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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赋取士”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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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的“诗赋取士”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和唐代文学的发展,但是本文却从逆向思维指出了“诗赋取士”的消极影响,例如它所造成的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轻视,束缚了作者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唐代的灭亡。

关键词:

唐代;诗赋取士;消极影响

首先说一下关于“诗赋取士”这一称呼的由来,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所以不及也。”

[1]但是唐朝取士并非只有“诗赋”一门考试,而是与其他科目结合,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间发展也越来越花样层出,制度的设计更趋完善,投机取巧者想要钻空子的漏洞越少。“诗赋取士”一词实际上是唐人自己的概括。咸亨年间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概括铨选之弊说:“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2]贞元十八年柳冕在《与权侍郎书》中也说:“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3]等等。

事实上,唐代科举进士科是将帖经、策论与诗赋相配合,其中通过帖经检测学,诗赋检测才,策论检测能。钱穆认为:“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踩死,亦奔凑于此也。”[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只有“诗赋”能够让参加考试的学子分出优劣,而不仅仅凭抄袭或记诵来投机取巧获得功名,也只有利用“诗赋”才能使人才脱颖而出。

我们并不否认“诗赋取士”的积极影响,它确实促进了唐代蔚为一观的唐诗的繁荣与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古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高度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需要,促进了君主制的夯实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西方选拔人才的某种参照和模版,但是由于唐代科举制度过分强调士子对于诗赋的掌握与运用,造成应试者只会作“死诗”,而缺少了适应社会的要求的能力,也即对政治做出贡献的能力。闻一多指出:“唐人把整个精力消耗在作诗上面,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百无一能,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不过他们当时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因为诗的教育被政府大力提倡,知识分子想要由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必要的起码条件是能作诗,作诗几乎成了唯一的生活出路,你怎能责怪他们那样拼命写诗呢?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5]唐人崇尚诗赋,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于科学技术的不重视或是重视程度较轻。李慈铭先生认为进士诗赋制度对于唐代灭亡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唐人以进士为宰相之极选,以诗赋为政治之本原,驯至国亡,而犹不悟,聋虫瞎马,并为一谈,史官无识,奉为定论。”[6]则诗赋取士于唐代政治思想文化科学罪莫大焉。

唐朝的省试诗要求为五言律诗,六韵十二句,并且限定诗题和用韵,这样就很容易束缚作者的思想,而不能创作出符合作者气质和才能的好作品,而只是附和试题的标准答案。像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的名句,毕竟是凤毛麟角。韩愈就曾经说:“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7]。昌黎先生认为科场文学是存在应试的成分的,并不能发挥出士子的所有个人才能和才气,对于应试者不得不屈就于省试诗的要求一事,韩愈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

科举试文“琢雕绮言与声病”,这种“工于语言”、“浮艳声病”的诗文缺乏生机,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生长机制,只有在符合封建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发展,由于这种极其严格的用韵等要求,使得考试者不得不非常小心以免错韵。“诗赋取士”在一定程度上还抑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一直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科举重“诗赋”就会忽略了对于经济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更不会考虑经济人才选拔,那么封建时代的经济就只能一直靠着经验型的农民来维持农业经济的稳定。定期被选拔上去的人才成为了官僚体制里的一分子,造成官僚体制越来越臃肿,而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却一直没有改变,当商人有了钱想要提高地位而利用钱财捐官,就会造成官僚机构的不纯洁性和不作为性,而逐步成为一个缺少核心的空壳。

唐代“诗赋取士”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统治者对于武官选拔的重视程度。武臣选拔,除门荫入仕和军功入仕以外,还有就是通过科举入仕,虽说按考试内容不同大致分两类,一是武勇、兵略,目的为了选拔武臣,二是诗赋杂文等,就是明经、进士科,目的在于选拔文官,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并不拘泥于文武的形式区分,也就是说选拔的武官考试的内容与选文官的内容相差无几,而且通过文举制科入仕的多是任高级武职,那么就不得不对这帮武臣卫国能力方面产生一定怀疑了。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P147.

[2]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180.

[3]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卷689.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P430.

[5]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P83.

[6]张顺徽.二十五史三编[M].李慈铭《旧唐书札记》,长沙:岳麓书社,1995.

[7]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167.

作者:杨安媛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摘要:

唐代的“诗赋取士”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和唐代文学的发展,但是本文却从逆向思维指出了“诗赋取士”的消极影响,例如它所造成的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轻视,束缚了作者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唐代的灭亡。

关键词:

唐代;诗赋取士;消极影响

首先说一下关于“诗赋取士”这一称呼的由来,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所以不及也。”

[1]但是唐朝取士并非只有“诗赋”一门考试,而是与其他科目结合,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间发展也越来越花样层出,制度的设计更趋完善,投机取巧者想要钻空子的漏洞越少。“诗赋取士”一词实际上是唐人自己的概括。咸亨年间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概括铨选之弊说:“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2]贞元十八年柳冕在《与权侍郎书》中也说:“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3]等等。

事实上,唐代科举进士科是将帖经、策论与诗赋相配合,其中通过帖经检测学,诗赋检测才,策论检测能。钱穆认为:“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踩死,亦奔凑于此也。”[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只有“诗赋”能够让参加考试的学子分出优劣,而不仅仅凭抄袭或记诵来投机取巧获得功名,也只有利用“诗赋”才能使人才脱颖而出。

我们并不否认“诗赋取士”的积极影响,它确实促进了唐代蔚为一观的唐诗的繁荣与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古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高度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需要,促进了君主制的夯实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西方选拔人才的某种参照和模版,但是由于唐代科举制度过分强调士子对于诗赋的掌握与运用,造成应试者只会作“死诗”,而缺少了适应社会的要求的能力,也即对政治做出贡献的能力。闻一多指出:“唐人把整个精力消耗在作诗上面,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百无一能,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不过他们当时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因为诗的教育被政府大力提倡,知识分子想要由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必要的起码条件是能作诗,作诗几乎成了唯一的生活出路,你怎能责怪他们那样拼命写诗呢?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5]唐人崇尚诗赋,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于科学技术的不重视或是重视程度较轻。李慈铭先生认为进士诗赋制度对于唐代灭亡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唐人以进士为宰相之极选,以诗赋为政治之本原,驯至国亡,而犹不悟,聋虫瞎马,并为一谈,史官无识,奉为定论。”[6]则诗赋取士于唐代政治思想文化科学罪莫大焉。

唐朝的省试诗要求为五言律诗,六韵十二句,并且限定诗题和用韵,这样就很容易束缚作者的思想,而不能创作出符合作者气质和才能的好作品,而只是附和试题的标准答案。像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的名句,毕竟是凤毛麟角。韩愈就曾经说:“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7]。昌黎先生认为科场文学是存在应试的成分的,并不能发挥出士子的所有个人才能和才气,对于应试者不得不屈就于省试诗的要求一事,韩愈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

科举试文“琢雕绮言与声病”,这种“工于语言”、“浮艳声病”的诗文缺乏生机,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生长机制,只有在符合封建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发展,由于这种极其严格的用韵等要求,使得考试者不得不非常小心以免错韵。“诗赋取士”在一定程度上还抑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一直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科举重“诗赋”就会忽略了对于经济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更不会考虑经济人才选拔,那么封建时代的经济就只能一直靠着经验型的农民来维持农业经济的稳定。定期被选拔上去的人才成为了官僚体制里的一分子,造成官僚体制越来越臃肿,而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却一直没有改变,当商人有了钱想要提高地位而利用钱财捐官,就会造成官僚机构的不纯洁性和不作为性,而逐步成为一个缺少核心的空壳。

唐代“诗赋取士”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统治者对于武官选拔的重视程度。武臣选拔,除门荫入仕和军功入仕以外,还有就是通过科举入仕,虽说按考试内容不同大致分两类,一是武勇、兵略,目的为了选拔武臣,二是诗赋杂文等,就是明经、进士科,目的在于选拔文官,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并不拘泥于文武的形式区分,也就是说选拔的武官考试的内容与选文官的内容相差无几,而且通过文举制科入仕的多是任高级武职,那么就不得不对这帮武臣卫国能力方面产生一定怀疑了。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P147.

[2]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180.

[3]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卷689.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P430.

[5]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P83.

[6]张顺徽.二十五史三编[M].李慈铭《旧唐书札记》,长沙:岳麓书社,1995.

[7]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167.

作者:杨安媛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诗刊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