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武术家生存探讨范文

《体育文化导刊杂志》2014年第七期

1消费社会中的民间武术家

除了日常消费外，民间武术家赖以自豪的武术是其消费的主要对象。然而，从民间武术家的生存现状来看，他们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武术在他们手中并没有消费出渴望的意义。“据某武术杂志介绍，洛阳心意拳是一个古老的优秀拳种……在洛阳东关，所有会心意拳的四家加起来也不能把先辈们所传套路打全面……他们的生活也不富裕，有的靠卖牛肉汤维持生计，他们的拳术传给谁呢!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洛阳市体委的支持下成立了洛阳心意拳研究会，但是由于经费短缺，研究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很少举办交流活动。”[3]在全国武术之乡湖南新化县，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农村老拳师相继作古，一些中年拳师则以其他方式谋求生存，很少在当地村落办武术班，教梅山武功。更多村民以抓经济为主，常年奔波，很少自发组织学武、习武，一年一度的春节舞龙习俗虽然存在，但缺少了武术表演，舞龙活动更多地存有商业意识，而缺少了娱乐味道。”[4]“九水梅花拳于2008年被列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现在村里会全部招式的只剩下五六个人，最小的也有40岁了。”[5]懂武术、不全面的武术、不富裕、常年奔波、抓经济、少交流成为民间武术家在消费社会的生存状态。消费社会中，因为贫穷，民间武术家不断流失；同样因为贫穷，武术越发稀少；民间武术如同流向沙漠的溪流，前途暗淡。

2民间武术家与工作伦理

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每个个体在具有其他身份前，必须首先是是个生产者”[6]。要成为生产者必须接受新的训练，然后进入到新的社会秩序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穷人来源于失业，是某种意义上的有缺陷的消费者。民间武术家亦是如此，要摆脱经济上的贫穷，必须拥有新工作。总理说：“我认为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每一项工作都维护了自身的尊严和自信；工作伦理致力于传递这样的信息：所有工作是平等的，赋予每一个人声誉和地位以及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真的如此吗？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7]。工作亦如是，在消费社会，所有一切无一例外的进入到符号系统被重新编码，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和差异来。实际上，从古到今，民间武术家所从事的武术职业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我们从古代的“镖师”、“守地”、“捕快”、“教头”“武师”到近代的“拳师”、“师傅”、“保安”等职业称谓上可见一斑。所以在工作伦理上，民间武术家仍然被沦为底层阶级。可见，民间武术家的新工作难以摆脱“卖牛肉汤”之类的职业选择，不但没有解决物质上的贫穷，反而因为难以被社会认可陷入新的精神贫穷境遇。

3民间武术家的消费社会抉择

当代民间武术家所遭遇的最大的精神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为此，民间武术家的职业选择需要新的“社会确认”。

3.1消费社会民间武术家的精神危机和身份认同地方政府往往视民间武术家和他们掌握的武术为经济和文化资源。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上，政府始终把民间武术家当做资本运作过程中锦上添花的“药引”—用完即弃。各地“武术搭台”的经济活动中，招商引资的金额是政府最为关心的。在湖北十堰市举办的第3届世界传统武术节期间，“张湾区与境内外客商已正式签约6个项目，投资总额达10亿多元。”在第9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期间，“共签约项目25个，其中，上台签约24个。项目总投资309.61亿元。”招商过程中，民间武术家经常被政府召集参与演出宣传，一位民间武术家如是说：“（政府）认为都江堰人为都江堰增光添彩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种类似的官差几乎是没有钱的，连基本的补助都没有，我们也要生存，而且每次出去都也不是我一个人……’”[8]。表面上看，民间武术家抱怨的是政府“补助”问题，而深层次的原因不仅于此。与经济上的贫穷相比，精神和道德上的匮乏更容易对民间武术家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消费社会，“贫穷是一种‘超羞辱’，是一块让所有的无尊严茂盛的土壤，是一块让‘多重羞辱’开展的弹簧垫。”[9]每个人的工作都渴望满足社会的某项需要和得到认可，以表示自己能够“生产”，并得到尊严，而不是被政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对此，精神和身份双重贫困的民间武术家显然无法和社会精英们平等的享用社会资源，无论他们怎么奋力的呐喊，鲜有得到社会的回应而沦为“草根”。

3.2民间武术家的职业选择在传统的生产社会，对底层的民间武术家而言，武术作为一种职业选择空间相当有限：走镖、卖艺、看家护院、开馆、底层军官。然而，在消费社会，鲍曼认为工作伦理是“一种规范性压力，促使个人通过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成功的职业所证明的卓越表现来寻求生命的意义及自我认同”[10]。的确如此，问题是当代民间武术家如何做出自己的职业选择。似乎有两个选项：一是融入消费社会，把武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成为一名成功的武术消费者；二是游离于消费社会之外，敝帚自珍，武术成为自己的精神食粮、生活佐料。如果民间武术家放弃自己的武术职业，那么他们又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谋求到更好的职业吗？罗伯特•瑞克（Robert•Reich）把劳动力市场上的受雇者分为4类：一类是符号操纵者；二类是各领域的教育者；三类是受雇于个人服务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即依附于传统生产线的劳动者，他们的特点是临时性、可替换性、用完即弃。比较而言，最后一种劳动者不需要掌握高级和特殊的技术，也因此，他们在市场上最容易被雇佣者抛弃，因为适合且迫切作为“常规劳动者”的人大有人在。显然，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民间武术家最有可能成为最后一类的“常规劳动者”。那么作为群体的民间武术家该如何面对抉择呢？在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缓慢延续过程中，职业变化微乎其微。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论”，即士、农、工、商四类职业群体，这四类分工基本满足了社会的需要，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社会分工开始呈多样化趋势，职业军人、记者、律师等新兴职业铺开而来。新中国成立以来，部分民间武术精英配合国家政策，积极的进行身份转换，一部分老一辈武术家进入到各级体育院校和体育部门充当教授和体育工作者；少数民间武术家则退出赖以生存和慰藉的物质和精神家园，在落寞和孤寂中度完余生；而大多数民间武术家把武术当成生活的配角，新工作从“卖牛肉汤”一类职业开始，那种“忙时种田，闲时练拳”人生理想只能成为精神上的乌托邦。

4社会无效率和民间武术家的福利

4.1社会无效率对民间武术家的影响周星驰在他的电影《少林足球》中很好的诠释一群游离于城市生活的民间武术家如何身怀绝技而沦落为社会的底层阶级。鲍曼认为底层阶级是“没有机会也没有需要被重新认可，人们没有角色，对其他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有用的贡献”[11]。空怀绝技却难以养家糊口，这是消费社会大工业化生产对民间武术家的魔咒。电影中，民间武术家在教练的经营策划下，武术迁移为足球而大放异彩。这一个艺术化的故事却真实的写照了民间武术家的生活状态。民间武术家的武术梦只能由足球展示出来，这是民间武术家的悲哀。消费社会的逻辑把他们规训成一个不成功的消费者—身怀武功，却毫无用处。在鲍曼看来，“在消费社会中，贫穷意味着社会与政治上的无能”[12]。即本应成为消费者的普通人民并没有能力去充当消费者，而是在一种不由自主或者身不由己的状态下逐渐偏离于消费物之外。民间武术家是中国武术传承“原生”的资源，作为消费物的武术并不能直接提供给民间武术家生存的最基本资料，贫穷甚至难以为继的生活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事与武术无关甚至放弃武术的职业。当民间武术家的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他们对武术的集体逃离必然造成中国武术的整体没落。艾尔•史密斯和汤森德认为贫穷是由“社会无效率”的状况决定的。即一个贫穷者不能从事作为社会“正常的”成员来说恰当的行为[13]。社会无效率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看来，那些被排挤或被放逐的人们是因为违背了社会秩序；第二，生活在底层阶级的被排挤和放逐者处于社会接受的末端，在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前，他们无力抗拒。他们与生俱来便无从选择，或许他们并不缺乏自力更生的意志，但是却缺乏合乎社会规范的手段。显而易见，作为中国武术最忠实的传承者—民间武术家，他们缺乏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贫穷是他们的最大障碍，社会并没有承担其应有的担当来维护社会文化遗产的完整，造成了拳种流失、民间武术家贫穷的恶性循环路径；虽然近年我国已经建立了各级别的非物质文化基金，但这一社会效率仍然乏善可陈，并未惠及大部分武术拳种和武术传承人。

4.2社会对民间武术家的福利鲍曼认为福利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保障其所有主体的福利（也就是说，比起只是活着，要享有更多的东西：在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中，有尊严的活着）”[14]。浙江国际传统武术节的发起人陈顺安认为“给荣誉”可以消除社会对“拳师”这一职业称谓长久以来地位地下的印象，需要搭建一个平台，给每一个民间武术家和他所钟爱的拳术做出社会的肯定（源于陈顺安在上海体院的学术报告）。2012年举行的第9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节中，参赛运动员来自世界五大洲及国内共计277个代表队，5447人；比赛设置了男、女20个年龄组别，单练、器械、对练、集体等4大系列，778个项目类，进行了9582个单练、149项对练和253项集体项目以及1531项个人全能，总计进行了11525个项目的角逐，产生了总团体和6大年龄组男女12项个人全能冠军。参加比赛年龄最大的选手已95高龄，年龄最小的选手才3周岁。从参赛人数和设项种类以及发放金牌的数量来看，堪称武术奥运会。据陈顺安介绍，丽水市一位90岁老人获取金牌后，在全乡摆宴庆祝，并把金牌隆重的摆放在客厅显著位置，高调的举动引起了小偷的注意，小偷以为是真金的金牌就偷走了，老人发现后难过好久，后到省武术协会申请补发了一枚金牌，老人才心安。90岁的民间武术家对荣誉和金牌的呵护实际上是对渴望已久的“社会确认”的反应，如此大张旗鼓的庆贺是对其武术“重生”的纪念，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武术职业生涯中精神上的极度贫穷。而这一切，本应是社会的福利，遗憾的是这样的社会福利来的太晚而且还远远不够。5结语在当代，处于社会底层的民间武术家在继承了生产社会的物质贫穷后，又加上了精神上的贫穷；民间武术家在融入消费社会的过程中，其生存空间和职业选择被严重挤压，而这一切都是与“社会无效率”高度相关，社会并没有给与应有的福利以救助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了解民间武术家在当代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境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自由，这是社会应有的福利，也是今后武术发展亟待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侯胜川单位：闽江学院体育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