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下新经学的转型范文

范文澜在延安所述“经学终结论”盖源于此，然则范氏已经不再是学派的偏见，而已转变为意识形态评判学术思想之典型。范文澜在1940年初至延安以《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为题于中央党校讲演，认为经学是“封建统治的工具”，“不仅不能发展，而且只能跟着封建残余势力共同消灭。”论到廖平:“他则五大变，愈变愈离奇，牵强附会，不知所云。他还想再变一下(第六变)……但终于没变出来(变无可变了)。这正证明今文学的末路。”近半个多世纪囿于意识形态评判，从而“经学终结论”因袭通行。如陈述德、黄开国、蔡方鹿等认为:“廖平的经学六变，标志着经学到此终结。”钟肇鹏认为:“四变之后提出建立孔教，孔经哲学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更加牵强比附，以解说经传来发挥现代的思想，往往荒诞可笑，正说明经学到此终结，这条路行不通了。”蒙默认为“经学终结论”渊源在范文澜:“此论之出，殆作俑于范文澜先生。”“今之论者当据此敷而衍之”，可谓的论。持“经学终结论”者，至多肯定廖平前三变的学术贡献，对后三变难有正面评价。

至于以“博物馆”比喻中国传统的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妖魔化中国传统的论述中，专节为廖平立传并消极评论其经学。也许廖平认为西方还处于野蛮社会，落后中国三千年，西人便有怨恨和报复之阴暗心理耶?然而列文森写作的状态和使用的语言却符合廖平对当代西方人的描述。“廖平的一生一事无成，他的著作充满了儒家传统那令人厌恶的‘空洞词藻’。他为何会变得如此毫无价值呢?”同该书其他部分一样，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某些西方汉学家惯有的居心叵测的诡异语调，找遍了诸如此类各种恶毒的攻击性词汇来描述廖平各种经历和思想旨趣，利用不明就里的许多当代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大肆诅咒中国传统，唯恐中国人认为中国传统还有价值，狼子野心欲盖弥彰。一个稍有中国心和学术良知的中国人，应当站出来予以批驳和澄清，而不是像现时一些无良文人逐臭追捧。列文森强加于廖平以及儒家传统的那些不实之词和恶毒攻击，容另文驳之。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控制而日趋独立，中国人文学科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蒙昧期之后，虽然还有种种学术体制的研究限制，但总算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思想自由。就廖平研究而言，人们开始以同情了解的态度加以学习研究，因而从正面研究的立场，重新论述和评估廖平经学思想，也就顺理成章。廖平经学是否为经学的终结，其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为何?现在可以专门就此进行考察分析。结合廖平学思历程和所处时代社会，廖平经学背后的问题意识是文化上的应对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哲学主体性重建，明晰廖平经学这一问题意识，也就找到了廖平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廖平经学的真精神的一把钥匙，从而至少在大体上可以重新认识廖平经学的价值意义。

一、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

在廖平所处的时代，是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历史巨变的时代。晚清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等外侮，又有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政治统治腐败、传统伦理危机等内忧，西方文明优越论兴起，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信心跌落，而民国辛亥革命之后的民族危机和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晚清民初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核心问题。古今中西之争，分“古今”和“中西”两个方面。“古今”问题是指如何处理古代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建设关系的问题，“中西”问题是指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这里的文化是大文化概念，可以包括价值、制度和物质三个文化层面。“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往往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即在当下文化建设过程中，到底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传承为主，还是以学习借鉴外来西方文化为主，最终可以归结到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但两者也不可混为一谈，其问题实质是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古今者，传统只可传承不可取消;中西者，囿于中西厚薄而忽视传统连续性问题。人们往往突出时势霸力的学习对象———“中西”之争而取消了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古今”之争，论者不可不察。廖平所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渊源有自。周公因革夏制，孔子损益周礼，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为教，汉承秦制，是政治制度文化方面的古今中西之争不同处理方式的例子;韩愈提出道统论和夷夏之辩对抗佛老对儒家文化的冲击，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古代伦理道德价值文化方面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典型案例。汉代经学古今之争、宋学疑经思潮、清代汉学复兴，则为古代学术思想方面的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思潮。廖平面临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古今问题和西方文明涌入中国的中西问题。传统文化内部论争的古今问题，在廖平所处的晚清汇为宋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今古文之争自汉代以来逐渐转化为经史之别，如孔子言《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左传》记其史事，故为古文经;《公羊传》、《谷梁传》传孔子微言大义，故为今文经。王阳明以宋学代经学:“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鹿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史。”(《传习录》卷一)顾炎武则用经学反宋学:“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并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据学风气。章学诚提倡史学，反对汉学:“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清代中叶今文经学兴起，复兴的是西汉之学，与乾嘉汉学做提倡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东汉之学———古文经学方法恰成对比，今古问题凸显为今古文之争问题，何为近现代要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正统问题，亟待解决。中西之争在鸦片战争后成为中国文化的尖锐问题，晚清民初朝野纷纷提出中西问题的观点。晚清大略皆以“道器”、“本末”、“体用”关系来看待中西之争，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方案，洋务派代表人物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张之洞提出:“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国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劝学篇》)“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一提法后来由梁启超概括为“中体西用”。作为张之洞识拔的得意门生，廖平深受张之洞这一中西观影响，其经学二变开始加以吸收和发展。而面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中日益占据主流的全盘西化思潮，廖平一方面吸收西方进化论等思想和科学知识充实正在建构的孔经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自觉抵制西方文化侵略，认为以孔子和六经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具有永恒普世的价值，不仅适用于百世中国，而且适用于全球宇宙。20世纪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三大主要学术思潮。保守主义这一思潮，廖平可谓前驱者。

二、应对古今之争:早期经学为中国文化主体性奠基

今古之争问题，在以经学为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二千年中，表现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宋学三者之间的纷纷聚讼。到了清代复兴汉学，今古之争一方面表现为经史之争，另一方面表现为乾嘉汉学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和清代公羊学派的今文经学之间何为正统的论争。廖平早期经学的一变、二变，总结二千年来经学争论成果，找到今古文之间区别的关键环节，树立尊崇孔子和六经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宗旨，从而自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中国文化主体性奠基。廖平经学一变，以礼制平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而找到了尊崇孔子和六经这个根本。这一区分方法，早已超越经文书写文字不同来区分的旧论，通过总结历史上的讨论，而层层深入到官学与民间、齐鲁与燕赵、《王制》与《周礼》、孔子作与周公作等辨析区分中推论到今古之别的礼制根源。或以今、古为新派，曰:此两汉经师之旧法也。以《王制》主今学无据，曰:俞荫甫先生有成说矣。以《国语》在《左传》先为无考，曰:此二书二人作，赵瓯北等早言之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师早有此泾渭矣。以今古分别礼说，陈左海、成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经各还家法，不可混乱，则段玉裁、陈奂、王劼注《毛诗》已删去郑笺矣。以《礼记》分篇治之，则《隋志》已有《中庸》、《丧服》、《月令》单行之解矣。今与今合、古与古合，许君《异义》早以类相从矣。考订《戴记》简篇，则刘子政、郑康成已有分别矣。今之为说，无往非因、亦无往非创。(廖平:《今古学考》①)廖平一变“以礼制平分今古”的结论令人叹为观止，却能无一说无来历地诚实说明其学术前史，更使此论令人信服，有盖棺定论的权威性。所谓平分今古，即古文学是孔子早年恢复周礼理想的传承，今文学是孔子晚年改制定论的传承，既然今古学都是孔子本人思想的传承，同寓于六经之中，故地位相当，平起平坐。孔子晚年思想当比早年的成熟、高明，故廖平此变实际上也有“尊今抑古”的意味。廖平经学二变，则以刘歆作伪始有古文学，之前六经及相关论说皆今文经学，孔子素王改制为后世立法内容寓于其中。马融以后，古乃成家，始与今学相敌，许、郑方有今古之名。今学以六艺为宗，古学以《周礼》为首。今学传于游、夏，古学张于刘歆。今学传于周秦，古学立于东汉。此今古正变先后之分，非秦汉以来已两派兼行也。(廖平:《今古学考》)从传承关系、时间先后、经文真伪，可见古学与今学之优劣，从而否定古学的合法性，尊今文经学为圣学正统。对于周公和孔子谁为经学宗主，廖平进一步考据推明:西汉以前，言经学皆主孔子，不系于周公。汉明帝于学校并祀周孔。郑玄以先圣为周公，先师为孔子。议者以周公为先圣作经，孔子为先师传经。此乃古学盛行之后，援周公以与孔子为敌。其意以周公为古，孔子为今，古早于今。如《学考》今古平重，则此说可存;若考其实，有今无古。古学萌芽刘歆，诸说皆其缘饰，则周公之祀不当在庠序间。(廖平:《经话甲编》)非但“有今无古”，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廖平还提出“九家皆圣人支流”说，说明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都是孔子后学，以进一步尊孔尊经，证明孔子及其制作的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子家多传经之士，因其性近，流为别派。秦汉以来，传经者皆其后辈，古经学莫古于子。孟﹑荀无论矣;名家由《春秋》出;墨本从质义;吴起，曾子弟子;《司马法》乃礼书;《韩非》亦说《春秋》;道家全由《礼》出;儒、法亦本《周礼》。(廖平:《经话甲编》)在证明孔子和六经为经学正统和中国文化根本之后，廖平分别批评了今文学二十四弊端、宋学舍传从经援佛入儒和清代经学拘泥名物考证的弊端，拨乱反正，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奠基。后来康有为据廖平《古学考》(廖平:《辟刘篇》)、《知圣篇》内容而引申著作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成为的变革思想根据，则廖平于这场实验“古今中西之争”的政治变革当有启导之功。

三、应对中西之争:中晚期孔经哲学体系建构

廖平经学三变，提出“大统小统说”，梁启超以为其变因是戊戌惧祸和张之洞逼贿，今人辨驳甚力，舒大刚以为三变原因“在于廖平自己为学日益更新和精进不已”［1］，黄开国以为“中西矛盾则是经学第三变大统小统说形成的根本原因”［8］63。廖平是从双重立场来感受这个矛盾的。一方面，他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是反对西方侵略者宰割中华民族的，并在为保种救国寻求出路;另一方面，他作为对孔子和孔经迷信很深的经学家，认为中西矛盾，如同古今矛盾的解决方案一样是孔经中早已准备好了的。［8］63此论很有见地，然而尚未指出，经学三变开始，廖平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而是转型为哲学家。廖平曾自云“晚年实为哲学、非经学”(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实则经学三变开始，47岁之后的廖平已经从经学家转型为政治哲学家，此期发明的“大统小统说”提出了中晚期孔经哲学体系建构中相当完备的政治哲学思想。廖平“大统小统说”专言孔经政治哲学，改早期经学今古学为小大统，《王制》为制度核心的今学专详中国治法，为王霸小一统;而《周礼》为制度核心的古学专详全球治法，为皇帝大一统。廖平著《忠敬文三代循环为三等政体论》，把董仲舒的三统说、公羊学张三世说、礼运小康大同说与西方政治中的君权、民权、君民共和三等政体联系起来，结合西方进化论思想，认为从王霸小康到皇帝大同，要经过野蛮时代、文明社会和大同社会三次三统循环。譬如，在野蛮时代，夏主忠，成汤以前如西方君权时代，殷主敬，汤武革命时代如西方民权时代，周主文，周代二伯共和时代如西方君民共和时代。前两次三统循环为小统即小康的黑白赤三统，第三次循环为大统即大同的素青黄三统循环，千年一统，中国已经进入第二次共和时期，正在走向大同社会，而西方尚处于野蛮社会民权时期，落后中国三千年以上。如说天之宣夜，大地浮沉三万里中，四游成四季，五大州名目，凡《山海经》、《天文训》、列庄之所叙，皆由孔子于两千年以前，预知百世以后世运，而为之制作。西人于两千年后竭智尽虑，铢积寸累，合数千年、数百国聪明才智，勉强而成之事迹，孔子已直言无隐，中边俱透，不似西人之欲吐若茹，不能推尽。(廖平:《知圣续篇》)孔圣删书，托古改制，乃据当日各洲之名，隐寓皇帝之版土，以俟后世，藏须弥于芥子，推而放诸四海而准。(廖平:《皇帝疆域图》)孔子已经推尽全球政治社会制度文化发展趋势，为全球立法于二千多年前，今天先进之中国文化，将以夏变夷带领全球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乃至大同之世。然而现实是近代中国在军事和科技上弱于西方，受西方侵凌的现实和中国文化先进的理论之间，廖平为之解释:咸丰以来，外强内弱，然外夷不强，则五洲不通，不通则孔教只被腹地，未能波及远人，天于是特使之强，强则能通上邦，闻经义，自悟其穷兵黩武之非，翻然改变，岁事来辟，以成大一统之制，是外国日强，即圣经版图日廓之兆也。(廖平:《地球新义》)以上解释，黄开国认为廖平主观上要用孔经圣学反对西方侵略，客观上却为西方侵略中国制造了天命论的根据。实则廖平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为经史之分，二为历史经验，可以说明廖平绝无为西方侵略饰非之嫌疑。关于经史之分，廖平认为以经为史，则把寄托圣道的经误解为历史事实，而廖平所揭示的是孔经圣道，而非历史事实，是哲学层面的政治思想发明、社会规律阐释;关于历史经验，古代中国有很多类似历史事实，如汤武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东晋南北朝、南宋时期、元清蛮族入主中原等，皆为文化落后而武力强盛之夷族，最后为文化先进的华夏影响同化。“历观古今，四夷无不归依圣教，盖圣教由中及外，盈科而进。”(廖平:《地球新义》)廖平总结此历史经验，与董仲舒的受命改制说结合，而升华为这样的三统进化理论。并用文质、道器之辨提出以夏变夷的方案:文质即中外、华洋之替字，中国古无质家，所谓质家，皆指海外，一文一质，谓中外互相取法。(廖平:《知圣篇》)讲学者当以祖学为主，新学为辅，混而为一，不可歧而为二。(廖平:《治学大纲》)中古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创，而迎给于外人，亦如西人患难已平，保暖已极，自新无术，而内向中国。中国取其形之下器，西取我行之上道。(廖平:《改文从制说》)廖平的文质互补说，针对当时“维新者诋旧、守旧者诋新”的时弊，吸收张之洞中西观，进一步从中国固有哲学观念和中外历史经验提炼出新的中西观，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深刻的文化自觉坚持中国哲学主体性(文、形之上道)，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明(质、形之上器)，使之互通互补，坚信由此可以逐步走向世界大同。廖平经学中晚期经学自四变之后扩展孔经哲学体系建构规模，主要阐发上文提到的西方当取之中国的“形之上道”。廖平中晚期经学是在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越演越烈的时代，保国保种的救国方案大多从西方寻找，而廖平认为器物方面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可迷失孔经这个中国发展的根本大道。四变提出“天学人学说”，把三变内容概括为孔经为全球立法的人学，而新立孔子为宇宙立法的“天学”，运用中国古代文化六经诸子学说和西方天文学知识，试图建立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廖平自身定位也从政治哲学家转型为更为纯粹的哲学家，为圣教普天下寻找形而上学根据。五变提出“天人大小说”，运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原理将三变、四变综合完善，并考据六书文字为孔子所创、古人字母声音到秦皇汉武方废，证明西方字母不如中国古文，孔子六书“传之万世，一统全球。”经学六变以《皇帝内经》“五运六气”诠释《诗》、《易》天学，阐发孔经哲学中的宇宙论思想。至此，廖平圆成通达天、地、人的“形之上学”建构———孔经哲学体系，为应对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一套重建中国哲学主体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近代解决方案。

四、结语

廖平新经学是接续传统经学发展而来，廖平早期经学是对传统经学问题的总结式研究，尚属传统经学范式，而中晚期则根据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和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而发生经学转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逐步拓展、丰富和圆成孔经哲学体系，开启了近现代新经学的发展。

侯堮在廖平逝世当年著廖平评传于《大公报》，称廖平新经学为重大经学革命，高度评价廖平的经学价值与意义。“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上，既具相当地位;而在晚清思想史上，亦握有严重转捩之革命力量……回忆四十年来之中国思想界，类似霹雳一声者，为康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等，而廖先生则此霹雳前之特异的电力。自是以后，变法维新，思想革命，清政告终，社会改造，吾人于今日审查中国学术思想之进步如何?除东西洋舶来物品而外，要不能不归功于贞下起元、曙光焕发之廖先生……廖先生崛起，著成《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四益经话》等书，遂将三千年来之孔子，及数千年之经学，与经学所产生之思想言论，根本改造，发前人所未发。康南海读其书，如重见天日，大放厥辞，于是操纵中国中心思想之孔子面目如何?儒家经典之价值如何?中古时期之思想与史实之真相如何?由中古思想所影响于数千年之社会政治又如何?此一切一切，皆形成空前之结论，又皆导源于廖先生。经学革命之功，故以清代思想史言之，自王壬秋以上，似不克与廖先生分争一席也。”

侯堮见识不凡，可谓廖平知音者也，然而其论久远，今人难得见之，故引以印证廖平经学价值。“克与廖先生分争一席”之学者，廖平之后亦孰可当之?廖平以孔经哲学体系为内容的新经学之价值，尽管历来有种种质疑，其深远丰富的价值意义尚待解人发掘，但至少在应对古今中西之争中建构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卓越努力已经得到部分彰显。廖平经学前三变，在中国经学传统和近代时代背景中容易为人理解和认同，而后三变玄之又玄，难为常人索解，往往目为怪诞，但这并不能说明廖平后三变没有价值或价值很少，就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十年无解人、至今媲天书一样，假以时日，会有其金玉见光的时候。关于“廖平经学终结论”，以及经学本身是否终结，近年来朝野讨论日增，廖平之后，近百来的经学或新经学已历史地发生着，而自明以经学为志业者渐多，何时会以何种形态更为醒目地呈现，拭目以待。

作者：吴龙灿单位：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