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驱动下的人口省际流动探究范文

一、研究对象、数据与方法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中部地区。安徽省人口众多，紧邻长三角地区，同时安徽省内部发展差异明显，包含了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城市，可以作为研究的典型区域。由于不同区域、城市、县(县级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为保证研究单元内部的均质性和不同研究单元之间的差异性，以县（县级市、地级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数据包括各研究单元的流动人口数据、各研究单元和流出地的经济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流动人口数据来自于安徽省人口计生委提供的2001-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统计报表，经济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安徽省和苏、浙、沪历年统计年鉴。研究数据涵盖安徽省56个县、5个县级市和17个地级市市区，共78个研究单元，时间跨度为12年，总体规模为936，剔除没有统计和无效的数据，有效数据占比为95.9%。本研究主要采取回归分析法，选取人均GDP作为反映驱动人口流动的经济因子，为了消除量纲，采用净流出地与净流入地的人均GDP比值作为自变量，各研究单元跨省净流出（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构建定量模型（式1-3），进而做历史分析和断面分析判断经济因子对人口流动影响的时空差异。式中，Y1、Y2分别为研究单元的跨省净流出人口和户籍总人口，X1、X2分别为跨省净流出地区的人均GDP和流入地的人均GDP。若研究单元出现人口净流入，则将其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其人口来源地作为人口净流出地。

二、安徽人口省际流动特征

经过分析，发现安徽流动人口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跨省流动人口先快速增加后平稳增长，流量规模巨大就全省来看，2001年以来，安徽省人口流动趋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2001-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2004-2009年为稳定期，2009年以来为稳定趋降期。在快速增长期，2004年，全省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净流出人口分别较2001年增长37.8%、93.1%和98.9%。在稳定期，全省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处于1033.0万至1076.5万之间，各年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均占全省户籍人口规模15.0%～16.5%左右，2009年净流出人口规模超过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①。在稳定趋降期，2009-2012年全省跨省流出规模逐年缓慢下降，跨省流入规模则缓慢上升，净流出规模平稳下降，显示一定的回流趋势。

（二）人口流向相对集中，以流向发达地区为主在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三大传统流动人口汇聚地（朱传耿、马荣华、甄峰，2002）中，沪宁杭城市群是安徽省人口省际流动的第一流向。根据统计数据，以2009年为例，全省各地市流向江浙沪的人口比例均超过50%，长三角是吸引安徽人口流动的第一磁极，其他人口也纷纷流向经济水平近似的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三）各地区人口跨省流动差异明显受安徽整体发展阶段影响，大部分研究单元属于人口净输出地，尤以皖西、皖北为主。有部分研究单元出现人口跨省净流入，主要是合肥市区、芜湖市区，马鞍山市区等。在人口跨省净流出的地区，其规模和比重均存在很大差异。2001年、2004年、2009年、2012年人口跨省净流出规模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分别为547、713、220、409倍。将各研究单元跨省净流出人口除以该研究单元户籍总人口得到各研究单元净流出（入）率，2001、2004、2009、2012年合肥始终是人口跨省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在人口跨省净流出的地区，净流出率最高的研究单元与最低的研究单元的比值分别为415、568、374、351、452。以上分析表明各研究单元人口跨省净流出（入）规模差别很大，其影响原因有两个：第一，人口基数的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规模的差异，称为规模差异；第二，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跨省净流出（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差别，称为平均差异。关于规模差异的研究已比较广泛，本文重点研究平均差异。

三、经济因子对安徽人口省际流动的影响

（一）经济因子对人口省际流动的基本影响人均GDP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衡量生活标准的关键指标之一，较好地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流出地较低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动的推力，流入地较高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动的拉力，利用流出地与流入地人均GDP之比可表达影响人口流动推拉力的合力（下文用X表示人均GDP比值）。同时历年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反映了各研究单元的省际流动差异（下文用Y表示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通过对2001-201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反映X和Y的回归模型中确定系数R2最大的为指数模型（见图2），R2为0.883，F统计量为3809.755，显著性水平为0.000，回归方程为：方程表明，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随着人均GDP比值的提高而呈指数形式降低，当X=0时，亦即研究单元人均GDP为0时，Y=1，表明人口全部流出，当X趋向1时，亦即研究单元人均GDP与流入地相等时，表明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趋向0。

（二）经济因素对人口省际流动影响的时间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技术条件、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都将发生改变，因此同类现象的发生过程会变化。根据历年的数据，选取2001年（起始年份）、2004年（转折年份）、2009年（转折年份）、2012年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回归曲线如图3。表1显示，历年的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在上升，回归系数绝对值下降表明G值对Y值得弹性在减弱，说明其他非经济因素对人口流动的作用在慢慢变大。

（三）经济因素对人口省际流动影响的空间分异安徽省空间结构的划分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历版城镇体系规划空间结构看，1995年版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了“二带二群一组团”的城镇体系格局，2004年版调整为“两线三片多极”。此后安徽省内又分别提出了“沿淮城市群”、“淮蚌城市群”、“皖东北城市群”、“皖西北城市群”、“皖东城市群”、“合肥经济圈”、“马芜铜城市群”以及“铜池组合城市”、“芜马组合城市”等城镇组合方式，而最新版的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了“两圈两带四极”和“一带一圈一群”的双方案，以体现城镇体系规划的灵活性。尽管安徽省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长期以来处于非稳定状态，但是它们都体现了内部的均质性和内外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安徽省南北差异在历版空间结构中都得到体现，本研究基于此将安徽省划分成南部和北部两大片区分别进行对比研究，南部片区包括芜湖市、马鞍山市、安庆市、铜陵市、池州市、滁州市、宣城市、黄山市、原巢湖市、合肥市，北部片区包括六安市、淮南市、蚌埠市、阜阳市、亳州市、淮北市和宿州市。通过分析得到结果见表2，回归曲线见图4。表2显示南部地区的案例大多X值大于0.2，北部地区则多在0.2以下，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是南部地区低于北部地区，表明经济欠发达的北部地区X值对Ln（Y）值的影响敏感性高于经济发达的南部地区。（四）经济因素主导下跨省净流出率标准值根据公式4，可以得出不同X值对应的Y的标准值，各个不同的地区可以据此进行参考（表3）。在X值较小时，这个模型的应用效果较好，但X值达到0.8时，Y的标准值为0.0022，数值较小，人口对流特征相对于人口单向迁出更加显著。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流出地与流入地人均GDP比值与跨省净流出率的定量关系，回归函数的解释量超过85%，表明经济发展差距是人口跨区流动的关键影响因子。研究单元净流出率与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均GDP比值呈指数递减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在时间尺度还是空间尺度上都体现出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的趋势，进一步说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受到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开始增强。本研究启示我们，跨省流动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人口政策必须在区域层面进行统筹考虑，在人口联系密切的省份之间建立省际联合管理机制是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必要条件。本研究进一步启示我们作为发展的第一要素，人口流动意愿并不会随规划的主观意愿而改变，各地要达到规划所预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吸引人口集聚，防止人才外流，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当今中西部地区输出的人力资源掌握了一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技术，积累了投入再生产的资本，回乡创业的意愿日渐强烈。同时发达地区由于资源环境的紧约束加强，发展门槛不断提高，部分发展机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两者合力给中西部地区发展带来了极大机遇。为充分把握这一机遇，中西部地区必须突破财政、土地、基础设施、政府服务、公共管理方面的劣势，创造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一方面吸引跨省流动人口回流，另一方面让人口与转移过来的产业协同作用，带动当地由外出打工经济向产业发展型经济转变，实现要素回流与加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良性循环。

作者：易斌翟国方丁琳单位：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