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纪录片的创作特色范文

《视听杂志》2015年第七期

一、创作群体与创作题材

(一)创作群体分析最早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群体的独立性很强，他们游走于体制之外，完全自由。有大量的时间思考和创作可以感召人们灵魂的纪录片。这些片子完全不同于主流的纪录片，同时又与主流的片子划清了界限，所以被人们赋予了“独立”的标签。在现在看起来，这种“独立”更像是一种孤立，早期的独立制片人就是在这样被孤立的艰难的情况下创作出许多震撼人心灵的作品。90年代末开始，数码技术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拿着手中的DV可以很轻松地制作出属于自己的片子，他们大多数都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经验。数码时代的到来，使得一大批之前与纪录片毫无关系的人参与到独立纪录片制作的队伍中来，独立纪录片制片人的队伍迅速庞大起来。杨天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没有经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独立制作人，她的作品《老头》获得了山形电影节的优秀奖，这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DV纪录片制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吴文光为实现他的村民影像计划，甚至将手中的DV交给了中国各地普通的村民，让他们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数码时代的到来，对独立纪录片创作群体的改变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创作题材分析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作品题材与电视台等官方作品的题材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在官方的纪录片变得冠冕堂皇、逐渐沦为政治统治的机器的时候，独立纪录片却沉静下来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说起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独立”二字，人们脑中的第一反应肯定与我一样，就是“地下”。就是一种与体制对立的位置。它所涉及的关于社会、历史、政治的题材往往与我们主流媒体宣传的内容大相径庭，这样的片子经常会受到审查和禁止。胡杰的两部反映“”时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和《寻找林昭的灵魂》至今还未能通过审查，甚至这两部影片的名字被许多网站设置成了敏感的词汇。然而，这两部影片却具有很大的历史参考价值和文艺价值，胡杰用手中的小DV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人们不愿回忆却又血迹淋淋的历史。王兵的《铁西区》可以称得上是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新节点，长达9个多小时的片子，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实验性可以说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所独有的标签，因为只有不断的实验才能推动整个纪录片运动的发展。贾樟柯的《公共场所》全片没有解说词，更是没有一条字幕，让观众很难理解，有些观众开玩笑地说，这部片子就是把摄像机往那儿一架就可以走人了。而导演贾樟柯却是想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场景，用最普通的镜头将它放大，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示时代所赋予那个穷乡僻壤的最真实的语言。正如吕新雨教授所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正是通过描述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没有优势的非主流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亚文化群落，使得他们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生存情感需求得到满足和关怀。

二、DV时代下的独立纪录片创作

随着家用摄像机的不断普及，更多的人成为了时代和历史的记录者，DV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来讲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高峰曾经说过：“民间的纪录片力量在成长，DV的普及使许多人获得了用镜头记录当代社会变迁的机会，一些作品表现了主流媒体不太关注的题材，用影像见证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很重要也很有价值”。

DV时代的来临使得独立纪录片的创作门槛大大降低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手中的DV机来实现自己的导演梦。DV使纪录片拍摄者的基数瞬间增多，一些普通人的思想与意识逐渐浮出水面，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一种个人化的表达，片子的内容也不是一味地与体制相抗衡，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些拍摄人群大多拥有自己的职业，拍纪录片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个人兴趣，所以，片子的节奏会更加缓和，个性化的视角也比较明显。杨天乙原本是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她的处女作《老头》虽然剪辑相当稚嫩，画面无比简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业余的导演获得了山形电影节的优秀奖。杨天乙以她独特的视角观察到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以及老人的内心需要关爱和呵护这一现实问题。像杨天乙这样的业余独立纪录片导演在中国不占少数，他们的专业技术贫乏，但是他们却有着许多专业导演所不具备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杨天乙在创作《老头》时一直保持着很纯真的创作状态，心贴心地跟老人沟通，老人都把她当孙女一样看待，对于一个片子来说，这是一个优势。

总而言之，进入了DV时代以后我国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DV时代制作的纪录片画面粗糙，重形式而轻内容，模仿性较强，但并不能对其发展持否定的态度，毕竟DV时代的到来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升级，DV将使中国独立纪录片许多观念发生变化，更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

作者：徐诗航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