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新闻传播的影响范文

一、霍氏文化维度理论在中美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的体现“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主要是指在社会、家庭、单位等集体中个体融入或独立于集体中的程度。前者提倡对追求个人权利、个人成就和自我独立性要给予鼓励，并认为虽然集体利益和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但也要使任何个体的个性都能被充分发挥出来；而后者则主张集体成员的利益高于个体利益，所以个体利益就建立在集体利益的基础之上，个体要对集体保持绝对的忠诚，集体也同时须对个体起到保护的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需要中国的新闻媒体帮助维护，“国家”在中国新闻媒体的面前永远是排在前列的，因此我国的新闻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首先会考虑采访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或是其发言人，获取政府职能部门的认识态度。各新闻媒体会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消息作为主要信息源泉，帮助政府进行舆论引导。而美国新闻媒体生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在进行新闻采访、报道时，也会获取、收集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报导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声音来提高自己新闻采访的质量和声誉。但是，与中国的媒体相比，美国的新闻媒介对政府声音的依赖程度要远低于中国，最大程度的报道多元化的信息成为美国媒介追求的目标。这种差异正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的充分体现。即中国倡导集体主义，它需要个人服从集体，个人主义或独立的自我认同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而美国人更尊重独立的精神和批判精神，更愿意展示个人的想法和观点。

1.2权力差距维度的体现“权力差距”维度是指弱势地位的成员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布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这折射出每个国家的人对人们相互之间权力不平等这一现象的认知和反应程度。在文化方面权力差距大的国家反应的程度往往比较高，这些国家由于权力、地位、财富等因素所引起的社会差距较难被社会大众认可和接受；反之，在权力差距较小的国家，社会大众主要注意个人的权力、财富、地位，对于财富引起的层级差异则往往容易被忽视或是不被重视。中国有着几千年的集权统治传统，中国文化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远远大于西方。美国属于低权力距离的社会，而中国属于高权力距离的社会。美国的新闻体对于“第四种权利”给予高度的关注，它是以三权鼎立为政治框架，对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政府职能的监督和民众意愿的自由表达、信息新闻等信息的透明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保障作用。因此，美国几家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动车事故的报道中对中国政府对主流媒体及互联网的审查方面给予了高度关注。

1.3回避不确定性维度的体现“回避不确定性”维度是指在出现不确定性的事物时，不同文化会采用不同的办法和手段来降低风险和潜在的威胁。一些国家由于非常注重寻求有序的社会环境因此具有较强避免不确定性的能力，为了降低不确定的因素他们会采取各种办法，并更加注重创新、改革等环节的持续性和平稳性；而对不确定性反应较迟钝的文化对不确定的事物则具有较低的排斥性，它们往往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喜欢接受新鲜的事物或是变化较快的事物，愿意迎接来自未知领域的风险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民众对高铁运行的担忧被美国几家主流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了，特别是对于北京和上海的地铁运行中出现的故障、北京直达上海动车出现时间延误、交通中出现的事故、食品生产环节中出现的问题等进行了连续的追踪、报道，并将这些情况与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他们这种对安全问题和民众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的不断追踪报道是西方大众愿意接受的，并且可以吸引大家的持续收听、收看，从而扩大自己对民众的影响力、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问题，但这主要是缘于中国复杂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

对不确定性的回避，就是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环境所感到的威胁的程度。中国人和美国人对由不确定性所带来压力、风险、和挑战的反应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由于中国人民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社会大众比较接受安居乐业、持续稳定的安宁生活，这样就形成了安于现状、保守、稳重、注重家庭稳定的心理，产生了害怕并排斥竞争、变革等思想，因此东方人尽力回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坚持“维稳、稳定、和谐”的舆论导向原则，对出现的新闻事件尽力从正面进行报道。对于那些灾难、危机等带有一定负面影响的新闻，经常被认为是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利于激励和鼓舞人民的士气、信心的新闻内容。正是这种新闻题材、内容上选取的倾向性产生了新闻报道中价值取向的趋向性。

二、全球化时代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策略

以上对霍氏文化维度理论在中美新闻传播中的体现形式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西文化差异对新闻传播的影响，这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们应更新传播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国家先进传播理念，确立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思想，调整和改进我们的新闻传播观念。在对外传播中，注意“内外有别”，不要机械地用对内传播中的规定来套用到对外传播中（廖声武，2012）。第二，我们应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或生活方式，而且还应该被当作一个把传统文化用影像或声音存储起来博物馆。同时，保护传统文化并不是对其进行隔离，族际间的互动和跨文化之间的接触也符合文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对于文化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我们应在对外新闻传播中大力宏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使之为越来越多的国际受众认可。第三，我们应挖掘文化存在的共性，拉近相互的心理距离。随着文化融合程度的不断加强，不同文化间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性，这使我们在进行跨文化新闻报导时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例如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人际道德关系问题等等，几乎为所有文化所关注。全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已经成为社会多元文化被公众认同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应从“公众共同性”，而不是“社会共同性”的角度去挖掘新闻报道的真正内涵。

作者：赵凌志单位：长春工程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