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桓迁徙与农耕文化的交融范文

一、乌桓第一次南迁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

汉击乌桓的原因，应该是乌桓在汉、匈奴之间依附不定所致。也有乌桓部众擅长骑射，汉恐乌桓过于强盛之故。此后，乌桓多次侵犯汉幽州地进行报复，“后数复犯塞，明友辄征破之”。直到汉宣帝时，乌桓与汉朝关系才重新缓和，乌桓亲近汉而疏远匈奴，助汉戍边。王莽时期，征召乌桓骑兵攻击匈奴，征召的乌桓骑兵的妻儿均羁押在郡县做人质。乌桓骑兵水土不服，又担心长期戍边而不休，因此多次向王莽请求，允许乌桓部众回归家园。“莽不肯遣”，乌桓骑兵遂自行散去，返回途中，劫掠郡县。新朝郡县官吏尽杀居留的乌桓人质。乌桓“由是结怨于莽”。匈奴乘机向乌桓抛出橄榄枝，“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这样匈奴通过对乌桓上层封官，对下层拉拢的策略，与乌桓联合，不断地侵扰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郡。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攻破匈奴左地，鉴于过去乌桓曾随匈奴屡次侵扰汉朝边境。汉武帝做出了迁徙乌桓部众的决定。乌桓部众被汉南迁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是历史上乌桓的第一次大规模内迁，也可以说乌桓是经过许多年后重返故地。因为上述五郡，始建于燕国良将秦开北逐东胡千里之后，而如前所述乌桓是东胡的后裔。乌桓难忘汉初的东胡被匈奴击败，其时乌桓是东胡部族。乌桓的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城古城，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这些地方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属于半游牧半农耕区域。当中原王朝强大并占领这一地区时，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随即推进到这里。而当中原王朝势力衰弱时，游牧部落彪悍的骑兵南下此地则变为游牧的草场。这一区域可以推定是中原王朝的农耕与北方民族的游牧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混合过渡地带。当然这一区域也是不同生产方式所代表的两种文明彼此交流冲突与相互融合的地带。

正是因为乌桓处在这样的地域，在此地驻牧过程中有利于吸收农耕文化，学习如何耕种土地，通过利用土地得到农耕的更大收益。据史书记载乌桓有早期农业，“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做白酒，而不知作麴糵”，乌桓的农作物耕种主要是乌桓妇女在进行，有史料记载妇女要日常采摘食物，但在乌桓农耕与游牧相比农耕应该处于次要地位，因为“米常仰中国”，日常餐饮为“食肉饮酪”。东胡被匈奴击破后，余部散为乌桓与鲜卑，乌桓在鲜卑之南，游牧居住的区域与农耕民族接近，因地域的优势，乌桓与汉民族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多于其他游牧部落。当然乌桓与中原汉民族的交流不总是和平的，也有劫掠的时候，“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扶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乌桓的妇女还会从事一些家庭纺织手工业，“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文绣即是绣花，刺韦即是以皮革缝制衣服与帐篷。马长寿先生推测，乌桓妇女绣花所用的丝线应该是来自于中原。“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帼步摇”，乌桓妇女出嫁时，要佩戴头饰，当时在乌桓应该有金银制造业，此外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林幹先生认为，当时乌桓已经有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冶铁业，从考古实物来看乌桓部众的冶铁技术相当精湛，给予中原深刻影响。

二、乌桓的第二次南迁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

汉王莽建立新朝后，由于实行错误的歧视游牧部族的治边策略，致使乌桓叛汉，转而与匈奴重新联手，进而侵扰北部边郡。乌桓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暂时中断。王莽新政权覆灭后，乌桓与割据势力卢芳联手，大举侵犯新生的东汉王朝政权曾经收复的北部边郡。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朝后，随着国力的强盛，视线逐渐转移至北疆边郡。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上层贵族争继单于大位，纷争不休，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此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匈奴实力迅速大减。乌桓与匈奴本就有灭族的深仇大恨，当下乘此天赐的良机，出兵攻击匈奴，匈奴遂退却数千里远遁至漠北。塞外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对汉朝缓和北疆边郡承受来至北部游牧势力的压力极为有利。汉光武帝抓住有利时机，对乌桓实行封赏策略，“帝乃以币帛赂乌桓”，在之后的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以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的乌桓各郡大人922人归附汉朝，这一事件史书上记载为“率众向化”，郝旦等一干乌桓大人，来到当时的京城洛阳，朝拜汉天子，并向汉朝朝贡，贡品有:奴婢、牛马、弓、虎豹、貂皮。在汉王朝“赐以珍宝”的厚赏下，乌桓各部，纷纷表示“愿留宿卫”;光武帝大喜，下诏书给乌桓诸大人封官嘉奖。诸部乌桓被汉王朝“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并允许受汉爵位的乌桓大人率领其部众，入塞居住。这些居住地广泛分布于汉王朝的北疆，具体包括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之地。这就是乌桓部众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这次迁徙的区域除去第一次迁徙的五郡外，又新增加了广阳、代、雁门、太原、朔方等五郡。从这些边郡所处的地理区域来看，乌桓这次的迁徙区域几乎遍布当时东汉的整个北部边疆，这些汉王朝的辖境涉及今天的东北大凌河流域、京津地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与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等区域。可见乌桓的这次迁徙比第一次迁徙涉及地域范围更加广大，同时较第一次迁徙更为深入中原地区。例如，乌桓部众迁徙于太原郡。根据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匈奴中郎将张耽与度辽将军马续大破乌桓于通天山(即今山西石楼县之石楼山)事件，可见当时西河郡也有乌桓部众。汉光武帝初年，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致使边郡一带，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代郡以东受害最深。究其原因乃乌桓诸部众于西汉武帝时期，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边郡处，“居止近塞”乌桓骑兵早上从居住的“穹庐”出发，傍晚即可到达汉朝的边城。故而可以对边郡发起频繁的侵袭。当时以上谷郡外的白山乌桓为最强，称其为乌桓诸部之首。后来，匈奴因为天灾人祸，实力迅速衰落，乌桓与汉夹击匈奴，匈奴大败，远遁漠北，乌桓终于报了西汉初年东胡被击溃灭族之仇。这时，也是乌桓崛起称雄的良机。但汉朝不会让北部边疆再现强敌，光武帝刘秀通过封爵厚赏的策略笼络乌桓，授汉朝爵位、官衔给乌桓首领，使其首领纷纷率领部众入居塞内，广泛分布于汉北边十郡，协助汉边郡官兵戍边，以及协防北匈奴和鲜卑南侵。此时刘秀听取班彪的建议，复置护乌桓校尉一职，管理监领入居缘边各郡的乌桓部众。鉴于乌桓骑兵骁勇善战，汉朝从归附的乌桓部众中选拔特别精于骑射者组成归州郡统领的骑兵，号称“突骑”。《后汉书》李贤注:“突骑，言能冲突军阵”。林幹先生认为:“突骑‘是作战时能起冲锋、突击和摧陷敌阵作用的骑兵队伍。’”突骑的战斗力是异常惊人的，对此，光武帝刘秀曾大加赞赏:“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耶!”

乌桓分布的各个州郡，均有乌桓突骑。突骑分别听命于各州郡的牧守，听从调遣四处征战，甚至听命而互伐。乌桓南迁，游牧于乌桓之北的鲜卑也随之南下，乌桓迁居汉边郡后，鲜卑部众遂占据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当时，乌桓部众不是全部归附汉朝，还有一部分留在塞外。随着鲜卑势力的逐渐壮大，留在塞外的乌桓渐有被鲜卑吞并之事。当然，塞外乌桓不会坐以待毙，渔阳郡塞外的赤山乌桓，先降鲜卑，后又叛之。赤山乌桓在塞外颇有威名，经常侵扰上谷郡。这样就发生了著名的赤山乌桓事件。汉辽东太守祭彤联合鲜卑大人偏何夹击赤山乌桓，大破之。马长寿先生认为:“赤山之役是塞外鲜卑战胜乌桓的主要关键，从此乌桓在塞外的威名转为鲜卑所代替”。乌桓既败，漠南的许多地区逐渐被鲜卑占据，留在塞外的部众逐渐融入了鲜卑。乌桓与鲜卑相比，较早接触中原农耕文化并受其影响，是因为乌桓部落游牧的区域更接近中原的缘故。中原王朝以农耕立国，在稳定地统治中原地区后，中原王朝更加关注边疆地区的稳定，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如果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方是上策。中原王朝在汉武帝与汉光武帝时期两次使乌桓大规模南迁，造成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深度融合，不仅在农耕生产方面，在精神文化方面也受到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乌桓部落逐渐被中原农耕文化感染、影响，直到东汉末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与上谷乌桓大人难楼分别以汉王朝的官制称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则自称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自称汗鲁王。从乌桓诸大人均称王这件事，可见其受中原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

三、乌桓第三次南迁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

乌桓的第三次大规模向内地迁徙发生在东汉末年，曹操在与袁绍争夺北方控制权的战争中获胜后，袁氏残部在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乌桓处寻得庇护。鉴于此前，乌桓曾数次参与北方军阀的混战，因此曹操要谋求北部地区的长久稳定，必须北征三郡乌桓。曹操在征服三郡乌桓后，随即迁徙近塞乌桓万余落，入居中原。内迁之后的乌桓部众分布在曹魏有效管理的州郡范围之内，等同于曹魏治下州郡的编户齐民。乌桓迁徙中原部众中的青壮年被编入骑兵队伍，随着曹操征战四方，为曹魏政权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曹操平三郡乌桓时“首虏二十余万人”，准确说这二十余万人中有“胡”也有汉。东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中山相张纯极力鼓动太山太守张举自立为王，公开叛汉。对张举说“吾今欲率乌桓奉子为君”。［9］(P．707)张举受其蛊惑二人“遂共率乌桓作乱”。袁绍在与公孙瓒作战时，曾借助乌桓骑兵。袁氏被曹操战败后，袁尚率官吏、百姓投本乌桓，其时“幽、冀吏人本乌桓者，十余万户”。

三郡乌桓联合，也有抵御北方强大的鲜卑的原因。曹操的北征乌桓的军事行动，打破了乌桓形成统一部族的趋势，加快了乌桓融合于汉民族与其他内迁游牧部族的进程。东汉初年，乌桓南迁十郡，因所处区域以及各郡及中央，征召乌桓突骑的原因，各郡乌桓各自为政，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再经过第三次向中原迁徙后，乌桓部族与周边的农耕民族、其他游牧部族的融合大大加快。最终，乌桓之名，不再见于史册。在同一地域的历史舞台上汉王朝与乌桓不断进行着冲突与战争，这是古代中国不同生产方式的族群之间进行的交往活动，也是不同生产方式之间蕴育新的文化的一种交融机缘。乌桓作为一个部族三次迁徙对其融入其他民族有其民族融合的历史意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则是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关键所在。乌桓的三次大规模内迁，地域愈来愈往西及南扩展，这样大大加速了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乌桓部落所处的地域位置，使得其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融的频繁度优于同时代的其他北方游牧民族。进而使得乌桓部落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融、民族融合早于当时的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民族的融合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被融合者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升到融合者当时具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水平问题。这是民族融合最基本的规律”。

因此，民族之间的融合是从事游牧的乌桓部族与从事农耕的汉民族之间的融合，也就是说，乌桓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文化在历史上是彼此交融的。所以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汉化”与“胡化”是同时进行的，不同生产方式的文明是互动的。乌桓部众迁居郡内，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很多汉民为躲避战祸，逃至乌桓。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迁徙。引起民族迁徙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民族迁徙，会促使彼此文化的交融直至融合。探究我国古代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离不开研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不同生计方式为生存手段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汇。因此，以不同生计方式为生存手段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在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者：张慧聪 单位：内蒙古大学 外国语学院