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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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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应该把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研究社会科学是应该只考虑严格的理论构造并对世界进行改造?还是也要思考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兴趣?社会行为是由什么导致的?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者探索社会科学时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结合涂尔干(EmileDurkheim)、韦伯(MaxWeber)和波普尔(KarlPopper)思想的整理来予以分析。

其一,涂尔干的自然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应该使用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样社会学科才能成为科学的学科、才是被社会所公认的规范性学科。涂尔干还是社会科学整体论的倡导者。他注重研究社会成员共同的体现,而不是个人的意义。他在意的是社会成员平均体现出来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2]42。因为他认为研究社会科学应该根据社会事物所体现的规则来研究,而不是现象。现象是无意义的,规则才是科学中的“一般理论”。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很明确地提出:社会分工是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2]4。因为社会分工是由人类行为所参与的社会按照社会规则进行的。而社会秩序就是检测人类是否按照社会规则行动的风向标。因此,涂尔干强调社会中的各种社会事实并不是由个人的动因和欲望导致,而是有深层的社会和道德原因。

其二,韦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韦伯认为社会中的人类行为是社会成员有目的的行为和意外效果的结合,两者并存。[3]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用假设或预想等方法,因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无限多的,也是无限广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文化背景,所以具有客观上的“当下性”和“局限性”。韦伯是反自然主义者,因为他所要建立的方法论,是具有强烈兴趣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他所向往的研究“模式”的背景,而这一背景就是他所想要的理想模式。在不同的兴趣和知识结构中会派生出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应该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而不是寻找高度统一和一致的普遍规则。

其三,波普尔的证伪思想和情境分析方法。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只要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被抛弃,完全否定它对事物认识和分析的判断;库恩则认为一个理论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还要再看它的内核是否完全错误。只有当内核也错误的时候才能否定,并不是只要错误就抛弃,很多理论通过自我修复或改革还可以发展。波普尔也是一个方法论自然主义者,他支持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用同一个方法。他说:社会科学规律和假说是存在的,它们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是相似的[4]。但他并不同意用历史决定论来预测和断言社会的发展规律。很多人认为虽然社会环境可能比自然环境要复杂,但社会环境中仍然有普遍规则和没有被改造过的社会环境,这些环境是可以被检验和模拟的,进而可以作出预测的。他从历史经验中得出有关社会规则的结论,就是说:君王暴政、荒淫无度的时候,必然会有革命运动的产生。他认为虽然这样,但我们仍有很多不能预测的事物,像是思想、知识等等物质的附属品。所以他批判历史决定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波普尔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他认为不应该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为“整体”这个词本身就是不清楚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找出有目的的行为和未预料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但他的个人主义研究并非每个人的每种情况,而是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下的大部分做法。“情境逻辑”这一概念来源于此,在经济学中尤为突出。他强调在某种情况下的某种行为,就是具体情况下的有局限性的行为。这种情景分析方法被许多哲学家所认可,而且在实用主义方法中一直被沿用。通过实用主义者对社会科学研究基本方法的立场和观点的分析,我们看到,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希望社会事物这一复杂的运行体,可以在我们进入之初得到一定的说明和预测,并且在不同领域和人群中可以进行大量的交流。这样的作用带来的好处并非仅仅是对于历史意义上的规律的判断,还可以对某一具体环境下突发的偶然事件的判断。每一种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的指导是不同的。实用主义者主要研究有目的的社会实践和行为。他们首先认为任何一种研究都是以兴趣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其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着眼点通常在文化或历史背景,是一种经验研究,较少涉及理性或逻辑问题。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或者较少关心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方法论研究,而在于社会成员间的交流与对话,信仰与行为,文化背景与历史轨迹。因此,实用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是一种动态的哲学研究。

一、古典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

实用主义者几乎都是反自然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休谟虽然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也体现出反理性的特征,正像他自己所认为的:“亦即我们对于世上因果关系的认知是取决于我们的情绪、习俗、和习惯,而不是取决于理性、也不是取决于抽象、永恒的自然定律[5]。”从皮尔士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很容易看到他的理性主义思想并且还带有浓厚的先验思想和科学主义思想。这是可以理解的,皮尔士对实用主义的提出有他特定的历史背景。詹姆斯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凸显他的心理学功底,把经验用意识链接起来。横向上,经验不同,每个人的意识便不同,社会便会复杂起来;纵向上,“意识流”还负责连接感觉、意向和观念。杜威(JohnDew-ey)的研究中进化论的思想非常明晰,有目的的生长,有欲望的行动,他的经验中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体现出生物与自然界的互动,也表达社会成员与社会间的互动。总的说来,实用主义者们关心的不是理论构造,而是实际行为,不是要将观点形成一般的原则,而是要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

首先,皮尔士的来自不完全“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按照皮尔士,一门科学应该是为追求真理而诞生的,所以科学就应该追求真理[6]。他的理论凸显科学性、严谨性和逻辑性。但是,他的科学理论构建区别于前人。皮尔士认为,就算一个科学理论可能没有办法给予精确的预测和判断,但是这些理论在人类生活中同样可以带来乐趣和有教育意义,他也觉得是值得的。这一观点明显不同于他之前的需要有精确预见和判断的理论构建者们的观点。但就像在他的“理论结构”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样,“感觉与感觉之间的联系是由普遍规则决定的,我们还意识到它受习惯的控制。”“一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精神活动法则就是概括的倾向[7]305。”但在詹姆士的“意识流”中,“普遍规则”消失,体现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差别。具体来看,皮尔士研究社会科学时,会尽一切可能消除社会现象中感性的部分,仅仅抓住理性的部分分析。皮尔士通过研究康德而进入哲学,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先验思想的影子,也跟随康德的脚步规避了物质和精神的划分。他认为社会成员由于自己的生长环境及客观背景,会带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思想,认为万物都有永恒本质和不变规则的教旨和教条。而且他相信“存在着一些真实之物,他们的性质完全不依赖我们的看法;这些真实之物按照固定不变的规律影响着我们的感官,尽管我们的感觉随我们与对象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7]82。”因此,在他的研究中,他很强调最初的信念,尽管他认为我们应该对很多事物怀疑,但是并不像笛卡尔的怀疑论那样怀疑事物的根基。对于大多数事物来说,起初本能的信仰判断多数是正确的。皮尔士的科学理论中凸显“可错论”,任何理论只有在无法修复的状态下,才可被替换。皮尔士着重研究的是社会事物背后的普遍规则,他认为这样才能得出可以改变世界的方法;但他有对不能达到这一研究效果,只与兴趣和影响有关的个别规律感兴趣。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总体上是整体主义的,他确定了规则可以在行动中起到支配和指引作用。

其次,詹姆斯的来自“彻底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詹姆斯继承了皮尔士的一些理论。尤其在“有目的行为”这一问题上。同样一个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行为指导意义,否则它没有意义。在皮尔士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较为明显的“先验主义意味着一切”,但在詹姆士的思想中却看不到先验主义的影响。因为詹姆士是从心理学领域进入哲学领域的,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带有很强的人本主义和生物学思想。詹姆斯认为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应该接近于人类的生活,“意识中的某物和物理概念的某物是同一的[8]。”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在研究社会经验时,不仅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同时对经验的阐述有别于皮尔士,几乎忽略了理性的部分。他认为社会经验不是单独的,它们是一种有内在流动性的东西。两个经验之间是我们的思想意识作为桥梁,而思想意识是人才具有的。詹姆士认为“意识”不存在实体,但是可以使用。他并不认为任何事物是客体或主体,而是绝对的“认识者”或“被认识对象”。因为这与具体的研究背景,并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事物只有在人正经验着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它是存在的,而得出的结论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是生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时,我们才能说这个结论是有意义的。从另一方面说,在詹姆士的观点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对皮尔士有关于研究事物的改变。他认为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不应该被抽象成一个唯一的、可遵循的标准和一般理论。既然经验与经验之间是有“意识流”的,那么就不可能有永恒的标准。从这个角度看,詹姆士在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方面是个人主义的。他强调了经验间的互动。詹姆士用实用主义方法论阐述了他的心理学,他说“我们的经验具有一种独特性,即它们不仅存在而且被认识。经验的“意识的”特性用来解释这种独特性,但用经验的彼此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本身也是经验———解释这种独特性可能会更好[9]403。”因为他知道这种特性不可能一概而论,不可能有像理性主义者们所宣称的统一规则或是永恒真理,按照他的“纯粹经验”的理论,经验在混沌状态时不能分出主观和客观,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经验材料,至少是有差别的经验材料,这些不同使得经验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也不同,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特性。从这个角度看,詹姆士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个人主义的,他注重个性差异。“意识流”连接感觉、表象和观念,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文化背景下会得出不同的信仰。而这些信仰虽然可能会是共同的,但可能来源于不同的背景。这些信仰是有这样信仰的人很好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合理性,因为在解决某一类问题一定是很有效的,而这样的有效可以让他们获得幸福。就像《生活值得过?》一文中所说的“一切都依赖于把握心灵的能力,依赖于给予心灵获得生命流动的能力[9]173。”得到这种信仰的意识不仅仅来源于唯物主义中的“物”,还有直觉。詹姆士强调自己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注重直觉,直觉是事物到达意识的最捷径的路径,虽然不准确但却是可以给予心灵最强劲力量的。

第三,杜威“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杜威(JohnDewey)也强调了一种互动,但他的互动来源于进化论中优胜劣汰,是一种生物机能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他的经验主义研究更强调自身与环境,而不像詹姆士以自身内部为出发点。这种互动是刺激———反馈。“我们必须在那些不断变化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找一些适合的认识对象和认识手段[10]134。”同样,我们必须在社会成员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作用中才能找到。所以,杜威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具有“工具主义”的色彩。在此过程中,杜威把经验具体化,他认为经验是无形的,需要用实实在在的存在之物表示出来,像是:桌子、椅子、疾病等等。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经验和自然是分不开的,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在这样的互动中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运用于生活中,并给予生活中的行为以指导,如果可以是否有效,如果一切都是肯定的,那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对于杜威而言,社会科学的价值就是可以解决问题,可以不带有价值偏向。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杜威强调“情景论”,每个经验的发生都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是独一无二的,是一种特殊性。他反对“美好生活就在于人们在生活中要固定不变地信奉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的说法[10]39。他认为任何科学的意义都在于过程,而过程就是没有确定的或是已经确定下来但还有可能变动的,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而且如果一种不变的信念不能用来解决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杜威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贯穿着“工具性”和“互动性”。他相信人类经验和人际关系能够产生一种关于人类利益的一致性的强烈意识,并能激发一种使这种意识变为现实行动的能力[10]42。在经济领域,人们为了参与到某种有价值的经济生活中,他们可以忽略历史和经济制度的经济决定论。当然前提是现在所参与的经济活动的规则可以维系货币价值和私人利益。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问题上,杜威坚信个人是研究社会的出发点和重点,但要想研究个人,就不得不把社会成员的思想放在社交生活中去研究,因为个人只有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才能算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成员或是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杜威很清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作用就是在对人际关系的真实情况的探索中,找到一种新的、有效的道德或是认可。杜威同样认为我们的知识也应该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每一种知识或观点都应该带有各个时代特色的印记,并就解决当时的问题是有效的。在他的教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首先强调“民族意识”,这与他的“情境论”是分不开的。他认为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改变每个被教育者原先不适应社会生活的行为并激发能够更好生活的行为的潜力的过程。因为每个人都隶属于他的民族团体,所以会有特殊的目的和行为。在教育的过程中,他不希望是被动地汲取,而是要主动并积极的学习,尤其会能动地接受很多有利于他生存的思想和行为,对他进行现实的“改造”。

二、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

实用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中,在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也始终贯穿着“有目的行为”、“效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的产生除了被作为行动指南,别无他用”这一理论。从皮尔士到罗蒂最明显的变化是标准的宽泛、永恒真理的否定。奎因(WillardQuine)和罗蒂(RichardRorty)是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奎因在语言中用语言逻辑研究理论,进而探索到方法,而他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否定是最能体现出他语言逻辑的思想;罗蒂更加注重个人的作用,认为每个人都是独有的唯一,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可效仿的。奎因和罗蒂更加注重社会科学研究与生活和环境的互动。奎因的本体论许诺的方法规避了社会事实的讨论,而转向对语言的讨论,是一种语言的约定。这种约定对于解决问题有帮助,但对于真理的探索却要有条件地使用。罗蒂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像是一种非传统意义的科学研究,他反本质主义、反镜式研究、更加反对客观事实和永恒真理。所以,他的研究几乎围绕着人的兴趣、目的和信念。

首先,奎因来自“逻辑行为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奎因在一定程度上追求语言的效用。他的本体论思想是“本体论的许诺”。他的这一思想规避了社会事实,只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才需要,或是一种暂时的代替。它可能没有与之对应的实体,但它的出现对一些理论有帮助,这些理论是可以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在他看来,一个虚构的词语虽然没有存在的价值,但其确实有意义或是空间-时间的内涵。所以,当我们约束这些“有些”或是“有的”变量时就会到达本体论的承诺。在他的研究中,他始终都会把语言学的研究放在首位,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他觉得:“对任何科学理论系统的采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语言学的问题,则对一种本体论的采用也在相同的程度上可以说是语言问题[11]17。”在真理问题上,“奎因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并且这两个教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11]42。”他认为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事实的真理和以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间的区别不应该存在。因为从分析性的观点来看,带有语义规则的人工语言概念是一个极其不定的东西。决定一种人工语言的分析陈述的予以规则仅仅在我们已经了解分析性概念的限度内才值得注意。尽管之前大家都说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间有很强的分界线,但其实根本没有画出来。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结构。他反对皮尔士的理论:“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在经验上确证它或否证它的方法。一个分析陈述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到验证的那个情形。[11]39”奎因认为如果实证说可以被看做陈述统一性的适当说明,那么皮尔士的观点是成立的。可是“一个陈述和增强和削弱它的验证的经验间是什么关系”[11]39?如果是直接被翻译的,会落实到每个词语上,但奎因认为:我们研究科学理论应该在整个科学世界中的意义,而不是一个词语。他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双重地依赖于语言和经验,但语言和经验不需要一一对应。物理对象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对象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都只是文化的设定物,并不是有意义或是无意义的区分。同样的,语言的许诺可能仅仅是一个桥梁,通过这些桥梁可以达到“有效的”目的。在奎因的概念中“科学概念系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理论也站在严谨的、逻辑的语言逻辑的角度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按照奎因的语言逻辑思维,首先他必将是一个社会科学整体论的支持者,因为他不仅一次强调任何理论都要放在科学这个大网中研究。另外,他并不像杜威或詹姆斯站在生活情境的角度研究人类语言的有效性,而是在语言的逻辑中研究,他更在意社会科学概念这一语言是否能够很好地表达出社会科学的经验对以后经验的预测。第三,奎因颠覆了传统的行为主义语义学。他反对从人的外在行为来理解他们的语言。因为他否认行为的本质和偶然性的差别。他认为应该在一定的语言背景下用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他们一定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如果想把一个事物或是事物的行为与一个有可能跟它某一方面有关的词语连接起来,就会由语言背景的不同产生不确定的翻译。

其次,罗蒂来自“文化评论”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罗蒂虽然秉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的精髓:理论的意义要成为有效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每个人的行动都与他们的目的有关。但相比较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理论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更多的考察社会成员和社会事实的差别,而非统一的部分。他比奎因在模糊主客观的区别方面更加彻底,但没有奎因逻辑性强。在罗蒂看来,哲学的功能不是认识,而是教化[12]2。就是说要不断地寻找更新、更好、更有趣和更有效的说话方式,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断地与不同的人,即不同的生活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朝代、不同的领域的人进行对话。而这种教化的结果就是不断地重新创造自己,使我们变成更好、更有趣和有效的人[12]2。罗蒂是反符合论的拥护者,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地指导我们与世界打交道,这种认识就是正确的。罗蒂看来,我们要找到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并不需要指导人类发明或创造出什么,而是要求人们尽可能实现丰富的私人目的。他喜欢一种称之为“文学批判”的方法,认为批判是一种交流和沟通,而文学则是最可以体现一个领域或一类人的信仰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看,罗蒂同样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支持者,他同样认为不同领域的人的对话是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的隐含前提是各个领域的区别,因此区别是罗蒂观点的前提。但从纵向说来,罗蒂是反本质主义的,他积极模糊本质与现象的区别,因为他并不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同样也是反科学的,因为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所以他觉得科学也是这个大概念中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对于自然科学是有效的,但对于社会科学是没有用的,因为社会科学中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易变的,不存在可预见或是推测的社会科学事物。罗蒂的有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最好的代表就是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认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比自己所了解到的更好的信念,那就不如从自己或是从自己认为是对的点出发[12]4。与另一些人交流,他们可以取长补短,各取所需,这样的交流就成为一个有效地沟通。而每一个人的沟通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目的。有效地沟通变多了,改变世界的有效方法就多了。比如,当你与一个少数民族交流时,你会发现在他们固有的生活中,有一些是不为人所知,但可以让人产生浓厚兴趣的。像是傣族的泼水节,当把泼水节发展成为一种旅游文化时候,既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又让他们的文化走向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很有效的“对话”。

综上所述,实用主义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断过,虽然尚未构成研究体系,但从横向上说他们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与其他哲学派系的区别已经显而易见;从纵向上说,从皮尔士严谨性和科学性到罗蒂的对话性和文学批判性的区别十分明显。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中,我们不仅看到理论结构越来越松散的趋势,同时也能感受到在它研究下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相关学科的靠近和相似。实用主义方法下的社会科学会自然而然地冠以“后现代”的称号,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研究同一社会共同体下所遵守的社会规范,而这一社会规范并不是来源于普遍规则或永恒真理,而是信仰。而他们的信仰与所谓的阐述的精确性和预测的精确性无关,与是否能够更好地生活和幸福有关。

作者:张雪殷杰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