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新闻传播和舆论功能研究范文

一、五四前驱张通电的功能分析

面对家乡的惨痛，一些湘籍人士在上海组织成立湖南善后协会，宗旨是“竭其能力，为之实行救济，宣达民情，建议政府，并传布中外，求予协助”。协会成立后，于1919年1月编辑印行《湘灾纪略》。该书实际上是反映五四之前社会各界驱张努力的重要史料，记载和揭露的是湖南在张敬尧等军阀统治下的情况，也包括一些机关、团体和个人就湖南局势的通电。五四之前致力于挽救湖南局面的主要是一些湘籍社会贤达和他们组成的团体。这些人大多属于政绅商学界的名流，他们主张驱张，但却不主张运用通电方式直接驱张。在对张敬尧的态度上，《湘灾纪略》中的通电与该书中摘录的其它材料以及编辑者就材料所写的按语形成了强烈反差。通电很少有直接攻击张敬尧的内容，而该书摘录的其它材料直斥张敬尧的就有《张敬尧预备借款卷逃》、《湘人反对张敬尧借款之真相》、《张敬尧横暴绝伦》等。所写的反张按语有：“张敬尧拟将湖南财产作抵，向中央要索现金六百万元”；“张敬尧入湘以来，于民生疾苦，毫不过问，终日以搜刮现金为事”；“张敬尧组织公司，提倡官商合办，无非欲吸收商民现金，以卷入自己私囊”；等。

通电之所以与其它摘录材料、按语存在这种反差是因为通电的影响重大，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自身的地位都不允许社会名流直接利用通电方式驱张。另外，《湘灾纪略》编辑者对一则通电的编排也颇值得寻味。该电名为《湘省留学生请拒绝水口山矿借款电》，电云：“《中华新报》转各报馆暨旅沪湘绅商学各界钧鉴：湖南水口山矿借款，连年抵死力争，幸未成立。今张敬尧知不能久于其位，力谋借款复活，且又私募公债，为卷逃计，闻之震骇万状。急盼公等速谋抵制以拯全湘民命。情急声哀，莫知所云。湖南留日学生全体同叩。”湖南留日学生指名道姓地揭露张敬尧的借款募债阴谋，与社会名流、甚至湖南善后协会所发的通电风格迥异。因此，《湘灾纪略》编辑者没有将该电与社会名流的电报一起放在《呼吁》篇，而是将其与其它摘录材料一起放在《纸币》篇。这说明以湖南善后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名流，对直接通电驱张还持保守态度。

社会名流对直接通电驱张的保守态度，导致这一时期通电所传播的新闻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新闻只是抽象地陈述事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较为模糊，目的是避免触犯当政者的忌讳。如，“窃湘南二十余县，连年水旱，收成歉薄，民不聊生，业已创深而痛巨矣。自去秋南北交绥，相持已十月之久，尸横遍野，血肉狼藉，庐舍丘墟，牲畜无遗。而师行所经，蹂躏尤甚。妇不论老幼，横被奸淫；家不论贫富，辄加焚掠。”二是新闻集中于陈述湖南人民的惨状，呼吁赈灾及南北和平。湖南人民遭受的苦痛是每份通电都要陈述的，如，“昨日连接湘中函电，斗米价至五金，自通都以逮僻壤，纸币充斥，粜运不通，男女老幼，阖门饿毙者，无处无之。”湖南民生艰难，于是有赈济的请求。“惟有仰恳各省文武长官、慈善团体以及海外同胞、异国善士，推人道之大同，拯一方于水火，或慨施巨款，或代募义捐，……”“谨吁恳先蠲免本年田赋，并颁发大宗急赈，以济灾黎而纾民困，……”湖南战乱纷扰，进而又有和平的祈愿。“只得吁求我大总统我总理，本宁人息事之怀，颁停战罢兵之令”，“伏恳双方当局，速开和平会议，亟谋妥协，并恳先行解决湘局，妥筹善后救济各事宜。”虽然陈述湖南乱象就是在指责张敬尧，因为他是一省的军政长官，对此负有当然的责任，但新闻的矛头毕竟没有直接指向他，包括湖南善后协会所发的通电也是如此。五四前社会名流的保守态度也使得通电动员起来的驱张舆论显得相对薄弱。

二、五四后驱张通电的功能分析

五四后，虽然社会名流仍然在继续从事驱张活动，但主力已经转换为青年学生。1919年12月2日，长沙各校学生、部分教职员出于爱国的热忱在教育会前焚烧日货。张敬尧之弟张敬汤带兵几百人到场阻止，诬蔑学生为土匪，并凌辱学生，殴打教师。学生受此奇辱，于是发动长沙全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之后，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上海、汉口、广州、保定等地请愿。《蒸阳请愿录》就是驱张运动在衡阳方面的文电汇集，也包括其它地方的一些缄电和报纸时评。五四后从事驱张的学生“都有一种勇往直前不顾利害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罢课上是“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宣誓，体现在通电上则是与张敬尧誓不两立的决绝态度。如，“张敬尧督湘三年，罪恶山积。学生等激于爱国爱乡之热忱，不惜牺牲光阴学业，奔走京衡广沪之间，原冀为湘省去一毒僚，即为国家去一蟊贼。……并乞一致主张祛除张贼，匪特湘省之幸，抑亦全国之休。”五四前从事驱张的社会名流一般都较为谨慎，而五四后从事驱张的学生则有一种初生牛犊的青春朝气。

比较明显的是，学生通电所传播的新闻不再像五四前的名流通电，只是陈述湖南人民的惨状，而是将人民的苦痛直接归咎于张敬尧。试举两条如下：“湘督张敬尧莅湘以来，屠戮无辜，摧残舆论，藉公肥私，仇学媚外，席卷金融，勒种鸦片，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张敬尧莅湘以来，盗卖纱厂，抵押矿山，重加关税，预征田赋，摧残教育，提倡烟毒，擅开米禁，枉杀无辜，罪恶昭彰，不可缕指。……。”132如果说五四前名流的驱张通电是欲说还休似的旁敲侧击，那么五四后学生的通电则是直奔靶心的投枪匕首。更重要的是，一些新近发生的具体事件开始出现在学生的通电中。如，“长沙日商大石洋行村本好之助偕同多人，于四月二日，闯入国货维持会，殴辱调查员朱立村身受重伤，并捣毁什物值二千圆之巨。”又如，张敬尧“前日抛弃防要，奔归省城。勒令商民捐款八十万元，为出逃饱囊之计。……。并于昨日将商民禀办之保卫团，十字会，例设之妇女救济会，一律解散。”再如，“湘督张敬尧，串通驻湘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派遣军队，携持护照，贩运鸦片烟种入湘，勒民广种，祸国毒民，罪不容诛。前已输入多次，未经发觉。昨日复由北省运来五十袋，道经武长铁路武昌鲇鱼套车站，竟敢明目张胆，索车装载。”这些通电所陈述的内容都是新近发生的具体事实，颇具新闻价值，这一点是五四前的名流通电所不具备的。当然，即使在五四后的驱张运动中，这些关于具体事件的新闻也是有限的，占绝大多数的仍然是抽象陈述事实的通电。

五四后，青年学生成为驱张运动的主力，他们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在通电中直斥张敬尧的罪恶。另外，他们的通电既有较为抽象的事实，又有具体可感的生动事件，从而使得其舆论动员功能大为增强。学生运用通电动员起来的驱张舆论既有新闻舆论又有社会舆论，新闻舆论对学生诉求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发表学生及社会各界的驱张通电。如，《民国日报》1919年11月14日刊发的旅沪湖南学生会要求撤换张敬尧的通电，1920年5月24日刊发的湖南各界人士斥责张敬尧侵吞公款等罪行的通电。报纸全文发表通电，虽然未必加以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让社会大众了解驱张者声音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二是积极传播学生通电提供的反张新闻，并加以评论。例如，武昌鲇鱼套车站查获张敬尧等秘密运往湖南的鸦片烟种之后，有该站站员将此消息报告给武汉学生联合会，该会当即通电全国，引起新闻界的强烈反响。《北京日报》就此评论说：“此次鲇鱼套车站，破获某大员运湘之鸦片种子约万斤。以堂堂之督军兼省长，竟为此破坏道德、触犯刑律之事，吾不为堂堂之方面大员惜，吾实为共和国家之国民羞。”《北京惟一日报》愤然道，“不谓湘督张敬尧既令属民广种烟苗，近复私运鸦片种子万余斤，被鲇鱼套车站扣留。张氏果存畏法之心，即不能悔罪自首，亦将巧为脱卸。乃复明目张胆，派队强迫装运，如此目无法纪，政府终听任之乎？”《益世报》称，张敬尧的“其他罪恶，为纵军虐民，如私押日款，已难尽述。即以此次偷运烟种，真赃实据，完全破获。其贻害湘民之罪，张虽百喙难辞。”

三是在学生与张敬尧的通电战中站在学生一方。1919年12月，长沙学生罢课的同时还不忘发表宣言书，揭露张敬尧摧残教育、镇压爱国学生的事实，解释罢课的原因，表达驱张的决心。张敬尧随后发表通电对湖南学生进行反击，根据当时报纸的摘引，张电的大意是：“湘省士习，素来浮嚣。党派争竞，尤为剧烈。近因新思潮输入，主张学生自动，不受管教员约束。一二号称教育大家者，复推波助浪，极力鼓吹。青年子弟，受其蛊惑，愈肆嚣张。迹其行为，实与无政府党相近”。又有：“各校解散，详查确系熊希龄等派人来湘演说新思想，如俄国之无政府党一切乱语。且多给款，主使学生推举代表，分赴京沪广州等处，诚不解其用意之所在”。另外，张敬尧还有帮闲者，据报载，“有湘籍某君，单衔电达中央，为张敬尧辩护。”学生方面遂在《请罢免湘督张敬尧通电》中对张电进行反驳：“不谓张督悍言强词，通电回护。外交险恶，民气激昂。而张督则目为浮嚣，强以无政府党相绳，希图淆惑世人之观听。”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通电战中，学生赢得了新闻界的同情，并获得其舆论上的支持。《北京惟一日报》驳斥张电道：“近日来京之学生代表，更无何种违法举动，仍不外哀诉于总统总理之门，惟冀一达其民隐而已，是足为湘学生未鼓吹无政府主义之证明也。”《京津太晤士报》讽刺张敬尧说：“张敬尧解散学校，全体罢课；……，以为欲压抑民气，必先摧残教育，俾学界不得遂其爱国之运动，然后内可以逢迎安福，外可以结合东郊。”汉口《正义报》声援学生曰：“比闻湘督张敬尧，于闽交涉发生以后，日以野蛮暴力对付学生，致令长沙省会，无复青年之踪影。”

除新闻舆论外，学生运用通电动员起来的舆论还包括社会舆论。一个自称“愿学”的人，写有一篇感想类的文字，标题为《读湖南学生通电》，学生通电所造成的社会舆论由此可见一斑。该文说，“今天报载湖南学生通电该省西南将领出兵驱逐张敬尧，并且声明这是湘人自决湘事，不与和局相关。这种主张，非常彻底，不问能否实现，却是近来沉寂的舆论界上的一声春雷。我预料这个电报发出之后，必有绝大的影响。”这是当时因为写成了文字而得以保存至今的个人意见。其实，绝大部分社会舆论是大众口头表达的意见，往往稍纵即逝，难以保存。与之相反，新闻舆论，特别是报纸表达的舆论，因为有特定的载体，常常有案可查。因此，虽然本文所罗列的新闻舆论多而社会舆论少，但这并不说明当年学生通电所组织的社会舆论极其微弱。实际上，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社会舆论还有许多，只不过已无法考求而已。

三、结语

通过考察驱张运动中的通电现象，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通电的新闻传播功能更多体现在通电行为本身上。尽管民初通电中有一些关于具体事件的新闻，但抽象地陈述事实、议论多于事实的通电仍居主流，占绝大多数，因此，若仅仅从内容来看，民初通电的新闻传播功能必然是有限的。而实际上，通电行为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价值。军阀政客、社会名流的通电行为当然值得新闻界关注，因为他们的举动总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兴趣。即使是普通团体的通电行为也具有新闻价值，因为它们往往代表着一个社会群体就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发声。其二，通电的新闻传播功能固然值得重视，但却不是其最具本质性的功能，通电的最终使命乃在于动员舆论。首先，通电的发报者不会为传播新闻而传播新闻，他们即使在电文中散布消息，也不过是将新闻作为手段而已，其最后之目的仍在于引起对自己有利的舆论。其次，通电自有一套文体，这种文体是为组织舆论而生的，并非为传播新闻而设计。民初通电在文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议论，而轻事实，事实当中抽象的事实多，而具体的事实少。二是在修辞上或对比，或对仗，或排比等等，不一而足，带有浓郁的政论文色彩。显然，通电文体不便于具体叙事、传播新闻，而有利于表达倾向、抒发感情、动员舆论。应该说，通电在传播新闻上的不利因素恰好是其动员舆论上的有利条件：事实抽象，则少琐碎之感；议论风生，则多慷慨之气；语多修辞，则有如虹之势。也正是这些特性才使得通电成为民国初期机关、党派、团体和个人表达声音、争取民心的重要方式。

作者：朱菲菲李乐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