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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家诗词创作的变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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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杂志》2015年第四期

满蒙八旗,浩浩荡荡,铁骑入关,势如破竹,最终踏平中原大地,建立起了辽阔的大清帝国。作为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清朝既为中华民族作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屈辱不堪的辛酸历史。目睹着它的沧桑巨变,从万众瞩目的辉煌,到四面楚歌的悲怆,清代泰州女性作家的内心自然也是波澜起伏,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而使她们的诗词创作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变化倾向。

一、风云变换中的凄凉苦吟

明清鼎革,满清王朝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锢汉族思想,扼制汉族文化,汉族处于饱受歧视、深受压迫的社会最底层,这引起了民族志士的强烈不满。为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奔走呼号,体现出昂扬的反抗斗志,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但时代环境的冷酷,人生境遇的凄苦,却让他们的理想趋于幻灭,心灵饱受创伤。清朝前期涌现出了很多遗民作家,代表性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记录抗清斗争,表达故国之思,抒发功业未就的悲愤,感叹岁月蹉跎的无奈,风格沉雄悲壮,笔调哀婉凄清,体现出那个时期的创作主调。在当时的泰州文坛上,也活跃着这样的遗民作家群体,代表性的作家有冒襄、邓汉仪、黄仙裳等,受他们的影响,清朝前期泰州女性作家诗词也呈现出这样的主旋律。如女性遗民作家蒋葵和蒋蕙,她们远离尘世,飘然归隐,以决绝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蒋葵,字冰心,法名德日;蒋蕙,字玉洁,法名德月,暗寓不忘故国之意,以表冰清玉洁之心。两姐妹,因遭家难,同入空门,伴一生古佛青灯,守一世晨钟暮鼓,世事不闻,纤尘不染,坐化之时,仅留下了数册诗词,成就了佛门的一段千古佳话。翻开她们的诗词佳作,诗学取向以韩孟为宗,风格凄清苍凉,愁闷冷涩,充满苦吟之声。如蒋葵的《暮春苦雨即事》和蒋蕙的《秋夜闻蛩》,两人皆取清寒萧条之景,抒寂寥愁苦之情,这种爱禅喜静的个性渗入其诗,深刻影响着诗风,带有鲜明的遗民特色,体现出佛教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对“人生无常,一切皆苦”的体认。

大家闺秀季娴,字静姎,号元衣女子,喜为诗,兼工长短句,著有《雨泉龛诗集》。女词人偏爱寂静、黄昏,喜好深夜、秋冬,诗集中有很多此类的作品,如《晚晴》《望远》等,少暖色调,多冷色调,萧瑟凄清,饱含深沉的沧桑感和悲咽跌宕的唱叹之音,以助成清冷苦寒的诗歌意境。王睿,性情淡泊,志趣高雅,与吴嘉纪结为夫妇后,衣食不周,朝不谋夕,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曾留下“大义归夫子,饥寒死不怨”的荡气回肠之句。受丈夫影响,女词人常借助诗词抒发自己的悲悯情怀,如《清平乐•柳丝》,通过啼莺、斜阳、飞絮、浮萍等意象,串联起清贫生活的点滴,意境冷峭凄清,格调缠绵悲怆,这种风格与其抑郁苦闷的生活境遇、淡泊闲静的个性才情是密不可分的。清朝前期泰州这样的女性诗词作家有宫婉兰、徐幼芬、邓繁祯等,大约十多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人数并不是很多。因为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向来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封建宗法制度更是严酷异常,对女子进行文化奴役,道德钳制,驯化其性情,愚化其思想,从而把“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构筑起封建社会所谓的正统意识形态。这些陈规陋习扼杀人性,束缚才智,使得清朝前期的女性在创作道路上步履维艰,能留下些许足迹的只能寥寥数几。

二、太平盛世里的性灵之音

清朝到了康熙时期,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到了乾隆时期,大有建树,成就辉煌,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嘉庆时期。这段时期国泰民安,文风昌盛,袁枚是当时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诗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他提倡“独抒性灵”,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在当时备受女性青睐。[1]于是东皋女诗人熊琏在《淡仙词话》中也提出了与袁枚相似的见解:“诗本性情,如松间之风,石上之泉,触之成声,自然天籁”。[2]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清朝中期泰州女性诗词作品不再表现悲苦失意的情怀,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传达出很多自然清新的性灵之音。泰州陈氏家族中的才女陈传姜,著有《得山楼诗稿》,其夫朱泽况,监生,工诗画,她与丈夫经常谈诗论画,可谓志趣相投,琴瑟相谐。正是在这样诗情和画意的互相交融和渗透中,陈传姜的诗词创作才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陈传姜特别擅长写景,不事雕琢,随性而发,灵动清雅,自然闲适,正合于袁枚“性灵”之主张。如《中庭》,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纤细,抓住“梧桐”这一具体意象,时而粗线勾勒,时而精雕细刻,可谓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文笔优美,意境独特,诗情画意尽显其中。她的题画诗也是挥洒自如,很有特色,如《题清泉石上图》等,作者善于选择富有典型特征的景物进行具体描摹,从而创造出一种幽深宁静的诗歌意境,体现出女性诗词特有的体物入微、明净流丽的清绮之美。清代中期,女性活动较宋明以来较为自由,一些家庭开明、思想解放的女性尝试着走出闺阁,投入自然,这使得女性文学视野更加开阔,笔触更加自由,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仲振宜、仲振宣姐妹曾随父亲仲鹤庆远游至四川,她们饱览壮丽山河,游历名胜古迹,尘封的心灵犹如打开了一扇明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于是情感涌动,文采飞扬,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清新之作。为丰富阅历,开阔眼界,赵笺霞曾随丈夫仲振奎行至太行,一路的所见所闻,使她心生感悟,文思泉涌,于是真情实感自然流淌于笔端,读之令人耳目一新,仲振奎称赞道:“温润以泽,务使宫商应节、声律和谐。”[3]清朝中期泰州这样的女性诗词作家有石学仙、洪湘兰、仲莲庆等,大约三十多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三左右,人数相对较多。因为这段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一些开明家庭开始让女性识文断字,从而使女性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更多的联系。在这种浓厚氛围的感染下,泰州众多的女性诗词作家开始大胆尝试,冲破传统思想束缚,摆脱正宗格调限制,以才运笔,直抒胸臆,可谓是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三、风雨飘摇时的现实写照

清朝到了道光时期,国力开始衰落,到了咸丰时期,已是国库空虚,危机四伏,内部爆发了太平天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外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长期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陷入到了内忧外患之中,满清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龚自珍、魏源等开风气之先,开宗明义地直陈社会剧变给敏感士子造成的心灵震撼,阐述了“经世实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他们的诗文见解精辟,文笔曲折,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蕴含着强烈的时代忧患意识。[4]在这种浓厚氛围的感染下,清朝后期的泰州女性诗词作家开始尝试突破“小我情怀”,放眼现实社会,作品取向有所变化,悲苦凄凉的生存境遇、漂泊流离的乱世感受、苦难深重的社会人生成为了她们观照的主体。李国梅,字芬子,兴化人,李瀚女,解举鼎妻,《重修扬州府志》载其著有《林下风清集》一卷,《然脂集》载其著有《芬子集》。她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其诗词多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百姓疾苦,如《秋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战乱场面和萧条景象,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再如其《水退伐树》,虽论古人之事,实抒今人之怀,暗喻本是同根一体,不应骨肉相残,而应荣辱与共,同仇敌忾,体现了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对理想社会的渴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高佩华,字素香,叶雨楼妻,工诗,著有《芷衫吟草》,其中《巫山一段云》,作者并不单纯专注于景色的细腻描绘,而是托物言情,寓情于景,通过景物描写渗透主体精神,从而影射苦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寄托驱云见月的美好心愿。张兰,字素香,泰县人程绍安妻,守节抚孤,擅长诗词,著有《馀生阁诗抄》。其中一首《读李太白集》,着眼现实社会,关注民生疾苦,写得酣畅淋漓而沉痛隽永;另一首《落叶》,笔锋犀利,深刻尖锐,真实反映了社会动乱,黎民疾苦的社会现状,尤其最后一句“倘遇桓司马,金城恨愈多”,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造成这种社会状况的内在根源,作为女性诗词作家能够具有这样独到深远的眼光,针砭时弊,忧国忧民,实在难能可贵。清期后期泰州这样的女性诗词作家有朱均、任香尉、张粲等,大约二十多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二左右,人数不算太多。因为时局动荡不安,社会危机四伏,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到处辗转漂泊,颠簸流离。生存的困境带来精神的痛苦,一些女性作家经常会对社会问题、性别角色、情感出路等进行寻根问底的深刻思考,于是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具体的生活表象,而是理性地将目光投入到社会现实,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从而形成对于社会时代的密切关注与深切忧患。但在这样内外煎熬的生存境遇中,能够超越自我,心系苍生,忧国忧民的女性毕竟不多。

四、列强入侵后的爱国情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公然入侵,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强占租界地,中国主权严重丧失,陷入极度屈辱的深渊。清政府懦弱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激起了爱国志士的强烈愤慨,也点燃了爱国作家的创作热情,以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改良派纷纷口诛笔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激烈的反帝情绪,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潮。作为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作家,他们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会的没落,期待改革风雷的到来,呼唤个性思想的解放,他们的砰然一击,惊醒了很多世人的沉梦,促使人们奋起还击,绝地求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效祖国,巾帼不让须眉。泰州女性诗词作家在强烈感召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兴化的刘韵琴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志向远大,立志报国,从小仰慕古代女英雄,在《木兰从军》中慷慨激昂地写道:“一朝战罢回东阁,千古风高花木兰。”爱国女侠秋瑾不幸惨遭清政府杀害,刘韵琴义愤填膺,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地写下了著名的七律诗《吊秋瑾》,最后一句“恨煞东瀛初反棹,秋风秋雨送萝兰”,更是态度明朗,语气坚定,鲜明地表达了对清朝政府黑暗统治的切齿愤恨,对革命烈士献身精神的热情讴歌,具有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富有豪迈的巾帼英雄气概。刘韵琴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崇高理想:“开启民智,教育救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她所处时代,能有如此表现,实在令人钦佩,让人叹服。

女性作家曹湘浦才情流溢,视野开阔,她饱含爱国热情,体察百姓疾苦,以女性独特的视角、特有的笔触抒写自己的悲悯情怀。翻开她的诗集《绣余吟草》,关注黎民生活之困顿,百姓劳作之辛苦的诗篇随处可见,如《少妇愁》和《蚕妇吟》,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战乱中百姓凄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对列强犯下滔天罪行的满腔愤恨。还有一些女性作家的诗词作品,一扫闺秀诗常见的纤弱低迷之风,洋溢着一种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豪气,读之令人振奋。如钱荷玉的七律《登岳墩》,通过将民族英雄岳飞与卖国奸臣秦桧形象的对比,形成强烈反差,表达出自己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独到的思想领悟,由此可见她的腹笥之宽与眼力之远。清朝末期泰州这样的女性诗词作家有陆椿长、陈佩章、韩佩芬等,大约十多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人数相对最少。因为妇女解放运动,经过了艰苦的摸索和实践,直到五四时期才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关注到妇女的生存状况,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西方女权思想为武器大声疾呼,坚信深受压迫的中国女性一旦觉悟,必将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但毕竟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5]在根深蒂固传统观念的统治下,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能够真正冲破世俗偏见,挣脱重重藩篱,以天下为己任、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毕竟是少数。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出泰州女性作家诗词在清代的发展轨迹:从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到勇敢地冲破传统羁绊,挣脱宗法制度的统治;从思考女性的存在价值、主体意识,到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从局限于自我的性别意识,到带有自觉色彩的国家“兴亡意识”和社会“忧患意识”;从初具感性的爱国忧思情怀,到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并付诸理性实践。[6]所以从清代泰州女性诗词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代女性艰难地寻找着自己角色定位的过程:探寻自我、思考自我、发现自我、彰显自我,借助诗词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全方位地展示自我,从而使清代泰州女性诗词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体现出女性自我精神风貌的完整性,为清代文学的发展增光添色,在泰州地方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沈辉 单位:泰州学院

中国作家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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