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的精神困境探究范文

《新闻界杂志》2014年第十四期

一、原因：导致媒体人精神困境的传统与新兴因素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UCF）传播学院的FredFedler教授从历史的维度，总结出导致媒体人精神困境的九种因素：“（1）媒体人的名誉及其影响；（2）为理想作出的牺牲和妥协；（3）工作导致身心俱疲；（4）工作时间长且不规律；（5）贫乏；（6）工作与职位上的激烈竞争；（7）不安全感；（8）目睹灾难与不幸；（9）与领导及同事的冲突。”[7]应该来说，这九种因素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转型前媒体人传统的压力源。与此同时，职场心态的逻辑紊乱与外化也表现得非常明显：（1）伦理冲突。是与非、该报与不该报、采访是否到现场的抉择，以及频繁撤稿等非正常因素的影响；（2）利益冲突。广告的新闻化以及分解广告指标带来的非业务性压力，会让媒体人心理上受良心谴责；（3）心理冲突。基于以上各种因素，人格高尚与卑下之间的摇摆，不正当手段与利益间的选择，逢迎与不阿之间的矛盾时常煎熬着媒体人。在新的背景和形势下，随着传媒转型的深入人心和逐步推进，媒体人在新的形势下还会产生新的焦虑，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价值焦虑：人事制度转型中领导与员工价值观的冲突在媒体的管理与用工制度转型过程中，“领导要官要权，员工要利要钱”、“事业体制，企业经营”决定了报刊业领导与员工在利益期待上的冲突。过去，媒体人往往是具有政治身份的权利主体，拥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而到了2000年前后，媒体开始推行人事聘用制。因而，媒体现阶段的人事状况是，领导往往具有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而员工多是聘用制和合同工。不能像政府机构那样单纯地做公共服务，也不能像企业公司那样拧成一股绳地追逐利润，许多媒体的领导想通过上缴利润、扩容业务来获得晋升，而普通员工没有晋升的通道只能寄希望于薪酬、福利的提高。一方面形势严峻很难盈利，另一方面盈利之后，领导想多交，员工想多发，这种矛盾冲突明显。如果领导以牺牲员工福利待遇获得职位上的晋升，员工的怨气便日益高涨，领导与员工之间的积怨、矛盾重重，都难言和谐和幸福。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二）职业焦虑：工作流程转型中时间全天化、节奏高频化、舆论压力常态化随着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7×24”（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成为一线媒体人所面临的工作节奏转变：从原来的月刊、半月刊、周刊、日报的流程和节奏，向以小时、分钟甚至秒钟为单位变化。饭还没到一半，就要刷一下手机客户端，刷一下突发事件，刷一下娱乐热点，更新一下微博，检查一下微信，唯恐慢人一拍。新媒体环境下全天候的工作时间要求，使得媒体人像待飞的“战斗机”一样随时随地准备出击。笔者经常关注的手机新闻客户端，仅在新闻头条这一栏，几乎是24小时不断更新，24小时不断发推送，很多重大新闻往往是在凌晨两三点，可见，工作时间被高密度切割。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研究者通过调查真实的网络使用数据后发现，高频率地使用互联网是抑郁症的一个关键征兆。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被二十四小时绑在网上的媒体人，饮食不规律、睡眠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身心必然极度疲惫。此外，写不出稿子、播不出新闻压力大，写出了稿子、播出了新闻压力更大，怕得罪领导，怕出大问题，怕造成纰漏，怕捅娄子，媒体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担心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出什么后果，一不留神就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担心因揭露“爆炸性”新闻而“被拘留”、“被起诉”、“被殴打”、“被诋毁”。整个“采、写、发”的过程都要承担精神压力和舆论压力。这种职业焦虑中还包括一部分道德焦虑，就如同马航事件中的“无意识假新闻”，信息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必然导致引证的困难和失误，信息过载导致难以捕捉真实信息，最终产生谬误。这种“无意识假新闻”必然会给媒体人带来职业道德伦理上的焦虑。

（三）职业焦虑：转型加剧竞争，竞争推进量化，量化放大压力当传统媒体被新媒体挤压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加入、试水新媒体阵营，原来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竞争更加激烈而增强。在原本“‘挣工分’的政治”[8]没有丝毫改变的情况下，媒体人的工作又被赋予新的要求：适合新媒体传播。所谓“挣工分”的政治就是低底薪加绩效奖金，对于纸媒而言，绩效就是稿费，稿费由发稿的质与量决定，这些都是量化的，“上封顶而下不保底”，且实行“末位淘汰制”。而为了适合新媒体传播，转载数、点击量、评论数、稀缺性、编辑力度等等都成为量化考核的标准。以华中地区某都市类报纸为例，最初是以发稿量计算稿分，然后是稿分加稿件评级，后来引入各级各类媒体的转载数、线索的稀缺度，最近又开启评最差稿件模式，例会发言也要引入绩效考核。而这种模式在整个传媒集团应用广泛，许多同类媒体纷纷效仿，竞相引入这种考核量化模式。考核指标的量化不断拓展和加强，给媒体增加的心理压力被无限放大，可以说，神经时时处于紧绷状态。

（四）身份焦虑：转型方向不明朗，加剧媒体人的焦虑幸福是个比较级，恐惧源自无方向。传统媒体一方面感觉到形势严峻，不转不行，另一方面又不知如何转，怎么转；一方面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又发现，转向新媒体后，困境来得更快，微博热闹两年后被微信取代，现在，很多人对微信朋友圈也开始厌倦。手机新闻客户端，内容趋雷同，同质化严重。自媒体经历一段迅猛增长期后，也步入瓶颈期，用户增长缓慢，甚至下降。新媒体在冲击传统媒体后又很快受到新新媒体的冲击。不确定性会加剧各类媒体人心中的恐惧和焦虑。此外，媒体人的劳动往往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要“跑新闻”挣工分，这是体力劳动；另一方面要撰写编改、策划选题，这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必须兼顾，缺一则白搭，所以，劳心又劳力。与此同时，报业冬天、报纸停刊、广告下滑等都是媒体人之间的日常话题，前途未卜、方向不明和未来不定必然加剧负面情绪的相互传染，处处弥漫焦虑感。

二、对策：社会、媒体机构和媒体人合力对抗压力

从历史的维度看，重压之下，媒体人大多疲于应对，有的奉行犬儒主义，力图变得淡漠超然或铁石心肠，意在避压力；有的借酒浇愁，或烟不离口，以期麻痹精神或寻求慰藉；有的干脆转操他业，新闻人才流失严重；还有的如前文所述，精神上不堪重负，甚至选择轻生。针对这些情况，社会、媒体机构和媒体从业者三方都要行动起来，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形成合力，才能从容应对传媒转型带来的压力，走出精神困境。

（一）分类管理媒体，规范人事体制“党管新闻”和“市场配置”并行不悖才能保证媒体人在价值观念上不冲突，在经济收入上有保障，满足其“生理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就要求宏观的传媒体制上，“官媒梯队”和“市场体系”分野，让官媒当好耳目喉舌，让市场化媒体充分市场化，取消行政级别，建立以职业技能为基础、以业务表现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准绳的人事管理体制，确保收入分配制度公平合理，优化人才、资金和资源的配置，最大程度地积累媒体经济实力，最终实现媒体机构从“量”的竞争向“质”的竞争转变。“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收入分配合理的基础上追求经济、社会效益，在物质基础稳固的基础上追求新闻理想，在实力资本雄厚的基础上追求传媒转型，才不至于让媒体人深陷精神困境铩羽而归。

（二）建立收入保障，改革绩效考核从“吃大锅饭”到“底薪加绩效”固然是市场化的改革路径，但是，新闻产品的物质、精神双属性决定了媒体人收入分配的复杂性，不可能设计出万能的绩效考核制度，更不可“一刀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是要建立收入保障机制，即提高底薪以确保新闻从业者无后顾之忧，然后因地制宜地设计绩效考核制度，方能实现专才专用，各尽其用，各美其美，优化配置人力和资源以创造更大效益。这是媒体机构可以逐步实现的。此外，媒体机构“设立专门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咨询室”、“建立人性化休假制度”、“定期组织员工外出旅游”、“举办心理知识培训”、“定期进行心理普查”等，都能实时做一些心理疏导，让员工有机会放松调整，缓解焦虑，释放压力，从而发挥最大的职业效能。例如，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有一个专供员工锻炼、休息、娱乐的康乐中心，不仅配备各种运动设施，还设立一间心理减压室。此外，集团定期请来一些医科大学实习生做义诊，应者云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发挥内因，自我减压解铃还须系铃人，走出精神困境，施展职业抱负，媒体人终究要靠自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推出了一个名为“DartCenter”的项目，专门协助暴力、悲剧、冲突等负面新闻的报道，为缓解媒体人的精神压力与焦虑，提出“PPES”四方面的建议[9]：身体上（Physically）：饮食健康、规律，睡眠充足，参与运动；心理上（Psychological）：记录生活，缓解压力，休闲阅读；情感上（Emotionally）：常与好友小聚，与小孩子玩耍，适时放声哭泣；精神上（Spiritually）：唱歌，冥想，与大自然相处，加入精神社区。此外，一项关于美国新闻从业者如何应对工作压力的调查显示[10]，与媒体朋友交谈、娱乐休闲、运动锻炼、兴趣爱好位列前四，分别占比63.9%、60.3%、54.4%、51.6%，即一半以上的人选择这些方式减压。奇怪的是，“与非媒体人朋友交谈”则是第五种选择，由此看来，美国媒体人普遍认为与圈中人交谈更减压，大概是因为同命相连，惺惺相惜。此外，24.2%的人放弃媒体职业，转操他业，另谋高就成为第六大选择。具体的调查结果见表1。虽然中美的媒介体制不同，但两国媒体人都感到“压力山大”，压力的程度与危害相差无几。因而，美国新闻从业者应对工作压力的方式可资借鉴。媒体人需要借助沟通交流分享忧乐，通过娱乐休闲放松心情，通过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通过阅读冥想修身养性，必要时还应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此外，有些媒体人在应对精神压力时，有意无意采取一些效果有限的措施，如烟不离口、借酒浇愁、使用药物等，这些行为的功能与危害尚不明确时，急需媒体人的克制。

三、结语

媒体人如何走出精神困境，是个行业难题。一则压力的产生与行业的机制体制、发展趋势有关，难以触动其根基，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新闻传播行业的一个顶层设计问题，非一朝一夕、三言两语能够解决。而解决这个问题，急需在理论上做如下探讨：（1）目前媒体人应对精神压力的方法有哪些，且是否有效；（2）传媒体制与媒体人精神压力的关系；（3）新背景新形势新技术新变化是否带来新压力？如有，那么主要体现在哪方面？此外，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相关问题也需要求解，主要包括：（1）与其他行业、职业的从业者相比，媒体人是否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抑或是媒体人掌握着发声的平台，更易于抱怨和申诉？（2）每年各级各类院校培养的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那么多，是否应该将媒体人心理辅导纳入课程体系？在这个行业谋求工作和职业的人很多，而每年离开这个行业的人也很多，精神压力是否是一个因素？如果是，是否是决定性因素；（3）为何有一些媒体人能够忍受所有压力而把一生精力奉献给这个行业？他们是如何做到的？（4）媒体人在应对精神压力时往往采取一些无效甚至有害的措施，如吸烟、酗酒、滥用药物等，这些行为的功能与危害也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作者：江作苏王敏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