抑或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倘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没有及时得到相应调整,都将会被历史所淘汰。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原有的生产关系、经济与政治制度本身就矛盾重重,加之由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更加使其显示出衰颓之势。但为何资本主义在二战后几十年间又重获生机,甚至至今仍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屹立不倒?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吗?断然不是。除了科技迅速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之外,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适应生产力发展。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症结,使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自身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的社会危机,在一定条件下依然会爆发出来,这成为悬在资本主义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算是社会主义,也不能逃脱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普遍规律。原苏联与东欧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显示出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与生命力,一度创造出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功绩。然而,受到斯大林体制的长期影响,生产关系逐渐走向僵化并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全面崩塌的严重后果,令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历史挫折。

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焕发生机与活力,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纵观现代社会呈现出来的经验教训,无不证明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的科学性。如同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⑩其次,积极顺应“世界历史”的时代发展潮流。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日益加强的世界经济体系,都要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如果说大工业为现代社会带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那么商品经济则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是借助商品经济发展和确立起来的。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往突破狭隘的地域性而向外扩展,直至建立世界性的联系。由此,对外开放无疑成为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在新的时期,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又要以对外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世界,吸收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优秀经验与成果。同时,在世界历史的统一进程中,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分享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毕竟,从人的自由解放的世界历史进程来看,“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第三,在社会发展中注重人的自由这一价值尺度。我们看到,以往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路,造成了片面追求GDP等扭曲的发展理念,使得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许多棘手的问题,如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分配不公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发展应当与人的自由实现相一致,即社会发展是为了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从关注人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然而,现实的社会发展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人们对理性至上主义的追求形成所谓“力量型科学”,人以科学技术这一强大武器去“人化自然”,却又过度关注自身需求而无视自然规律。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进而向自然展开过度索取和掠夺,产生大量违背自然规律所带来的灾难。

由此,我们形成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减少自然与人本身为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人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自身,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所追求的价值。当代社会的人仍尚未过渡到“个性自由”的阶段,因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异化发展状态。面对这一现实,我们需要反思以往的发展理论与实践,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念,重新确立社会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这一价值尺度。在当代社会,个人的生存境况与社会的矛盾冲突,都迫使我们深入推进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探讨,始终对人的自由及其实现加以守护。一言以蔽之,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对于今天我们正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无疑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作者:李银娥 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社会科学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