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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新闻责任与社会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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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其《影响力》一书里,指出在美国普遍存在着“当一名受害者在痛苦中挣扎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旁观者伸出援手”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凯瑟琳•季诺维斯(CatherineGenovese)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和“小悦悦事件”性质类似,但情况还更为恶劣,对此案的反思导致了“多元无知”概念的提出。1964年3月13日,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场凶杀案,29岁的妇女凯瑟琳•季诺维斯凌晨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陌生男子用刀杀死。在长达35分钟的作案时间里,凶手追逐受害者三个街区,并在她声嘶力竭的求救声中将其杀死。在这段时间里,38个邻居透过窗户目睹了凶杀案的发生,却没有一个人费神拨一下报警电话,最终季诺维斯因失血过多而去世。这场悲剧发生以后,《纽约时报》进行了如下的报道:“在半小时内,38名皇后区令人尊敬的守法公民眼睁睁地看着凶手在丘园三次追逐并刺杀同一个女子。有两次,他们发出的声音和他们的卧室里突然亮起的灯光都让凶手吃惊地停了下来。但每一次他都返回去,找到她并刺死她。整个过程没有人一个报警。”事件震惊了美国,其后新闻和报道的基调也同中国类似,质疑美国是不是变成了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社会。有的将其归咎于电视上的过多暴力,导致人们对现实中暴力的过分容忍。更多的媒体人则认为是都市生活,使得个人与群体疏离,导致人的“非人性化”。

但社会心理学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报道以后,却得出了不可思议的结论,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一悲剧事件,原因是旁观者人数太多。因为目击者的人数越多,使得每个人觉得自我责任越轻,这个道理适宜于中国的一句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吃”。而且人们在选择行为的时候,通常会采用社会认同的行为模式,他人的行动是自我行动重要参考,若他人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人们也会自然地模仿。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实验,让一个人在大街上假装癫痫发作,若是一个人在场时,他获得帮助几率是85%,而当五个人在场时,获得帮助的几率只有31%。除了人数,还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到人们是否参与到帮助中去。一是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假若危险情况是确定和明显的,人们施以援救的几率会大得多。例如我们很少看到溺水时旁观者冷漠的新闻,这是因为类似的危险显而易见。二是通常文化习俗里人们表现得老成,举止稳重更容易受到尊敬。三是对于陌生人,人们通常难以判断其求救的表情和危险程度。以上也是都市为什么看上去比乡村社会更为冷漠的原因。那么参照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小悦悦案件里,大量的新闻和评论将其指向18个路人的冷漠事实上是不公平的。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在路过一个陌生街区,于下午5点并不能看清楚形势的黄昏,又听不到2岁的小孩发出的明确求救信号,因此不能主动停下来救援,是情有可原的行为。

可惜的是纵观相关的评论和报道,提及了“多元无知”这一基本社会心理学现象只有一家媒体,绝大多数都犯了当年美国媒体的错误,将基本的心理现象无限拔高,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过去比较强调记者的科学素养,但是一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这使得小悦悦事件里18个路人被过分的指责,承担了太多的骂名,而廉价的指责并无助于事件的解决,反而导致对社会道德水平过于悲观的估计。在小悦悦事件新闻报道和评论里,违背社会科学常识的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情况几乎是很多新闻报道的通病。上述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接下来笔者从统计和概率的角度探讨小悦悦及其相关事件中存在的报道误区。

通常新闻记者是好事之徒,喜欢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并上升到普遍的意义,但这归纳意义的过程其实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极大可能性。依据统计和概率规律,个体只能有限度地代表整体,例如一个人的犯罪,这并不能否认其家庭,更不能牵扯到他的种族和国家。而在小悦悦事件里,众多媒体不是将其视为个案处理,探讨出现类似情况下避免危机,而是提出过于宏大的命题。有媒体这样写道“因为小悦悦的悲剧,是在以一种极端残忍、极端血腥的方式,告诉我们:道德病了,人心病了,制度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很显然,小悦悦的遭遇,又一次次戳破了我们社会的道德脓疱,推倒了那些虚华与矫饰的沙塔,也是对GDP神话的某种嘲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测量手段来评价。中国既有小悦悦案这样的悲剧,但也有最美司机、最美妈妈等充满正能量的案例,要说明道德整体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需要更大规模的统计和测量。国外有学者就指出,概率统计知识应当是公民的基本素质。

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从事新闻报道就很难避免夸大其词,以偏概全,造成社会不必要的损失。以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为例,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因被其室友投毒,不幸去世。悲剧发生后,媒体进行广泛报道,有的指出这是医学院的教育缺乏人文素养所致,有的评论说“只有高智商、缺乏高情商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情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为贻害社会的危险品”,有的指责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结果,有的提出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有问题,还有的建议彻底改变现有的大学生住宿体制,将合租制改为自愿选择或者一人一屋。只有少数媒体能够比较客观地指出,大学生的精神和心理疾病发病率的问题。事实上报道新闻的时候,人们对大学生这个样本的理解就已经出了概念上的错误,似乎发生恶性案件是不可思议之事。但客观而言,大学生目前早已不是扩招前的数量,有统计指出中国在校大学生的规模已经将近300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一半。在这样规模的人口基数下,出现精神疾病,发生刑事案件的数量自然会大得多。有人指出相比过去,大学生同室相残的新闻数量多了很多。但如果比较下人口基数,以及媒体的日渐开放,大体上大学生同学关系并不比过去有多大变化。为一个偶然的案件,而去指责整个教育制度是荒唐的,如果为此改变现有大学住宿结构,将是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再举一个媒体常犯的统计错误。在中国新闻媒体里常有癌症村这样的报道,指出某地特定癌症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并指出这是当地化工厂等所致。因为看统计数据,似乎不应有同一疾病在某一地区明显多发,但事实上并非一定如此。

以扔硬币为例,大家都知道正反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但现实情况里,并不会出现正一次、反一次轮流出现的情况,而是某段时间正面多些,某段时间反面多些,很多癌症村也可能是这样。高于常规数量的病例集中在一个地方是概率上非常容易出现的情况,新闻里有某人连续中大奖、某罕见病发生于一个家庭的情况,这其实并非少见。统计和概率是理解社会的重要手段,但数据有时也会以微妙的形式撒谎,如果不是科学的测量,得出的数据将会很大程度上误导公众。小悦悦事件里,有舆情调查中心就做了如下的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相比十年前有何变化’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当今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乐观,有九成以上(94.2%)的受访者认为相比十年前,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其中82.1%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倒退’,还有12.1%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倒退’”。参加调查的有两万多人,样本数目很大,看上去也很科学正规,并且在互联网上参与填写问卷。但这个数据并不科学权威,如果作为社会科学论文,一定通不过基本的学术评审。互联网的问卷调查不是科学的统计方式。它首先在样本总量上就把大批不能上网的中国人排除在了统计之外。其次,网民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绝大多数网民是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

在互联网上愿意投票的人本身就对这个事件有了比较强烈看法,他们表达意愿强烈,但大量不愿意表达意见者的看法就被忽略了。这就像评选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姚明当选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愿意支持他的人极多。以不科学方法得出的统计数据,只能代表填写了两万多张问卷的网民看法。然而,上述问卷又是从具体案例出发询问的抽象问题,诱导性是非常明显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就发现,随机设定的数据会影响人们对价格的判断。例如,在屏幕上随机播放一个数字,其后询问被试者某个商品的价格,得到的回答大体在这个数字上下范围内。那么小悦悦事件的新闻发生在先,再询问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看法,自然会得到更为负面的评价。在设计调查问卷上,有倾向性的题干也会有操纵数据的嫌疑。如问及“你是否支持中国出台有关见义勇为、帮助别人的法律”时,结果显示,七成多(74.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仅一成多(13.3%)受访者“不支持”,剩余11.9%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做统计问卷时的基本常识就是人的态度是容易为问卷所左右,因此提出问卷时应当采取中立的立场,并且需要将问题进行细化。上面调查里使用了见义勇为这样的词汇,作为社会认同的规范,让人去选择不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题干本身也存在逻辑的陷阱,见义勇为是一件事,帮助别人又是另一回事,被糅合在一起同时出现于问卷里,但帮助他人未必就是见义勇为,明显有诱导被调查者的嫌疑。

现在新闻报道里大量的引用互联网调查数据,似乎这就代表了民意,这并不是科学的做法。举目所见,大量显然没有受过统计训练的问卷夹杂其中,它不但不能反映民意,反而是在操纵民意或者说愚弄民意。现在新闻主管部门在大力强调新闻责任,在加强新闻记者新闻观、价值观学习的同时,也要提高记者和评论员的社会科学素养,多了解一下社会科学常识。只有这样,记者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作者:杨碧玉单位:江西日报社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