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扩员的复杂性及战略选择范文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TPP谈判成员扩容的历史进程

TPP不断增加谈判成员的过程较为曲折，迄今可以分为TPP谈判的启动与早期推进、美国介入并再次主导TPP谈判、TPP谈判新成员的逐步加入等若干阶段。

（一）TPP谈判的启动与早期推进建立一个横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构想最初源于21世纪初美国所倡议的“跨太平洋五国自由贸易区协定”（简称P5）谈判设想，其谈判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但伴随着美国逐渐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精力投向双边FTA，使P5谈判陷入停顿①。然而，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国商签跨太平洋区域贸易安排的热情并未因此而减退。2002年10月，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领导人宣布“太平洋三国更紧密经济伙伴协定”（简称P3）谈判正式启动。2004年，文莱成为P3的观察员，并于2005年4月成为正式谈判方。2005年7月，上述四国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Strategic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以下简称P4），并于2006年5月28日正式生效①。P4协定的四个缔约成员经济规模不大，原有的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因此该协定带来的自由化福利效果和影响力并不显著，P4协定的生命力和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员范围的扩展。因此，为避免自由贸易区或区域贸易安排（FTAs／RTAs）通常具有的排他性造成福利锁定，P4协定从缔约之初就试图建立一个“开放性”的FTA。P4协定专门设置的“开放条款”明确表示欢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加入，从而为缔约成员的扩展预留了空间②。

（二）美国介入并再次主导TPP谈判2008年2月，曾作为发起者之一的美国重新将目光投向已实施多年的P4协定，明确表示将加入P4协定中即将开始的投资和金融服务业谈判。此后，TPP谈判的成员扩容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美国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和秘鲁于2008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P4谈判。2009年3月，TPP的四个初始缔约方同意接受越南以“联结成员”的身份加入P4谈判，同时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正式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09年11月14日，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正式加入TPP谈判进程，强调它不但能够促进美国的就业与经济繁荣，而且将会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的标准”做出贡献。至此，正式参与TPP第二阶段谈判的经济体已经增至八个。2010年3月15－19日，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美国、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等八国参加的TPP第二阶段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此后，马来西亚在2010年10月的第三轮谈判中正式加入TPP谈判。美国重新介入并主导TPP第二阶段谈判进程，不仅使P4协定的受关注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对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外交战略都产生了巨大冲击。通过对参与TPP第二阶段谈判成员资格的控制，美国有效地压制了以东盟为轴心的东亚自贸区网络建设势头，重新掌握了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格局设计的主导权。

（三）TPP谈判新成员的逐步扩容感受到TPP谈判已具备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区域贸易安排的发展潜力，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三国迅速对自身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进行了调整，并于2011年美国APEC领导人峰会期间提出了加入TPP谈判的申请。随后，三国的贸易代表与现有的九个TPP谈判成员开展了多轮双边磋商。2012年12月，墨西哥和加拿大正式参加了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举行的第15轮TPP谈判，TPP的成员国扩大为十一个。日本加入TPP谈判之路则更为艰难。一方面，TPP现有成员始终对是否立即接受日本加入TPP谈判申请争论不休，大部分成员担心日本政府的谈判空间和自由化意愿会受到其目前在农产品、服务业等领域实施严格贸易壁垒的制约，从而拖延TPP谈判按计划时间表达成协议。因此，2012年7月，美国和越南等TPP成员暂时拒绝了日本的加入谈判申请，理由是未能就加入谈判的资格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TPP谈判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产业界人士强调TPP谈判追求的经济贸易全面自由化是大势所趋，是将日本经济从长期停滞的泥潭中挽救出来的必要外力。而农业、电信业、汽车业、医疗业、保险服务业等可能遭受市场开放冲击的利益集团则强调日本重点产业的“特殊情况和要求”，一旦市场完全开放则可能遭受巨大打击。经过长达一年的多方磋商并做出了重大让步之后，日本终于在2013年7月顺利得到全部TPP谈判成员国政府的“资格认可”，并正式加入到谈判之中。但面对来自日本农业协会的压力，自民党TPP对策委员会通过了一份紧急决议，将大米、麦类、牛猪肉、乳制品、糖类作物5项重点保护农副产品以及国民全民保险制度定为“圣域”③。安倍晋三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TPP现有谈判成员能够允许日本将这些领域作为关税减让谈判的例外而有所保护，这招来很多TPP成员的不满。

二、美国全力控制TPP谈判

扩容步伐的政治经济动因造成TPP谈判扩容步伐迟缓与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始终根据自身的全球和地缘政治经济需要控制整个扩容进程，而其他TPP成员在此问题上均处于从属地位。例如，从经济开放程度和传统经贸关系来看，加拿大本来很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就成为TPP谈判成员国。但由于美国认为加拿大在NAFTA的乳制品谈判中未能做出“应尽的”市场开放承诺，而被美国“一票否决”了TPP谈判资格。而日本加入TPP谈判的一波三折，更是凸显出美国在TPP谈判伙伴国选择问题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在现有的TPP谈判成员中，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虽然是创始成员国，但因为经济实力弱小，在美国、澳大利亚等成员加入谈判之后根本无力控制整体谈判进程。而与美国同期加入TPP谈判的越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秘鲁四国，则明显是被美国根据自身亚太区域战略的需要而特意选取的伙伴国和传统盟国。这些成员也因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利益诉求与美国紧密捆绑在一起，而不可能在TPP谈判扩容问题上与美国持相左意见。美国之所以全力控制TPP谈判扩容步伐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TPP谈判的按步骤扩容不仅是美国实施其以自身为核心、以盟国为纽带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战略构想的具体途径，更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随时灵活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一项战略性政策工具。

（一）巩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当前，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个崭新的“亚太世纪”呼之欲出。随着美国与太平洋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亚太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美国最大和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区域。但是，“10＋1”、“10＋3”、“东亚峰会”、中日韩FTA等颇具影响力的区域一体化机制都将美国排除在外或未明确声明包括美国。这是对填补由于美国的冷漠与衰落形成的地区性制度真空的一种自然反应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亟需一个有效的、能够起主导作用的区域合作多边机制来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对抗“东亚轨道”合作。此时，美国深刻意识到了TPP谈判所蕴含的战略价值，并很快将其定位为实施本国亚太战略和FTA战略的新平台。TPP作为一个已经生效、并且极具开放性的区域性FTA，如果能够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重点突破“东亚轨道”的核心成员，其吸引力必将进一步增加，从而拥有向整个亚太地区拓展的潜力，并最终成为美国主导下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渠道。

（二）引导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宁愿迟缓TPP谈判的扩容步伐而不愿牺牲其掌握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的主导权。TPP协定一直因其高质量、全面性和广泛的社会条款而被美国标榜为“21世纪FTA协议的模板”。除了迄今为止最高标准的市场开放承诺之外，TPP还首创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中涵盖“成员国国内制度建设及规制融合议题”。TPP协定中的劳工和环境标准、政治透明度、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竞争等社会条款，要求TPP谈判成员必须大力推进其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使之与国际规制接轨。通过纳入“边界内问题”，TPP提升了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竞争的能力，增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活力。美国不仅可以享受最大的市场准入福利，而且可以通过要求其他成员在贸易规制和国内规制上与美国标准看齐，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的优势，获取在其他成员市场中的最大利益。这种新的“制度建设”趋势必将产生更强的全球战略意义和示范效应。因此，美国选择了“要质量而不要速度”的“宁缺毋滥”战略，逼迫其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跟进实施类似标准，而使美国最终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三）继续保持对中国、俄罗斯等亚太竞争势力的制约压力安全和外交因素也是美国全力控制TPP扩容步伐的重要原因。奥巴马上台后，国务卿希拉里打破传统将首次出访的地区安排在东亚，体现了亚太地区在美国政府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选择在日本东京宣布美国加入第二阶段的TPP谈判，并全面阐述了美国政府“重返亚洲”的外交、安全与经贸政策。此后，美国逐步批准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加入TPP谈判，并向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提出加入TPP谈判的邀请。TPP谈判的扩容作为美国实施“新亚洲政策”的重要途径，其目的在于给美国的亚洲盟友吃一颗定心丸，向世界表明亚洲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极具重要性，美国仍将介入该地区的事务，承担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因此，TPP谈判已经被美国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不仅可以通过“各个击破”的方式削弱“东亚轨道”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还可以时刻利用吸收新成员加入的方式实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对冲战略”（hedgingstrategy），保持对这些亚太竞争势力的制约压力，并化解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俄罗斯“亚欧双头鹰”战略的忧虑。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已经把TPP谈判看作是巩固其地区和全球主导权的重要抓手，自然根据自身战略需要控制其扩容进程。这也使得TPP谈判扩容掺杂了过多的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其发展过程进一步曲折复杂。

三、致力于加速TPP谈判

扩容的成员及其战略考量除美国之外的TPP其他十个谈判成员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日本等成员均明确表示支持TPP谈判持续扩容。这些支持TPP谈判持续扩容的成员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第一，这些经济体都已经确定将全面对外开放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希望通过积极融入区域及双边经济一体化进程，分享贸易自由化的经济福利，并借此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第二，这些经济体的自身市场开放水平较高，国内重点产业的市场开放承受力较强，“守方压力”不大。第三，这些经济体都在某些特定产业拥有强悍的出口竞争力，“攻方利益”显著。第四，这些经济体都已经与大多数的潜在TPP成员（如韩国、泰国等）开展了双边自贸区谈判，在TPP中启动双边贸易自由化磋商的压力不大。总体来说，支持TPP谈判持续扩容的成员经济体的战略考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巩固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同盟关系对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智利等美国传统盟友来说，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高调实施，利用TPP谈判作为新的亚太区域一体化路径打破了原有的区域合作均衡，导致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意味着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仍不可动摇，它对于仍充满不稳定因素的亚太地区保持和平、发展的态势至关重要。要维持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亚太经济体在客观上需要与美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合作进程中保持步调一致。

（二）借助更广泛平台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大国之间实施“大国平衡”战略是很多中小经济体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和一贯立场。具体来讲，“大国平衡”战略即中小经济体始终坚持平衡美国、日本、中国等政治经济强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避免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把持、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并借此提高自身在地区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①。在TPP谈判内部，澳大利亚、新加坡等经济体支持TPP谈判持续扩容，赞成引入加拿大、日本，乃至韩国等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体，有助于其实施“大国平衡”战略，扮演矛盾协调者或力量平衡砝码的角色，利用日本、加拿大等成员的经济实力和谈判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的一家独大和专行专断，在谈判议题设计、市场开放水平、社会条款例外等领域保障自身权益。

（三）完善亚太新自贸区体系，享受复合网络型分工福利当前，亚太地区原有的垂直型雁行分工模式已经被复合网络型的新型国际分工所取代，表现为一种多边互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的区域分工网络体系。美国、澳大利亚、东盟部分成员和南美洲成员在“TPP轨道”合作中构成彼此相互牵动又为补充的动态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在这种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下，通过扩大TPP协定的成员范围，有利于各成员围绕出口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依靠产业升级、增加技术和资本的密集度以及技术创新来推动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TPP谈判致力于构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制定，其高标准和全面性将带来较强的示范效应。更多谈判成员的加入意味着有更多的亚太经济体接受了高标准、高质量的TPP规则，使这些成员未来与其他经济体开展FTAs／RTAs谈判时具有更高的出价能力和要价资本，能够更为充分地享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果。

四、反对TPP继续快速扩容的成员及其战略考量

对于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等TPP发展中国家成员来说，TPP谈判的快速扩容并不是它们所希望见到的。在名义上，这些成员宣称目前是TPP谈判最为关键的时期，在诸多的重点领域各方仍未能达成广泛共识，迅速扩容将增加谈判难度，从而有可能拖延在2013年底之前完成协定文本的制定。但事实上，反对TPP谈判快速扩容的成员都有着各自的政治经济考量。

（一）避免国内敏感产业和经济体制遭受更大冲击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问题”解决之道的“TPP轨道”合作，不仅对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提出了高标准，同时也涵盖了大量对缔约成员国内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待遇等领域的严格承诺。对于TPP谈判中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自身市场开放承受力较差的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等成员来说，TPP的快速扩容意味着它们将在更多的产业领域遭受来自更多强国（如日本、加拿大）商品和服务提供商的外部冲击，立即大范围执行高标准的贸易壁垒减让将对国内敏感产业的生产者和服务提供商造成致命打击，甚至可能伤及国家经济命脉。另一方面，TPP谈判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待遇、投资者争端解决方式等领域的制度改革约束，也将导致这些经济体除了必须面对自由化对国内敏感行业的冲击之外，还必须承受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做出重大调整的阵痛。越多的谈判成员意味着越广泛的诉求和越严格的标准，这将导致它们对TPP高质量条款的吸收消化需要更长的过渡期。

（二）保障对现有TPP成员已承诺开放市场的独占目前，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类似，资源禀赋结构相近。大部分TPP发展中成员的工业化程度较低，工业化目标和工业发展结构大致相似，均以轻工业和电子工业、装配业为主，机器制造业薄弱。而且，各国经济都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以橡胶、石油及石油产品、纺织品和电子电器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大致相同。相似的经济结构造成亚太国家之间产业关系松散，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经济竞争和利益冲突比较尖锐①。TPP谈判的快速扩容虽然有可能拓展了部分成员的出口空间，但也会在现有TPP成员已承诺开放的市场上引入更为激烈的竞争。因此，对于马来西亚、秘鲁等自身优势产业面对潜在TPP谈判国（如泰国、印度尼西亚）不具备绝对优势的成员来说，对TPP扩容问题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立场。

（三）防止东盟的区域合作主导地位受到干扰目前，只有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四个东盟成员参与了TPP谈判。而东盟成员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印度尼西亚、泰国，经济实力最弱的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均未参与谈判。无论是从成员构成和地理范围上来看，还是从协定内容和经济影响深度上来看，TPP谈判都直接击穿了以东盟经济共同体为轴心、以五个“10＋1”FTA为辐条的现有“ASEAN＋N”②东亚自贸区网络。如果越来越多的重要东盟成员加入TPP谈判，则“ASEAN＋N”模式必将在客观上失去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也会在“TPP轨道”合作的压力下淡化对“10＋1”FTA网络的兴趣，或者尝试构建以自身为轴心的自贸区网络，或者直接参与到“TPP轨道”合作中去。这必将使东盟以集体行动方式施展“大国平衡”战略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其话语权和国际地位也将有所下降。因此，TPP谈判中的现有东盟成员对于是否接受更多的东盟国家作为新的TPP谈判成员均持消极立场。

五、中国面对TPP扩员的战略选择

面对TPP在美国的积极推进下持续、快速扩容，中国遭受到的地缘政治压力和经济福利损失也越来越明显。伴随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格局的演变，中国也必须对自身的经济外交战略进行调整。

（一）密切跟踪研究TPP进展，暂时不考虑加入综合本文针对TPP扩容历程和各成员战略考量的分析，并结合中国国内产业开放承受能力及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来看，中国在短期内加入TPP谈判是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另外，已经完成的TPP福利效果实证检验研究也证明，TPP协定（现有成员规模）实施后因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害也较为有限。因此，中国应对TPP扩员挑战的总体原则应该是坚持冷静和开放态度，以我为主，暂时不考虑加入。但是，暂时不考虑加入TPP谈判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TPP问题的跟踪和研究。当前，我们必须采取未雨绸缪的立场，密切跟踪研究TPP的议题谈判进展和成员扩充动向，并及时分析新进展对中国所处的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影响。其原因在于：第一，TPP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重新把控亚太政治经济主导权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防止中国在亚太地区一枝独秀，借助快速经济增长的吸引力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其重要动因之一。因此，TPP将很有可能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反应随时进行有针对性地演变。放弃跟踪研究和预测判断，则导致中国总是陷入“被动应对新情况”的恶性循环之中。其二，TPP的议题设计和自由化标准（乃至社会条款的设置）都可能在美国的主导下成为未来全球规则。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TPP谈判之中，这些成员必然会将TPP的“高标准、宽覆盖”模式应用到其他自贸区谈判之中，甚至是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之中。中国不进行密切跟踪，则可能导致因为对新规则不熟悉而损失谈判利益。其三，TPP通过高标准和全面性对谈判成员的国内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苛刻的改革要求。通过跟踪研究各谈判成员在实施规制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在我国未来实施“以外促内”的改革倒逼机制时加以借鉴。例如，中国可以重点关注在自贸区谈判过程中，福利受损部门和福利得利部门之间如何进行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设。

（二）继续大力推进“东亚轨道”建设TPP谈判的扩容之路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因此我国可以通过大力推进“东亚轨道”建设的方式化解压力，尤其是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的谈判与实施。具体来说，我国参与和推进RCEP谈判的基本原则应包括：1．坚持开放的高标准目标，提升RCEP的吸引力。中国应坚持RCEP必须着眼于东亚的长期发展，为未来创建高质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不仅应包括高标准的货物和服务自由化条款，也应有选择、分步骤地列入有关投资开放、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劳动力流动、中小企业、标准认证，甚至是企业经营责任（包括国有企业）等社会条款内容。高标准应该是RCEP坚持的原则，否则将失去对参与成员的吸引力，无法消除TPP扩容的影响。2．坚持灵活的合作模式，提升RCEP的向心力。为了加快RCEP谈判进程，中国应推动RCEP放弃缔结唯一的、全体成员认可的市场准入一揽子协定模式，转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即在某些领域用RCEP协议取代现有的双边或次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而在其他领域则允许现有双边或次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相关条款继续适用。这种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众多FTA叠加而形成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又可以大大降低各成员在产品市场准入条件、原产地规则制定、争端解决机制协调等方面的谈判成本，同时也更容易在各谈判方之间达成一致或妥协。3．坚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谈判领域。中国在RCEP谈判领域的选择上，应首先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利益诉求，强调多领域、全方位的经济与技术合作，满足不同成员在本地区生产网络不同位置上的发展要求，而不是仅仅关注于市场开放壁垒的削减和规制改革。其次，在各成员均比较敏感的劳工标准、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等社会条款领域可以通过协商有选择地纳入合作进程，不强求全面覆盖或者立即执行过高标准。这样将有利于提升RCEP合作成员之间的向心力，避免相对落后成员抵制整体合作进程的快速推进。4．坚持开放性的RCEP成员架构。为了应对TPP谈判扩员和逐步深化的影响，RCEP必须保持较为迅速的发展势头并尽快取得显著的合作成果，才能维持自身的向心力和影响力。因此，RCEP在成员组织架构方面也要保持机制灵活性和开放性。伴随RCEP逐步展开，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南美洲国家、俄罗斯、蒙古等经济体都可以成为RCEP新成员扩展的考虑对象。在RCEP合作之初就设计出合理的新成员加入制度和评估体系是实施上述战略的关键所在。

（三）加快构筑和完善中国的FTA网络面对TPP持续扩容的压力，我国可以采取的应对战略之一是有步骤、有重点地启动和深化与TPP相关成员之间的FTA谈判，构筑和完善我国自己的FTA网络。首先，我国应继续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外交整体战略，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谈判并促进其转化为现实经济福利。目前，为了避免出现来之不易的政治经济联盟因TPP冲击而崩溃瓦解的局面，东盟必将采取“大国平衡”和“两面下注”的策略积极开展与非TPP成员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之间的经贸合作，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地位。中国则可以借此机会，将五个“10＋1”自贸区中最为成功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加以深化。具体来说，中国可以采取“两个扩展”战略：一是领域扩展，将更多的货物商品、更多的服务产业、更多的合作议题纳入自由化谈判；二是深度扩展，对已展开谈判但尚未完全自由化的货物商品提高减税目标或缩短自由化过渡期，在已开放的服务部门实施更高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更全面的国民待遇。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完善和深化将成为中国构筑全新FTA网络的重要基础。其次，我国应加快与TPP其他成员之间的FTA谈判。具体来说，针对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应尽早弥合现存的农产品和乳制品出要价差距，早日达成协定；针对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秘鲁自贸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和中国—新西兰自贸区谈判，中国应主动启动第二轮谈判，进一步提高双边经贸自由化水平；针对中国—加拿大自贸区、中国—墨西哥自贸区、中国—马来西亚自贸区谈判则应尽早启动双边官产学可行性研究，为即将展开的自由化谈判做好准备。再次，我国应注重与TPP潜在成员之间的FTA谈判。其中，我国应将关注重点放在中国—韩国自贸区谈判上。中韩自贸区的早日实施将通过竞争性自由化效应推进目前仍举步维艰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而中日韩自贸协定能否尽早签署并实施高标准自由化措施则决定了RCEP的成败，进而决定了中国能否通过构筑含有中国影响力的FTA网络而最大程度抵消TPP持续扩容对中国产生的经济影响（贸易转移）和政治影响（地缘压力）。最后，中国应积极开展与亚太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目前，我国尚未与俄罗斯、印度、蒙古、南太平洋岛国等地区经济体启动FTA谈判。我国对外开放及经贸合作的范围越广泛，深度越高，则TPP持续扩容带给我国的外部约束压力越小。我国可以根据国内产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决定开放程度和开放步骤，与上述国家依据灵活性原则展开部分领域的经贸合作，例如投资保护和促进、部分优先产业的自由化等。

作者：李文韬单位：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